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原本地处欧洲，与中国既不接壤，亦无往来。15世纪末16世纪初，统一的沙皇俄国建立后，为满足封建贵族和商人对土地与商业利润的渴求，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沙俄政府在勒拿河畔建立雅库次克城，作为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据点。至16世纪末叶，俄国势力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相邻的中国黑龙江地区。至16世纪晚期，沙俄开始大举向东扩张。17世纪中叶沙俄东侵加剧之际，正值明亡清兴之际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而无暇东顾。在沙俄政府支持下，以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为首的哥萨克〔2〕武装匪徒，先后侵入黑龙江流域，他们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面对沙俄侵扰，清政府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多由当地少数民族自发进行抵抗。面对拥有先进火枪大炮的沙俄侵略者，东北边疆各族人民毫不畏惧，以原始落后的弓箭刀矛，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并积极配合清军打击侵略者。在雅克萨战争期间，各族军民密切配合，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彻底胜利，驱逐了沙俄侵略者，保卫了东北边疆。
　　6.4.1 黑龙江流域军民抗俄斗争
　　6.4.1.1 雅克萨战争前黑龙江流域军民早期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雅克萨战争之前，为早期抗俄斗争时期。面对沙俄的武装侵略，达斡尔、赫哲等部族在其酋长或头人带领下，主要以氏族和村寨为单位自发组织抵抗。最初的抗俄斗争多各自为战，后逐渐走向联合作战；抗俄斗争的作战方式也是灵活多样，既有坚守城寨抗击敌人，也有全体转移、坚壁清野以断绝其食物来源；既有伏击小股敌人，也有袭击沙俄侵略者驻地，围攻其据守寨堡；既有单独作战，也有与清军及朝鲜鸟枪兵配合作战。尽管各族人民为抗击沙俄侵略者、保卫家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也使沙俄侵略者伤亡惨重。〔3〕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早期抗俄斗争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莫尔迪奇村、古伊古达尔和乌扎拉村等几次战役。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沙俄驻雅库茨克〔4〕的军事长官戈洛文派遣波雅尔科夫率领一支132人的俄国远征队前往黑龙江流域探险，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沙俄匪徒闯入黑龙江流域，沿途遭到东北边疆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
　　莫尔迪奇村之战：崇德八年(1643)，波雅尔科夫率领132名俄国远征队从雅库次克城堡出发〔5〕，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波雅尔科夫一伙沿勒拿河、阿尔丹河到达精奇里江(结雅河)。随后，沿精奇里江下行至黑龙江，又顺黑龙江下达松花江，接着进入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之间。
　　波雅尔科夫一伙在精奇里江达斡尔族居住地肆意掳掠，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奋起抵抗，他们拒绝给沙俄侵略者提供粮食。后波雅尔科夫派“五十人长”彼特罗夫率70人到莫尔迪奇村抢粮，并绑架了科尔帕和多西酋长以进行勒索。为保卫家园，达斡尔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集合起来，从寨里和地道里袭击尤什卡(彼特罗夫)等。许多人进行出击，许多骑手从田野奔袭而来，与他们进行了一场鏖战。在鏖战中有10名军役人员身受重伤，不能离寨逃走，呻吟寨下，苟全性命。……其余所有军役人员也都受了伤，被围困在寨子附近的一座帐篷里，受困3天，到了第4夜，才从寨子逃脱，退往乌姆列坎河口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处。”〔6〕侵略者有10人被打死，50余人被打伤，残部狼狈逃窜，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自发的武装抗俄斗争。由于不断遭到当地达斡尔等族的反抗和袭击，波雅尔科夫一伙既得不到粮食供应，也不敢再外出抢粮。
　　顺治元年(1644)，当波雅尔科夫沿黑龙江两岸掳掠时，又遭到当地赫哲等族抗击。一次，波雅尔科夫“派遣十人长伊列伊卡·叶尔莫林带领25名军役人员和渔猎人去探听”通向大海的通路，返航时，“在离瓦西里还有半日路程的地方，停下来过夜。许多久切尔(赫哲)人集合起来，偷袭伊列伊卡及其同伙，将其全部打死，只有两名死里逃生。”〔7〕在黑龙江口，波雅尔科夫一伙也遭到费雅喀族的抗击。在黑龙江下游各族人民的打击下，波雅尔科夫侵略者处境艰难，经过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波雅尔科夫所部损失惨重，有近80名侵略者丧生。顺治二年(1645)夏，波雅尔科夫率残部由乌苏里江顺流而下直达海口，然后海路由鄂霍次克海返回雅库次克。
