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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万里长征

长沙师范学校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徐特立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人。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老同志，都编入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何叔衡留在苏区，不能同行。队伍出发的时候，他们依依惜别，互相叮咛保重，期待着以后重新聚首。瞿秋白也被留下了。秋白赶到梅坑送行，并和徐特立互换马伕，以强壮的马伕给徐特立，这表现了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十月十六日，徐特立背着极简单的行李和一些重要的文件书籍，拄着一支红缨枪当拐棍，开始踏上漫长的征途。他和董、林、谢等老同志，精神是那样抖擞，步履是那样矫健，卫生部的许多年轻同志看了，无不敬佩，有次，他们在一个小山坡上举行党的支部委员会，正碰上敌机丢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一头栽进山坡的地里，扬起的碎土，溅得他们浑身都是。幸好这是一颗哑弹，没有开花，倒为他们增添了谈笑的材料。董必武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特立听了也笑着说：“这是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①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很快纠正了中央在军事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改变了红军一段时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危险局面。徐特立和董必武等老同志，热烈拥护遵义会议的正确决定，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向革命胜利的信心。 　　长征途中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组织上为照顾徐特立，曾分配一匹马给他，并派了一名饲养员跟随。但他很少骑马，时常将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或拉去载辎重。后来，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周小舟等同志还写过“徐老徐老真正好，马儿不骑牵着走”这样的诗句赞扬他。长征路上，他的衣服破了，自己缝补；鞋子坏了，自己修钉；肚子饿了，啃野草树根；没处住宿，就坐在山坡野地里。他完全忘了自己的年岁，忘了饥饿和疲劳，忘了路途的遥远和战斗的艰险。他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同一切艰难险阻作斗争。困难不能征服他，他的生命反而在困难中焕发出灿烂的光辉。他以自己的模范言行，给广大的红军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徐特立在延安写了一篇回忆录，题为《长征中的医院》②，文中对他自己在长征中的生活，作了具体的描述—— 　　有次夜行军，“天雨路滑黑暗，前头部队走不通，我们两人就在小屋里宿营吧!明天早起赶部队，过茅台河。”一个同志叫我，我却不赞成。我们虽然是老头，自由脱离队伍，是不对的。我还是随队伍去。从十二点钟走到天明，整整的走了六个钟头，回头一看，小屋子还在旁边。那个同志早起从屋子里走出来，我还看的清清楚楚。因为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或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 　　在过大渡河前两月，经过“倮倮”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肯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能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仆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么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 　　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象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夜山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上述情况，只不过是他长征生活中的一些个片断；实际上，和他一起长征过来的同志讲述他的事迹，比这不知要多好多。人们不会忘记，部队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天气严寒。那里到处是原始森林，渺无人烟，又高又陡的山峰，矗立在面前。这位老战士同其他战士一样，仅仅穿着两件单衣，披着一块油布，戴着一顶斗笠，行军时象拉纤一般地费力地向前移动。他没有一点畏葸的表情，还处处关怀着别人。在危险的地方，他就站在一旁，招呼别人说：“小心点，一个拉着一个走，不要摔跤了!”他看到一副担架上没有遮风雨的东西，便连忙把自己的油布和斗笠取下，盖在伤病员的身上。人们不会忘记，当部队经过几天的冒雨行军，翻越几座大山，来到一个小集镇的时候，大家都已饿得不行。一个警卫员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了两个油粑粑，经警卫员再三劝说，他才收下一个。警卫员正为此而高兴的时候，他拿着油粑粑走到一副担架旁，把它撕成小块，一一塞进一位伤病员的嘴里。③ 　　行军途中，每到一个宿营地，组织上和同志们总是先安排他的餐宿。但他总是把他自己能做的事，抢先做好，不要同志们动手。每次行军快到宿营地时，他都沿途捡些干柴，拔些野菜，一到营地，就架起两块石头，拿出小脸盆，烧水洗脚，接着便煮点面糊野菜吃。然后，他笑眯眯地对大伙说：“我饭也吃过了，脚也洗了，你们不要管我。”如果有同志给他安排了房子或睡觉的门板，他总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把房子和门板让给伤病员和其他同志，自己带着饲养员，抱一小捆禾草或麦杆，挤在人家的门楼里或过道上，铺开禾草麦杆就睡倒了。④ 　　有次，同志们的干粮袋早已空了，又加上长时间没有吃上盐，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好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走到一个山坡下，实在走不动了，又没有吃的，怎么办?这时，大家望见对面山坡上，好象有一片碧绿的苗架，以为是土豆苗，想去挖点土豆来充饥。但谁也没有力气再爬坡了。这时，徐特立站起来，带着肖月华、吴吉清等几个同志，直往对面山坡走去。走了两个多小时，靠近一看，原来是满坡的青草，哪里有什么土豆苗!同来的同志正感到失望，而他说，这里面有些野菜，是最好充饥的东西。他带头拔呀，拔呀，每人拔了一大捆，背了回去，让大家饱餐一顿后，才又相扶着赶路。⑤ 　　在过草地的时候，碰上一条河阻住了去路。徐特立不听大家的劝阻，脱掉上衣，卷起裤脚，朝河边走去，要去探探河水的深浅。