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传
|
| 十、留驻长沙 |
| 长沙师范学校 |
|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统一战线形成，蒋介石被迫抗日。经周恩来等同志代表我党多次与国民党谈判和斗争后，蒋介石又被迫承认我陕甘宁边区，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并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我党我军的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任命徐特立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这次，党中央之所以派他回湖南工作，是知道他在湖南有着崇高的威望，希望他依靠当地党组织和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抗日，同时与反动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党中央充分相信他是能够完成这一光荣使命的。
徐特立一行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离开延安，十二月九日到达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开始设在长沙市蔡锷路徐祠巷徐家祠堂内，王凌波任主任。后因房室狭窄，工作不方便，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移至长沙市寿星街二号。一向清冷的寿星街，因此热闹起来了。
徐特立刚到长沙时，住在犁头街的南方旅馆。第二天，即十二月十日，长沙一家报纸报道说：“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顿时，“徐老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许多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以及爱国人士中，竞相转告。前来看望和访问者，络绎不绝，一时门庭若市。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一日，他假银宫电影院(现长沙市中山路新华电影院址)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讲演，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影院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爬满了人。当日下午，他还接见长沙各报记者，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当时的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设长沙师范内)、第一师范和火宫殿等处作过多次讲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说明自己回湘的任务及抗日救国中的各种问题。他在许多场合，着重地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两种错误倾向。他坚定地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行的，绝对绝对不可能，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活路。最后的胜利不属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一定是属于我们!①他的回湘，使湖南人民又能够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湖南各阶层人民紧紧集合在党的抗日方针旗帜之下，起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湖南，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十年内战后，虽然仍有刘霞、周礼、袁仲贤等同志领导的湘南特委和湘江特委在坚持斗争，但各地的党组织已被破坏得相当严重了。徐特立和王凌波回湖南的首要任务，即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与此同时，由中央派回湖南工作的同志，还先后有任作民、高文华、帅孟奇、郭光洲等。他和这些同志一起，组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加强了对全省党组织和抗日工作的统一领导。这一期间，他除了组织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之外，还深入到工矿、农村、码头、学校，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掌握了许多具体情况，仅在一九三八年一年之内，就给党中央写了五次调查报告，汇报了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各种社会问题。在一篇题为《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②中，他详述了湖南有关厂矿、窑业、码头工人的情况及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报告说：“国家的军事工业部分的移到湖南，重工业工人较过去增加，新化县的锑矿仍照旧开采，矿工并不因军事减少，反有增加，我们开始有了组织(长江局介绍同志信由我转，所以知道)。公路、铁路、国防工事和飞机场迅速的发展，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的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但窑业主很多，资本很小，因军事而窑器不能出口，价格低落，工人失业。我们的党正在进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劳资双方协调，要求地方富人贷款，以货作抵，继续开工。地方富人因怕工人失业酿成事变，有可能希望贷款。长沙和湘潭有数千码头工人，在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剥削下，工人工资往往只能实得百分之五十。在湘潭的株洲码头工人，每日可得工资一元左右，工会包办抽出五毛左右，工人无力反抗，我们还没有工作。长沙码头有从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组织了。”从这份报告里，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在发展组织方面，范围广泛，是有成绩的。
在加强中央与地方、外省与本地党组织的联系上，这一时期主要由办事处负责。在徐特立的具体领导下，办事处主任王凌波专司其事。不论是中央或外地派来湖南工作的党员干部，或由湖南调往延安和外省工作的同志，都经办事处接洽和转介，因此办事处需做大量的组织工作。
