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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在退居二线的岁月

刘建章著

继续关心铁路建设 　　1982年，我从一线退居二线，任铁道部顾问。此时，我已度过72岁生日，在退下来的部长级的老同志中，可算年岁较高的一位。当时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花好不能天天艳，明月岂能日日圆，年老体衰难负重，应当拱手早让贤”，抒发对退居二线的感怀。这是党的干部政策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替旧人。 　　从一线退到二线，这在我的一生中又是一个转折，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折。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讲要把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定下来，立下一个规矩。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决策，它将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只有逐步完成新老交替，党和国家才会永远保持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我们的事业才会有连续性。对此我衷心拥护。现在自己能为实现党的这一规定尽一份力量，觉得十分宽慰。退居二线，仍有许多工作可做，可以发挥余热。 　　我退居二线后，中央任命陈璞如同志为铁道部长。我和陈璞如同志相识较早，1961年春我和彭敏同志一起去贵阳铁路局了解工作，不幸发生了车祸，头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住在贵阳医院。当时陈璞如同志是贵州省副省长，他听说我受了伤，特意来医院看我，还拎了一只在家炖好的老母鸡，和我一同进了午餐，表示慰问。后来西南铁路大会战，工地指挥部设在安顺，他对铁路建设很支持，贵昆线修完后，指挥部迁到西昌，临行前，他还特意到车站送我。他到铁道部当部长，我当顾问。我对他说：“我虽然人退下来了，但心还在铁路上，要继续为铁路发展尽点力，发点热!” 　　退居二线后，在铁路上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当好顾问，当好参谋；清理“三种人”和推荐第三梯队的工作还由我负责；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工作；老战士协会、火车头体育协会、铁道学会的工作，等等。从总的方面来说，最使我牵挂的，仍然是中国铁路建设问题。 　　我参加革命，大半生从事铁路工作，对铁路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历了铁路的重大变化和曲折发展。新中国铁路史证明，凡是党和国家重视铁路、把铁路建设放到战略位置上时，铁路发展就快；反之，由于认识和决策上的失误，铁路发展就受阻。直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抓一下。从1960年开始，新建铁路逐年递减，铁路基建投资逐年下降，与国民经济发展很不相称，在较长时期内基本上属于严重滞后型，每想到此，我总感到不安。 　　1982年8月30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同志担任中顾委主任，我当选为委员。在中顾委任职期间，我和吕正操同志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加快铁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在列席党的十三大、十三届三中全会、九中全会上我做了书面发言，提出中国铁路应有个历史性大发展。 　　1985年我辞去铁道部顾问，1992年中顾委撤销，但我仍关心铁路建设。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五中全会，把铁路工作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使我很受鼓舞。但同时对一些“中国铁路修得差不多了”的说法颇感不安。于是在1996年9月，我利用参加京九铁路铺通典礼的机会，向中央领导同志递交了大力发展铁路的建议。 　　1997年9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五大，再次就铁路发展向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和大会主席团提交了书面发言，并就倾斜政策、铁路改革、扩大路网、技术改造、高速铁路、进藏铁路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中国铁路的发展曲线是“U”字型的。拿新建铁路来说，“一五”、“二五”每年能建成新铁路线1000公里左右，“三五”、“四五”为800公里左右，“五五”为500多公里，“六五”为400公里，“七五”为300多公里，1991年才搞了100多公里。拿投资来说，50年代初，铁路基建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14.5％，“一五”为10.7％。“二五”为9.9％，“三五”为12.3％，“四五”为10.5％。“五五”下降到6.4％。在党的十二大把铁路列为重点建设之一的“六五”投资比重却只占4.5％，“七五”也仅有5％。国民经济越是高速发展，铁路投资比重反而越低。到“八五”期间，党的十四大把铁路建设作为战略性问题来抓，情况出现了转机。十四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铁道部党组率领全路职工奋发拼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八五”是铁路史上建设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呈现出大发展的态势。平均每年新建铁路2000公里左右，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了6万公里。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从总体上看铁路仍处于限制型运输，大通道能力严重不足，主要限制口运输紧张的矛盾仍很突出。 　　铁路有了发展，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深切感到能否转变为适应型，关键在于今后二三十年。 　　从世界范围看，铁路曾被马克思誉为是“现代工业的先驱”。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密集投资、优先建设铁路，建成发达的铁路网。原因一是铁路的大量、集中、快速运输，适应了大工业生产，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可能；二是铁路使产品的产地和销售地距离相对缩短，从而引起市场的不断开拓；三是铁路使商品的流通时间缩短，资金周转加快，生产过程加速；四是像马克思所说铁路使一个个“旧的生产中心衰落，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正因为铁路这种巨大作用，使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大约一百年时间里，都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筑路高潮”。美国持续60年大规模筑路，19世纪80年代，就平均每年筑路1万多公里，仅1887年就筑路2万公里。到本世纪初，尽管已经有了30多万公里铁路，但仍拿出全部投资的一半投向铁路，到1916年时，铁路已达40万公里，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从1865年～1916年铁路货运量增加35倍，奠定了美国工业化的基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把美国经济起飞归结为是铁路的结果。1980年10月，我和吕正操同志率中国铁道学会代表团访问了美国的北美铁道学会，看了他们的规模以及管理铁路的方式。美国政府的联邦铁路管理局不足百人，但是它靠北美铁道学会这个中介学术团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俄国1861年～1873年，持续12年大规模筑路，铁路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63％。