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开通西域通道，沟通与中亚地区的陆上交通以后，因中国以输出丝绸为主，后来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海上通道，也基本上以输出丝绸为主，故亦称作“海上丝稠之路”。自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成为我国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国航海活动的目的和性质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了，以前历代是以政治外交为主，自此以后开始转向以经济贸易为主了。这对以后宋元时期的海路交通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陶瓷业起源很早，历代都有发展，到了唐代后期，我国烧制的陶瓷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北方邢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的青瓷更是闻名天下，开始向海外大量输出，成为我国出口又一大宗商品。在海外贸易活动中，除了继续输出大量丝绸外，陶瓷也大量出口到南海诸国，以至于非洲东岸。日本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经研究后，把这条海上丝路又称作“陶瓷之路”。
　　在上述贾耽所记的南海航路沿线，几乎到处都有当年遗留下来的陶瓷碎片。远至非洲的摩加迪沙、布腊瓦、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格迪、坦桑尼喀、奔巴岛等不少地方都发现过中国的瓷器，其中有些就属唐代的。特别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城南郊的福斯塔特遗迹，那里是开罗的前身，是继巴士拉和苦法之后，于642年兴建的城市，是当年尼罗河流域的中心城市，经1912年和1964年、1966年的多次发掘，出土陶瓷碎片有六七十万片。其中中国陶瓷片约有1.2万片，当中就有许多是唐代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而且是品质极佳的精品。
　　在伊朗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中世纪都市遗址内沙布尔(马什哈德附近)、米纳布(霍尔木兹附近)、赖伊(德黑兰附近)等地，以及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沿岸港口遗迹中，也出土了数量相当的越窑青瓷碎片，其质量不及福斯塔特的好，大都是普通产品。在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也发现有唐三彩、绿釉、蓝釉和白釉、青釉等唐代外销陶瓷。在波斯的萨麻拉遗址也发现越窑青瓷，该地于公元838年成为废墟，而这里发现的碎片，经研究被认为与浙江余姚上林湖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同样在印度、巴基斯坦也都发现有唐代的瓷器。印度的迈索尔邦博物馆藏有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瓷，印度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本地治里南面的阿里卡美都，出土了唐末五代的越窑青瓷碟残片。斯里兰卡发现大量中国陶瓷，其中就有唐时越窑青瓷碗的残片。在巴基斯坦的布拉明拉巴德遗址，曾是7世纪以后的大城市，后于1020年毁于地震而成废墟，19世纪曾发掘出很多陶瓷片，后经英国哈布森氏鉴定，有四片属于中国的，其中一片为越窑青瓷，并是唐代式样，另两片是邢窑白瓷。在卡拉奇东面的旁浦尔遗址发现晚唐越州窑瓷水注和同期的长沙窑大碗破片。这种黄褐色釉瓷在产地中国并不为人们重视，但在这里被发现，说明在9世纪时，有一条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相连接的陶瓷之路。
　　至于在东南亚地区及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西里伯斯、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所发现的中国陶瓷几乎比比皆是，为数庞大，而且不少类型很少见过，多为私人收藏家和国立博物馆所收藏。如雅加达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是以弗利纳斯氏的数千件搜集品为基础，其中除了唐末以后的中国陶瓷外，还陈列2世纪到8世纪的中国陶瓷，并都标明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的出土地点。马来半岛上出土的中国陶瓷收藏在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即前拉富尔兹博物馆)中。
　　尽管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多是陶瓷碎片，但其历史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正如三上次男所深刻分析的：“尽管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是却很少有作为遗物保留下来的，几乎不能在研究工作中起什么作用。在这方面，陶瓷却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因为陶瓷器即使损坏也不致腐烂，仍能依旧地残留在遗迹里。”他还形象地表示了自己对这些破片的情感：“正因为是破片，所以它们不像完整品那样傲慢和盛气凌人，每一片都很平易近人，谁都可以去捡拾它。从它的亲切之情中，我们享受到了非完整品所特有的愉快和破片的优美感。”
　　精美的陶瓷器既沉又易碎，陆上靠骆驼、马匹运输，确有诸多不便，不仅运量有限，而且极易破碎；而在海上运输，既可压舱，又不宜损坏，所以海上交通对陶瓷运输十分有利。大量陶瓷通过海上丝路输出，在唐代还刚刚开始，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兴盛，在以后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它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三上次男先生说得好：“文化交流的主流，难道确实只是‘由西往东’的吗?……从古代到中世纪的中国丝绸贸易和中世纪以后的陶瓷贸易，都是自东向西的文物交流的绝佳例子。”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说是“丝绸之路”也罢，“陶瓷之路”也罢，充分反映了我国物质文化发达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