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中自古帝王州”①。由于长安在古代长时期所处的首都地位，使它很自然地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长安城规模宏大，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三倍多。这里交通方便，是西北与巴蜀和中原等地贸易的枢纽，又是对西域通商的中心。古代西方人认识的最早的中国城市就是长安。除了长安，还有秦城。秦城指的就是距离长安不远的咸阳。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它是封建王朝首脑机关所在地；作为经济中心，它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汉长安城中有东、西两个商业区，东区三个市场，西区六个市场，张衡在《西京赋》中描绘那里的形势是：“郭开九市，通阛(市墙)带阓(市门)；旗亭(市楼)五重，俯察百隧(市道)。”各个市场都有围墙，其中还有高达五层的市楼。班固的《西都赋》也说：“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反映了汉长安市场上货物分类排列，热闹拥挤，人难得转身，车不能掉头，烟尘四起，交接云天的情况。一些商人在这里逐利货殖。汉代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商业仍然发展，商人依旧获利，因为剩余产品总要通过流通，走向社会，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汉书·食货志》说，在汉代，“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同时，又记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迄王莽(公元前四八年至二三年)，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茹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及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资。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大卿以财养士，与雄杰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可知有的大商人还做了管理市场的长官。
　　隋代新建了大兴城，商业更为发达。《隋书·地理志》说，长安“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唐代在大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城中有东、西二市。东市“市内财货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②。西市则“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③。因此商业更加活跃，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唐两京城坊考》说：“万年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勋贵第宅所占，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铁行、酒楼、秋辔行、麸行、绢行、大衣行、秤行、坟典肆、寄附铺、窦家店、波斯邸、柜坊、卖钱贯王老、卖饮子家。《乾*(左月右巽)子》载：“窦乂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佣人剉破麻鞋，制为法烛。鬻之，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窦乂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糰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幡标，中者以煎饼糰子啗。不*(左足右兪)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屋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大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窦乂是唐代长安城内依靠个人力量发家致富的一个商业经营家。在长安城的东西市及各坊内，还有不少象窦乂这样的人，都拥有大量财富。《太平广记》卷四九五记载，唐高宗时，长安大商人邹凤炽(《两京新记》作“郑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足过也。”“猗”是“猗顿”，“白”是“白圭”，是古代的两个大富商。邹凤炽曾见唐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不竭’。”他家有多少绢，恐怕谁也说不清了。另一位大商人王元宝，是唐玄宗时人。玄宗问他：“家私有多少?”他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玄宗感慨地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这两则故事，情节大体一致，不知确有其事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以积贮了大量的绫绢而称富。这一方面反映长安实际是丝织品集中的一个中心，另一方面说明丝织品也是作为货币而存在，是可借以衡量一个人财物积累多少的。另外，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载了王酒胡的故事。唐朝末年，长安富商王酒胡曾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要修理安国寺，皇帝令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这几则故事说明，随着商业的发达，大商人也出现了。他们聚集财货，交接上层，四处贩运，在商业交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前边曾提到西市有“柜坊”。柜坊有如今之银行，有钱的人，可以把钱存在那里，但不是为了生利，而是为了取用方便。又由于商业发达，在唐代中叶，还使用“飞钱”。飞钱是把钱交给在长安的各地节度使的办事处，商人拿上办事处的执据，即可去用钱的地方取钱购买货物。凡此都是为了避免铜钱繁重，携带不便，而出现的新的流通办法。
