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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二三事

李佩珊

周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除了主管文艺处的工作外，在1955年到1965年期间，还管过近十年的科学处工作。开始，他参加科学处的工作会时曾说过，部里要他管文艺和科学两个处，科学当然比文艺重要，但他的兴趣在文艺，不可能花多少时间管科学处的工作。的确，在开始阶段，除了有时听听科学处的工作汇报外，很少过问科学处的工作。但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1960年，全国经济政治形势十分严峻。8月，由于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村工作十二条)。由此而推动了中央各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各种工作条例。这些，实际上就是在纠正前几年所犯的“左”的错误。 　　1960年，全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也有不少意见。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又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1966年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破坏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初步形成的学术思想活跃的局面。这不但影响到党同科学家的团结，也涉及到比较广泛的科学上的是非问题，摩尔根的遗传学再一次遭到严厉地批判、微耳的细脆病理学，甚至于牛顿力学也都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就连果树栽培技术中的“疏花疏果”(同冠以无产阶级的“保花保果”相对立)和森林采伐中的“采伐”(同冠以无产阶级的“皆伐”相对立)等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对于一些基础研究更多地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脱离实际”。对于以上诸多情况，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多以审慎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随时以《简报》汇报给有关领导。 　　1960年八字方针提出后，紧张的形势开始松动。在这一转折时期，周扬比以往更多地关心了科学工作。这个时期，他对科学家在政治上的要求，对研究机构不应停止研究工作专门搞政治运动，对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等问题都公开发表了意见和进行了一定的干预。当然他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作了更多工作，突出的有组织文科教材的编写和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次学部大会的召开等。本文只涉及周扬同自然科学有关的几件事。 　　1960年12月，周扬出差湖南，其间曾为解决湖南省一些高等院校有声势地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问题，专门同湖南省委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谈了话，指出这种批判错误所在，要他们予以改正，从而制止了这类批判的继续进行。 　　1961年初，周扬从湖南到上海，当时科学处有我和其他同志正在上海了解学术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有关情况。我们因周扬的要求而继续留在上海帮他工作。在他到来之前，我们积极准备向他汇报在上海所了解的情况。我们认为周扬感兴趣的肯定是同社会科学有关的问题，所以重点准备了这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准备了中国科学院在上海地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不久前召开的“神仙会”上，针对自然科学工作中的问题，所讲的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出乎我们的意料，周扬十分认真地听取了“神仙会”的内容，并要求写成书面材料，由他亲自转交主持上海市工作的负责同志。当时有关“神仙会”的书面简报已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重视，并在北京召开了类似会议，认真听取意见，以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这就是形成后来被誉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文件的酝酿时期。周扬对自然科学工作十分关心，在思想上同领导自然科学工作的同志们是相通的。 　　1961年三、四月间，周扬在中宣部孑民堂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几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冲击业务工作，许多研究所都采取了停止业务工作，专心搞运动的做法，使研究工作陷于停顿。周扬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地说：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干扰正常的研究工作。我们的许多工厂也搞运动，但是绝不允许停止生产专门搞运动，因为工厂的任务是要生产出产品来。研究所同样也有任务，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生产出研究成果和科学著作，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这些任务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而停顿。周扬的这段话虽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讲的，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此后就被概括为“研究所的任务为出成果出人才”，最先在《科学十四条》中采用，并且一直延用至今。 　　1961年4月，全国科协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周扬应当时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之请，到会讲话。讲话前，周扬不但听了科协的汇报，科学处的于光远、林涧青和我也专门向他汇报了情况。我们汇报了自然科学界违反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科学家在一系列运动之后存在的思想顾虑和忧悒对科学发展不利的心情。4月13日上午在北京饭店七楼会议室，周扬作了近三小时的报告，报告不可避免地对前一段的运动作了肯定和解释，同时针对时弊，讲了他自己的看法，下面就列举一些报告中的观点。 　　周扬首先明确提出党对科学家在学术上和在政治上的要求。他说，我们“要求科学家生产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成果，有更多的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产品，要求农民生产粮食，生产各种经济作物，要求文学家生产文艺作品，要求社会科学家生产出理论著作一样”。针对对科学家的政治要求，周扬说：“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最基本的。当然拥护党并不是不向党提意见。党内党外的科学家都可以向党提意见……这并不是反党而是爱党”。他还说：“政治是统帅一切，而不是代替一切，政治运动如果过多地侵占业务，越过了界限，就不行了，科学家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了”。因此，他提出：“对红要有标准，主要看政治立场。世界观是长期改造的问题，不是划分红白的标准”。他不赞成“把学生去图书馆看书也说成是白专道路”。