他抢在几个小伙子面前，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经过往返试探，找到了一条过河的浅水道。于是伤员骑在马上，女战士拉着马尾巴，全连指战员都按照这条路线，安全涉水过了河。⑥ 　　长征过来的人们对于徐特立的感人事迹谈得很多。下面摘录谢觉哉在回忆长征时，讲述的一个故事： 　　“徐老一贯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我比徐老还小六岁，行军啦，宿营啦，却总是他照顾我的时候多。那次过草地，出发的时候，因为筹粮实在困难，组织上只给每个同志发了几斤焙枯了的青棵麦。还没走出草地，我的干粮就完了。不巧我又在害病，身体已十分虚弱。当徐老知道我的情形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忍饥节省下来的干粮全部倒给我。我感动得流下了泪，说：‘徐老呀，你的年纪比我大，多少天我都看到你光吃着野菜，没有吃粮食，现在你怎么把干粮全送给我呢?还是留给自己吧?’徐老回答说：‘觉哉，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菜，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如果再不吃点粮食就不行了，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倒下去啊!’……要不是徐老让给我的那些粮食，增强了我的精神和体力，也许我已经永久地躺在草地上了。多少年来，我对此总不能忘怀呵。后来，我还写了一首诗提到此事，诗曰：漠漠沮洳地，峨峨暴冻岗。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攀石如猿上，趋蓬似鸟藏，衣冠自缝缀，莫怪太郎当。”⑦ 　　李坚真也有一段关于徐特立在长征途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情况的生动叙述： 　　“到了宿营或休息的地方，他带领我们唱歌，自己还兴致勃勃地跳舞。穿着毛露在外面的老羊皮，模仿孙大圣的动作，跳的那样轻捷活泼。他还表演猴子抓虱子，全身上下，到处抓，抓一个，吃掉一个。徐老跳着这样有趣的舞蹈，逗得我们捧腹大笑。让我们笑过之后，他就态度认真地来解释：孙大圣孙猴子是大无畏的，不怕困难，不怕妖魔鬼怪，要统统战胜他们。他又说：猴子不懂得讲卫生，身上长满了虱子，只好一个一个地抓住送进嘴里去吃掉。我们红军战士有条件时，要讲究卫生，要洗脸、梳头、洗澡、换洗衣服，不要生虱子，虱子这家伙尽吸我们的血，还传染疾病，只有消灭它。大家听了，才知道徐老跳舞，不单是逗我们乐，重要的还是在进行思想教育呢。”⑧ 　　在漫长而艰苦的行军途中，他仍然不忘教战士识字学文化，他想出了一些教战士识字的法子，比如在战士的斗笠上写几个字，这样前面战士的斗笠，就成了后面战士的活动识字板，日子一长，认的字也就多了。又如先遣部队在路边树起的牌子，也是战士们相互教学识字的好东西。他要先遣部队把牌子上的字写大些，以便于战士在行军途中辨认。这些办法，增添了战士们行军的乐趣。当部队停下来后，他还利用时间教战士学拼音文字。有的女战士认为他教的是外国字，不肯学，他就耐心讲解学拼音文字对于学好文化的重要性。鼓励女战士不仅要做妇女革命的模范，而且要做文化的主人，这样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⑨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经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北成立了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初成立时设七部一局，即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司法内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和工农检查局，其中教育部仍委徐特立为部长，他即全面领导陕北苏区的教育。十二月，中央移驻瓦窑堡以后，他开始调查教育情况。当地只有一个小学校，也只有一个教师。他去听课时，因穿的是破皮袄，腰间还系着一根绳子，教师王志匀误认他为马伕。第二天，他又去听课，还带来了董必武和冯雪峰。当冯雪峰向王志匀介绍徐特立和董必武后，王志匀才恍然大悟，对徐特立的艰苦深入钦佩不已。 　　陕北地区较之江西苏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更为落后，“父母对子女既不知教又不知养，儿童的死亡率特别大”，加之这里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相距常在十里、二十里，儿童上学不便、“失学的儿童特别多，小学教师不为农村所尊重”。农家的儿童很小就要在家看弟妹，或帮着成人拦牛羊，或下地干活，也无暇上学。由此，累代相传，农民差不多百分之百的是文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后，农民又害怕儿子读书识字后成为“公家人”，使家庭减少一个劳动力。至于女孩子，因为封建落后思想作怪，父母是照例不让她们上学的。此外，这里没有印刷厂，一切书籍文件，都要靠油印和石印；这里也缺少纸张，要依靠自己造纸。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其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但徐特立并不感到气馁，他在总结中央苏区开展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广泛的群众路线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方法，一步一步地把陕北的教育事业发展起来。他认为劳动者都是现实主义者，办教育必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和生产实际出发。脱离这两个实际，劳动人民势必把受教育看成是有害的负担，而不认为受教育是自己的权利。为此，他除了积极倡导推广新文字(拉丁字母拼音)，大力扫除文盲外，还坚持把小学校办到村子里，办到农民的家门口。为着迅速地给陕北苏区培养出第一批人民教师，他于一九三五年冬天，办了列宁小学教师训练班，学员八十余人。徐特立亲任训练班主任，并讲课。教材也是他自己编写的。到了一九三六年春天，他又居然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办了一所文盲师范，招收的学生都是不识字的红军中的青年男女战士和地方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用新文字教学，学生在几个月之后即脱盲，毕业后去教小学并担任扫盲工作。这真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文盲师范的基础上，经过扩大和发展，他又创办了鲁迅师范。鲁迅师范于1937年2月2日成立，校址设于延长，他委派王志匀任校长。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新中华报》作了这样的报道：“鲁迅师范学生三百余人，没有费一文钱的开办费，而教室和自习室的桌凳是由学生从河沟弄来的石板做的。”徐特立为了促使这所学校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一段时期在校坐镇，指导学校教学，并亲自为学生授课。 　　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他指导各地分别情形采取公办、私办，巡回流动，半工(农牧纺)半学，全日制、半日制等各种形式，尽可能地多办办好小学校，尽可能多地让农民的孩子入学。