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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中国式的文艺批评

缪俊杰

周扬同志逝世七年多了，我没有写过关于他的回忆和纪念性的文字。一是因为在周扬同志面前，自己是后生晚辈；二是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楚，还需要再看些资料好好想想。最近王蒙、袁鹰同志主编这本回忆录，收到约稿信，我觉得还是要写一点，以表达一个曾经受到过周扬同志许多教诲和鼓励的晚辈，一个因作者与编者关系同他有多年交往的编辑，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时周扬同志是在1958年夏天。我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农村孩子，从小热爱文学，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进大学以后，在学基础课的同时，也写点小诗、小散文、小评论。从1956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点小文章，也就算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我走上搞文艺评论这条路子，却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敢想敢干，没有多少拘束。记得1957年初我冒昧地给大作家老舍写了封信，请教几个问题，过了不久，我非常意外而幸运地收到老舍先生七面纸的回信。我当时想写的一篇文章《论老舍创作的艺术特色》虽然没有写成功，但老舍先生的回信却鼓励我坚定了搞评论的信心，也确定自己今后搞文艺评论的努力方向。这也许是自己能后来有机会接触周扬同志的契机。 　　五十年代初期，我是把周扬同志作为文艺界的“神”来崇拜的。从延安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扬同志一直在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文艺界的斗争，总是由周扬同志作报告、作总结，特别是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后都由周扬作总结。我当时作为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不了解文艺内部有什么矛盾斗争，只是学文件、听报告。学了文艺界的许多文件，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觉得周扬同志是党在文艺界的代言人，是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体现者。周扬的形象在我们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心目中是特别崇高、高大。至少我当时是这样看的。 　　1958年4月底，我正在就读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盛开，春色满园。一天早上系里突然通知，今天上午的课不上了，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作报告。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文艺爱好者能够见到周扬同志，还能听他的报告，不仅喜出望外，简直是受宠若惊，高兴得跳起来。我们每人带着一个小板凳，在能容纳几千人的操场里按系按班整整齐齐地列队坐下，屏声静气地等候着。顷刻，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首长在我们的老校长李达同志的陪同下，登上用木板搭的讲台上。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曾经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党的一大选举的组织主任的李达老校长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介绍说：“周扬同志在武汉开重要会议，我们请他在百忙中抽空到学校来跟同学们见面，向大家作报告。”周扬同志在掌声停下以后，开始讲话。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达同志是老前辈，革命老前辈，在他面前我不敢摆老资格。但比起同学们来，我是老资格。但我还不能摆老资格，要向同学们学习。”接着周扬同志讲形势，重点讲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作的精神。我记得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不少当时出现的“新民歌”，其中一首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他说，这就是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的体现。他还风趣地说：“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敢革命。阿Q要革命，赵太爷不准他革命。在‘要革命’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阿Q同志’学习，不要学赵太爷。”当时听起来觉得周扬同志自己就敢想敢说，他以一个宣传鼓动家的演说才能，博得全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作为学生，当时我没有机会同周扬同志对话。 　　在武汉大学演讲的第二天，周扬同志又在汉口“民众乐园”礼堂向湖北省和武汉市文艺界干部作报告。我作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代表到汉口听周扬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还是先讲形势，讲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话。因为是对文艺界作报告，又特别讲了文艺形势。我记得，他又讲了新民歌问题。他说，许多新民歌都突出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雄伟决心，充满了大胆的幻想，火一般的热情和轻松愉快的幽默。由此，周扬同志进一步谈到，对于这种创作现象要进行理论的总结。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倡的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在这次报告会上，周扬同志还谈到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问题。 　　这次报告会，我得到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周扬同志提到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问题。从四十年代，周扬同志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到五十年代后期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他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呐喊。