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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对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凝练与弘扬

王 钢

王 钢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中的重要一员。他与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向井冈山学习，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中，矢志不渝地以党的奋斗目标为价值追求，不畏艰难困苦，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而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刘志丹忠贞不贰、坚韧不拔；深入群众、廉政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感召、激励和鼓舞了一大批革命者和后来人沿着他的足迹奋勇前行，成为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习仲勋为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凝练弘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毕生自觉践行了刘志丹革命精神。 　　习仲勋与刘志丹并肩奋斗，深切感受刘志丹革命精神 　　1932年7月，习仲勋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刘志丹，从此开始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共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革命岁月。初见面时，习仲勋只有19岁，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鼓励他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地告诉习仲勋：“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说，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给我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在照金地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党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33年冬，刘志丹提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1934年秋，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边区党政军发布了十大政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创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刘志丹十分注意军政关系，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让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年轻10岁的习仲勋难以忘怀。 　　1935年九十月，“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先后将习仲勋及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逮捕，习仲勋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习仲勋在放风时看到刘志丹更加瘦弱的身躯，想起刘志丹过去说的话：“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习仲勋出狱后对人说：“我遇到困难，就想到刘志丹，这时眼前就出现一片光明，就不怕任何磨难了。” 　　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同志救出了监狱。但由于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刘志丹虽然平反了“反革命”罪名，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对任何人讲过。1936年初，刘志丹与习仲勋最后一次相见时，还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 　　但是，让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3个月后他在陇东环县工作时，噩耗传来，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别更让习仲勋终生难忘的是：刘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几支烟。 　　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习仲勋心中，他一生都在向这位老大哥学习。他每次见了刘志丹夫人和他的女儿都要说：“志丹虽然没有留下一针一线，但他的精神是国家的一份宝贵遗产。” 　　习仲勋常忆刘志丹英雄事迹，凝练总结刘志丹革命精神 　　刘志丹牺牲后，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毛泽东称他“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大众革命的旗帜，行动的指南针，是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号召“全体党员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以慰英灵”。 　　习仲勋深刻认识到总结和凝练刘志丹革命精神不仅是对志丹同志最好的纪念，也是让这一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传承，教育武装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的重要任务。他常常向身边的干部群众回忆讲述刘志丹的革命事迹，多次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刘志丹革命精神，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刘志丹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从习仲勋多篇回忆纪念刘志丹的文章、讲话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习仲勋主要从忠贞不贰、坚韧不拔；深入群众、廉政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等方面总结凝练了刘志丹革命精神。 　　一是忠贞不贰，坚韧不拔的革命操守。刘志丹在求学时期，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是他确立坚定人生信念的转折点。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自始至终坚如磐石。他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刘志丹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习仲勋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文中谈到第一次与刘志丹见面，刘志丹就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刘志丹这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直到半个世纪后仍记忆犹新。 　　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经历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无数的艰辛、曲折，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1933年6月，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苏区，南下终南山，遭到优势敌军的合击。红军孤军作战，奋力抗击，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陷于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回到照金。习仲勋回忆大难之后的又重逢：“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听了习仲勋关于陈家坡会议的介绍后，他兴奋的说：“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1935年10月初，刘志丹被错误地“肃反”关押，但他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得以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面对蒙受的不白之冤，刘志丹坦诚地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习仲勋回忆道： “刘志丹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当时常常对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二是深入群众、廉政为民的革命作风。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是刘志丹等为代表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习仲勋回忆说刘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大家很少称刘志丹“总指挥”“军长”，而是称他“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老刘”，习仲勋批评道：“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 　　习仲勋赞誉刘志丹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模范，“陕甘边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庄有几口锅，能容纳多少人，他都能说出来，大家说他是活地图。在反围剿中，我们常打胜仗，就是因为我们有群众，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敌人进来，见不到人，什么也问不到，像瞎子，只能挨打，不能招架”。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1934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在南梁建立了革命政权。建立革命政府时，刘志丹坚持从基层启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刘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习仲勋在照金做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这里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人民选举习仲勋任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革命政权建立后，刘志丹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他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提出制定了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块大洋以上者枪毙，以警戒自己的同志。习仲勋说：“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刘志丹反对铺张浪费。1934年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得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刘志丹十分注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习仲勋回忆：“一开始他就让根据地建立集市，欢迎白区商人来经商。他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我们在边区还发行了用木板洋布印的货币，把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了一段意义很深的话评价刘志丹，指出：“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天，群众就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刘志丹同志牺牲后，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三是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意识。习仲勋指出：“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 　　刘志丹的“‘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作‘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当年，延安《解放日报》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一文中指出：刘志丹“虽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领会马列主义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正是刘志丹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才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四是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革命风范。1998年10月，85岁高龄的习仲勋与马文瑞为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联名撰写了《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一文，总结了刘志丹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革命风范。 　　刘志丹坚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北革命根据地站住脚，得到发展，“硕果仅存”是和刘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刘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须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刘志丹更是处处讲团结，20世纪30年代初，“他和其他同志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使下，中共陕西省委的几位领导，来到游击队总是说成分不纯，不打阵地战，搞分田不彻底等等，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至撤职”。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做工作。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1932年6月，东进韩城作战失利，陕甘游击队领导围绕部队向何处去发生了争论。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提出“愿南下的跟我们走，愿北上的跟刘志丹等人走”的主张，游击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刘志丹、阎红彦在党委会上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分家”未成事实，维护了党的团结。 　　“1934年7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有两个指示，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挑起矛盾。但在开会讨论时，志丹回避了这些指责，引导大家研究当前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使会议有了团结气氛，决定了粉碎当前敌人围剿的方针。” 　　1935年九十月，发生了错误的陕北肃反，刘志丹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刘志丹牺牲时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直到1943年才为刘志丹彻底平了反，认为他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 　　习仲勋与马文瑞评价说：“内部的事，对他不利他都能忍耐；再危险，再困难的事他也勇于承担。……正因为如此，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 　　习仲勋难忘刘志丹殷切教诲，自觉践行刘志丹革命精神 　　习仲勋终生不忘刘志丹的教诲，自觉践行和弘扬刘志丹的革命精神。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习仲勋就一贯忠诚党的事业，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对革命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能倾注全部心血，急流勇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之久。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 　　1945年10月，在党组织推荐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中，他提出的根据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秋，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之初，毛泽东对中宣部其他领导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1962年9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却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面对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习仲勋内心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 　　1978年4月，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广东工作，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潮头。他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后又被推选兼任省长。当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广东，经济衰退，经常发生人员外流现象。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习仲勋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应大胆试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几年的时间，广东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深圳速度”等一系列经济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 　　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曾遭受党内“左”倾路线迫害，还差点在“左”倾肃反中被活埋。因此，习仲勋对“左”倾路线深恶痛绝。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时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还曾多次对儿子习近平说：“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对干部有毛病有错误，要先跟他打招呼让他改，要是他还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教育要从严，但要给人出路。” 　　习仲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主管党的统一战线等重要工作。习仲勋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他一贯倡导统战工作要搞“五湖四海”，要搞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他说，“工作面不能太窄，团结的面更不能窄了”。对党外朋友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好人也罢，不好的也罢，对任何人都要以诚相待”。“切忌对人的评价不公正，不能因为一个人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对他整个评价不公正，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习仲勋自己以身作则，诚恳地与统战人士交心。他靠光明正大、一心为公和高尚无私，赢得了广大党外人士的信赖和尊敬。 　　习仲勋在纪念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之际说：“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