一时间，陕北出现了办冬学(扫盲)的热潮，也出现了办小学校的热潮。据当时统计，办起来的小学约四百三十所。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这在中外教育史上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曾专写了《人生五十始!》一节文章，介绍徐特立其人和在革命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斯诺指出，在陕北这样的地方办教育，“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徐特立到陕北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是他的六十大寿之日。党中央为了表示对这位老战士的敬重，特地在一月三十日那天为他举行庆祝会。会前，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贺信说：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⑩ 　　朱德为了给他祝寿，也在延安报刊上发表题为《你是一个老怪物》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毛泽东的这封贺信和朱德的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徐特立自入党以后所表现的老当益壮、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以及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战斗意志。是的，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他迈出了走向人类解放，走向共产主义最坚定的步伐；他的言行，赢得了中国人民及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他确实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的祝寿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都出席了。在毛泽东讲话、各界代表致祝词之后，徐特立兴奋地走上讲台，致了答词。他说： 　　各位同志替我祝寿，我很高兴，…… 　　我们的党在中国革命遭着帝国主义无情压迫，孤军独战整个十年，目前正转变到全国一致抗日时代，我们的胜利有充分的把握。我的一生过着极不平常的生活，把这一老古董推到革命最先锋的队伍中，将来革命史上也占着光荣的一页，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光荣并存，我值得高兴，我愿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为民族为世界和平而斗争。(11) 　　在庆祝会上，邓颖超、蔡畅特地给他戴上红领巾。邓颖超还讲了话。她在赞扬徐特立对党无限忠诚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他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尊重妇女，对夫人徐师母的爱情始终不渝，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典范。徐特立听了这篇讲话，十分激动，即席说了一段话。他说：“我自辛亥革命前，即进城办教育，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至今十年来，与家庭隔绝，不通音讯，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室儿女。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命还没有成功，国破家何在?我因为长期不和妻子在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后来在苏联，在江西苏区，也曾有人提过这种事。但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她在家里抚养儿女，还兼劳动兼办学，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我假如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12)到会的同志听了，无不为之感动。会上，红军女战士还送给他一个书包，上面有拼音文字绣上的敬祝他健康长寿，为革命的宣传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字样。中央总务厅厅长袁福清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设法蒸了一些馒头，作为向他祝寿的糕点，并炒了一盆黑豆招待前来祝贺的人们。他为自己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富有意义的生日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 　　徐特立应战友和学生的要求，回顾自己六十年来的艰难岁月，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简单朴实的《六十自传》。《六十自传》的开头，他用这样的话概括了自己的全部历程：“(我的)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这是多么深刻的体会!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大踏步前进，这是广大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坚定地走的路。他，经历了六十年的漫长岁月，从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一变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从康梁的信徒，转变为孙中山的信徒，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就是走的这条“总是前进”的路。这条路，为他的生命增添了多么绚丽灿烂的光辉。这篇《六十自传》后来由他的学生柳湜带到武汉发表，曾使教育界和知识界的许多人士受到鼓舞和教育。 　　①老红军战士危秀英的谈话纪录。 　　②中宣部编辑的《党史资料》(1957年第3期)。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⑤⑥肖月华《长征中的徐老》，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⑧⑨李坚真《徐老在长征中的模范作用》，见《怀念徐特立同志》。 　　⑦徐乾《怀念谢老和徐老的深厚情谊》，见《怀念谢觉哉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毛泽东同志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原载《新中华报》，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徐特立《我的答词》，见《徐特立文集》。 　　(12)据李坚真、徐乾口述。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