到十月革命前就拥有7万公里铁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和全面侵华前曾两次出现筑路高潮，铁路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5％。德国在1840年才有铁路500多公里，但到1913年已有铁路6万多公里。法国在1921年已有铁路4万多公里。英国在1900年就有铁路3万多公里。这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正是依靠铁路发达起来的，是铁路铺就了它们起飞的跑道。这一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铁路已有120年历史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今日之世界，非铁路无以立国。”把铁路放在了立国的高度上。他根据我国国情曾提出要修16万公里铁路。他对铁路重视的程度甚至到了辞去了大总统，也要亲自抓铁路的地步，他曾任全国铁路督办，为中国铁路建设大声疾呼，四处奔波，筹措款项。我国科技界先驱、杰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先生也曾提出中国至少要修14万公里铁路。1949年3月，经过认真调查摸底，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为迎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得修16万公里铁路。这一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和全体与会同志的高度赞许。解放后，经过了46年，我们的铁路刚刚突破6万公里，虽然这6万公里是来之不易的。但像我们这样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只有6万公里铁路显然是太少了。按国土面积计算铁路密度，我国每平方公里只有56公里铁路，排在世界第70位以后；人均拥有铁路仅5厘米，与发达和比较发达国家人均拥有几百米几十米比较相差甚远，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根据我大半生搞铁路工作的切身体会，我认为，我国现在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建设当然要量力而行，但是对于铁路建设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特殊地看。正因为是初级阶段，才需要大力发展铁路，在大胆超前，大幅倾斜，宁可欠账，宁可过紧日子，也要优先发展铁路。别的方面紧一些，但从长远看，只要铁路上去了，其他方面反而会发展更快。世界许多国家这样做了，成功了，成为了发达国家。我们行不行呢?且不说像人家那样大比例投资、大规模持续干，我们一位专家说过，解放以来，如果中国铁路投资能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铁路绝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国家的经济腾飞也许能提前15年左右! 　　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铁路工作，我也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铁路能达到孙中山、詹天佑先生提出的设想规模，有信心坐上高速列车，有信心亲自坐火车到西藏拉萨看一看……这也许就是我这个“老铁路”的理想吧。 　　当好老年体育“推销员” 　　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自幼习武锻炼，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也不管工作繁忙甚至身陷囹圄，都从未间断过健身运动。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可见体育锻炼和自身健康的重要性。自己从一线退下来，已经是老年人了，对老年人的问题自然特别关注。国际上盛行“健康的老龄化”说法，我们党和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健康长寿有诸多原因，我认为其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当属体育。 　　1983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我当选为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为我国全体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把老年人组织到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来，使广大老年人减少疾病，改善体质，增添乐趣，延缓衰老，达到健康长寿，欢度晚年。中国老年体协的建立，得到了老年群众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欢迎。 　　十几年来，中国老年体协组织遍布全国，形成网络，参加老年体育活动队伍发展很快，现已有数千万。这些年来，无论哪个城市或农村，也无论是严冬或酷暑，在公园、广场、路边、空地上都能看到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上百人乃至上千人的老年人聚集在一起，练拳、练剑、练功、练操或起舞或扭秧歌。这种火热的群众场面已成为中国大地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1995年，国家发布的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6年又颁布了老年权益保障法，老年体育活动处在全国健身热潮的潮头。 　　我为了推动老年运动。1992年建议成立北京80不老网球队，在有关领导和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于1992年10月25日，在北京先农坛“北京国际元老网球赛”期间隆重成立，到会的有吕正操、李瑞环、荣高棠、白介夫、焦若愚、张百发等同志，还有远东网联主席、东亚网联主席和香港、台湾、日本、南韩、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代表。会上我代表全队向万里、吕正操、荣高棠颁发了荣誉队员证书。袁成隆为北京80不老网球队队长，我是名誉队长。其宗旨是：“康乐为主，友谊至上，安全第一，延年益寿，发挥余热，以老促少”。提倡“能打就打，重在参与，胜负无关，一笑两欢”。建队后活动健康，影响较大，我们还跟日本老年网球队进行过多次比赛。人员由开始10几人发展到70多人。我已年逾90，还经常关心北京80不老网球队活动，希望它常存常青。 　　我们还集体创作了一首队歌，歌词很能代表我们这些沧桑老人的革命胸怀和不老精神，歌词是： 　　久经沧桑两鬓霜， 　　欣逢盛世喜洋洋。 　　八十挥拍人不老， 　　老当益壮寿而康。 　　鬓虽霜，又何妨? 　　晚景更芬芳。 　　豪情迈向新世纪， 　　不老精神代代扬。 　　老年体育活动，为老年人自身、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明显的效益。老人们参加体育活动，身体好了，情绪好了，有了活力，有了自信，也有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现在从事居委会工作，街道工作，治保工作，环保管理工作以及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的老同志，大多数都是老年体育队伍中的积极分子。 　　老人们自身心情舒畅，众人聚在一起，搞体育活动既健身，又交流感情，谈天说地，愉快宽心。健身活动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特别是有的老病号，多年病魔缠身，参加体育活动后，解除痛苦，恢复健康，他们更是珍爱体育，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基层活动站的骨干和辅导人员。 　　为家庭增添欢乐。如果家里没有病人，社会减少了拖累，减少了开支，也减少了亲人们的负担和牵挂。有的省市曾做过调查，许多老年人患病医药费开支很大，参加体育活动后，健康状况好转，医药费大幅减少。