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全文图书 >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

习仲勋与刘志丹：从战友情深到精神承传

高慧琳

高慧琳 　　(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管理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都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地。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习仲勋对刘志丹的领导艺术、人格魅力感受颇深，他们浴血奋战，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建立了崇高而深厚的革命情谊。刘志丹牺牲后，习仲勋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与刘志丹相似相近的崇高人格和风范。除了受到刘志丹的精神人格影响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本人也具有与刘志丹相似相近的精神品质。 　　患难相交，战友情深 　　习仲勋和刘志丹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刘志丹比习仲勋整整大10岁，但两人的经历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刘志丹出生于保安县金汤镇，18岁考入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21岁加入共青团，22岁入党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多次举行起义，直到建成红二十六军出任军长。习仲勋出生于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13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5岁转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农民运动，不到17岁就进入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直到1932年19岁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回到陕西，辗转到了耀县照金地区，在照金的杨柳坪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志丹。此时的习仲勋，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两人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① 　　艰难的历程，相近的经历，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他们的心如有两块磁石似的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其中，刘志丹更成熟更有经验些，但是他们相互的理解和认同使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敞开心扉交谈。刘志丹给习仲勋的印象是“传奇英雄”加“本色农民”，而刘志丹对习仲勋的感觉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不同于一般的党的干部。在当时贫困的西北，一个中学生就是个知识分子了。两人这种相知相契的感情是他们紧密携手的基础。 　　在两人交谈中，刘志丹对建立陕北根据地的信心得到了增强。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建立革命根据地。对此，习仲勋十分认同。他们两人在革命最艰苦时期的相遇，碰出了精神的火花。 　　这次谈话让习仲勋终生难忘，也对习仲勋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习仲勋后来回忆道：“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② 　　习仲勋之所以对刘志丹的思想精神领悟甚深，是因为他本人也正是一位具有相近精神境界的人。从他自己后来的人生经历，既可以看到刘志丹对他的精神影响，也可以看出他本人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才是两人一见如故的真正原因。 　　生死相依，相知相契 　　刘志丹和习仲勋在最危急的关头相遇，他们的友情是在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革命战争中，他们的处境异常艰险。由于这种出生入死的处境，他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在照金的时候，习仲勋和刘志丹住在一起，两人无话不谈。关于如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跟习仲勋谈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这就是古人说的‘狡兔三窟’。这两年我们先后在甘肃的华池地区、三原武字区、旬邑和照金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小块根据地，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很大。特别是武字区和照金这两块根据地，像两把短剑，刺向西安，牵扯了敌人的兵力，对我军在陕北广大地区纵深活动很有利，因而这两年我们不断壮大了起来。”③他告诫习仲勋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④这些战略策略思想，让习仲勋豁然开朗，使习仲勋对今后革命发展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刘志丹和习仲勋在战争中培养起来的感情，使他们互相信任，而且在战略策略上也相互启发。1932年9月，刘志丹率部队离开照金时，把自己的特务队(警卫队)交给了习仲勋，习仲勋等人则按照刘志丹的战略思想开展工作。他们对当时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社会力量做了分析，发现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因此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其中可以团结的，习仲勋就尽量团结他们；比较疏远的就使其中立，至少不对革命构成威胁；只对那些最顽固的才予以坚决打击。对一些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和老知识分子，首先尊重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这些人理解了共产党人是为救国救民而浴血奋战的，都改变了态度：“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⑤ 　　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工作下，一些在民间有较高威信的人也纷纷参加革命。这对当地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习仲勋沿着刘志丹思路的方向，大胆发挥，有效推进，取得了突破，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对这一段成功运用刘志丹战略思想的经历，习仲勋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⑥ 　　1933年3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成立，4月建立了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并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副主席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会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党团书记。