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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

郝怀明

周扬从三十年代以后直到逝世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外，一直处于我们党的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岗位上。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周扬已成过去。周扬又属于未来。不论是他的成就，还是过失，固然与他本人的种种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并非纯属个人行为。经过历史的过滤，他在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建树将永留人间。回想六十年代初期，我曾有幸直接、间接听到他对大学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多次讲话，深感受益非浅。本文准备谈谈他在领导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中的功绩，以及对我们今天从事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启示，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8、9月，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党中央在文教战线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克服“左”的思想在高等文科院校的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受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向周扬同志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同志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教育方针明确了，但教材问题没有解决。当时全国高校文科编写了八十多种教材，但许多课还没有教材，据北京市的调查，市高校22%的课程没有教材和讲义。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编书青年知识准备不足又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一般水平都比较低，大都不宜继续采用。因此，总结经验，重新制定文科专业的教学方案，集合新老力量，重新编选教材，就成为高校文科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扬在北京、上海高校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文科建设和教材编写，从指导方针上进行了透辟的阐述。会议研究和总结了1958年以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经验，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方针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研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重大问题进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党内外充分民主讨论，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包括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7类专业(包括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草案，并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会后，立即调集力量，分别组成14个教材编选工作组。在周扬为首的文科教材办公室的领导和组织下，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编选文科教材的指导思想 　　1959年教育革命，打破了旧的教育观点、教学方法、教学秩序，有些是做得对的，有些则做得不对。如何总结经验，在教育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方案，一个比较好的教材，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教学秩序和比较好的学风，这是周扬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可以说是他的文科教材建设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既充分肯定教育革命的成绩，又恰当地批评了工作中的缺点，对我国高校文科建设、教材编选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现简要介绍如下： 　　1.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而以教学为主 　　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可是在58年教育革命中，学校普遍把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有的学校甚至提出“以生产带教学”的错误口号，生产劳动搞得太多，政治活动搞得太多，教学时间没有保证，可以任意被挤占。结果，一方面，学生的生产知识、政治斗争知识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却有所削弱。周扬明确指出：“应该象工厂保证生产一样地严格保证教学。工厂里搞运动不能随便停止生产；学校里就可以随便停止教学，这不好。”(《周扬文集》第3卷204页，以下引文只注卷数页数)他认为，在学校中，教学是主，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这都是需要的，但必须以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为原则，服从教学的需要。周扬主持制定的文科教学方案规定，学校以教学为主，结合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其时间分配的大体比例，劳动和科研时间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学时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教学(包括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学生自习)与劳动(包括生产劳动、基层工作、社会调查)、科学研究(包括写论文、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讲座)的时间分配为七三开。对政治课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也作了规定，不得超过20%。周扬的思想非常明确，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要把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就必须以教学为主。他既肯定了58年教育革命重视实践的经验，同时对其忽视教学的偏颇也作了有力的纠正。 　　2.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 　　红与专，实际上是个培养目标问题。58年教育革命明确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扭转了轻视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但又发生了忽视知识、忽视业务的现象。把学生培养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口号，本来主要是指要教育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体力劳动者，和他们打成一片，却被误解为在业务知识上和体力劳动者一样。周扬总结在红与专问题上的偏差，对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对学生政治上也就是对‘红’的要求，我们提出毕业生要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同时要求学生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努力树立工人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3卷第325页)在“专”的方面，“要求学生具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社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写作能力的训练)。”(同上，第326页)周扬还针对当时“白专道路”使用过滥，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的不正常风气，对什么是“白”也下了个界定。他说，“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至于一个人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合群，脱离群众，孤高自赏，有一点个人主义，这也不能算白。”(同上，第308-309页)在周扬看来，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无限扩大到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既不能把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就说成一定是白，也不能把有点个人主义的学生，或者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政治上进步较慢，还处在转变过程中的、暂还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都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白”与专并无必然联系，今后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来批评学生。