　　顺治七年(1650)，以勒拿河畔的哥萨克盐商哈罗菲·哈巴罗夫为首的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地区，遭到当地达斡尔等族强烈反抗。为抢劫粮食，一部分哥萨克进攻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城，阿尔巴西率领达斡尔人坚守城寨，英勇抗敌，“达斡尔人一听到危急消息便从四郊纷纷赶来。俄国人被击退，被迫后撤，有四人死亡。”〔8〕后哈巴罗夫率援军赶到，因力量相差悬殊，阿尔巴西被迫弃城突围，许多达斡尔人为保卫家园而英勇牺牲。
　　古伊古达尔之战：顺治八年(1651)，哈巴罗夫率军进攻古伊古达尔头人住地，达斡尔人英勇还击，“从城上挽弓射箭，乱箭纷纷下落，布满整个田野，好像‘田地里长满了庄稼一般’。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一直打到黎明。”〔9〕城破后，达斡尔人又以大刀、长矛与俄军展开白刃战，共有661名达斡尔人牺牲，哥萨克也有4人阵亡，45人受伤。
　　乌扎拉村之战〔10〕：顺治八年(1651)，哈巴罗夫匪帮侵入黑龙江下游，又遭到当地吉切尔和阿枪(赫哲)等族反抗，“当哥萨克企图乘小船靠近河岸时，土著居民忽然出现在岸上，开始交战”。后又乘大批哥萨克外出捕鱼之机，“一大群吉切尔人和阿枪人突然在黎明时分从隐蔽处涌出来，奔向城堡”〔11〕，攻打俄国人过冬的阿枪斯克(乌扎拉村)城，战斗持续了约两个钟头；由于武器简陋，难以对抗俄军的火枪大炮，进攻遭到失败，有117人牺牲；俄军也有5人受伤，1人被打死。〔12〕顺治年间虽进行多次征伐沙俄的军事行动，但始终未能把他们彻底驱逐出境。
　　6.4.1.2 军民联合抗俄时期
　　顺治九年(1652)，宁古塔章京海色、捕牲翼长希福等率领清军600人与吉切尔500多人和其他异族人，向哈巴罗夫盘踞的阿枪斯克(乌扎拉屯)城堡展开了猛烈进攻，“博格德(满洲)汗的军队，全都是披甲骑马的。进攻开始了，从墙后打了一整天，从凌晨打到日落”。但因指挥失误〔13〕而失败，参战清军及各族人民阵亡676人，遭受重大伤亡，俄军有8人被打死，76人受伤。〔14〕但此战给沙俄侵略军以极大震慑，并沉重打击了哈巴罗夫一伙的嚣张气焰；甚至，还发生了哥萨克十人长伊凡诺夫组织的哗变，有136人脱离哈巴罗夫；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志。
　　哈巴罗夫归国后，由斯捷潘诺夫接替其位置。清政府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将居民大批内迁以断绝哥萨克粮食来源，并不断增加清军数量，修筑堡垒，使沙俄侵略军陷入困境。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宁古塔昂邦章京〔15〕沙尔虎达率领清军、黑龙江各族军民及朝鲜鸟枪兵在松花江与抢粮食的斯捷潘诺夫一伙相遇并展开激战，“‘中国军队装备着整齐的火器’，携枪带炮，……哥萨克在冲击中有许多人挂了花。”〔16〕顺治十二年(1655)，明安达礼统率“一万名中国正规军队，装备着各种火器，携带着大炮和火绳枪”，在当地达斡尔等族配合下，包围了俄军盘踞的库马拉(呼玛尔)城，打死了准备伐木造船的20名哥萨克，开始“轰击城堡，并射出火药箭”，轰击持续了一天一夜，又对城寨发起了猛攻，后清军因粮饷不继而在围城三个多礼拜后撤军，〔17〕但也给敌人以打击。同年，以米哈伊尔·索罗金和雅科夫·索罗金为首的300名俄国侵略者，窜到黑龙江上，“其中四十人被久契尔人所杀，其余的人死于饥馑”。〔18〕
　　顺治十五年(1658)，沙尔虎达率领黑龙江流域各族军民及由朝鲜调来助战的鸟枪兵等共1400人，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与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500余名沙俄侵略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在此次战斗中，专差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等270人全被打死。幸存的军役人员，有的逃入山中，有的乘斯巴斯克号船同参加征战的人共227人逃走。”〔19〕其残部继续在黑龙江下游及海上抢劫，“在海上他们又被中国人袭击，被彻底击溃，只有不多几个人幸免于难”。〔20〕
　　东北边疆各族军民经过英勇奋战，使沙俄侵略者遭受沉重打击。至顺治末年，在各族人民及清军打击下，沙俄侵略者或被击毙，或被俘获，或冻饿而死，〔21〕“逃跑者中，大部分逃亡到雅库次克，只有十七名逃跑的哥萨克成为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哥萨克。”〔22〕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基本被肃清，据记载：“十年里，到阿穆尔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人，也都死在那里了。”〔23〕东北边疆特别是黑龙江各族军民在反抗外族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方面的功绩是永垂青史的。
　　6.4.1.3 雅克萨战争期间抗俄斗争