他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书记金理科、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等一起，同心戮力，大力发展贫雇农入党，强化党组织。红军进驻薛家寨后，分别在5个岩洞中设立了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机构，还建了寨楼、堞墙、战壕、哨卡、碉堡、吊桥等，甚至监狱。根据地的各种机构和设施不断完善，陕甘边根据地由此大为巩固。 　　1934年2月起，习仲勋相继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胜利。 　　正是由于刘志丹和习仲勋在艰难险阻中生死相依，他们在这过程中更加了解对方，也更加读懂了对方，能够深刻理解对方的意图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从而到达了相知相契的程度。 　　战友之情，师友之间 　　习仲勋和刘志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习仲勋的一生影响极大。回顾这段难忘的时光，习仲勋说：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在共同奋战在陕甘边区的日子里，对习仲勋来说，刘志丹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还是挚友，从人生态度到行事风格，都深深影响了他。刘志丹处处是习仲勋的老师，而他们的感情已经超过了战友，而进入了师友加兄弟的程度。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后叛变)对刘志丹、谢子长等横加指责，指其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等开除出部队。这引起了红二团官兵的强烈不满，杜衡见势不妙，勉强同意刘志丹留在红二团，担任政治处长、参谋长。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团放弃照金根据地并南下渭(南)华(阴)南下，结果部队在蓝田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习仲勋听到这一消息，极为揪心，四处打听刘志丹的下落。8月，习仲勋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红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逐步扭转了形势。10月4日，刘志丹等历尽艰险回到照金薛家寨。习仲勋欣喜若狂，来到寨前迎接刘志丹。他们双手紧握，眼含泪花说：“你的处境真难啊！回来了就好，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刘志丹痛心地说：“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⑦这时两个人的默契达到了如鱼得水的地步，两人感情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友，而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了。当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时。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⑧这表明，刘志丹与习仲勋的思路是很吻合的。 　　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国民党武装，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刘志丹坚持要求从基层开始就采用投票选举的办法。很多人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意思是说，当时根据地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们观念朴实但是较陈旧，还不懂得民主选举的意义和方式。刘志丹说，我们建立了根据地，首先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起码要使人人有饭吃。建立乡村政府，一定要群众把能给大家办事、主持公道的人选出来。刘志丹还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⑨刘志丹的思想得到了习仲勋等人的呼应，实行了全员票选。最后，选举取得了圆满成功，赢得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牢固地树立了群众观念。在1934年11月举行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选主席后，他很注意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甚至帮助农民犁地、推磨。边区政府制定了工作人员惩处条例，顺应民意。特区还办起了群众最希望办的列宁小学。 　　当时，刘志丹是边区军委主席，边区政府主席是习仲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是张秀山。但是刘志丹是事实上的领袖。在张、习的心目中，刘是事实上的领导者。当时习仲勋仅21岁，刘志丹比习仲勋大10岁，但刘志丹却非常尊重习仲勋，处处为习仲勋树立威信。 　　有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给学员讲话，看到习仲勋过来，就喊了一声“立正”，自己带头立正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并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话。习仲勋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有点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给习仲勋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共产党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⑩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这是咱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大家的代表，应该树立起威信。 　　刘志丹非常注意培养身边的年轻干部。他说自己擅长军事，叫两个年轻人担任党政领导，党、政做的决定，他都坚决照办，如果他有不同意见会随时告诉他们。他说军队不能指挥党、政。就是军队的事，他也要两个年轻人一起商量做出决定。他的目的，还是要做出示范，确立党政的权威地位。因此，张秀山、习仲勋虽然很年轻，但却是边区的最高首长。他们深深地被刘志丹感动着，说到刘志丹，他们会动情地说：“志丹同志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兄长和朋友。”习仲勋的感受更深，他回忆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11) 　　这话并没有虚饰的成分。刘志丹和习仲勋，从战友之间，经历种种磨难，走到了师友之间。刘志丹的平民风格和高尚品质，对年轻的习仲勋影响很大，使他自然而然地以刘志丹的人格风范要求自己，以刘志丹的处世方式待人接物。因而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虽然身为边区政府主席，但是所享待遇和战士一样。他一生都保持了低调风格，这不但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给他带来更高的声誉。 　　人生挚友，亲如家人 　　习仲勋与刘志丹相处日久，关系也日益密切。从战友之情到师友之情，这种用生命凝结的情感，几乎是必然发展为一种带有亲如家人的感情色彩。 　　刘志丹是一个乡情情结颇深的人。他不喜欢摆官架子，而更喜欢以乡情来凝结人。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官衔，而宁愿别人叫他“老刘”甚至以亲友的口气相称。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刘志丹“老刘”，一旁的习仲勋批评他没礼貌。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12)刘志丹不喜欢以家长自居。习仲勋忙解释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刘志丹说：“这不是太啰唆了吗！”他宁愿被称为“老刘”。