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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和民间文艺

钟敬文

过去虽有人对民间文艺做过一些整理、搜集与研究的工作，但这工作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民间艺术的宝藏还没有深入地去发掘。对这工作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把吸收民间文艺养料看做新文艺生存的问题。 　　——周扬《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6) 　　周扬同志多年来常常生病住院，但病情有坏有好，因此，对于医院也有进有出。最近一两年来，情况可不同了，他一直住下去没有再出来。更严重的，是对去看望他的人，包括家人在内，对面也不认识了。 　　像他这样具有刚强和优越智慧的人，竟成了一个“植物人”，这使一些生平好友和许多知道他、关心他的人多么感到难过! 　　几天前，我们一些搞民间文艺的人(大半是周扬同志的战友或部下)，聚集在北京郊区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共同评阅五年来国内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为的是在9月大连民间艺术节上发表评奖的结果。评审会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广播里忽然听到关于周扬同志逝世的讣告，讣文是简短的，却引起了我们深长叹息，对于这个讣告，我个人并不怎样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熟知他近年来的病情)。但是除了跟同志们一样的深长叹息之外，我更禁不住绵绵追思，追思他生平的业绩，他所遇到的坎坷，他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支持，和个人的一些接触、交往…… 　　周扬同志生平大节上使我最崇敬的，是他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组织的举动。1927年“4·12”以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这时候，东亚大陆上除了很少地区，可说是一片黑暗。革命队伍里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被血吓住，纷纷离去了。但是，这时仅二十岁左右的周扬同志，却毅然加入了党!这难道是一种平常的举动!难道是一种随随便便的选择? 　　像许多同志所知道，从那以后，在上海，在延安，在北京，他作为党的文化战士——作为文学、教育、宣传等方面的组织者、指导者和理论阐发者而不懈地活动着，一直到八十年代。不错，在这中间，他有被迫停止活动的时候，也有自己在工作上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数十年来，他在进步意识形态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又有谁能够否认呢?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心态和活动，记得有一回文联开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以后的工作计划，周扬同志似有相当准备地谈了八点意见，中间有一点是关于文艺、学术工作应该有连续性。(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工作原则。但是跟过去多年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对照起来，它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鲜的建议，因为它是与那种跳跃式的工作方式对立的)。我听了有些感触。这时恰好我正坐在他身旁。当他的话说完了，我就对他说：“你今天的话颇有新意。”他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用愉快的声音说：“我们就应该有点创造性。”他没有再作什么解释，但我分明感觉到他心里的欣快之情。而这类谈话的态度，正是经过十年民族浩劫和个人惨遇之后，不断深沉的反思所取得的可贵成果。 　　周扬同志跨越新旧两个社会、历时五十多年的革命文化活动，是党和人民意识形态财富的一部分，他现在撒手了，但是，他的事迹存留着，他的著作保留着。作为一位革命著作家，今后，将有许多同志在回忆、悼念他，研究、表扬他。我这篇小文，只想叙述一两件我所亲身经历的关于他的事情，而且只限于跟自己业务相关的。这些事情只是豹子身上文采的一斑，但是对于富于想象力的同志，也许可以由此想出他的全部文采来吧。 　　1949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避难在香港的一群文艺界同志，承应党的邀请，乘苏联轮船泛海到天津；旋即转入新都北京。记得初到京时，周扬同志就代表组织到旅馆(南河沿东亚旅馆)去欢迎我们。接着我和黄药眠等同志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在茅盾同志领导下起草国统区部分文艺活动报告文稿。(后来因为国统区文艺活动报告内容和结构有变更，我们所起草那部分稿子没有用上。我那篇由茅盾同志写上小标题的原稿还保存在杂乱的旧稿堆里，到现在它已足足经历过四十周年了。) 　　在这次文艺界的盛会上，我们倾听了周扬同志关于解放区文艺活动的长篇报告，对当时我国北方这片新民主政府存在地区的文学、艺术现象和性质，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以后这方面的活动，是产生着一定启导作用的。 　　连续开了二十天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了(7.19)。与会代表纷纷离京。这时广东等省还没有解放。广东籍的代表拟随军南下。欧阳山、符罗飞等同志都邀我一道走。但我因为想要组织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机构，就违背了他们的好意，留下来了。建立一个专门搞民间文艺工作的机构，虽然是我个人的夙愿(解放前我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参与创办了这类学术活动机构)，但是，这时具有这种愿望的人却不只限于我一个。