　　经过入关前及顺治年间东北边疆各族军民的英勇抗击，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消灭，余下者则逃往尼布楚等地。康熙四年(1665)冬，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侵入黑龙江上游，占据并重建阿尔巴津(雅克萨)城，沙俄侵略者卷土重来，以雅克萨为据点，四处烧杀抢掠。沙俄再次入侵黑龙江及四处扩张，令清政府深感不安，但因此时清廷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而无暇北顾。康熙帝通过外交途径向沙俄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沙俄政府不仅对清政府的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而且继续增兵雅克萨，并任命托尔布津为雅克萨军事长官，指挥沙俄侵略军，“肆掠黑龙江边境，又侵入净溪里(精奇里)、乌喇诸处，筑室盘踞，……而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旁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24〕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逐沙俄。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及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官兵4000余人围攻雅克萨城。经过10天激战，俄军“一百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火药和铅弹，皆已告罄”。〔25〕在此情况下，托尔布津被迫率众投降，清军收复雅克萨城，取得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但由于清军仅烧毁了寨堡及附近村庄，未在雅克萨设防，也未收割附近庄稼。在清军撤走不久，从尼布楚派来的由拜顿率领的增援部队和托尔布津所率旧部及新招募人员又一次侵入雅克萨，收割庄稼，重建城堡。清政府得知沙俄侵略者重返雅克萨后，立即决定出兵反击，康熙帝颁发谕旨：“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26〕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萨布素等率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以东北“新满洲”驻防八旗为主力的清军在当地各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断绝城中水源，并以大炮向城堡猛烈轰击。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围困，俄军不是被击毙，就是死于坏血病。连托尔布津也被炮火击中，重伤而死。至十一月底，“守军人数已减少到一百一十五人”。〔27〕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沙俄侵略军“只剩下了六十六人”〔28〕，且弹尽援绝。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接受清政府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清军遂奉命撤围，历时2年之久的雅克萨战争以东北边疆诸部族军民的胜利而告终。〔29〕经过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遏止了沙俄的侵略势头，保障了东北边疆安全，维护了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也保障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畅通。
　　6.4.2 中俄边境贸易的形式
　　俄国的武装入侵，不仅使中俄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也随之出现了中俄间的经济联系。俄国侵入黑龙江地区后，一方面为了满足来到这里的俄商发财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决物资匮乏的困难，迫切希望与当地中国居民进行贸易。〔30〕而地广人稀、气候严寒、交通闭塞、物品单一的黑龙江边境地区居民亦同样具有交换产品的实际需求。
　　由于沙俄对中国的侵扰，清廷与沙俄关系长期处于比较紧张或者冷淡疏远的状态，经济交流并不密切，只是在边境地区有一些小型的交易活动。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边境贸易，主要地点是雅克萨、尼布楚和达赉湖。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俄国使臣经中国东北前往北京和从北京返回时，与沿途居民进行的贸易。〔31〕双方交易的方式多是以物易物。从中俄文献中，未发现有关约束双方贸易的条规或文件及因此而处理的刑事案件等资料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讲，中俄之间存在的貂皮贸易即属于非法行为。
　　6.4.2.1 早期边境貂皮贸易
　　17世纪下半叶，由于产自北美地区毛皮的竞争，俄国商人失去了其欧洲市场，被迫将目光转向东方，早在顺治十年(1653)，俄国商人就曾谋求开展与东北满族等各部族的毛皮贸易活动。而清代貂皮十分走俏，价格暴涨，出现了中俄商人私下进行的一些毛皮贸易。据记载，康熙九年(1670)，约有50名中国内地商人前往尼布楚，易取俄国人的毛皮。蒙古喀尔喀部属下的一些巴尔虎人，也时常携带自己的牲畜，来此换取俄商的毛皮。〔32〕同时，一些俄国商人也携带着毛皮，从尼布楚南下，沿额尔古纳河到达呼伦湖地区，然后继续南下，经张家口，把他们的毛皮运至北京出售。康熙二十三年(1684)，甚至在中俄边境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一些俄国商人还冒着风险，把毛皮运到呼伦贝尔地区出售。不过，这些贸易活动都是非法的，只是在私下偶尔进行，规模、数额不大。可见，此时期中俄双方的边境贸易处于无政府管理阶段。尽管由于中俄边境冲突频繁，此时期双方贸易关系非常脆弱，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且贸易规模也很小，〔33〕但中俄边境贸易的实际存在已经成为双方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基础。
