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南地区经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国力大盛，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到开皇十七年(597年)时，不仅户口大增，仓库充实，而且京城钱库存放不下，甚至堆积于廊庑之下。加上隋代造船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于是促使隋炀帝大力开发南方海外交通，“甘心远夷，志求珍异”。大业元年(605年)派大将军刘方平复交州，经略林邑(今越南东南部)，率军抵达林邑海口，击败林邑王象队。此后南洋一些国家如真腊(今柬埔寨一带)、婆利(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或加里曼丹岛)、丹丹(约在今马来半岛中部)、盘盘(约在今马来半岛北部)等国均遣使来隋入贡，隋朝予以厚礼，并遣使出访。
　　其中以常骏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西岸梅尔博河下游)最为著名。大业三年(607年)常骏等自告奋勇出使赤土国，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他们从广州出发，过越南海岸后，再沿暹罗湾海岸线航行，先望见狼牙须国(今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南达鸡笼岛(今吉兰丹)，然后即达赤土国。他们受到隆重欢迎，有30艘船迎接，敲锣打鼓欢迎。经过月余抵达其都，国王设乐盛筵招待。回程时国王特派王子那邪迦随常骏带了许多回赠礼品来隋，回程中未绕暹罗湾，仅“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直到大业六年(610年)他们到达弘农(今河南灵宝)谒见隋炀帝，受到大量赏赐。常骏等回国后曾著有《赤土国记》二卷，可惜已失传。
　　唐代不但国力强盛，而且国威显赫，是当时举世最强大国家。凭借它的实力和威望，采取了广泛而又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海陆两条“丝绸之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前期陆上丝路的繁荣较为突出，而后期海上丝路替代了陆上丝路地位，发展尤为显著。中国远洋船队不但能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及波斯湾，而且还首次航抵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洋上，经常来回穿梭着中国大型远洋航船。
　　当时与东方强大的唐帝国遥相对应的，在西方正崛起一个古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大食帝国。大食国南临印度洋，东滨波斯湾，西面是红海，北部紧靠地中海。他们习惯于海上生活，历来擅长航海运输，地处亚、非两大洲之间，是东方与西方的交通枢纽，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据我国史书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始正式遣使入唐，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其间148年中，共遣使来华39次，平均四年不到来使一次，当然其中有时一年来几次。何况这些来使并非都走海路，其中有的是从陆上丝路来的。750年阿布·阿巴斯推翻了原先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新建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黑衣大食不仅仍然频频遣使来唐，而且在安史之乱时还派兵来唐平乱，这些来唐士兵，有的后来定居我国西北地区，成为后来西北穆斯林的一部分。而白衣大食后来在伊斯兰西部辖区维系到1009年，在上元元年(760年)，曾遣使来唐，受到热情款待。
　　值得一提的是，851年，曾有一位无名作者写了一本《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一些当年的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唐的见闻。从中可见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活动，特别是从阿拉伯半岛到印度间的贸易，几乎全为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波斯湾的重要港口，由于幼发拉底河淤塞变浅，逐渐从希拉移到了俄波拉，后又移到相邻的巴士拉，到9世纪再移到士罗夫，此港毁于977年的地震，遗址在今伊朗塔昔里港附近。中国商船到过的地方还有苏哈尔、马斯喀特、巴林、阿曼等。该书记载：“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士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当时中国的商船装载量大，吃水深，其他港口水位较浅，需用小船把货先运到尸罗夫，再转装到中国船上。
　　在阿拉伯帝国东面尚有伊朗国，即汉代张骞通西域时的安息，它与我国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曾是陆上丝路中我国与西方进行丝绸贸易的中间商，从中牟取暴利。到了唐代，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两国间的交往更为发达。由于西突厥占领了中亚地区，波斯人在中亚地区不能再称雄了，便转向海上把持印度洋海面贸易活动，直到8世纪后阿拉伯人才与其竞争。开始他们就近从锡兰(今斯里兰卡)转运贩卖，后直接来到广州购货。虽然在642年时，其国王叶兹底格德三世(即《唐书》中的伊嗣侯)被阿拉伯人赶出了伊朗，但其国虽亡，而部众犹存。其国王与唐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仅据我国史籍所载，从贞观十三年(639年)到大历六年(771年)的132年间，共遣使来唐34次，平均不到四年来使一次。当然其中有的所谓“来使”，很可能是波斯商人假借名号而已。在唐代史料和唐人小说中不乏有波斯胡商的记载，往往将波斯与大食并称。在首都长安就有许多波斯胡寺及胡店，其中一部分可能从陆上丝路而来；沿海扬州、广州等港口的波斯胡店更多，有不少波斯、阿拉伯人居住在那里，潮州也常有波斯船舶到达。