不少老年人还带动了老伴、儿孙，以至全家。全家健身，人人受益，其乐融融。 　　树立形象，扩大了国际影响。1994年，中国老年体协参加世界太极拳修练大会，中国老年人表演的太极拳令世人倾倒。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老年体协顾问、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王义润参加了大会，她的发言和带去的中国老年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的录像片强烈吸引着与会代表，获得好评。1996年北京80不老网球队到日本访问看到80岁以上的中国老人打网球身轻如燕，令日本人惊叹不已。1997年中国老年体育代表团访问日本，加深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干上了老年体育工作后，我的体育活动也大大增多了，我更得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健身。春秋大刀耍不动了，我就练剑。还经常游泳、打网球、打拳、走路、钓鱼、扭秧歌等。我现在还是中国网球协会顾问、中国门球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钓鱼协会顾问、北京武术协会顾问、北京80不老网球队名誉队长、北京元老网球协会顾问、北京长跑俱乐部顾问、火车头体协名誉主席、中国国内旅游协会顾问等等，我还当选过全国体育总会的顾问。除了每年的全国老年体育工作会议，我都要结合形势讲一些新观点外，还注意做一些调查研究，在《体育报》和《长寿》、《健康之友》、《老人天地》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健康、老龄化的文章。1993年，我的这些文章和讲话汇编成《刘建章谈老年体育》一书出版，大家都说我是“老年体育头头”，是“推销体育大员”。 　　我和体委的关系比较紧密，凡是体育上的事我都热心去办，都积极支持，记得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决定，在全国展开全面整党工作。实现全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一些大单位由中央派出工作组参加整党。我受中央的指派，到国家体委参加整党工作，我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组长。当时正值迎接在美国洛杉矶召开23届奥运会。体委一边积极准备奥运会，一边抓整党，工作矛盾较大。我认为迎接奥运会，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这是难得机遇，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应集中力量抓好。于是我去中央找了胡启立同志，反映了情况，建议体委推迟整党，先抓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建议得到体委同志的好评。经中央研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为体委准备奥运会赢得了时间，取得了好成绩。 　　最近，根据形势的变化，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正常人，特别是老年人，光有健康身体还不够，还应该道德高尚、在人品方面也要健康，这与我们老年体育事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部分人富了，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政治文化环境丰富宽松，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与之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美丑是非的界限，香花毒草的区别不那么清晰了，一些人的道德观念淡漠了。污浊腐朽的消极因素，对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道德的冲击极大。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奢侈，生活堕落者已非鲜见，其中也不乏老人。有人说，人到五十八九是个危险的年龄段，是指在离退休前想安排后事，捞一把，不惜铤而走险，触犯刑律，被绳之以法。人到五十八九确实要洁身谨慎，以达到“安全着陆”。但是，经不住歪风邪气的熏染、诱惑，被糖衣炮弹击中而走上犯罪的又何止五十八九?年龄更大，原职务很高的也有人在。报刊、电视、广播，以及内部通报已经报道不少了。当然，老年人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始终是我们国家和我们事业的中坚。是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但在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发生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199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四版有一篇文章，题名为“切莫泪洒黄昏路”，就是告诫老同志要珍惜过去，警惕当前，自尊自爱，不要在“黄昏时节”，演出悲剧，毁掉自己。 　　体现人品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多，例如爱国、秉公、勤奋、谦虚、廉洁、刻苦、助人，以及文化知识素养等等。而当前衡量老同志人品道德的优差，主要应该看是否坚持革命理想，与党同心、廉洁正派，保持晚节。保持人品道德高尚同保持身心健康一样，要靠自己，靠内在，靠日常锻炼。 　　人品道德的高尚是心理健康的更高层次。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始终会处在一个博大、乐观、坦诚的心境之中，不仅修身养性，更能利国利民，对于影响教育后人意义更大。一个人的心情好，品德高，身体就会好。我国历来推崇“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老年人思想道德方面的学习教育，主要由原单位组织负责。我主张老年体协在组织老年人开展体育活动中，也尽量多做一些思想道德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由于我们接触老同志多，做这方面工作不仅可能，而且有条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老同志本人、家庭，对老年体育事业、老龄工作，乃至党的建设、国家建设都有大好处，是一举几得的好事。 　　还有老年人锻炼身体，一定要讲科学，讲唯物主义，讲辩证法。1999年5月，铁道部老年大学要我讲一讲健身延年的体会。针对当时一些老同志老党员受“法轮功”的蒙骗，想信什么“法轮”附体，可以祛病延年，甚至可以得道成仙。我说这完全是歪理邪说。老同志人退休了，思想可不能退，党性更不能退，健身首先要健思想，练意志，要学科学知识，学唯物论，学辩证法，学科学社会主义，绝不能搞迷信，要彻底与祸国害民的“法轮功”划清界线，肃清其流毒。要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做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永远坚持马列信仰，永远跟党走，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现在，我的这些想法越来越引起广大的老年人共鸣，我也更感到老年体育事业一定要搞好，让它在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83年开始，我已连续3届当选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了，我曾跟大家开玩笑说：“只要连选连任，我干上瘾了”。现在看来，年纪不饶人，我准备再次“退居二线”，让那些年轻的老年人把老年体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相信，在21世纪，老年体育会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关注老龄问题 　　我们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现已进入老龄社会。