　　6.4.2.2 齐齐哈尔中俄互市贸易
　　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俄国商队主要经由尼布楚、齐齐哈尔路线前往北京，〔34〕这样，俄国商队在途经齐齐哈尔时便可以与当地东北诸部族进行商品交换和互市贸易。
　　此外，俄国商队还直接来齐齐哈尔进行贸易，其具体贸易情况，可以根据中国方面有关档案资料整理如表6-1。
　　从表6-1可以看出，中俄齐齐哈尔互市贸易规模一度有所扩大，尤其在雍正五年(1727)更是达到高潮。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恰克图条约》签订后，齐齐哈尔作为法定商埠的使命已经结束，中俄贸易主要地点移至恰克图、库克多博(条约规定为尼布楚)。但黑龙江地区的中俄贸易从未间断过，俄国商队前往北京贸易往返齐齐哈尔时，仍然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另据资料记载，巡边时的双方卡伦贸易，一直延续至19世纪50年代。〔35〕
　　6.4.2.3 签约后的边境互市
　　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关系开始趋于缓和。沙俄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遣使赴北京，要求开放中俄贸易，清政府同意“满洲对俄国开放贸易，允许派商队到北京去”。这种贸易活动，主要是由俄国商人按照中国的需要备货，从尼布楚出发，经齐齐哈尔，然后转往北京出售。一般是每隔一二年，俄国派出一批商队，携带貂、狐等皮张，经东北至北京，换取中方的绸缎、棉布等物资。
　　当时，在齐齐哈尔和额尔古纳河西岸，也有一些小规模的边境交易活动。康熙五十二年(1713)，流放至卜魁(今齐齐哈尔市)的清代流人方登峄、方式济父子，记载了在卜魁的中俄贸易活动。方登峄记载，俄罗斯国“其边界泥朴处(尼布楚)城，与艾浑接，水陆道皆通，岁至卜魁互市”。《龙沙纪略》记载了此种互市贸易情形：每当“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统一，宿江之西。官居毡幕，植二旗于门。衣冠皆织罽为之……所携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类。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36〕可见，双方交易的商品种类主要是：俄国人携带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类，从中国交换缣布、烟草、姜椒、糖饧等物品。另外，方登峄在乐府《老枪来》中也描述了这种贸易状况说：“老枪(指俄国人)来，江边滚滚飞尘埃。七月维秋，鬻彼马牛。马牛泽泽，易我布帛。大车是将，爰集于疆。”〔37〕
　　6.4.2.4 卡伦〔38〕巡边互市贸易
　　另一种交易活动，是在巡边官兵中进行的互市贸易。每年五月，清政府规定例由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各遣大弁，率队巡边”。巡边时，东北八旗官兵除携带必要的辎重粮秣外，还多随身携带一些物品，在格尔必齐、额尔古纳、墨里勒克、楚鲁海图等处及各卡伦，当中俄双方官兵相会时，经常各以所携之物，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动，特别是换取巡边所需的交通及生活等必需品，逐渐形成卡伦贸易。每逢巡边时，“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39〕至嘉庆年间，“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与之饮，一手揽其手中物，酒尽物亦得，或从而鞭之，不则酒为骗去。然其所有不过佩刀、妆镜、铁盘、桦皮斗及羔、獭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远胜此地。”〔40〕可见，这种交易数额是十分有限的。但因当时巡边活动，多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其艰辛可想而知。正是通过卡伦贸易，巡边官兵得以在交易中获得所需物资，从而克服困难，完成充满艰险的巡边任务。
　　从互市贸易换得的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对改善东北沿边地区经济生活，推动捕鱼及狩猎生产发展，繁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集市贸易均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卡伦贸易每年一次，且“无远省之商，无奇技之货”，但历届黑龙江将军均较为关注，清帝对此也多有谕旨，从而使卡伦贸易自始至终都服从服务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雍正五年(1727)《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确定恰克图和楚鲁海图作为中俄边境贸易城市，在齐齐哈尔城中的中俄每年一次的互市活动停止，但边境巡边士兵间的交换活动仍在继续。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政府在中止恰克图贸易的同时规定：“与俄之间，从前黑龙江原有贸易之事，偶或有之，亦不过卡座人等(指巡边哨兵)交易零星物件。”此后，俄方如果“多带货物来黑龙江贸易者，自当严惩。若卡座人等照旧与俄罗斯交易零星物件，不必禁止。”〔41〕但也是时开时关，乾隆四十三年(1778)，黑龙江将军傅玉奏请停止卡伦贸易，但为避免引起俄方不必要的猜疑，乾隆帝未同意。可见卡伦贸易规模虽小，却是十分敏感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清政府再度中止恰克图贸易时，又命黑龙江等三城官兵巡查俄罗斯边时，不准带货私易。同年五月，重开恰克图贸易，黑龙江巡边官兵的交换活动也随着“一体开通”。九月，即有俄人17名，赶马50多匹并携带皮张等物，与清朝巡边士卒互市。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东北地区与俄国之间，主要是这种规模较小的边境交易活动。〔42〕卡伦贸易从交易量来说，在整个中俄贸易中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延续了170年左右，对稳定中俄关系及维护东北边境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此外，俄罗斯人还参加黑龙江地区的集市贸易——楚勒罕〔43〕：从康熙年间开始，草青时，“各蒙古部落及虞人〔44〕胥来通市，商贾移肆以往”〔45〕；市集上“皮张山积，商贾趋之若鹜”〔46〕。