我那时对周扬同志进一步增加了尊敬的感情。于是就有了我在1959年在北京报考人大文艺理论研究班的决心和行动。 　　二 　　我进一步得到周场同志的教诲和同他有些接触的，是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成为“马文兵”写作集体的成员之一，特别是到人民日报当文艺编辑之后。 　　周扬同志于1958年8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问题。在此之后，他即找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延安文艺界老同志何洛商量，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培训文艺理论骨干的基地。经商定成立了一个由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地址设在由吴玉章同志任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城内分部铁狮子胡同一号院内，由何其芳任班主任，何洛为副主任，纪怀民为学术秘书。周扬同志对建立这个研究班十分重视，除从上海调唐弢同志为专职辅导教授外，又商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聘请著名学者、教授和文艺界负责同志为客座教授，为这个研究班授课。周扬同志还指示从全国各地大学和文艺团体在职干部中招生，经过三年培养毕业后，作为文艺理论的骨干回各单位去发挥作用，这是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队伍的一个战略性措施。 　　我是1959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的。当时文研班第一期的学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东、陕西、江苏、山东、河南、辽宁等十多个省市的30多人。年龄最大的有40多岁在延安时期已是团级干部的老同志(如郭拓)，也有年仅20岁左右的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年龄层次差距甚大，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经过进修深造，成为各地文艺理论的骨干，回各省市发挥作用。 　　周扬同志对文研班十分重视。据当时的副班主任何洛教授和学术秘书纪怀民同志讲，周扬同志对文研班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师资配备、教学方法都十分重视、亲自过问，不时还听取何其芳、何洛对文研班情况的汇报。文研班开学不久，大约是1960年初，周扬同志亲自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文研班所在地进行视察。周扬同志由胡锡奎副校长与何洛副主任陪同来到我们居住的主楼二层(即原段祺瑞执政政府会议厅楼上)察看我们的宿舍，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并在郭拓同志的房间，接见了我们班上党支部的支委(郭拓为书记，支委还有王春元同志和我)。周扬同志在听取郭拓同志的汇报之后说：“郭拓同志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了，你在经历了革命战争，开国以后还参加了一段时期建设，当过处长、厂长，现在又来学习，这很好。你们这些同志都有一些工作经历，现在又脱产来学习，重新学理论，这很好。读书学理论都要专注，读书没有一点专注，如看报纸一样，是做不了学问的。党很重视理论工作，也很重视文艺理论工作。但我们的理论工作还很薄弱也是事实。我们中宣部主张办你们这个文艺理论研究班，也就是想改变理论薄弱，包括文艺理论薄弱的状况。所以我们对你们这个文艺理论研究班是寄予希望的。”周扬同志问王春元以前做什么，王春元回答是“青艺演员”，周扬说“啊，好象看过你演的戏。”接着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一年，就考到这个班来了。”周扬同志说：“你们年轻人，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更要加强理论学习。”接着周扬同志又对我们说：“你们除了读书，还要实践，要参加战斗。我们党高举反帝反修旗帜，与修正主义进行论战，在文艺战线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文艺战线反修的任务也很重。你们要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周扬同志视察文研班之后，我们党支部便着手成立一个写作组，取了一个集体笔名叫“马文兵”(意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尖兵)，开始落实周扬同志“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的指示。当时整个文艺理论战线比较薄弱，而在铁狮子胡同书斋里杀出来的这支力量，是文艺战线的一支生力军。这个“马文兵”不写一般的小文章，开局就抓大题目。我记得抓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人道主义问题”。当时以约稿方式向我们布置任务的是《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光年同志是我们尊敬的文艺界的前辈，他不仅是位诗人，而且也是位理论家。他约我们(记得有郭拓、王春元和我)到编辑部。他谈了当时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大背景，要我们抓住人道主义这个要害问题，对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他谈到要使文章有说服力，就必须大量占有资料，劝我们对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理论和作品，都必须全面涉猎，认真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来分析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光年同志说，他所谈的有很多是周扬同志的看法。我们根据光年同志布置(约稿提示)，由郭拓、王春元同志执笔，包括不少同学参加，撰写了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马文兵”的笔名在《文艺报》1960年第17、18期连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周扬、张光年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文章对人道主义的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以及阶级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对从薄伽丘开始，到莎士比亚、伏尔泰、孟德斯鸠、狄更斯、雨果，直到托尔斯泰等人的人道主义观和他们刻画的人道主义形象进行了分析解剖，应该说，这篇文章从文风上看是说理的、有分析的。