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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通大秦的丝绸之路
作者:武伯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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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条比较早的丝绸之路,那就是由长安、咸阳经四川、云南到印度,再转而至于大秦的道路,故名之曰永昌路。永昌郡位于今云南省保山县。
《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对汉武帝说:“臣在大夏①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
《汉书·西南夷传》:“及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以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
这两段文字说的是一回事,即张骞说他在大夏看见有蜀布、邛竹杖这两种中国东西,也就是说中国货物早已由印度转卖到了大夏,因而建议从蜀通印度。“身毒”也作“天竺”、“损笃”“贤豆”,都是印度的音译。
古代印度梵文有CINASTHANA和MAHACINASTHANA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都是“秦国”的译音,亦可译作支那和大支那。唐代和尚义净在他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提到恒河下游的鹿园寺附近有废寺名支那寺,注解说:“支那即广州,莫诃支那即京师也。”古代,无论中国或外国,都惯于把城市称为国,莫诃支那(MAHACINASTHANA),义净注为“京师”,当然不错,但不如玄奘在印度对羯若鞠阇国王说得清楚:“支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②“前王国号”,当然不能是汉,只能是秦。在秦始皇尽灭六国之前,秦国是首先向西南发展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三一六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公元前三三七——前三一一年)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道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这四郡约包括有今陕西南部的汉中,以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时间约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灭六国之前的一百年。《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司马错论伐蜀有利时说:“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关于“西海”二字,唐司马贞注解说:“西海,谓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然也。其实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唐张守节注解说:“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无知,故言海也,言利尽西方羌戎。”张守节的注解全属牵强附会,司马贞则是模棱两可,既说是“蜀川”,又说是“西亦有海”,可见古代人对海的地理观念之模糊。利尽西海显然指的是印度半岛南的印度洋,秦在灭六国前,早就知道“西海”交通有利,而印度洋孟加拉湾沿岸的居民也在唐代以前早已知道蜀川(四川)这个地名。为便利关中和蜀川这两个经济文化发展较早地区的交通,秦国在秦始皇以前,为征服秦岭的阻碍早已修了栈道,通过栈道把蜀川和关中紧密联系起来。栈道是秦的创举,自秦以后直到清代,保持数千年之久,在交通史上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最早记载和开拓永昌路的是佛僧往来。《佛祖历代通载》卷五记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一八年)“沙门宝利房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碎狱门而出之。帝惧,即厚礼遣之。时国事区区,弗克奉敬”。这段材料录自张星烺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氏说“宝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SRIBANDHVIN的译音,其来自印度,可无疑义也”。金刚神云云,自是佛徒自吹。当时从今新疆到南亚各地的交通,还无记载可查,这些佛徒当是从今云南、四川这条路来到秦咸阳的。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一段材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唐云鹿园寺)。去此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云:是昔宝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殁,村乃割属他人。现在之村入鹿园寺。准量支那寺可五百余年矣”。
“那烂陀寺”在中印度,“弶伽河”即恒河,“莫诃菩提”义为大寺,当即鹿园寺。“牂牁道”,汉有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置,治今云南、贵州境③。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于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由广州出国,上溯五百余年,约当东汉中期,适在东汉明帝时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后不久,此“二十许人”是取道四川、云南西行到达印度的。把他们称为唐僧,是义净的口气,实际应说是支那僧。
云南的大理和阿富汗一样,有许多佛教遗迹,如鹫峰、鸡足山等,也有健驮罗、王舍城之称。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置益州郡,管县二十四,其中有滇池、不韦、云南等,都在今云南境内④。后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五九年)分益州置永昌郡,管县八,其中也有不韦县。《后汉书·地理志》在“不韦出铁”条下,引《华阳国志》:“孝武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居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史记·吕不韦传》说,秦王“乃赐文信侯(吕不韦封号)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不知道秦始皇当时是要把吕不韦迁徙到蜀什么地方,从这个故事看,就是益州郡的不韦县。不韦县,是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境。
关于大秦与永昌的交通道路,《北史·大秦国传》载:大秦“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即东罗马,“水道”当指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唐张柬之在《请罢姚州屯戌表》(《全唐文》卷一七五)中说:“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山高水深,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绝。刘备据有巴蜀,常以甲兵不足。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岐选其劲卒利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所谓“西通大秦”,当是经过印度和印度洋,与大秦交往。
《华阳国志》卷四:永昌郡“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身毒”即印度,“僄”即缅甸。“躶濮”,孟加拉湾沿岸有躶人国。从此亦可见永昌郡和南亚交通频繁,居民是很复杂的。同书还说永昌郡土地肥沃,出产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采帛、文绣、兰干细布、罽旄、帛垒、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和前引《北史》说永昌郡“多出异物”相同。这些古代所谓的异物,有些是当地人民生产的,如蚕桑锦帛、铜锡、兰干细布、罽旄、帛垒等。张骞在大夏看见的蜀布,应当就是从永昌输出的。有的如水晶、琉璃、虎魄等,当是从印度或大秦输入的。
关于由今云南大理(唐南诏的首都,宋为大理国,灭于元)通缅甸、孟加拉、印度的道路,《新唐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这里只列辑本《括地志》的一段材料。李世民的儿子魏王泰撰的《括地志》没有传下来,清曹元忠有辑本《括地志》,在和外国交通的部分,曹元忠从《大藏音义八十一》辑出一条说:“牂牁此往五天经,若从蜀川西南经余姚、越隽、不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王,汉朝始向化,后改为身毒国,随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胡羌杂居之地,西过此蛮界,即入吐蕃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吐蕃界,更属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竺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使土人引导,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牂牁、永昌、不韦、越隽、哀牢均见前,雪山当即喜玛拉雅山,南蛮当即南诏,迦摩缕波国、三摩怛吒国、耽摩栗底国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十。关于耽摩栗底,玄奘说:“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呵利鸡罗国,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说:“从狮子洲(今斯里兰卡)复东北泛舶一月,到呵利鸡罗国,此国乃是东天竺之东界也。”又说从裸人国“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栗底国”。又说此国“即海口升舶归唐之处”。晋法显亦是由此乘船经狮子国回国的。耽摩栗底当在恒河口附近的今孟加拉国沿岸无疑。这个港口在古代当是经过云南、四川和汉、唐长安、咸阳交通较早的地方。
四川是我国产丝最早的地区之一,丝织业也较发达。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同样经印度而西传。
①大夏首都名BALKH,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之南,是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遗留的希腊人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②《大唐西域记》卷五。
③④《汉书·地理志》。
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武伯纶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