明与后金爆发战争以后，双方在辽东地区的马市等正常贸易往来基本中断，这给后金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银贱而诸物腾贵”，一匹蟒缎价值约150两，一匹布价值9两。为解决物质需要，后金政府广开贸易渠道，大力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贸易往来。
　　6.1.1 后金与明朝北边军镇的互市
　　自天聪初年起，皇太极即积极谋求恢复与明朝的物资交易，提出每年以人参、貂皮、东珠等换取明朝出产的缎布等物。因明与后金处于战争状态，皇太极转而利用与明保持联系的蒙古部落代为与明进行贸易。后金天聪九年(1635)，蒙古喀喇沁部耿格尔等人携后金所发库银，赴明朝北边“以库银与明国人贸易，得蟒缎及素缎”而回。八旗各部也在后金政府组织下至明朝北边张家口、杀虎口等地贸易。这种贸易活动虽非定期、正式的关市贸易，但大体每年进行一次，而且均由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出面，以防明朝边吏阻挠。贸易得来的缎布等纺织品主要用以赏赐。
　　6.1.2 后金与蒙古部落贸易
　　后金与蒙古贸易，一方面是获取牛羊等畜产品，更主要的是用银两换取蒙古通过受赏或贸易从明朝得到的纺织品等手工业制品，实际上是与明朝进行的间接贸易。贸易地点主要集中在土默特部的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崇德三年(1638)七月，皇太极命八旗各主旗贝勒及公以下、梅勒章京〔1〕以上官员共出银24435两、貂皮122张、貂皮罩3件、雕鞍4副，前往土默特部进行贸易，换回蟒缎、妆缎、倭缎、石青素缎、洋缎、龙缎、闪缎、彭缎、帽缎、绸子、佛头青布等各种纺织品共4000多匹，还有很多缎、布制成品和各种纸张、茶叶及马匹、骆驼。除马匹、骆驼外，其他纺织品、纸张等，显然非土默特所产，而是来自明朝内地。
　　在交易方式上，除用白银购买所需物资外，继续沿用辽东马市上以物易物的方式。用人参、貂皮等土特产通过土默特部来间接换取后金(清)短缺的纺织品、纸张等物资。
　　6.1.3 后金与女真各部贸易
　　女真各部间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在后金(清)时期，贸易范围有所扩大，清廷不仅与东部瓦尔喀、北部虎尔哈，还与黑龙江中、上游索伦各部进行贸易。各部伴随贡貂与后金(清)进行经常性、大批量的貂皮贸易，而且贸易额要大大超过贡貂数额。清廷利用通过贸易得来的纺织品换取女真各部的皮张及其制品，除部分消费外，大多用来与明朝及朝鲜交换所需物资特别是纺织品，所以后金(清)成为女真各部与明及朝鲜进行贸易的中介。
　　随着瓦尔喀各部与后金联系的加强，在进贡貂皮的同时，将貂皮卖给后金，已成为瓦尔喀部貂皮输出的唯一渠道，而在这种交易中往往带有以势压价购买的不平等贸易性质。贸易最频繁、数量较大的是同松花江下游地区虎尔哈部的貂皮贸易。天聪九年(1635)十月，虎尔哈部托科罗氏等五姓共贡貂皮477张、元狐皮1张，而随带前来贸易的貂皮有796张，貂皮筒276件，灰鼠、狐、水獭等皮1200多张，还有皮端罩、皮褥子等皮制品。克宜克勒等四姓携来贸易的貂皮320张、貂皮筒193件，其他皮张51件、皮制品15件。〔2〕崇德三年(1638)正月，虎尔哈部松花江人羌图礼等164人贡纳貂狐皮共计1336张，同时皇太极与八家贝勒用8328匹佛头青布换取貂狐等皮548张、貂皮筒607件，其他皮制品5件。〔3〕贸易的数量与价值远远超过贡纳的数量及价值。
　　除各部前来朝贡同时进行贸易外，满洲八旗还集体组织前往黑龙江、嫩江等地用佛头青布交易貂皮。崇德三年(1638)十一月，除镶红旗外的其他7个满洲八旗旗分，派人至黑龙江共换取貂皮1899张，因八旗以旗为单位进行交易，除正黄、镶黄2旗各购得400张左右貂皮满足了需求，其他5旗又在嫩江地区购得貂皮428张。〔4〕同年，索伦部落22个村屯总计进贡貂皮1124张，其中萨哈尔察部巴尔达齐属下9屯共贡貂379张，而其用来交易的貂皮则多达1250张。〔5〕
　　〔1〕清朝官爵名。清初官爵名多沿袭明朝旧称，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易满语，改副将为梅勒章京。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将作为爵名的梅勒章京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1723)，定“阿思哈尼哈番”的汉字为“男”。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5〕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179-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