例如在延安曾经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诗人林山同志，就是很热心的一位(可惜因为工作关系，在次年这种机构成立时，他已经不在北京了)。我们这种愿望不但在学术上是有理由的，在现实上也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其实还可以上溯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发表发后，重视民众固有文学、艺术，乃至他们的整个文化，差不多已成为延安以及国统区进步文艺学术界的一致认识和共同态度。此时，又是在新中国就要宣告成立的前夕，一切有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的活动或事业，只要条件许可，都可能举办，都可能由设想变成事实。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赤热的希望所在。 　　当时，周扬同志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是实际管事的部长。我跟他过去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凭着自己迫切的心愿和想法，大胆向他提出了建立民间文艺专业机构的倡议(同时冯乃超、邵荃麟两同志大概从旁也帮了一把)。我虽然那么殷切希望我的倡议成为事实，但客观上能否实现(尤其是即刻实现)却没有多大把握。但是，俗话说的好：“上天不负有心人。”我的倡议，居然很快得到了答应。周扬同志并且指派了当时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的蒋天佐同志(他是我在香港滞留时就认识的)跟我一道筹备。这样一来，我的梦想结胎了。 　　在这年的冬天，我们开了几次筹备会，反复商量对象范围、参加人员、学会章程，以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等。因为会议地点就在文化部(东四头条胡同)，周扬同志往往也抽空参加。稍后，老舍同志从美国讲学回来后，也被邀参加了筹备工作。他曾经建议把自己的房子提供作会所，大家因考虑到这虽出于他的好意，但不应把私人住宅充作公共会所。因此他的建议没有成事实。 　　经过一番筹备，在次年3月下旬，这个专门机构在北京成立了。那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大会由周扬同志亲自主持，因为参加的人不太多，是在文化部礼堂召开的。这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在考虑学会对象时，是拟包括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在内的，因此在机关名称上采取了包含较广的“民间文艺”。而不用狭义的“民间文学”。大会选出的常务理事和分组名称及各组的负责人里，有郭沫若、老舍、艾青、俞平伯、赵树理等搞文学的人；分组名称，除民间文学组外，还有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及负责人欧阳予倩、吕骥、马可、胡蛮及戴爱莲等。后来感到业务范围较广，许多艺术部门又各有自己的协会，有的甚至于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业务，就比较限于民间文学方面了。 　　当时，大会选出了郭沫若同志为理事长，老舍和我为副理事长。领导上并指定我为该会实际主持人。这种情形，直到1957年反右时为止。 　　这个专业性的学术团体，自诞生到现在，将满四十年了。在这不太短的时期里，它跟新中国其它艺术、文化的经历一样，并不是一直走着平坦道路的。在十年浩劫时期，它被迫完全停止活动了——不，连辛苦收集起来的资料也被焚毁、拆散了。但是，横风暴雨，是不能长久的。“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我们人民的学术事业复活了，而且以生猛的姿态迅速前进着。 　　现在，这种事业，在专门机构上，不但中央存在着，而且各大省市同样存在着，有些地、县也成立了这种机构，并在展开业务的活动。许多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也进行着这方面的搜集、研究工作，许多文科大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都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或并开设神话学、歌谣学等课。大学的研究院里，已经有专门攻读这门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至于攻读硕士的就更多了。民间文学各体裁的作品集，近年各省市及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版的，数量真举述不尽，质量较优秀的集子也涌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全国进行的歌谣、故事和谚语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在普查基础上，不但搜出了大量的材料，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从未见过的宝贵作品。过去一些时期，我们常以《格萨尔王传》等三大史诗自豪。现在觉得我们在民间文学方面值得骄傲的，决不止是些史诗，虽然在篇幅上，她们是占优势的。在这个领域里，理论研究成果方面，本来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但近年它也有慢慢赶上去的趋势。我们不但有专门的民间文学理论刊物，而且也有些比较秀颖的专著……今天，我们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盛况，真是使人无限高兴。即使现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困难，但是，它的兴旺、繁荣状况是不容忽视的，是不容否认的。 　　造成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目前这种盛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首都这个民间文艺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其长时期的存在和种种活动(包括业务的批示、组织及理论影响等)。