　　6.4.3 中俄边境贸易的特点及影响
　　从以上可见，黑龙江对俄开放后，与《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相比较，中俄边境贸易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贸易形式的多样化。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中俄在黑龙江地区贸易主要有三种形式，即齐齐哈尔的互市贸易、双方边界的卡座贸易〔47〕(卡伦贸易或巡边贸易)、黑龙江上游及下游中国少数民族同俄国哥萨克和俄美公司的贸易〔48〕。其二，中俄两国边境贸易进入政府管理阶段。双方规定到齐齐哈尔贸易者须持有伊尔库茨克城和色楞格城所签发的执照，否则中国有权“即行逐回”。但实际上，执“尼布楚城执照前来贸易者络绎不绝”。〔49〕另外，据记载，来齐齐哈尔互市的俄罗斯人，“百十为群，一官统之”〔50〕，而《龙沙纪略》则称此时中俄商人“行坐有兵卒监之”〔51〕。可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尤其商埠的出现，中俄边境贸易被纳入了政府管理范围。频繁的经济交流与文化碰撞，不但促使边境贸易更加规范化，而且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维持边疆的和平稳定。
　　总之，清前期，基于中俄双方政治、经济需要，两国边境贸易虽然时有中断，但始终持续着，尤其《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及黑龙江的开放，对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表现为促进中俄贸易包括边境贸易的发展。中俄陆路贸易得到正式承认后，俄国进一步打开了同中国通商的门户。从俄国输入的中国商品，康熙三十年(1691)价值7563卢布，康熙三十五年(1696)增至49300卢布；从中国输往俄国的商品，康熙二十八年(1689)价值14473卢布，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至240000卢布。〔52〕如前所述，齐齐哈尔的中外贸易曾繁盛一时。
　　其次，加速东北地区开发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因军事需要而诞生的齐齐哈尔城，在建城初期，主要职能是北部边疆军事中心。因此，最先出现的手工业是制造为军队服务的铁器、弓箭、火药、皮毛、车马具等的作坊。商业则仅包括为数不多的小坐商和来去不定的串街小贩。康熙三十年(1691)时，全城居民只有2万多。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边疆的和平稳定及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强，尤其通商场所的开辟，促进了黑龙江区域的发展。“入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53〕，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区域货物聚散中心。至嘉庆时期，齐齐哈尔城中，“客居应用无不备”〔54〕。据史料记载，从外省贩至齐齐哈尔的商品，有来自京师的绸缎类、江南的抽机布及贩自京城经奉天而运进的京靛、奉天盐，还有来自吉林的杯、盘、瓮、盎等瓷器，来自江苏洞庭湖之茶叶、奉天之南酒、伯都讷之烧酒等。而齐齐哈尔出碱，可通行吉林；所出卜魁火镰，则甲于内地。黑龙江的土特产，如人参，交官后剩余的，可在市场上交易。有“苏州、山西参商来买者，亦有揽头、刨夫自赴苏州去卖者”。到齐齐哈尔经商的坐商多为山西晋商，铺户多杂货铺，另有行商“卖香囊者，河南人，夏来秋去；卖通草花者，宝坻人，冬来春去”。〔55〕可见，黑龙江开放通商后，齐齐哈尔逐渐成为以其为中心的黑龙江边疆与东北其他地区及关内各地商品贸易往来的主要区域。齐齐哈尔城还出现了以山西商人为主的“十二排”，不但供应官府、旗民以商品，还要肩负社会责任，如有火灾时，“铺头持筹奔救，误者民官(番子章京通称)责之”〔56〕；而娶妇之家所需彩绸、红毡，丧家搭棚所需席片及盘、碗、灯笼诸物，皆由当值月铺户供应，事过见还，即使有损坏遗失，无人赔补，因此，几近义务。至光绪朝中期，齐齐哈尔人口已达到12万人左右。
　　最后，从清政府边疆政策来看，康熙皇帝为了贯彻“长治久安”的方针，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并对俄国有限度地开放黑龙江，这些举措在满足俄国通商愿望的同时，成为中俄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为东北边疆赢得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和平与安宁，因而有利于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57〕