周扬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反对空头政治，力倡政治和业务的结合和统一，不仅在当时鼓舞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至今仍未失去其指导意义。 　　3.论与史、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论与史的结合，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是周扬在文科教材编选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方法问题。有一个时期，在文科教学中曾经有过为史料而史料的问题。58年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历史教学中，“以论带史”的口号流行很广，讲历史不重视史实，变成了“以论代史”。周扬认为“以论带史”，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率史料的角度提出问题，固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个口号毕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应该是先有史，后有论，论是研究史的结果，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否则就容易鼓励一种风气，好象有几个公式，有几条规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不管这些公式这些规律是否正确。”(第3卷312-313页)周扬主张用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代替“以论带史”的提法，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讲了这个主张。他说，阐述理论问题，都应作历史的叙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联系中，说明理论与概念，论应是整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应当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学科结合起来，努力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史里要有论，论里要有史。他在谈到文学史的编写时这样说，文学史要系统地科学地按时间顺序叙述文学发展过程，叙述历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探索文学发展规律。你在叙述作家作品时是有倾向的，你的倾向性要体现在客观叙述中，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安排和叙述中。周扬主张，不论历史教科书还是概论类教科书，都要给学生正确的知识，力求用正确的观点来叙述比较充实的史料，既要反对罗列现象和烦琐考证，又要有必要的具体材料和考证，反对空发议论，反对乱贴政治标签。他针对当时主要是忽视知识、忽视史料的情况，强调教科书既然主要是讲多少年来所肯定的东西，用规律性的知识武装学生，那就要重视知识性，摆事实，摆材料，摆得愈充分，就愈有说服力。知识又多又正确，教材就有了稳定性。材料不多、不准，拿几个现成的公式到处套用，评论很多，难免主观武断，结果就很难稳定。周扬重视知识，重视史料，主张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是党中央当时大力强调的调查研究的作风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具体体现。 　　4.古与今的统一 　　58年反对“厚古薄今”对于引导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来起了积极作用，学校中厚古薄今的风气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批判“厚古薄今”却出现了忽视古只讲今的情况。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现代部分与古代部分之比为1:6，58年以后成了1:1，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40多年文学史各占一半。蒙古文学史，解放前那么多年写一本，解放后11年也写一本，二十几岁的青年也写入了历史。周扬认为，历史课程中古代和现代之比，3:1是起码的，陆定一认为可以达到4:1。这个原则既适用于中国历史课程，也适用于世界历史课程。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不仅时间长，内容丰富，而且经过历史的淘汰，遗留下来的多为人类文化的精华；而现代的东西因为时间较短，尚未来得及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还不够稳定。历史教科书要把人类在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知识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告诉学生，既要反映历史的经验，也要反映今天的经验，所以，在古今比例上要有个适当的规定。周扬还针对当时对文化遗产的简单粗暴的倾向，强调指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主要是介绍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何在，对古人只能看他是否说了前人所没有说的东西，是否说了他当代人所没有说的东西，如果说了，而且说得比前人或同代人正确，那就是他的贡献；不能要求他说只有后人才能说的东西。”(第3卷第321页)他认为对古人不能要求太苛刻。对今人要看政治态度，可以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六条政治标准去看，凡赞成社会主义的或不反对社会主义的，那就应用艺术标准衡量选不选。对古人就不能首先着眼于他们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而主要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对人民有没有好处。对于情调不那么健康，但艺术性很好，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作品，也可以选一点。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正确地处理了古与今的辩证关系。 　　5.中与外的统一 　　中国的高等院校应强调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历史遗产。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去注意研究外国的东西，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既犯过盲目照搬的毛病也犯过夜郎自大、忽视学习外国的毛病。58年中学停止英语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时大学虽设有英语课，也是只教“馒头”、“面条”、不教“面包”、“黄油”、“牛奶”，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不学。周扬说，以中国为主是对的，中国人必须首先研究中国，但是，同时必须研究外国。盲目照搬外国的东西不对，不研究外国的东西也不对。他强调指出，研究外国，掌握外国的文化知识，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建设中国。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更需要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的东西，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分析哪些东西是适合我们所需要的，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周扬还从我国文化发展史论证说，我国文化的高涨时期，都是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涨、学术繁荣，就要大量吸取外国的先进东西。立足中国，立足今天，一手向古，一手向外，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周扬为发展我国文化学术所始终不渝地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战略思想。周扬是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先声。在文科各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中，都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对外开放的精神。在文科有关专业的教学方案中，设置了研究世界历史、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世界文学等课程，并规定了各专业至少必修一种外文，对促进学习和研究外国是很有意义的。 　　6.正面与反面的统一 　　文化遗产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教材和选本，都应包括这两面，不能只讲一面。我们对反面的东西过去介绍不够，生怕学生中毒，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简单化的倾向，不仅会降低我们的教学质量、学术水平，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怎样教育青年，教育后代，会使青年头脑简单，在风浪面前经不起考验。当然，让青年接触反面的东西可能有危险，他们可能会中毒。但是，从长远看，这样做比较有利。他看过正面的东西，又看过反面的东西，可以进行比较，使他更加相信正面的东西的真理性，从而使正面的东西更加巩固，同时，由于他知识丰富了，也可以帮助他防止思想僵化，防止主观武断、自面性。正面和反面，历来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只有一面，构不成一个世界。周扬主张教材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历史图画。