　　唐代海上交通发达，从海路去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不乏其人，其中义净最为著名，他比从陆路去的玄奘约晚半个世纪，他是第一个往返都走海路的西行取经的高僧。义净俗姓张，字文明，他于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出发，先到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巨港一带)，这里是古代南洋航海枢纽，佛教中心地之一。在此停留了6个月；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末罗瑜国(在今马来半岛西南海岸占碑一带)，停了两个月；再转向竭茶(今马来亚旧吉达港一带)；又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再行半个月，最后到达印度东北海岸恒河河口著名港口耽摩立底国(即《法显传》中的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他在印度留居“十载求经”，先后游历了摩揭陀国、毗舍离国、拘夷那竭和波罗夸城的鹿苑与鸡岭等地的古刹名寺，取得许多梵文藏经，所获甚丰。于垂拱元年(685年)离开耽摩立底国那烂陀寺登舟东归。又在佛逝留居多年，中间于永昌元年(689年)曾回广州一次，补充纸墨，当年返回佛逝继续抄译经文，直至证圣元年(695年)起程回国。他在归国途中，以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详细记载了南海航行的地理情况及西行求法的高僧们传记。其史料价值不亚于《法显传》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特别是它第一次解释“昆仑”似不专指一地，提出是指卷发黑身人总称的意思。
　　据历史记载，中国第一个到达阿拉伯半岛的是唐代的达奚弘通(又名达奚通)，他在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5年)曾从马来半岛的吉达港出发西航，历经36个国家，直抵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希辛戈拉港。他回国后，曾著有《海南诸蕃行记》，可惜已佚；加上史书记载过于简略，详情不清。
　　说到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不得不提及唐代的杜环，他是我国第一个到达非洲进行实地考察的旅行者。他于751年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大军西行。他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后，从中亚到了阿拔斯的首都苦法(今伊拉克的纳杰夫)。他真实地记下了该城的繁荣景象：“郛廓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随后他在阿拉伯国家居留了12年，他从西亚到达了北非的摩邻国(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即今摩洛哥一带)。直到宝应元年(762年)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回到广州。回国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经行记》，可惜该书早已散佚，现仅在杜佑《通典》中能见到摘引的部分内容，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它是我国最早对阿拉伯世界亲身见闻的记录，极为珍贵。如对伊斯兰教习俗的生动描述：“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著名学者陈垣认为“此种记载在唐以后中国书中言回教者，实未见有此消楚”。杜环摩邻国之行，其间访问了今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地。
　　唐代南海航路具体走法，由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贞元年间(785～804年)作了很好的总结，撰有“广州通海夷道”，后附载于《新唐书·地理志》之后。它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南洋各地和斯里兰卡及印度西岸，到达忽鲁谟斯的乌剌，此为东路航道，全程航期约90天；从乌剌向西再行48天，直到非洲东部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此为西路航道。这条航线把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及东非等地都连起来了，开始了洲际间航行。它是当时举世航线最长，航区最广，规模最大的航路。连一些擅长航海的民族，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等，都没有如此宏大气魄，不少学者指出：“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近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见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