　　〔1〕关于清前期中俄边境贸易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767-1770页；张凤鸣：《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80页；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22页；李济棠：《试论黑龙江地区早期的中俄贸易》，载于东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编《东北经济史论文集》下册，东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1984年版，第1-18页；等等。
　　〔2〕“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原指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的人。后泛称15至17世纪从农奴制压迫下出逃的农民、家奴和城市贫民。他们住在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靠当雇工为生。自16世纪起，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俸禄和相当数量的土地。哥萨克最初聚居在顿河沿岸和第聂伯河下游。随着俄国疆土的扩展，哥萨克相继出现在乌拉尔、伏尔加河下游、中亚细亚、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他们以勇猛善战著称，是沙俄兵力的重要来源，18世纪成为特殊军人阶层。
　　〔3〕参见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251页。
　　〔4〕雅库茨克市是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始建于1632年，距北冰洋极近，是萨哈共和国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中心，居民多以雅库特人为主。
　　〔5〕〔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以下简称《历史文献补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6〕〔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7〕〔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页。
　　〔8〕〔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2页。
　　〔9〕〔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2页。
　　〔10〕〔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5，《平定罗刹方略一》，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八旗通志》，《明安达哩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亦有记载。
　　〔11〕〔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0页。
　　〔12〕〔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0-31页。
　　〔13〕据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3页记载：“亦失涅公爵(指海色)喊道：‘不要放火烧，也不要砍杀哥萨克，要活捉他们！’”在战斗中这样的命令必然会束缚清军的作战行动。
　　〔14〕〔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34页。
　　〔15〕后金天聪八年(1634)定八旗兵官爵名，以原来袭用明朝官名的总兵为昂邦章京。清顺治四年(1647)，改昂邦章京为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1723)，定“精奇尼哈番”汉字为“子”。
　　〔16〕〔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41页。
　　〔17〕〔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2-44页。
　　〔18〕〔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1-142页。
　　〔19〕〔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2页。
　　〔20〕〔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7页。
　　〔21〕参见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60页。
　　〔22〕〔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7页。
　　〔23〕〔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7页注释。
　　〔24〕《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25〕〔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5页。
　　〔26〕《清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丁酉。
　　〔27〕〔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5页。