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老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老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还题词：“重视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李鹏同志指示：“要把老年人的事情办好。”因为我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在“老字号”工作上与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老龄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是该会的前身中国老龄问题委员会的顾问。我感到老年人的问题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政局、社会的稳定。因此，我积极参与老龄工作，宣传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并结合老年体育宣传健康的老龄化。10几年来，我多次就老龄问题提出建议和发表文章，比如有《欢度晚年再创人生第二个春天》、《健康是无价之宝》、《怎样叫欢度晚年》、《老年大学好》、《在城市兴办老年公寓的建议》、《为老年人健身祛病而尽力》、《提倡厚养薄葬优良风尚》等，刊登在《人民日报》、《体育报》、《老年报》等报纸杂志上。我还担任了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顾问、中国老年大学顾问、中国“助老工程”顾问，中国老年报顾问、铁路老年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市海淀区老年大学顾问等，我是乐此不疲。 　　1983年铁道部大批老干部从岗位上退下来，老干部的生活学习如何安排是个大问题。1984年在我的倡导下，铁道部成立了老年大学。当时办老年大学还没有经验，我向部里建议派了教育局处长魏莲一同志带领三位中学校长去山东省学习办学经验。回来后，就在招待所借了一间房子当教室，退下来的部长、局长都来上课。由于条件限制，开始只招了20多人。课程也比较简单，一是书法，二是画画。后来我跟部里提议，要改善办学条件，让更多的老同志学习。不久便盖了老年大学新教室，还有健身房、办公室等。从20来人增加到现在有800多人。结业人数已有2000多人。有的已上十几年学，成了“博士后”。上学的老同志，不仅身体好了，精神充实了，而且知识面也广了，在家里成了绘画、书法、历史教员，推动家庭文明建设。大学开联欢会，运动会，忘年交笔会，书法研究会，我都积极去参加，使自己受到有益的教育。现在我们老年大学越办越好，在北京市很有影响。经常有外宾来参观。有日本、美国的老人协会，也有俄罗斯的退休老干部协会。国际基金组织主席康得书的夫人也来过，学员们把自己画的画送给她，她经常来信表示感谢。俄罗斯退休老干部协会主席来参观，82岁的老太太王婉梅把自己画的一张画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请王婉梅当他们协会名誉会员，并给她发了证书。有人说铁道部老年大学办得好，是老部长积极支持和倡导的结果。我想办好老年大学，使老年人老有所学，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老龄问题，自己应该尽点力。其实这是学校几位领导努力工作的结果。校长章洛，副校长魏莲一、雷杜、石晓燕等，他们都是老同志，都热心老年教育。尤其是魏莲一同志多年潜心教育工作，“文革”前曾给毛主席写过减轻学生负担的信，受到毛主席好评，批转全国。她虽已年过古稀，家里又连遭不幸，丈夫和儿子都在“文革”中受“四人帮”之害而死，后来找了个老伴又不幸去世，但她参加办老年大学后，与老同志们一起学习娱乐，专心诗书画，不仅消除了孤独感，而且生活很充实，越活越年轻。可以说，老年大学不仅是老年人再学习的好去处，也是提高丰富老年人精神境界和生活质量的好形式。 　　我已经是老年人了，对自己的老年问题当然也是很注意的。1987年10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三大。这次大会把老龄工作正式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标志着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对老龄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这次会议还选举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我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此时，我已经是77岁，老伴刘淑清同志已是76岁。我和淑清同志看到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老龄工作，作为老年人我们感到无比欣慰。我常对老伴说：“咱们可要好好地活着啊!”老伴听到后，脸上总是浮现着的幸福的笑容。虽然我已知道淑清身患绝症，但没想到她走得那么快。12月25日，与我结发55年的淑清同志去世了。同一天，我在北京医院做胃癌切除术，尚不知此，家人和工作人员也都瞒着。直到手术后半个月他们才慢慢告诉我。听到淑清同志就这样走了，我十分悲痛，久久地陷入哀思中。淑清同志21岁与我结婚后，就把自己同革命同我紧紧连在一起。经我手把手地指教，她学会了识字，有了文化。经我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有53年党龄的老战士。我们携手并肩，相帮相扶，共同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革命征途，不管风风雨雨，她都是那样的坚强、那样义无反顾……她是个好党员、好妻子、好妈妈。淑清同志去世后，宋任穷、吕正操、王任重、张策、刘杰、李尔重等老同志挽辞缅怀。 　　淑清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在悼词、悼文中对她革命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吕正操同志的悼词是：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发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王任重同志的悼词是：干革命，伴建章，饱经艰险。为国家，育后人，勤奋一生。宋任穷同志在悼文中说：淑清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女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淑清同志不畏强暴，直言上书毛主席，揭发控诉“四人帮”对关押的老干部残酷迫害。主席批阅了淑清同志的信，指示立即纠正这种法西斯行为，遂使老干部的待遇得到一定的改善。淑清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淑清的去世，不仅是我们家的损失，也是党的损失，给我在精神一个很大打击。老战友和我的子女们都给我多方面的安慰，使我深受感动，给我以力量。吕正操同志更是关心我今后的生活，他带着网球拍到医院看我，叫我要想得开，早日回到网球场上来。 　　老伴的去世，使我更加感到老龄婚姻和老龄伴侣问题也与自己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 　　在老年工作中我还积极鼓励支持更多的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的工作。1990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我和一些老同志被聘为顾问。第二年，铁道部也成立了关工委，我被聘为名誉主任，现在全国有300多万，铁路有25万离退下来的老同志在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老年体育积极分子。1996年8月，我们这些顾问和“中关工委”执行主任(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同志在讨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时，提出要发挥老同志在教育青少年中的积极作用的建议，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教育青少年立德做人，老同志确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政治、威望、经验、时空四大优势，《决议》提出“要重视老同志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即是对老同志的肯定和鼓励，也是要求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要认真作好对老同志的发动与组织工作，使他们在教育青少年中充分发挥作用。