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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鲁迅先生与思想斗争
周文

  “鲁迅和当时(指辛亥前后——文注)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
  这就是我们的鲁迅先生。而先生用以“肃清这肮脏的旧茅厕”的,则是思想斗争。
  他在《呐喊》的《自序》上写道:“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即电影——文注)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面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周围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
  从这里,已经很明白表现了先生的对于旧社会的强烈憎恶,和对于侵略者的愤怒。在一九○七年——即辛亥革命前,他便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收在《坟》里),叙述那些为世所不愉悦的天魔诗人裴伦等的反抗精神,借以号召人们向一切传统的重压,愚昧和麻木进攻,同时又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收在《集外集》里),讴歌那反抗侵略者的战争。这种在思想上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姿态,一开始就怎样的强烈而鲜明呵!
  但在这之前,对于文艺的运动,他是经过怎样的困难!那时的一般国人对于文艺的态度是冷淡和轻蔑,认小说之类为闲书,专供少爷奶奶们茶余饭后消消饱胀的;甚至他已经邀集了的几个同志,都忽然中途隐去,逃走了办杂志的资本。“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他在《呐喊·自序》上写道:“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不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为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就是那时的中国,这就是那时的中国文化界!但鲁迅先生终于奋然前行了,在那毫无边际的寂寞中发出了战叫。
  至于和先生同时的早期的革命家经过了辛亥革命之后怎样呢?“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二心集》)异族的压迫者是推翻了,命是革过了,而革命之后,这些人所希望的竟是复古,开倒车,想把历史拖回若干年以前去!其时,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势力,“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之说。”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里这么写道。他对于前者,反进步的复古思想,时时给以顽强的抨击,而对于后者,他同样严厉的写道:“……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钝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
  而在那时的各种混乱思想中,有一种特别最可怕的主张,说:“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造成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鲁迅先生写道:这“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之可怕,实因他说的更为实在的原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便是‘科学’一味。”
  鲁迅先生毕生的战绩,要说简直是说不完的,但是单单由上面列举的这一点点——而且这还是五四时期的——我们已可以看出先生是怎样地始终抱着前进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和主张,与一切有害民族生长的思想战斗。而这种精神表现在他的创作里面更为猛烈。那在“新文化斗争”的堡垒《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那种对于封建社会强烈的憎恶的怒火,简直燃遍了一切青年的心。而《阿Q正传》对于中国民族性解剖之深刻,甚至震动了世界各国的读者大众,与世界各国的名著齐辉。在思想界形成了战斗的领袖,而在新文艺领域是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这一切成果都是为了战斗,从战斗中发展起来的。使中国有了新的真正的文化。而在这样的文化中培养大宪①新的战士。
  但鲁迅先生从来不以导师自居,自己认为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甚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在另一处还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怎样虚心而又诚挚的伟大精神呵!可是他这“桥梁”,正如何凝先生所说:“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而他这虚心,和他的战斗精神一样,愈老愈加宏大。他在《三闲集》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惟其因为这样,他的思想更加充实了,更加发展了,得到更广大群众的拥戴,公认为全民族思想的中心,尤其是近几年来——特别是“九一八”前后到抗战爆发之前,先生的坚决的抗日反汉奸的主张,即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张,更是代表了全民族的心脏,成为了人人所仰望的鲜明的光辉的大旗。在北洋军阀时代,因了他大胆的,无情的,不屈不挠的对黑暗势力的战斗,曾经受尽了各种各样造谣,诬蔑,甚至迫害,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压迫,但他始终一贯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战斗下去。现在全民的民族革命战争终于广大的开展起来了,而我们的伟大的导师却在去年今日因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力躺在现在正变成抗战领域的上海虹桥万国公墓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在先生面前怒吼着这众多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和解放而拼死抗战的中华儿女们,该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吧。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造物主,怯懦了,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野草》)天地已经变色了,是千千万万怎样苏生了抗战的人们呵!
  现在我们来纪念的时候,就正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毕生战斗过来了,我们还要彻底地战斗下去,拼了所有一切争取完全的解放,并成为屹立于世界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正惟其如此,我们的责任是更加重,但我们也只有更加坚强的承继着鲁迅先生已经从战斗中开辟出来的思想斗争,配合着伟大的抗敌战争一同前进。
  一九三七年十月鲁迅纪念日
  1937年11月1日《金箭》第1卷第3期
  署名:周文
  ① 大宪:清代地方官员对总督或巡抚的称谓。——编者注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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