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位于亚洲东部，濒临太平洋西岸，东部和南部有着1.8万余公里漫长的海岸线。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发明了造船。古书《世本》中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中则认为：“见窾(音kuǎn)木浮而为舟。”《物原》则记有传说中的：“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匏”就是葫芦，“桴”就是渡水用的筏。由此可知人们最早从落叶或枯木浮于水面，受到启发而发明造船，在造船之前曾用葫芦和筏来渡水。至于是谁最先造出第一艘独木船，古籍中众说不一，实际上早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就已开始制作独木舟了，这比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早得多。
　　我国迄今尚未发现石器时代完整的独木船。但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几把雕花木桨，经碳14测定，绝对年代相当于7000年前。而如此精细的木桨绝非最原始的。由此推断原始木桨应当更早些，可能距今8000年或更早一些。进而推之，有桨必有舟，那么独木舟可能在此以前即已出现。同时还采集到一件舟形陶器，可能是仿独木舟的陶制品；此外在陕西宝鸡市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一件彩陶舟形壶；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一件仿方头方尾式独木舟的陶器，距今约5775±120年。这些实物充分证明新石器时代已有独木船，并可能已开始在沿海或邻近岛屿间作短距离的航行。
　　从考古文化遗存来看，源于山东的龙山文化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先民们即已从山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漂过黄海和渤海，将龙山文化的器物和民俗传播到辽东半岛。据林惠祥先生对有段石锛的考证，源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有段石锛在台湾北部有不少发现。根据当时的航行工具和航海技术，人们还不太可能直接横渡台湾海峡，很可能是被大风或海流从闽粤沿海漂航过去的。据中外学者研究，这种有段石锛传到台湾后又继续传往菲律宾，然后再从菲律宾传往苏拉威西、北婆罗洲以至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
　　到了夏代即已具备建造木板船的生产条件。《物原》记载：“夏禹作舵，加以篷、碇、帆、樯。”这虽不能完全可信，但从甲骨文卜辞中已有“凡”字即为帆来看，帆约出现于夏、商之交。据汉代人所记，商末周初时，曾有商的王族箕子出走朝鲜之事。由此来看，商朝先民已能超出近海，发展渤海以东的海上交通了。据后汉王充的《论衡》所记：周时“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音chàng)草”及周成王时“载裳献雉，倭人贡畅”；在西汉的《尚书大传》和《韩诗外传》中亦有越裳献白雉的记载。越裳在今越南北部，倭人指今日本，雉为长羽珍禽，鬯同畅，为香郁芳草。这说明西周时，通过沿海航行与东方的日本和南方的越南已有海上交往。
　　春秋战国时沿海地区航海活动日趋频繁，位于海边的齐、吴、越等国往往利用自己海上优势，相互进行海战。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了莱国，成为控制山东半岛和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西汉古籍《说苑·正谏篇》记，齐景公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春秋末连孔子也想“乘桴浮于海”。位于长江口的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于公元前485年派大夫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结果为“齐军败之，吴师乃还”。位于钱塘江口的越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可见水上活动对越国之重要。越国灭了吴国以后，于公元前468年由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迁都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至战国时越国衰落，于公元前379年不得不再次浮海南下，复迁都至吴(今苏州市)。至公元前323年为楚所灭，从此长江下游亦归楚所有。所以《禹贡》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禹贡》成书于战国末期，它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最早的海上航路。这条航路从北方的河水(黄河)入海口和济水入海口，环绕今山东半岛向南，以达淮水(淮河)入海口和江水(长江)入海口，从而构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海上交通线。向北可以航海通向东北方面今辽东半岛一带的鸟夷；向南可以航海通向今浙江、福建一带。这是我国航海史上最早的一页。
　　从战国末年即公元前3世纪的《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所记风的分类来看，我国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航海者已能利用季风来进行海上航行。这比西方传说中的希巴洛斯和公元前1世纪的埃及商船认识季风都要早两个多世纪。
　　从古籍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沿海已初步形成一批重要港口：渤海西北有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境)，是燕国通海的门户；山东半岛北面有转附(即今芝罘半岛)；南面有琅邪；长江口附近有吴(今苏州市)；钱塘江口有会稽、句章(今浙江宁波市西)，是越国的海港；再往南有东瓯(今浙江温州市)、冶(今福州市)和番禺(今广州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