而这个机构的建立及其以后长时期的活动，假如没有周扬同志的决然拍板和持久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民间文学事业，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旺，自然是有社会的根据的。但要使这种根据变为现实，人的因素却极重要，这点我们只要看看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跟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绚丽景光，就可明白了。 　　饮水不忘掘井人，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决不能忘记周扬同志的功劳。 　　趁此机会，我还想叙述一下，另一个与民间文学事业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它的产生是怎样得到周扬同志果断决定的。不过因为篇幅关系，我的记述不能不尽量简短罢了。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管辖的一个机构。它虽然不是一个大所，但是它的业务意义却是重要的。一个专以国内几十个民族的文学(大量是民众集体的创作)作为收集、整理和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不管从艺术科学看，从文化科学看，乃至于从现实政治看，它的性质和作用都是不可轻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个比较后起的研究机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事情得追溯到1979年，这年的冬天，我国文学艺术界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即第四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代表人数非常多，对于受过灾难的文艺界，它带有抚慰和庆贺的意味。全国性文联代表会的召开，各协会(或研究会)照例同时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作为文联团体会员之一的民间文艺研究会，这时当然也开代表大会。周扬同志是副主席，他当然要参加我们的大小会。在一次小会里，话题谈到少数民族文学问题。我国除汉族外，共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大多数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即使在解放前有文字的一些民族里，口头文学仍然占重要地位。在社会急剧变化着的今天，这种口头文学如果不迅速大力加以搜集、整理，就有一失不可再得的危险。何况这些民族的口头中不但有汉族民间文学中少见的品种，而且还有足以夸耀于世界艺术之坛的名篇。但是当时我们专门(或半专门)搞这方面业务的机构却很少，只有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研究室和民间文艺研究会等极少几处，而它们的规模、人力，物力远远不能担当那种重大任务。因此，我们总在为这件事发愁。盼望有关专门的学术机构来缓解这种急迫状况。 　　正在我们小会里谈到这类问题的时候，这种好机会来了，开始是马学良同志着郑重提出意见，认为成立这方面专门研究机构非常必要。接着我也把上面所述的情况和想法侃侃陈述了。我们只表达了所见到和希望看到的，说到成效，是不敢预断的，尽管我个人有过上一次的出于意料的胜利经验。 　　但是，胜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周扬同志定住眼睛倾听了我们的话之后，毫不踌躇地爽口答应了，并且对着在座的傅懋功同志(他是民族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也是恢复民研会工作小组的筹备小组成员)，用坚定的口气说(周扬同志这时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就由你们那里(指民族所)积极进行，以后单独成立。果然，没有多久，这个研究所就正式成立了。现在这个所已经拥有一批青壮年研究人员，刊行了专业刊物，编纂着大型民族文学丛书。由于它的特点和成绩，它正在引起各国学者们的注意。 　　这个特殊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样，是由于周扬同志对广大人民文化的关心和理解，特别是由于他的远见和果断，才急速成功的。而这种学术事业的日趋繁荣，正是他那种难能的心情与行动的结果。 　　我觉得没有比这对他更好的纪念了。 　　1989年8月13日，于北京。时年86岁。 　　附记：去年周扬同志在医院逝世后，《民间文学》编者马捷同志向我约写追悼文章，在公在私，义不容辞。于是，我赶出了那篇《悼念周扬同志》的短文(登载在该刊十一月号上)。 　　今年四月下旬，在《民间文学》第四期上，读到贾芝同志的《民间文学事业在春天中萌发》，才知道在我建议设立民间文艺研究会之前，周扬同志已经和吕骥同志商谈过这类事情。这更加充分证明周扬同志在繁荣人民文化事业上的远见卓识。可惜的，当时我没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商谈，以后也没有听见周扬或别的同志谈及。这样有关我们事业的倡议直到四十年后才能知道，而倡议者已经弃我们逝去了! 　　记得1949年晚秋或初冬的一天，蒋天佐同志带着准备送我的寓言译集，到石驸马大街北师大教师宿舍看我。这时他提起了周扬同志要我协同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事。我当然没有迟疑地答应了。此后我们就经常地一起进行筹划工作，一直到该研究会成立。因此，对于研究会的缘起和筹备过程，他是直接的参与者，是最知情的人。听说他还健在。如果他能写点回忆记之类，那至少是可以使我们方面的史料更丰富的。 　　附带说一点。我当时应约写悼念周扬同志的文章，匆匆执笔，主要目的，只在记述他对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关心、扶植，并不想叙说民研会的许多事情，即使偶有涉及，也不是主意所在。现在回想起来，在民研会数十年的经历中是有许多事情和人物值得记述的。就对工作的贡献来说，有许多人物的活动决不容忘记，较早期的，如陶建基、孙剑冰，特别是贾芝同志(他的活动和成绩当然不只限早期)，稍后的，如吉星、陶阳、刘锡诚、张紫晨等同志。这些学会的历史，我希望将来有同志去全面而准确地给以叙述。 　　1990年7月21日，于小汤山。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