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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大众化①

周扬

文学大众化这个工作，在目前，问题已经不在应不应该做，而在怎样去做了。 　　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在这里，“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之乎者也”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所看得懂的，因为前者是封建的残骸，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在国际革命作家第二次国际会议的关于殖民地的普罗革命文学的决议上，有这样的话：“在有些国家内必须创造革命文学的新的武器——新的文字，因为旧的文字不能成为广大的全国的群众的所有物，它一向成了统治阶级以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牧师的专利品。”所以创造新的文字是目前的迫切的任务。但是怎样创造呢?这不是凭着Inspiration②创造得出来的。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只有从斗争生活里才能使文字无限地丰富起来。和文字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形式问题。大众文学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呢?在这里，小的形式(Small forms)，如Sketches③，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读剧等，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是单纯的，明快的，朴素的，Dynamic④的，Heroic⑤的。它们可以很迅速地、直接地反映出每个瞬间的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⑥的斗争生活。它们是鼓动宣传(Agit-prop)的最好的武器。描写普罗列塔利亚特的阶级经验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是不可少的，但在目前，一天要做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十五小时肉体劳动的工人是没有工夫和能力来读长篇作品的。这里，我们虽然可以一时地、批评地采用旧式大众文学的体裁，如小调、唱本、说书等，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形式的国际性质的重要，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上面所举的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我们不像没有内容的布尔乔亚作家一样专在形式上去推敲，也不像形式主义者一样以形式为主眼，我们要在实际斗争的生活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形式。所以在这里，最要紧的是内容。那末，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这个任务不是带着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从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客观地(?)观察着一切生活(虽然也包括着工人生活)，然后把所得的印象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作家所能够完成的。这需要着完全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不是隔离大众，关起门来写作品，而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苏俄作家，有名的Brusski⑦的作者潘费洛夫⑧，就是参加集体农场的生产活动，一面写作品的)，他的立场是阶级的、党派的，因为他懂得“对一面于现实的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是在正确的党的评价的基础上找出它的艺术的表现，这就是伊里奇⑨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只有这样，他才能产生真正革命的大众作品，他才能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活人”(Livingman)，而不至陷于概念主义(Schematism)。中国的革命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是充满着“革命”的词藻的生硬的堆砌，“突变式”的英雄的纯粹概念的描写，对于被压迫者(很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含泪的讽刺。要肃清这些残余的要素，只有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去学习，产生健全的大众作品。所以文学大众化不仅不是降低文学，而且是提高文学，即提高文学的斗争性、阶级性的。 　　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直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劳苦大众完全浸在反动的封建的大众文艺里，我们一方面要对这些封建的毒害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暂时利用这种大众文学的旧形式，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学。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劳苦大众是应该享受比小调、唱本、说书、文明戏等等，更好的文艺生活的。伊里奇也说过：“许多人老老实实地相信现在的困难和危险是可以由‘面包和马戏’去克服的。面包——当然是要的!马戏——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马戏不是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艺术，而只是一种低级的娱乐。……我们的工人和农人应得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但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如果不顾目前中国劳苦大众的一般文化水准的低下，而一味地高谈什么应当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鉴赏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那实际上就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就是一种取消主义!所以我们要暂时利用根深蒂固的盘据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来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同时要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准，使劳苦大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正的、伟大的艺术。 　　文学大众化不仅是要创造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作品，而且，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关于这个，工农通信运动是当前的迫切的任务。在苏俄，工人突击队加入了文学的队伍，他们的作品会像潮水一样地流入普罗文学中来，“同路人”作家的作品会被这狂潮淹没。在德国，工人通信运动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普罗作家，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马尔琪维查(Hans Marchwitza)，格鲁堡格(Griinberg)，布列得尔(Bredel)，托列克(Turek)等等名字来。工农通信员的活动是和重大的政治的任务相联系的。这些任务不一定带着文学的性质，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创造力，经过工农通信这个练习时期之后，是会达到文学的领域的。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政治通信可以使工人发展他的潜伏的文学才能。适应着种种的客观条件，工农通信员必须运用各种小的形式，如简短的报告，Sketches(短剧)，煽动诗，墙头小说等；但是这些小的形式决不是普罗文学的唯一的表现。许多从工人通信员出身的作家已经创造了描写阶级经验的长篇作品，关于这个，我们可以举出马尔琪维查的轰动一时的小说《向埃森的射击》(Sturm auf Essen)。在中国，工人的文化水准虽是特别低，但是工人通信运动的萌芽是已经有了。我们要经过工农通信的路线从劳苦大众中提拔出新的作家——普罗文学的新干部。这样，工农通信员将要成为普罗文学的生力军，他们所搜集的材料(即他们自身的日常的斗争经验)将要成为我们的普罗文学的主要的题材。这样，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将要退到最后的地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作品将要登上文学的殿堂。 　　①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署名起应。 　　② 灵感。 　　③ 短剧。 　　④ 有生气。 　　⑤ 堂皇，英雄。 　　⑥ 无产阶级，英文Proletariat的音译。 　　⑦ 《布洛斯基》。 　　⑧ 通译潘菲洛夫。 　　⑨ 即列宁。这是在为通过当时反动当局的新闻审查而改用的译名之一。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