但从现在的观点来再评论，不难看出它存在着明显的时代的印记和某些“左”的观点。后来，我们用马文兵笔名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以及评论《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都带有这样的烙印。作为六十年代初“马文兵”的写作成员，我们现在大都在文艺评论的道路上走了三、四十年，或者在评论的领域有着各自的成果。但当时的这一段经历也有许多可以总结的教训。我之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谈这件事，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评论工作者，都受到周扬同志的教诲，我们吸收了周扬同志许多理论成果，而周扬同志在理论上的时代局限，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的学生们身上。不管是成就和局限，我都把这看成是周扬同志留给我们的财富。 　　由于“马文兵”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文艺理论界乃至思想文化战线产生了影响，周扬同志也关注这支力量。据何洛同志说，周扬同志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文研班可以继续办下去，使它真正成为培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队伍的基地；第二，第一期文研班的学员，特别是“马文兵”的主要成员可否再延长一年，留下来编一本“文艺理论教材”。根据周扬同志的建议，与有关教育领导部门商定，文研班继续招生，改由新成立的人大语言文学系领导；第一期文研班大部分学员留下编文艺理论教材。1962年暑假开始，在周扬同志的指导下，以“马文兵”成员为主干，成立了“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周扬同志指示我们，要力争编写出一部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摆脱我们一直沿用的苏联季莫菲耶夫和毕达可夫的“文学原理”教材模式。周扬同志为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沤心沥血，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由于当时文艺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文艺问题“两个批示”之后，许多问题捉摸不定。因此，这本文艺理论教材，虽然编写了初稿和修改稿，但文研班一期毕业，学员们各回自己的单位，这本书始终未能出版面世，也就不了了之。 　　三 　　周扬同志关心文研班、特别是“马文兵”这支力量，他把这支力量看成是文艺理论战线的生力军。总是让各文艺单位，给这支力量的成长提供一些机会。比如，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便吸收“马文兵”的主要写作成员列席听报告，文艺界的有些活动，也吸收他们去参加。这在当时来说，就是体现他的“在实践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的育人方针。尽管当时受的教育有着时代的痕迹，但我个人体会，这种“边学习边实践”的方法对我们自己的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 　　1963年夏天.第一期文研班结业，周扬同志建议，留下一部分毕业生在北京工作。因此，由南开大学来的郭拓调哲学研究所，由“青艺”来的王春元和西北大学来的何文轩(即何西来)调文学研究所，由武汉大学来的我调人民日报社，还有一些同志本来单位就在北京，如谭霈生、梁仲华、李允经等。这样，文研班一期毕业的学员，仍然有一大部分留在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文兵”的力量没有消失，但“马文兵”这个写作实体已经不存在了。 　　1963年，我到人民日报社之后，分配在文艺部作编辑。那时文艺部主任是陈笑雨同志(马铁丁)。因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工作直接受周扬、林默涵同志领导和指导，所以能经常听到周扬同志的指示，特别是要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指示。到报社以后，就听到周扬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周扬同志强调要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艺术上的自由竞赛，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他强调要加强评论工作，指出创作和评论是我们文艺事业的两翼。我们评论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很好地体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起到推动创作的作用。周扬同志的这些观点，经常贯彻在我们的文艺宣传中。我们也总是尊重周扬同志的指示，认真去做好报纸版面上的文艺宣传。 　　记得1964年夏天，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王揖同志带我去沙滩中宣部大楼见周扬同志。这一次是谈报纸开展错误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的批评问题。王揖同志主要是请示如何开展对对电影《北国江南》的批判问题。在此之前，报刊上曾开展过对巴人的文艺思想、电影《早春二月》和小说《三家巷》的批评和讨论。这次对《北国江南》的批评涉及的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三十年代老作家阳翰笙同志，如何掌握，报社觉得应该再请求一下。王揖同志谈了一些设想，请周扬同志指示。周扬同志说：“我们开展对一些错误文艺思想的讨论，对一些作品的指示，主要是弄清是非，划清界限。有些问题，即使开展批评，也要进行分析，比如对‘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并不是说‘鬼戏’一律不能演，文艺戏曲遗产中描写鬼魂的作品，是否都要反对?要进行分析，其中有绝技，如鬼步就很美。所以说，要分析，无论对什么作品进行批评、批判都要有分析，要说理。”我们听下来的印象，觉得周扬同志态度很平和，并不象报刊上的调子那么杀气腾腾。殊不知，当时“左”的势力来自更上层的领导，周扬同志本人也很快陷入劫难之中。我们听周扬同志作完指示之后，我事先征得王揖副总编同意，就我写了为《三家巷》辩护文章的事向周扬同志作几句检讨。因为报刊上开展对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进行批判，我和报社其他两位青年同志合作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表示不同意报刊上对《三家巷》上纲上线的批评，主张要进行具体分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文章一发表，报社党组织对我们进行批评，认为是同中央唱反调。于是我趁这次见到周扬同志的机会，作一点自我批评，我说：“我们写了不同意对《三家巷》进行这么厉害的批评，实际上是为《三家巷》辩护的文章，我们本意是进行学术讨论，不了解这是中央的意图。”