历史教材也好，文艺创作也好，要给人以正确的知识，要使学生认识事物的矛盾、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不要给青年造成一种印象，好就是一切都好，坏就是一切都坏。在把正确的健康的东西给青年看时，又要指出什么是非正确的、非健康的东西。周扬提议，我们国家除了编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教科书外，还可以加一点苏联、东欧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只要材料比较丰富，在那个国家很流行，即使观点反动，也可以出版，内部发行，供教学和研究人员参考。至于说在政治观点上没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东西，只是有点唯心主义，那就更没有什么要紧了。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讲授唯心主义的思想学术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眼界，增强辨别力，提高免疫力。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者对文化遗产有调查研究，他就可能在某个具体学术问题上比没有作过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者更正确，更符合唯物主义。我们在学术批判中，往往把学术问题看作是世界观问题，又把世界观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人民内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教训不少，应当记取。 　　7.“多”与“一”的统一 　　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个正确处理“多”与“一”的关系问题，即学术和艺术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的统一问题。周扬说：“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千’和‘万’，只喜欢‘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只讲个‘一’，不喜欢个‘百’，或者是有‘一’无‘百’，有‘百’无‘一’，不讲结合。”(第3卷第292页)在58年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中，对被批判者往往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不允许发表相反的意见。教师讲课要先经教研室集体讨论通过，不允许教师按照自己的学术见解讲课，实际上就是借所谓“集体备课”，在学术问题上搞少数服从多数。周扬认为多样性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点，学术和艺术的一个特点，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他说：“市场供应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丰富越好。而且将是越来越多样，不是越来越少样。……所谓贯彻‘百花齐放’也就是满足人民多样的精神需要。”(第3卷第285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实现学术、艺术多样化的方针。多样性的形成，有赖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的发挥。周扬说“多样性和创造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多样化才能发挥创造性，只有多样了，才有利于发挥创造。”(同上，286页)多样性是学术、艺术发展最根本的要求，是“双百”方针的核心问题，只要掌握得好，就对工作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周扬正确地处理了“多”和“一”的辩证关系，一是在编选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各种意见自由争论，最后由主编决定。编书人的创见，如果编选组内多数人不赞成，根据又不那么充足，即使他是主编，他的这个意见也不写进书中。二是教材，周扬多次明确指出，不定于一奠。教材适当地统一，但不绝对地统一，一门课可以有几种教材，可以由自己选用一种，有不同的见解，还可以讲自己的意见。统编文科教材中，中国哲学史就编了4种，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各有2种。各个大学如果不愿意用统编的教材，还可以自己编选教材。 　　8.集体写作和个人写作、新专家和老专家的结合 　　58年教育革命中编写教材，比较强调“大兵团作战”，相对来说，对个人的作用则有所忽视。由于当时的学术带头人大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在教材编写中没有发言权，致使这些教材的编写工作事实上缺乏适宜的主持人和骨干力量。实际上，当时在我国学术界，掌握书本知识比较多的还是老一代专家。周扬说：“精神劳动必须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必须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必要的集体协作，才能获得成效。”(第4卷第147-148页)他既重视集体的作用，也强调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他领导和组织文科教材编选，实行主编负责，采取自愿结合，集体编书的方式。担任各科教材的主编多为著名的老专家学者和教授。集体写作人数不多，有的只三人五人，至多十人、八人。参加编书的人在观点上大体相同或接近，由主编自己挑选。主编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有利于保持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保证教材的质量。周扬在编选教材过程中，多次强调提倡个人研究，鼓励个人写作，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注意在集体中发现和培养有突出才能的人。要放手培养，严格要求，使真正优秀的人才在社会上知名。“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第3卷第276页)由于在那些年的学术批判中发生的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青年和老专家之间存在一些紧张的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如何对待老专家、如何使青年和老专家团结合作，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学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周扬既注意调动老专家的积极性，同时也注意发挥青年的作用，提倡青年要向老专家学习其长处，老专家要关心青年，培养青年，青、老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合作。正是在这种青老互相尊重、团结共事的良好环境和气氛中，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一批人才脱颖而出。历史经验证明，主编负责，以老带新，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相结合，既是编选教材的好办法，也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 　　编选文科教材的意义和启迪 　　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工作会议到1965年6月底止，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和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其成就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我国高校教材解放前主要是搬欧美的，解放后主要是搬苏联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计划地组织调动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力量，编选文科教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教材建设是高校的一项基本建设，是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这批教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吸收外国文化，观点比较正确，材料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充实，革命性、科学性结合得比较好，不仅解决了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对高校文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证明是一批好教材，直到今天仍被我国高等院校采用。同时，通过高校文科教材的编选，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推动了理论建设。1962年3月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知识界群情振奋，学术空气活跃起来了。借助于这种良好的环境和空气，中央通过文科教材的编选这一强有力的措施，把学术力量组织了起来，有老专家，也有新生力量；老专家也各种各样，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真可谓群贤毕集。这对进一步活跃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当今活跃于学术界的一些60岁左右的专家、学者，就有不少是当时编选文科教材的参加者。总之，文科教材的编选，为我国高校文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学术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扬在领导编选文科教材方面的建树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摘其要者有以下三点： 　　1.