老同志老有所为，“为”的事情很多，我认为最大的“为”乃是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因为这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和社会主义中国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然而我们的下一代情况怎么样呢?由于我接触教育方面的情况较多，也曾在铁道部当副部长时分管过教育工作，一直感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为此，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要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我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建议全党要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可以发动全社会就减轻学生负担问题开展大讨论，集思广义，献计献策，让我们的下一代确实身心健康地茁壮成长。老同志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也是老年工作的一件大事。不仅要有“为”，而且要为好。 　　美满的老年婚姻 　　1988年6月，我和中国儿童中心离休干部陈莲玉同志自由恋爱结婚，她曾是中国儿童中心筹委会委员，荣高棠同志曾任筹委会主任。中国儿童中心党委对她的工作评价很好，说她是一位解放战争中入党的老党员。我曾征求过高棠的意见，他说：“莲玉这个人很好，能行!”我们相见倾心，了解日增，恋爱不久，便登记结了婚。当时我已年过古稀，她也年近花甲。我们的结合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幸福晚年。 　　莲玉同志性格豁达乐观，对人大度宽容，有奉献精神。婚后12年来我俩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认识一致，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亲朋好友，邻里街坊都称赞我们是成功的黄昏恋，是幸福、美满的老年夫妻。我俩十分珍惜和爱护我们的夕阳情。 　　莲玉不仅人好，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195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过由莲玉同志参加演唱的“送喜报”唱片，在全国发行。1987年莲玉同志编创一套中老年迪斯科健身舞，还有一盘音乐磁带和一盘由她主讲的录像带均在全国发行。1990年她还创编了“新编秧歌十扭”，在体育报上登载。她在老年迪斯科舞场上，翩翩起舞，那时我在月坛体委看过，得知她是北京老年迪斯科创始人之一，她经常活跃在月坛公园。她对老年健身运动颇有影响。 　　莲玉16岁参加革命，在东北日报当过校对，李常青同志曾任《东北日报社》社长，常青同志是位地下老党员，延吉人，1930年我们在延吉相认，革命胜利后又在北京相见，后被迫害致死。常青同志忠诚厚道，对人热情，至今我很怀念他。后来常青同志从报社把她推荐到东北文工二团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演出话剧“反翻把斗争”，得过东北局奖励，文工二团给她记了功。她是中央文化部第四届的党代表，全国妇联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 　　结婚12年来，她积极帮助我开展老年体育活动，关心下一代和各种社会工作。在生活上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喜欢穿便服，她冬天亲手为我做棉袄，夏天亲手为我缝裤褂，我爱吃家常便饭，她给做。她包的饺子和做的馄饨包子也对我的口味。真的，我很喜欢吃她做的饭菜。 　　我爱运动，她也爱运动，我喜欢打网球，她每次都作陪，她在我们这个大院内教老年迪斯科，在我住的大院外居委会教群众扭大秧歌，我也参加，一起凑热闹，参加跳啊，扭啊!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一起跳，和大家一起扭，有时也一起唱卡拉OK，日子过得充实快乐。 　　1989年初我俩登记结婚，本着节俭办婚事的原则，只买了点糖果迎接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们。1989年春，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准备了一桌便宴，为我俩道喜，瑞环同志指着在座的吕正操同志和万里同志说：“正操同志是主婚人，万里同志是证婚人，我们举杯祝你俩晚年婚姻美满幸福。”姚依林、王任重同志都在电话里对我们结为百年之好表示祝贺。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也在她家对我们说：“你们的婚姻是我们全家都称赞的，都高兴看到的!”在一次晚会上，谷牧同志也对我说：“老刘啊，你晚年真幸福啊。”老朋友、老同事们给我们极大支持，我和莲玉很感激，表示一定要珍惜晚来情，相伴到永远。 　　1999年，北京80不老网球队比赛发奖会上，万里同志给我发奖，万里同志拿着奖状不给我，把莲玉叫到主席台前，指着奖状对莲玉说“这上边应写上还有个好老伴陈莲玉”，说完把奖状发给了她，逗得大家直笑。记者还把这刹那拍了下来，第二天此照片还上了老年报第一版，的确，这荣誉的获得应当有她的一半功劳。在北京市一次网球年会上，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同志在主席台上对我说：“你借陈莲玉同志的光，没有她，你能活得这么潇洒嘛!”原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同志也说：“你没她，就没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晚年。莲玉同志品质好，我知道，“文革”前我当市高等教育局长，她在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工作，评价很好，可以说是我培养出来的好教师、好干部!”莲玉确实是一位好同志、好老伴。 　　我们再婚10年时，我写了一首不像诗的诗： 　　同室真美好， 　　爱情无价宝， 　　但愿形影伴， 　　天地永不老。 　　我的老战友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同志，也为我们写了赞诗，诗题是：“贺刘、陈老结婚十周年”载入了乔晓光著的“自娱续集”。诗是这样写的： 　　连枝比翼乐华年， 　　沧海巫山登峰巅。 　　蜡炬春蚕早成誓， 　　红笺锦句不需看。 　　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人越老越需要爱，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老伴。 　　单身的老年人，不能关闭爱的闸门，老年人更渴望精神上的理解和感情上的交流。虽然老年再婚，有很大的阻力，但只要坚强勇敢，只要转变观念，大胆冲破重重羁绊，你的甜蜜幸福的生活目的就能达到，因为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而且还有我国老年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的保证。 　　1999年农历正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傅志寰同志及部全体党组成员，筹办了一个小宴席，为我的90岁生日祝庆，并祝贺我和莲玉婚姻幸福，万里同志还特意送来花篮，我俩一定不辜负老战友、老同志们的希望，永葆爱情的青春。 　　十多年来，莲玉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我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她，愿与她相敬相爱永相依。在她七十诞辰喜庆时，我为她写了张条幅： 　　人生七十古来稀， 　　如今七十不稀奇， 　　恩恩爱爱永相依， 　　美满夫妻越世纪。 　　