周扬同志显然是不知道、更没有看见我们的文章。迟疑了一会才说：“唉，你们怎么写这样的文章呢!”态度仍然是平静的，颇有一定惋惜之意。我体会，他这“唉”的一声.可能是惋惜我们年轻轻的，为什么要“碰在枪口上”呢!后来报刊上点名对我们进行批评，我想与周扬同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还“够不着”呢! 　　在1964年秋天以后，周扬同志对文艺的指示越来越少。后来才听说周扬同志到天津搞“社教”和养病去了。 　　四 　　1966年“文革”开始，周扬首当其冲，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只看见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倒批奥”的大批判文章，周扬本人是死是活，一般的人不得而知。只是到了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治理整顿，1975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决议“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后来才听说，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此时，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了，住在西郊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周扬自由以后，日本朋友白土吾夫在王府井偶然遇见周扬，在日本报刊上作了报道，人们才知道，周扬还活在人间。 　　周扬同志复出以后，我见到周扬同志是在1978年4月间。我当时已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被邀请去参加停止了十二年活动的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开幕那天，满头银发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扬同志来到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无比激动。很多原来以为周扬同志已不在人世的边远地区的代表，惊喜交加，热泪盈眶。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扬同志讲话，他哽咽着，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同志们希望我来讲话，我想来想去，不少同志的发言都说了我心里要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但是又觉得我一定要来看看同志们，这不仅是由于我是文联副主席之一，而更多地是由于感情的原因。革命的感情驱使我不能不来。”说到这里，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接着周扬同志谈了如何对待委屈和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的问题。他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他向一些由于他的工作的失误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周扬同志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会议休息时，由于宣传发稿的工作需要，我去找了周扬同志。他说，等记录稿整理出来后，可以交给你们发。他对我说：“你还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好嘛!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多联系!”从此以后，我便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周扬同志。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部主任是袁鹰同志，我是副主任，分管文艺评论，配合他工作，凡是有关文艺评论方面的稿件，袁鹰同志总是交我经手去办。所以周扬同志的秘书，有时是他本人，凡需要在人民日报发稿的时候，往往是找我去或同我联系。例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斗争中学习》、《悲痛的怀念》、《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何其芳文集序》、《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发扬十二大精神》、《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和庆祝郭沫若故居开放》、《怀念立波》、《怀念徐悲鸿先生》、《尊霞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歌手》、《对电影美学研究的一点希望》、《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怀念老舍同志》、《忆念周信芳同志》等文章，在编排小样和审稿过程中，与周扬同志接触和为他发稿，我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我总的感觉和印象是：一、我以前把周扬同志看成是文艺界的“神”，“可望而不可及”。而“文革”后复出的周扬同志变成了可敬可亲的长者。我每次去见他，大体总是为了工作。例如送清样去让他审查，到他寓所以后，他总是要让坐，要秘书或“阿姨”泡茶，先聊几句，他总是问“最近有什么情况呀!”接着是让苏灵扬同志同我们聊天，他到里屋去看稿。有时我陪报社领导去看他，他也总是平等相待，谈笑自如，丝毫没有大领导、大文豪的架子。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前的周扬和复出后周扬，完全判若两人。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他每次交稿给人民日报，总是要求看清样，他对小样往往增删很多。他快75岁高龄时，还是亲自改小样。那时不比现在用电脑字很清晰，当时车间里排出的新五号字，有时不加条，看起来很费力，他还是要改。一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能否把样子排得整齐一点再给我看呢?”因为那次送去的是未加条的小样。他改样子总是很及时退回来。记得1982年12月底，周扬同志的一个讲话，改成题为《发扬十二大精神》文章发表，我把清样送给周扬同志审改，我说：“希望一、两天内改好退我们。”周扬同志接到清样后，当晚就改，改到深夜，因劳累过度，跌倒在洗手间里，造成骨折。我拿到清样后，中国文联的同志告诉我，并开玩笑地对我说：“周扬同志这次骨折，是你逼他交稿造成的。”听了以后，我很难过，确有一种负疚感。但这也从另一面证明周扬同志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三、周扬同志在理论上的严密和治学上的严谨态度，也令人感动。他每次的文章，大体整理总是在讲话之后整理修改而成。他讲话很严谨，但有时总是随便一些，而改成文章，词斟句酌。有根有据，不发空言。