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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影响
作者:武伯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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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中西人民友谊的丝绸之路,历经汉代的经营和唐代的建设,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有效地在西域地区行使政治权力,推行唐朝中央的政令。从考古发掘发现的埋藏在高昌阿斯塔那墓等地的唐代文书看,唐代的租佃、户籍、均田等制度,都曾在这一带付之实施。加之唐朝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在凡是名为“军”“镇”“城”和“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往来客商比较安全,就进一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因此,在唐朝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也是全国著名的繁华和富庶的区域。《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条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郑棨《开天传信记略》与此记载略同:“开元(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初,上厉精图治,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胡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唐陇右道包括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有“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①。《南部新书》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上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既是鼓励人们献身边疆,也表明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长安。开远门为长安西门,西方各国人民到长安,即由此门入城。因此他们多住长安城西边的长安县,活动也多在西市。西市有波斯人开设的波斯邸。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西方外国人的墓葬,也多在今西安城西。所谓“西尽唐境”,当指安西都护府所辖碎叶镇。唐陇右道属于干旱多沙碛地区,自然环境古今当无多大变化。其所以如此富庶,应和当时移民屯田开荒,修渠灌溉,人工经营,以及来往行人众多有关。
在这几条道路上,随着经济的繁荣,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岑参诗句说“凉州七里十万家”,每家以五口计,凉州当时应是有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这自然是诗人的夸张之词,但也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华盛况②。元稹也有“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的诗句③。岑参是盛唐时人,记的是当时凉州的情形。元稹是中唐时人,说的是过去的盛况,故曰“吾闻”。此外,甘州、肃州、沙州等郡人口也都不在少数。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高昌,或龟兹,以及交通枢纽弓月城等遗址,范围都很大,想必也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文献记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王果。有草名白*(左叠右毛),国人采其花(棉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④。
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文化也很发达。它的文化包括有中国传统的“历代子史”,当地政府“集学官府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诗”⑤。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出土的十二岁的孩子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氏注》、《三台词》、《千字文》和他作的诗:“写诗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以及婼羌县米兰古城中发现的坎尔曼抄的白居易的《卖炭翁》和他作的五言诗,都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上边远地区的文化与内地也是一样的。即使是楚水流域的素叶(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城西几百里的地方,“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⑥。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他的高度文学修养,应该说与他少年时代在当地所受的教育有关。近年考古发掘中,从这些地方发现的古代中国丝绸、文物,都说明西域之地,在唐时已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地方,这无疑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一九五三年,笔者去新疆调查中,在伊犁、库车、喀什、和阗、吐鲁番等地,看到千佛洞及一些古城遗址,对唐时丝绸之路的繁华,更增添了感性认识。如在吐鲁番伯子克里克千佛洞,看到它的洞窟建筑一部分依崖岸凿成,一部分用泥坯修成,作明屋形,共编号五十一个,残存壁画较多,颜色亦颇鲜艳,壁画供养菩萨的服饰都和唐人相同,表现为典型的唐代文化。
由于唐王朝的大力经营,为中西交通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在这条大道上的商旅和行人络绎不绝。通过各国人民长时期的努力,除在音乐、舞蹈、绘画、体育运动、建筑、医药、历法、宗教等文化领域产生了空前广泛的交流之外,从物质方面说,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犀角、象牙、驯象、狮子、骏马、白鹦鹉、胡椒、白豆蔻,以及从甘蔗中榨糖的技术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竹器、瓷器、茶叶,以及造纸术、提炼制火药的硝的技术等,也大量传入西方各国。前引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生动地表现了当日运载丝绸等货品的骆驼商队,不畏艰苦,日夜兼程,穿越沙漠向西方前进的情景。