积极倡导“厚养薄葬” 　　退居二线后，我感到人到老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革命意志不能退，精神不能退，不但自己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还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贡献，积极参加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活动。这些年来，我参与这方面工作的事情和体会也不少，首先就是要先从自己做起，从日常点滴做起，拿移风易俗问题来说，1990年我与其他26位中顾委委员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不久中央也发了这方面的文件。1991年5月9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题目叫做《提倡厚养薄葬优良风尚》，引起了老同志强烈反响。很多当年老战友对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时宜。为了说明我的这个观点，不妨在这里摘录一下文章的一些内容。本文开头列举了当前我国城乡大办丧事的情况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广泛宣传殡葬改革，人们大办丧事的旧习俗有所改变。但近年来，大办丧事之风在我国城乡中又有所抬头，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不仅增加了组织和群众的负担，而且占用耕地，助长铺张浪费之风。例如，有的家里老人死了，家里人披麻戴孝，吃“长寿饭”，烧纸钱，扎纸汽车、纸彩电、纸电冰箱。有的地方还以绸缎为死人制作挽幛。甚至有的动用更多的劳力、财力，大兴土木，砌坟墓，这么做既浪费钱财，又浪费土地。又如，有的同志逝世了，追悼会开得越隆重越好，动用的汽车越多越好，知名度高的人到得越多越好。个别家属觉得对死者生平评价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高度，就不让火化，甚至骨灰盒摆的位置也争个不休。” 　　文章接着对这个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看法说：“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富，需要我们去批判地继承。对其精华要发扬光大，对其糟粕则应改革剔除。在我国多年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养老送终的习俗，就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观念和礼仪。应改革旧习俗，旧观念，提倡新风尚。”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美德。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把尽孝与尽忠看得同样重要。这种风尚在我国扎根较深，至今仍被视为做人的一个道德标准。当然，现在对尽忠含义的理解，与旧社会不同，是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此外，对怎样才算孝敬老人看法也有所不同，现在仍有一些人认为，既要厚养又要厚葬，这样才算尽了子女的孝心，才对得起老人。 　　笔者认为，丧事应该从简。举例来说，湖南省桃源县有的老人说得好：“宁要活着的欢笑，不要死后披麻戴孝。”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对待老人，子女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关怀和照顾，尊重他们的意愿，使他们晚年生活幸福欢乐。从组织上讲，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厚养工作做到平时工作中，不要等病倒了才去看望，更不能死后大办丧事，孝心应尽在厚养上。 　　我们党的老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在他们去世后，举行相应的仪式表示追悼和怀念，这完全合乎情理。但是，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死后悼念仪式的规格并不重要。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在革命与建设中做出了很大贡献。相反，一个没有什么贡献的人，即使垒坟如山，又有谁会记住他呢!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要求丧事改革、坚决改变大办丧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地区和个人，都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提倡。 　　例如山东文登市草庙子镇小北山村是市级文明村。早在1976年，村党支部就大力提倡不留骨灰、丧事从简。最近，北京市为满足群众处理骨灰多样化、文明化的要求，在北京市丰台区太子峪陵园建成我国北方第一片专为埋葬骨灰植造的树林。将骨灰埋入地下，不留坟头和墓碑，上面植树种花，以树为标记。以林代墓，既美化绿化了荒山瘠地，又体现出人类来源于大自然、回归于大自然的自然法则。 　　文章最后对一些老同志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留下丧事从简的遗嘱表示赞赏和十分敬佩：“如有的老同志留下遗嘱，坚持‘四不’，即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写生平传记，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有的同志还向公证部门提出死后丧事从简的主张。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原邮电部副部长赵志刚同志生前立下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早在1926年就从事革命活动的党的活动家、我国日语学界的老前辈陈涛教授，在生命垂危之际，立下遗嘱，要求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留骨灰，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中顾委委员曹英同志在1987年就留下遗嘱，写明：‘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献给任何一个培养外科医生的医疗单位，进行解剖，不要保留骨灰，并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曹英同志是1925年的老党员，他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行动，对移风易俗，促进殡葬改革，对改善党风，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都有启迪和推动作用。厚养薄葬，丧事从简，应该大力提倡。” 　　这篇文章虽然只是罗列了一些事例，没有深刻的论述，但发表后，在党内和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91年6月，中共中央以中发12号文件发出《关于党和国家高级干部逝世后丧事改革的通知》，使各级从组织上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坚决拥护。但是我认为还要进一步扩大面，不仅高级干部这样做，一般干部、普通党员也要这样做。坚持丧事简办，其意义不仅在于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在于体现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的根本宗旨。 　　1994年，我曾找公证处公证，立下遗嘱，丧事从简，遗体献给医院，供医学解剖研究和捐献有用器官之用。