　　在这些商人中，可注意的有两种。一种是往来西域贩运的商人，其人数相当之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说，玄奘去印度时，曾有“同侣商旅、商胡数十”。另一种是《新唐书·回鹘传》中说：“昭武九姓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貲殖产甚厚。”就是说，西域各国的商人，在长安也有许多。
　　随着商业的发达，唐朝统治者也注意加强对城市市场的管理，设有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唐会要·市》中说：“诸非州县，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唐六典》说是“击鼓三百声”)，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而散。”对于往来商旅，有收税关津，“各请过所而度”。“过所”就是通行证，要经过有关部门签发。这就是说，对于商旅要检查收税。
　　对农民，唐初实行的赋税是租、庸、调制度。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具体内容是，不分主户、客户、行商、定居，都要交税，税额按资产和田亩议征，废去以前的租庸调和杂税，交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④。陆挚记述，这种办法“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⑤，说明定税时定的是钱，交税时多数是以绫绢抵钱。这种两税法，一开始确实不失为一种先进的办法，有利于民生，但是不久就出了问题，《新唐书·食货志》说：“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收，而民愈困矣。”这就是说，绢贱伤农。柳宗元的《田家三首》诗中说：“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王建的《田家行》一诗，既反映了农民在收获季节的欢悦，也反映了对收税的担心和对官府的不满：
　　男声欣欣女颜悦，
　　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
　　檐头索索缲车鸣。(缲车，抽丝车)
　　野蚕作茧人不取，
　　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
　　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
　　且免向城卖黄犊。
　　田家衣食无厚薄，
　　不见县门身即乐。
　　甚至二月蚕还未养，就要收税。唐彦谦的《采桑女》诗说：
　　春风吹蚕细如蚁，
　　桑芽才努青鸦嘴。
　　侵晨探采谁家女，
　　手挽长条泪如雨。
　　去岁初眠当此时，
　　今岁春寒叶放迟。
　　愁听门外催里胥，
　　官家二月收新丝。
　　这是一幅多么悲戚哀怨的图画。苛捐重赋，农妇只能“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⑥。
　　丝绸在我国古代不但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有货币的职能，参与交易，起着货币的作用。特别由于绢帛的价值比较稳定，在钱制混乱和钱币贬值的时期，它往往取代货币的地位，进入交换市场。如《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说：李衡为家种甘橘千株，后来他的儿子因出卖甘橘，“岁得绢数十匹”。《晋书·食货志》记载，魏文帝时，曾下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隋书·食货志》说，北齐时，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魏书·食货志》也说，魏孝文帝诏天下用钱，但河北州镇，新旧钱“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长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唐代虽有全国统一的钱制和货币，但绢帛仍在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御史马周上书说：“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唐人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中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也是很好的例证。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唐代相当普遍，因而清人黄宗羲说：“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⑦近人陈寅恪考证：“唐代实际贸易，往往使用丝织品。”⑧这种情况，反映出了封建社会人们对实物的信赖。
　　丝织品既是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封建官僚地主的财富的标志之一。官家织造，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室权贵奢侈生活的需要；人民织造，是为了交纳赋税。在汉代，政府设东、西织室，能造出上好的绫绢；一些贵族官僚，也不惜重价，吸收民间作坊的技师，为自己织造。如前引《西京杂记》所记，霍光的妻子霍显便把陈宝光妻叫到长安，住在她家织作，六十日成一匹，每匹价值万钱。他们给陈宝光妻的报酬是绯绫百端，钱百万，黄金百两，还给她盖了房屋，买了奴婢。据《旧唐书·后妃传》说，在唐朝，仅“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旧唐书·百官志》说：“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氏四十二人，配京师诸杂匠百二十五人。”这是专为皇家织绸的工匠。上节我们引到的唐玄宗时的柳婕妤之妹，则是雇人在自己家中织作，吸收民间技巧，造出了夹缬新花样。
　　凡这些都说明丝织品的制作在全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也有了大批的产品用来交换。这样，它的大批外销，不仅有了物质基础，也成为必要的了；而长安以它的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很自然地就成了丝绸的最大集中之地。
　　①杜甫：《秋兴八首》。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八。
　　③韦述：《西京新记》卷三。
　　④《旧唐书·杨炎传》。
　　⑤《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左血右阝)百姓》第一。
　　⑥秦韬玉：《贫女》。
　　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
　　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