有一次刘志丹老家来了一个人，一见面就叫刘志丹的小名——“来生”，刘志丹一听高兴地说：“几十年没听人叫我这个名字，好亲切。”(13)在同命运、共生死的战场上，亲情格外宝贵。 　　但是，刘志丹又清楚地区分开亲情与纪律的关系。有一次，刘志丹有一个比他长一辈而年龄却还小几岁亲友来参加红军，刘志丹叫他“三叔”，当别人表示诧异的时候，刘志丹说：“他一参军，就按战士对待。”习仲勋从这些事上，耳濡目染，很重人情。他到群众中，看见比自己长一辈的，就称呼“干大”“干妈”，同辈年龄大些的就称“老哥”“大姐”，比自己小点的就称“老弟”“大妹子”等。这种满含亲情的称呼，体现出党和人民的生死相依、血浓于水的鱼水之情，叫人心里热乎乎的。 　　富有人情味，但又公私分明，这是刘志丹的作风，也是习仲勋的风范。刘志丹的亲属来到边区，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亲如一家的亲情。1934年春，刘志丹的家被国民党查抄，祖坟被挖，他的父亲和妻女都躲进深山才得以逃生。消息传来，习仲勋忧心如焚，立即跟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吧。”刘志丹却坚决不同意，他说：“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当时部队条件既艰苦，他担心带上家属会加重部队的负担。习仲勋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之后，习仲勋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边区南梁住了下来。 　　之后，习仲勋与刘志丹一家相处得亲如家人。几乎成了刘家的一员。习仲勋衣服破了一补再补，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见了，自己买布替习仲勋缝了一件棉衣，缝好后，还十分考究地用板压平。习仲勋见了，感动地说：“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费心。”同桂荣说：“我给你这漂亮小伙子要缝得漂亮些才行！”习仲勋说：“我一钻山沟又破了。”同桂荣说：“这布结实。”这让习仲勋与刘志丹家的人更加亲密。他称刘志丹的父亲“老干大”，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老人逢人便说：“仲勋是个好共产党员。”这样，早年就出门历经磨难的习仲勋已经完全融入了刘志丹家，找到了失落许久的浓浓亲情。这种亲民风格也影响了习仲勋的一生，他终生所持的亲民、务实、自律作风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称颂，实际上也完全是受刘志丹的启示和熏染。 　　肝胆相照，坚持真理 　　在对同志、对群众低调、自律、亲民风格的另外一面，刘志丹对工作、对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却是铁面无私、宁折不弯。而对自己个人的得失、地位的高低、待遇的好坏，却是毫不计较，甚至受到再大的委屈也面不改色。这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习仲勋。 　　1935年九十月间，在陕北“肃反”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刘景范等几乎全部被捕并被关押在瓦窑堡。形势危急，为了鼓励战友们坚持到底，刘志丹借放风的机会，悄悄对战友们说：“坚持真理，战胜难关。”刘志丹的鼓励使大家意志坚定，信心倍增。幸亏中央到陕北及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大家释放出来。在关键时刻，刘志丹的坚定意志不仅鼓励了大家的斗志，而且让这些战友印象深刻，终身难忘。习仲勋出狱后就曾对人说：“我遇到困难，就想到刘志丹，这时眼前就出现一片光明，就不怕任何磨难了。”习仲勋的感受，代表了其他战友的共同感受。刘志丹的赤胆忠心照亮了他们的心胸，使他们无所畏惧，坚持真理。 　　刘志丹虽然是平民本色，但却气度非凡，不但面对各种艰难困苦、出生入死毫不畏惧，而且对受到的委屈也坦然自若，毫不介怀。刘志丹在遭受多次打击后，仍然毫不介怀，勤恳工作。1935年出狱后，身体还没恢复，中央就任命他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东征抗日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他夜以继日地忙着各方面的工作，可是，实际上当时组织上对他的结论只是否定了“反革命”的结论，但仍然有“严重右倾”的问题，刘志丹却像没事一样。习仲勋感到不平，在刘志丹即将率部出发东征的时候，他对刘志丹提出，应该把他的问题再进一步搞清楚，有个结论。不然就这样不明不白，是不公正的。而且刘志丹身体极度虚弱，应该好好休息几天，等身体好些再走。刘志丹却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做结论。”(14)刘志丹的气度让习仲勋十分敬佩，也终身铭感，实际上，他也承传了刘志丹的精神风范，一生以大局为重，宁愿自己受再大的委屈，只要有利大局，工作能开展，就什么都不在意。实际上，刘志丹影响的还不仅是习仲勋一个人，他身边的战友王世泰、张秀山、刘景范等，受到刘志丹的言传身教，都是气度不凡，顾全大局，甚至必要时委曲求全。 　　刘志丹与习仲勋肝胆相照，大义凛然，忘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坚持真理。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东征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习仲勋陷入了极大的悲痛，这是他平生最默契的战友，最尊敬的老师，最亲密的大哥。当时，他正在甘肃省环县工作，揩干了眼泪，对同志们说：“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15) 　　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从“战友—师友—挚友—狱友”，从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到亲如家人，情同骨肉，其间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和精神的磨难，刘志丹的高风亮节和英勇睿智，给了习仲勋极大的影响，而习仲勋的朴实诚恳、坚强稳健也让刘志丹对他非常信赖。从刘志丹身上，可以看到习仲勋思想作风的源头，从习仲勋身上，可以看到刘志丹风格的影子。习仲勋承传了刘志丹的宝贵思想精神和优良作风。刘志丹牺牲后，习仲勋一生都以刘志丹为楷模，甚至为传扬刘志丹事迹而蒙受不白之冤。从他后来的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志丹的身影。 　　①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②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③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④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⑤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⑥贾巨川：《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⑦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⑧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⑨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⑩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11)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12)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13)刘明钢：《习仲勋深情追忆刘志丹：他“的确是我的老大哥”》，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7月。 　　(14)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15)刘明钢：《习仲勋深情追忆刘志丹：他“的确是我的老大哥”》，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7月。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