当时，我已经80有5，我想，对于厚养薄葬，生前要到位，死后也要到位，年龄大一些，距死亡就近一步，自己生前一定要安排好，于是我与老伴陈莲玉同志商量，决定向北京铁路总医院提出，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开始医院有些踌躇，拖了两年没表态，后来我把医院周玉皎院长请到家，跟他介绍我捐献遗体的想法，莲玉也表示积极赞同，周院长说：“这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于是，痛快地在遗书上签了字，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确定“我去世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写生平，不通知亲友，遗体献给北京铁路总医院，供医学解剖研究和捐献有用器官之用。”随后，我又找北京公证处，将这份遗嘱办公证手续，使之具有法律效力。1997年4月，莲玉的母亲在我的支持下，决定去世后捐献角膜。不久她去世了，捐献的角膜使两位苦等角膜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重新见到了光明。 　　1999年春，我的一个学生从台湾回来，路过北京，特意来看我。他是我当年在家乡王谦寺小学教书时的学生，名叫刘鼎如，现已年高80有4岁。有学生远方来，没有什么礼品相送，我便把自己写的“厚养薄葬”一文和给家人的遗书送给他阅之。他很感动，回台湾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说：深感师长胸宽见远，乃晚生之效法之。自然他这封信太过奖了。 　　我历来主张共产党人对财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1991年，我给家乡景县写信，愿把我家大刘庄旧宅房产捐献给村里，以此作为公益事业派上用场。我三个哥哥的孩子也没有意见。大哥孩子有润华、润芳、润荣；二哥孩子有润藻、润兰；三哥孩子有润荷、润英、润琴、润荃、润蒸、润兰，都参加革命工作，对我的提议很支持。1993年我又致信后，经文化部、河北省、衡水地区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考察，决定作为文化部全国蒲公英计划的一部分在这里建一所儿童文化园地，不仅使大刘庄儿童受益，还可以辐射周围六个村庄，为四周村庄培养人才。这个情况登在了衡水日报上。1995年5月25日，大刘庄儿童文化园落成，我参加了落成仪式。看到家乡大人孩子的高兴劲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现在文化园已搬到景县县城。 　　我还积极倡导“平坟还耕”，移风易俗。我国耕地非常紧张，要养活十几亿人，但是耕地却以每年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减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堆坟占地。我的家乡河北衡水地区，70年代普遍开展平坟还耕活动，基本上实现了耕地无坟化。进入80年代后，堆坟占地死灰复燃，出现坟头近百万个，占地2.5万亩。我感到这不仅是移风易俗问题，也是维护我国人多地少的国土资源问题。我曾给老家景县县委写过二三次信，要他们通知我的家乡大刘庄党支部，将我家老祖坟平掉，改为庄稼地，带个移风易俗的好头，但村党支部一直没有办。因为我在大刘庄辈分最高，官也最大，所以很难做工作。党支部出于对我的尊敬，坟不但没有平掉，而且每年还要添上几锹土。1997年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省开展大规模平坟还耕活动，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这时，我又给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同志写信，坚决支持河北省这一壮举，并请他通知景县县委，一定要做好大刘庄党支部工作，尽快将我家未平的祖坟平掉，这才是对我的支持，对我的理解。程书记接受了我的请求，通知了景县县委，经过工作，终于把我家的老祖坟平掉。在当地影响较大。当时家乡《衡水日报》记者来采访我，我说：“这是一个老党员应该做的，给家乡人民没有什么贡献，但在移风易俗上要带个头。”不久，坟已平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衡水日报做了报道。 　　为此，我在党的十五大上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建议党中央从现在开始，建立健全有关法规(包括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大力推进平坟还耕活动，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平坟，不得堆坟占地，违反者要严处，从而进一步动员全民，带动老百姓移风易俗，平坟还耕，造福子孙后代。这应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一件大事来抓。 　　大庆观礼 　　我退居二线后，我们党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研究制定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我被中央指定为特邀列席代表参加了历次代表大会，聆听大会报告，商讨党的大政方针，深受教育。这是党给我的最大的荣誉，我没齿难忘。也体现党对老同志的关心和尊重。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也是澳门回归祖国的大庆。我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50周年大典。新翻修的天安门广场人如潮涌，天安门前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展示了建国50年来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强国之路，富国之路的光辉业绩。我看了，心情十分激动，浮想联翩。80年前，我由一个贫穷农村的孤苦的孩子，来到京城香山慈幼院上学，实际上是一座孤儿院，专收京城一带大灾之年被遗弃的孤儿，我很幸运进入这座慈幼院。那时北京城内由于受八国联军和军阀混战的浩劫，经济萧条，设施破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从长安街到西直门只有一条破旧的有轨电车，从西直门到香山跑的都是毛驴和人力车，现在的东单体育场，当时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跑马场。我住在崇文门外大成饭店，路过天安门，街边七零八落，到处是破旧不堪的房子，整天沙尘飞扬，当时一句口头禅叫“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在旧社会，北京人民饱受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之苦。弹指一挥间，80年过去了，北京和全国一样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经济越来越繁荣，环境越来越优美。高楼林立，街道亮丽，北京正在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迈进，如今雄伟的天安门已是新中国的象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站起来了，贫穷屈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国家能有今天富强，国力能有这么强大，人民能步入小康，社会能如此安定，是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得来的。同样自己能有今天，也完全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在几十年的革命道路上，虽然历经艰险，但在党的指引下终于走过来了，胜利是属于党的，光荣是属于党的。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起，已经走过了80年的光辉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人民挨打挨饿、极弱极贫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拨乱反正，使国民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国力和经济实力空前提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领导人民走向新世纪，奔小康，加速国家现代化。