他还批判了认为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看法。他说“十一年来许多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做了许多工作，难道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医生医好了许多人，难道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搞得那么狭隘!” 　　他对过去几年空谈政治而影响许多业务工作十分不满。他认为“只搞抽象理论是红不了的。搞不好，马列主义也会搞成教条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也会搞成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不研究现状，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社会科学家不做社会调查，自然科学家不搞实验室的工作，怎么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队伍?”他还举出历史上的事例说：“孔夫子教学是讲六艺，人性与天道反而讲得少。宋、明理学才搞成专讲空话。清代颜习斋就是反对宋、明理而提倡实学的。他斥空谈性命气理为‘浮言’。他说这种‘浮言之害，甚于焚坑’。他是这样厌恶空话，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赞成的”。 　　针对把许多科学研究工作都列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脱离实际”来批判，他提出“反对狭隘的为生产服务的观点”，认为“这样作的结果对发展生产反而不利”，主张“科学研究一要配合当前工农业生产，二要配合国防尖端，三要打基础，搞基础理论。这三方面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针对科学研究都要搞群众运动的片面性，他提出应当允许科学家“有个人研究的自由”，“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在国家计划之外的和国家计划配合的一些研究课题……应当鼓励科学家在这方面的个人研究。二、要提倡科学家重视群众的成果，和群众结合，但不等于每个科学家都非和群众一起研究不可。科学家可以个人进行研究，研究应以个人研究为基础”。他概括地说，“提倡集体，不能忽视个性。”针对大学中提倡学生参加编写教材的做法，他说，“编教科书应该是教师的任务。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作为训练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如果教科书都由学生来编，还要教师干什么呢?” 　　关于百家争鸣方针，他讲了自己的见解：“百家争鸣主要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提高科学水平，建立良好的学风，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若是认为争鸣的目的在于让毒草放出来，好整它一下，则大大违背了百家争鸣本来的意思。” 　　他提出，在学术讨论中，“不要怕批评，讨论问题本身就包括互相批评，不能不准批评，但要允许反批评。要讲理，要有说服力。要靠分析，靠数据，靠材料，要提倡实事求是”。 　　他批评了一些错误认识。他说：“在学术批判中，有人提出‘要以实验对实验’。从科学工作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有人说不对，‘要以世界观对世界观’”。他接着分析说：“学术问题不但要和政治问题相区别，也要同世界观相区别。……有一段时期，有些人把学术问题都提高到唯心主义世界观问题上去，从世界观又联系到反动的政治立场上去。……这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对学术的发展就会十分不利。” 　　他认为同技术政策有关的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仅是技术政策，就是一般政策也是可以讨论的”，并举例说“农业八字宪法”、“教学改革”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非常需要讨论的”。他认为“对党的政策提意见是对社会主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他鼓励科学家要“要坚持革命精神，又要坚持科学态度。我们希望科学家对科学问题不要轻易让步，要提倡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的。” 　　针对当时评价历史上科学家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他说：“对过去的一些科学家不能查历史，甚至不能查政治态度。主要看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对人类的贡献……我们重视他们的遗产对人类的贡献。评价古人要看他在甚么地方超过了前人，留给了后人一些什么，而不能要求他们做只有后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由于周扬这篇讲话是在这一转折时期中较早的一篇公开讲话，又结合了相当分量的实际事例，有的放矢，所以内容生动活泼，又具有说服力。当时台上台下相互呼应，打成一片。听众，特别是一些科学家，十分称赞这篇讲话。有位科学家散会时就对我说，“这个讲话非常好，解决了许多问题。不过仅仅让我们听了是不够的，应当请各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来听，才能解决问题。”后来，周扬同意了中国科协的要求，把讲话整理成文字稿，由中国科协发给各省市科协学习。 　　周扬在这个时期的讲话内容由中宣部科学处传到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一些同志，实际成为1961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转的纠正自然科学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两个文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这两个报告，一是在聂荣臻主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共同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二是聂荣臻署名报送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周扬十分重视这两个文件，在他随后主持制定《文艺八条》文件时，曾指定起草文件的同志们参考这两个文件。 　　周扬在这个时期如此关心自然科学的原因何在?他作为中宣部的副部长几年前就分管科学处的工作，他深知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这时又了解了自然科学界正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尖锐问题，使他感到有责任来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时他住院检查身体时同聂荣臻相遇。两人间的谈话交流，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1961年4月科协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聂副总理曾跟我讲，他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他的余年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他深为这位革命家的动人愿望所感动，从而激发起他也要为科学的建设有所作为的愿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曾向文艺处的同志表示，今后他要多花精力在科学方面，文艺处的工作将会过问得少了。从这时起到1965年下半年他生病时止的五年多的时间内，他确实花了相当的精力在科学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当然更多的是社会科学。他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天读起来，也仍有亲切感。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