牢牢树立文化、思想和学术建设重在建设的思想 　　重在建设，要求一切着眼于团结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切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重在建设，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以及掌握文化遗产的知识分子。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它要求对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采取科学的审慎的态度，全盘否定或全盘照搬，都不利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学术。历史经验证明，那种动辄搞政治运动、搞斗争、整人的做法，对人类文化遗产及学术权威采取彻底摧毁、批倒批臭的做法，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只能是对文化、思想、学术建设的破坏，对经济建设的破坏。文化、思想、学术建设重在建设，还要求必须立足于中国，立足于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拿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人才是联系在一起的，出产品和出人才是同一个过程。不落实到各方面精神生产的具体项目和重头产品上，文化、思想、学术建设就难以取得实效。中央通过抓文科教材编选，把学术建设落到了实处。周扬对这项工作抓得很实，很细。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开两三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这样的会，有的月份竟达7次之多。在每次会上，他都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率抒发自己的见解，从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到表达方法，都有精到的阐释。周扬学识渊博，他在文、史、哲、教等方面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对这些教材的编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生命力。在文化、思想、学术建设重在建设的问题上，周扬领导编选文科教材树立了一个典范。 　　2.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进行文化、思想、学术建设，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针过去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得到贯彻。周扬说，人似乎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听不同意见，总喜欢听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东西、合乎自己口味的东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都会妨碍“双百”方针的贯彻。周扬在领导编选文科教材工作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党内党外同志在一起，从方针政策到教材编写，充分地、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进行议论，既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搞下级服务上级。周扬在文科教材编选期间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他一再讲他的意见只是作为一个读者和同事来提的，是否采纳，完全由主编决定。周扬鼓励大家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意见，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迎合。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其中就包含容许讲错话，容许犯错误。不能一出错，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对错误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构成触犯刑律，要依法治罪，否则，就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批评和反批评，逐步求得解决。我们的事业是复杂的创造性的事业，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在理论上和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这些不同意见，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姓“社”与姓“资”之争。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由于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个问题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思路和主张。这是正常现象，它可以帮助人们考虑问题更全面些，决策更科学些。不能简单地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思路和主张，都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姓“资”而不是姓“社”。而且，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学术问题和工作问题上，也可能拥有真理，有可取之处。为了进一步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创造更加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文化环境，有必要继续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为“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创造更好的思想条件。 　　3.切实注意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是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编写中予以极大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不仅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而且以他自己的实践，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方法问题，说到底，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这说起来不难，道理就那么几条，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可是人们往往从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从主观出发，因而在工作中常常犯错误。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以实际为基础，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认识事物，处理各种具体问题和矛盾，可是人们却常常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绝对化，走极端，固执一面，夸大一点，不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人们的思想很习惯、很容易偏到一面，在理论与实际、政治与业务、古与今、外与中、集体与个人、老与青等一系列问题上，要么就是强调这面丢掉那面，要么就是强调那面丢掉这面，都是片面性、绝对化、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辩证思维的实质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发现真理。周扬提倡用比较的方法编选教材和从事学术著述。比较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比较的方法，可以避免绝对化、简单化、片面性，可以使人获得全面的丰富的知识，且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信服。他主张拿中外古今来比较，拿正面反面来比较，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比较，都是比较法的具体运用。周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倡导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努力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今天以至今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六十年代初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扬在思想、文化、学术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周扬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中的建树，既是党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方针的反映，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才能、智慧和品格的体现。党的光辉照亮了周扬，周扬的才智的恣意发挥又增加了党的光辉。这也是个人与组织的辩证法。周扬在文科教材建设中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光辉永在。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