一句话，没有共产党，没有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英明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今天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今天天安门前展示的强大的国力和经济实力。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参加革命70多年来，为党做了一点工作，感到十分光荣与自豪，党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感到受之有愧。在走向新世纪中，我一定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自尊自律，反腐倡廉，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党员。面临世纪之交，千年更替，面临新挑战、新任务，我也衷心希望我们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真正成为始终代表中国历史的先进方向，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头。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是一个有7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样我也十分关心党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怎样抓好党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退居二线后，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感触，特别是近几年来，常有一些想法在脑子转。我不仅逢会就讲，而且就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培养接班人，发扬优良传统等方面，向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议。我认为加强党的建设任重道远，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严治党，加强监督，使党永不变质。这是一个老党员的最大心愿和希望所在。 　　健身延年乐盛世 　　1999年，在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世纪之交，迎来国际老人年、全国老年体协在南京召开年会，会议研究部署迎接新世纪的老年工作。我参加这次会议，心情很激动，当时我已进入90庚年，如何健身延年，争做跨世纪老人，这是我在会上思考的一个问题。根据几十年健身体会，我谈了两点认识。我说，我的年龄虽然较高，但身体比较好，精神也可以，这不仅是现在的物质条件好了，而主要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和教育，给了我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能从一个孤苦孩子成长起来；二是坚持体育锻炼，不论在学校学习，还是在革命工作中，一直爱好体育活动，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这两方面是健身延年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体会最深之点。自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身体素质不同，所走的健身延年之路也不完全一样，但就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最基本的应该是这两条，首先应该是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教育。没有这个益，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更谈不上健身延寿了。我从一个孤苦孩子能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党教育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也就是怎样看待世界，怎样看待人生，怎样摆正个人同国家、人民的关系。因此，尽管几十年人生道路上也遇到不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却坚定地走过来了。而且活得很充实，精神也很乐观。这是身心健康的根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祥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为老同志健身延年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好条件。这是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没有这一切，我和千千万万老人一样，也不会活得这样欢乐、健康。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体育锻炼。我从小就喜爱体育活动，尤其是武术健身活动，上村小时，爱耍木棒，上“香慈”时，爱耍大刀，同学们称我为“春秋刀”。以后不管在什么年代，顺时逆时，都坚持身体锻炼，练拳、打网球、长跑、游泳、钓鱼、书法等活动，从不间断，因而少生病，少耽误工作，自己也少受病痛。“文革”遭难，在“斗室”监牢里，我还坚持每天练形意拳，不仅保持体质，而且增加了精神力量，一生中三次坐牢，身体受到一定影响。还有抗战时，一叶肺叫日寇子弹打穿，并且打断了两根肋骨。后半生又做了两次手术，一是胆结石开刀，一是胃息肉开刀。劫难不少，但由于坚持锻炼，体质较好，至今，身体各部位器官尚属正常，自己也没觉得很老，现在我已90庚年，每天还要坚持室外活动，每日早起武术加走步约一小时左右。走路就是生命，对于高龄老人益寿延年确为重要。这可以说是最简便的健身武器。 　　老年人要经常保持心理健康，多动少忧，常乐长寿。1993年，我给孙孝凡同志著的《寿山探秘》所写的序言中，曾把自己保持身心健康的体会概括为四个字，即一动：动不仅是体育运动，而且还要经常参加家务劳动、社会活动等。俗话说：“人老先从腿上老”，不动，手脚不灵活，就容易衰老、生病。自然动要适度。二静：就是指遇事要冷静，不要急躁，急躁暴躁，容易伤肝动火，有害身心健康。无论国事家事，都要冷静对待，尤其是家家都有难唱曲，更要冷静处之。人生很难做到万事如意，但要万事心静，宽怀对之。三乐：就是要直面人生，豁达乐观，积极进取，这样才能使精神愉快，而精神愉快心理健康，是健身延年的重要基础。“旷达得高寿，乐天双耄期”。四寿：前三个字做到了，保持好的体质和心质，就能健康长寿。不过，做到这四个字自然不容易，但也不难。“生命由天赋，寿命靠人为”。 　　我爱运动，老伴陈莲玉也爱运动。她教中老年跳“迪斯科”，我也跟着去，她跳舞，我击剑。她还叫街坊老年人跳大秧歌，我也跟着去跳，说说跳跳，欢欢乐乐，街坊邻居都夸我们是“一对儿活神仙”。我和老伴之所以活得这么快乐，是党给了“厚养”的条件，是喜逢盛世的结果。 　　2000年3月，新世纪第一春，中国老年体协在青岛市召开年会，要我讲话。值此世纪之交和新千年到来之际，我的感想很多，要说的也很多。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能活到新世纪新千年很不容易，也很自豪，很幸运，想说的自然很多。除了祝贺新世纪老年体育事业兴旺发达外，我最想讲的是老同志要想活得健康，活得有意义，一定要严守“晚节”，不仅自己要坚持党的理想和信念，而且要把我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代代相传，使子子孙孙都要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息。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珍惜来自不易的大好形势，珍惜自己的历史，珍惜晚年大好时光，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中发挥余热。让我们党的理想，党的事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葆共产主义的光辉。这是我的想法，也是对后人的期望，在此与老同志共勉之。 　　最后我以“碧血丹心，青春常驻”八个字作为本书的结篇语吧!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