骆驼是古代沙漠中的主要运输工具,因而被称誉为“沙漠之舟”。解放后唐代墓葬出土的明器中有很多骆驼俑,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种主要活动于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工具的重视。唐墓出土牵驼人俑,大多是深目高鼻的西方人形象。这是由于西方劳动人民熟悉大戈壁中的地理情况,能够在漫无边际的大沙漠中辨认方向、寻找水源和掌握骆驼的习性,因而骆驼队大多由他们作向导。杜甫《寓目》诗“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指的就是他们。
唐代西方的东罗马及大食、印度和波斯等国家,都经由丝绸之路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波斯为例,当波斯的萨珊王朝于公元六五一年被大食灭亡之后,波斯王子卑路斯还曾在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六七〇——六七三年)和武则天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前来长安,被封为唐王朝的右武卫将军和左威卫将军。
中西人民的友谊交往在各国的语言词汇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记,如阿剌伯语中将硝称作“中国雪”,表明了它的来源。中文中的“塔”、“和尚”、“刹那”、“菩萨”等,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而梵文中的“桃”、“梨”、“钢”、“樟脑”等词前都加“汉”或“秦地”字样,表示是从中国传去的。
唐时,中国的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通四夷之路有七⑦。五代以后,随着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多从海上外销。宋太祖在广州设市舶司,并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⑧,丝绸之路相对冷落。即使如此,丝绸之路作为维系我国内地与西域以及同西方的友好关系的桥梁,作为维护祖国统一的大道,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阿刺伯商人麻思利等,从丝绸之路来中原进行贸易。宋朝对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明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波斯、土耳其等国商人。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哈密贡马四千七百四十匹⑨。景泰七年(公元一四五六年),明政府规定:对西域“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纱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如之”。“所贡玉石,……五斤赐绢一匹”⑩。这说明丝绸仍是这条路上的主要货物。
五代时有高居诲出于阗。宋代王延德,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九八一年)五月到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四月,从夏州(今陕西横山县)经伊州(今新疆哈密县)到高昌。在高昌城内,他看到“善马一匹,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才值一丈”(11)。王延德这次出使,著有《高昌行记》(见《宋史·西域传·高昌传》),是研究宋代西域的重要参考资料。元时,去西域的人尤其多,长春真人邱处机(道教全真派的创始者王重阳的学生。全真派的祖庭在现在陕西户县的祖庵镇),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诏令,由居庸关出发,过张家口,横穿内蒙古,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直至今中亚和阿富汗地区。《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他的弟子李志常所编,记录了他的沿途见闻。刘郁的《西使记》记录了常德出使西域的经过。另外,耶律楚材也有关于出使西域的著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他从欧洲的威尼斯出发,经地中海,过伊斯坦布尔到黑海,再越过帕米尔,经喀什、莎车、和阗、沙州、肃州、甘州、居延海到上都,并在元朝做官多年。以后他将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请人代笔,写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后被称为“世界奇书”,译成好多国文字。明朝的陈诚出使哈烈(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城),及葡萄牙人鄂本笃到中国来,也都走过丝绸之路。清朝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抗英英雄林则徐被清廷“遣戌伊犁”,在新疆“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余顷”(12)。一九五三年,笔者去新疆调查,除发现汉、唐故址外,宋、元、明、清的遗物所见更多。在库车以南属今新和、沙雅两县的许多废城遗址中,收集到了“五铢”、“开元”钱币,也曾收集到“大观”、“景祐”、“大元”等钱币。在玛扎尔(今新疆霍县城东北十五里)看到成吉斯汗七世孙吐虎鲁克铁木儿的祠墓。墓屋全用砖砌成,有许多精美的美术图案。又曾看到了清乾隆时修的伊犁九城。这九个城距离很近,取意联城,可以想见清对对这个地区政治统治的加强。以上事实都说明,即使在宋代以后,海运大开,丝绸之路仍然起着沟通中西人民友谊的作用。因此,它在中外人民的心中,至今仍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如土耳其朋友就说,他们国家的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即唐代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代丝绸之路东去的起点;并指出伊斯坦布尔东南二百余里的布尔萨城,由于最早从中国传入蚕桑,盛产丝绸,因而又名丝绸城等等(13)。
①《新唐书·地理志》。
②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即“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凉州所在的陇右道有121,413户,人536,361口。唐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包括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汉及吐蕃,北界朔漠,统十九州、六十县的广大地区,因而凉州的人口肯定要比五十万多。岑参为公元七一五——七七〇年间人,正是这一时期到凉州的。
③《元氏长庆集·西凉伎》。
④《旧唐书·高昌传》。
⑤《通典·边防典·车师附高昌》。
⑥《新唐书·龟兹传》。
⑦这七条路是:“一曰营州入安车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⑧《明史·西域四》。
⑨王延德:《使高昌记》。
⑩《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四之二四。
(11)《明史·西域一》。
(12)《清史稿》卷三六七《林则徐传》。
(13)《访土耳其丝绸之城》,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武伯纶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