　　〔28〕〔苏〕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9页。
　　〔29〕参见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263页。
　　〔30〕张凤鸣：《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31〕详见张凤鸣：《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32〕〔美〕费希尔：《俄国的毛皮贸易(1550—1700)》，第44-45页；转引自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卷4，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768页。
　　〔33〕张凤鸣：《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34〕详见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67页。
　　〔35〕〔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4页。
　　〔36〕〔清〕方式济：《龙沙纪略·经制》，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206页。
　　〔37〕〔清〕方登峄：《葆素斋集》，《今乐府三十章之十九·老枪来》，见《述本堂诗集》，载李兴盛，安春杰主编：《何陋居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页。
　　〔38〕卡伦karun为满语，汉意为哨探、边卡、哨所之意。清代典籍多记作喀伦、喀路或卡路。清人《黑龙江外记》亦载：“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俗称卡路。”一般称卡伦，即边防哨所。
　　〔39〕〔清〕方式济：《龙沙纪略·经制》，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40〕〔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41〕《清高宗实录》卷797，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庚辰。
　　〔42〕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768-1770页。
　　〔43〕满语的译音，culgan，意思为“会集”，也称“出勒罕”。
　　〔44〕有的学者认为“虞人”即指俄罗斯人而言。见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于《燕京学报》第25期。张维华等则认为该称呼有指俄罗斯的意思，但不是专称。见《清前期中俄关系》，第171页。有史料称“黑龙江以北，精奇尼江(精奇里江)源以南，虞人鄂伦春地，其众夹精奇尼江以居。鄂尔姑纳河以西，枯轮海以北，鄂罗斯虞人地”。见方式济：《龙沙纪略·方隅》，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据何秋涛考证“虞人”即布特哈，可见，鄂伦春、俄罗斯都具有虞人的称呼。由此可断定，俄罗斯人亦参加“楚勒罕”集会。
　　〔45〕〔清〕方式济：《龙沙纪略·经制》，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46〕〔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3页。
　　〔47〕〔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黑龙江与俄罗斯分界处，岁以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毕齐、额尔古纳、默里勒克、楚尔海图等河巡视，谓之察边。”巡边官兵在巡察边界同时，经常携带货物与俄人进行贸易，主要地点为库克多博、格尔必齐河口附近、额尔古纳河口附近与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墨里勒克等。
　　〔48〕李济棠：《试论黑龙江地区早期的中俄贸易》，载《东北经济史论文集》下册，东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1984年版，第3页。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5页。
　　〔50〕陈侠君辑：《筹鄂(俄)龟鉴》第2卷，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75页。
　　〔51〕〔清〕方式济：《龙沙纪略·经制》，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52〕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53〕〔清〕方式济：《龙沙纪略·屋宇》，载杨宾等撰：《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54〕〔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55〕〔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56〕〔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页。
　　〔57〕参见费驰：《清代东北商埠与社会变迁研究(1644—191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