他年纪大了，有个别地方还需斟酌时，也很客气地说，某某地方，你们看还可不可以再斟酌，有好的意见提出来嘛，我还可以再改嘛。表现出他长期做领导工作，讲话行文的严谨态度。 　　五 　　为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同志对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传统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特别的关注。这在我与他接触中，听他谈到对《文心雕龙》的看法上，可以得到印证。 　　记得1980年底，在武汉开中国古典文论研讨会。我从武汉开会回北京后，他让秘书打电话给我，让我送一份《简报》给他，并到那里谈谈情况。我送去《简报》后，他简单看了一下，又问了我一些情况。对我说：“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十分丰富，特别是《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系统、最早的一部，比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古罗马的贺拉斯的《诗艺》更完整严密。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基础。”他希望文艺理论批评界好好研究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传统。 　　大约过了两年，1983年夏天，在山东青岛召开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周扬同志和张光年同志都在青岛疗养。会议在黄海饭店举行。因为我同这两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开会那天，要我陪会务组同志去他们疗养的地方接他们。我们把周扬、张光年同志接到会上以后，先同少数同志进行了座谈。全体代表一致请求周扬同志在会上讲话。周扬同志非常愉快地讲了话。他说，我早在1958年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要研究《文心雕龙》，现在你们成立全国性的文心雕龙学会，这很好。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先进不先进，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理论上的成就。我们讲理论建设，就是马克恩主义理论建设。但它离不开民族这个基础。《文心雕龙》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你们学会的成立，要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双百”方针，把古代文论的研究提高一步。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就要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建设，这样才能有民族的特点。要建设自己的文化，走自己的路，就要有这个基础。周扬同志讲话后又愉快地接受大会请求，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此之后，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们，一直遵循周扬同志的教诲，把这件工作一直传下去。直到最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五届年会，由大会通过的我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还是把周扬同志的许多观点作为我们研究《文心雕龙》的思想指导。 　　六 　　我经手发表周扬同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忆念周信芳同志》。这是周扬同志在首都纪念戏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诞生90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其实，这时周扬同志已经生病住院。因为1983年发表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所受到的压力，他常常处于苦闷之中。有时，我们到他家里看他，苏灵扬同志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周扬同志总是以一个老革命家的党性修养，竭力阻止她，要她不要说那么多。我仍然感到周扬同志有很强的党性和革命修养，他不多说什么。 　　他住进医院以后，我为了替他编一本书的事，多次去医院看他。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冯牧同志等主编的“文艺评论丛书”。之后，出版社觉得还应该专门为周扬同志出版一个文艺评论集。他们派编辑来京，希望我协助此事。周扬同志对出评论集或许另有考虑，不同意出。后来把范围缩小一点，改出“序跋集”。我陪湖南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刘谈夫同志到医院看望周扬同志，周扬同志对家乡湖南来的客人非常热情。兴致勃勃地问了家乡的许多情况，并高兴地答应了出“序跋集”的要求。苏灵扬同志希望我们先整理一下目录给周扬同志先看盾。我们整理好目录以后，周扬同志病情加重，苏灵扬同志说，不必给他看了，你们先编印吧。我们在得到苏灵扬同志以及周扬同志的身边工作人员的帮助，很快选定篇目，并复印资料发稿。这本书本来是想在周扬同志病愈后作为再访问日本时的礼物带去的。但他一直缠绵病榻，未能成行。《周扬序跋集》于1985年底出版。1986年初，当我们带着这本装帧精美的书去看望他时，周扬同志已经神态木然了。我想他的意志有时还是清楚的。我把书送到他手里，他紧握着我的手长达二十多分钟，没有说一句话，不断地流着泪。当我要告辞时，苏灵扬同志大声对他说：“缪俊杰同志要走了。”他点点头，一直目送我走出病房，但始终没说一句话。此情此景，令人潸然泪下。从此之后，我知道周扬同志已经没有可能再康复了。苏灵扬同志支持我着手撰写《周扬评传》，并且给我一些资料，包括海外发表的一些有关周扬的评论。我觉得，周扬同志作为一个和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分不开的人物，一位在我国文坛驰骋了半个多世纪的骁将，一位孜孜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应该有人为他写传，应该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公允评价。但要写出这部“评传”也有相当的难度。经过两年努力，我只写了一篇约5万字的题为《周扬的历史命运》的文章，准备在1989年初的某刊物发表。当时，周扬同志还活着(但不能用“健在”这个词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主动要求文章推迟发表。过了几个月，周扬同志不幸逝世。我觉得应该更全面地写周扬，那篇文章一直搁置到现在。《评传》的工作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时间又过了七年。我觉得还是应该写点什么，于是写下了这篇不成敬意的回忆文章，作为对周扬同志的缅怀和纪念。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