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发展，徐特立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主办党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领导骨干；二是创办多种报刊杂志，广泛从事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宣传；三是广泛组织群众性的救亡团体，进行各种救亡活动。在党员训练班里，他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纲，讲授党的知识；学习党的《十大纲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重要文章；他还为党员训练班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编写了《党的建设讲授提纲》。党员训练班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促进湖南党组织的建设，推动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方面，由于他的支持和组织，先后在长沙筹办出版了《火线下》、《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晚报》、《联合旬刊》、《前进》、《中苏友好》和《长沙青年》等报刊杂志。主办这些报刊的有黎澍、藩开茨、田汉、廖沫沙等。徐特立十分器重这些同志，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章，或资助办报经费，或给他们转达中央有关文件和指示，有时亲手摘抄供报刊发表。在他们面临危险处境时，他及时通知并帮助他们安全转移，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在群众工作方面，他组织成立了许多救亡团体，如长沙职业界抗敌后援会、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等。他积极参加这些团体举办的活动，尤以参加文抗会的活动为多。他多次去文抗会讲演；到文抗会举办的“战争常识训练班”讲课；用文抗会名义，邀集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读书会。有一次他在长沙麻园岭召集座谈会，讨论如何团结起来进行抗战的问题，参加者就有当时文艺界、新闻界、史学界、教育界的二十多位知名人士，如张天翼、薛暮桥、罗群、翦伯赞、邵荃麟、吕振羽、谭丕模等。
办事处另一重要任务，是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虽然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议中，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款，但国民党总是以各种借口，拒不实行。因此，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次，国民党政府将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等二十多位同志，秘密地从江西押转长沙。徐特立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民党湖南当局要求前往监狱探望他们。慑于徐特立在社会上的威望，他们不得不予允诺。乔信明等同志看到他们所敬佩的徐老，一涌而上，热泪盈眶。徐特立代表党中央亲切地抚慰他们，并向他们讲解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阐述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探监以后，他亲笔开具乔信明等二十多位同志的名单，交国民党湖南当局，强烈要求释放。但是国民党湖南当局不仅不予释放，反而将乔信明等秘密押送到桃源监狱。他怒不可遏，亲自到省政府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严词斥责国民党右派拒不执行国共合作协议的行径，要求张治中直接干预此事，不能使国民党右派图谋杀害我方同志的阴谋得逞。经过他多次坚决的斗争，乔信明等同志才被释放。他得到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立即寄去路费，将乔信明等同志接来长沙，让他们治病和休息。不久便介绍他们去党的东南局汇报，接受新的任务。几年里，由于他的营救，使几批同志先后出狱，为党保存了许多重要的骨干力量。
徐特立十分关怀革命领导干部及革命烈士的亲属子女。武汉失守前，周恩来、邓颖超、李克农②以及郭沫若等同志的几位亲属转移到长沙后，都得到过他的照顾。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曾派人给蔡和森烈士的母亲葛健豪送去一百元的生活费，将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接来长沙，转送延安；他也曾指示王凌波寄钱给罗学瓒烈士留在乡下的儿子罗立洲，要罗立洲进学校读书；他将李维汉同志的老母，接到邵阳八路军办事处，并派人护理，为李老太太解决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
办事处有一件较为繁重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来访的青年。那些慕徐特立的名来访的青年，有的要求他指引革命的道路；有的要求他介绍去延安，去抗日前线；有的要求他解答社会人生问题。每天要接待许多人。他总是亲自接待，同来访者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特意为他们举办过几期训练班。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办事处同志，到一些工厂、码头、学校，直接同广大青年联系，选择其中的优秀分子，经过省委组织部的审查，然后送他们去延安或去八路军、新四军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经办事处介绍出去工作的青年，就达五、六百人之多。这一批人中至今健在的同志，多已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亲身受过徐特立谆谆教诲的青年，对徐特立关怀培养他们的许多事迹念念不忘，记忆犹新。有一位原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工作的女青年，名叫李克仁的，因为多次听了徐特立的讲演，受到教育和启发，特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革命。徐特立同她作了多次谈话，指出她思想上的某些缺点，并留她在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锻炼之后，才介绍她去延安。③
一九三八年九月，徐特立从长沙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湘潭，投宿在一家叫“长丰公油盐号”的商店里。店里几个青年店员，得知他是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之后，便围坐在他的身边，请他谈谈时局和青年出路的问题，并要求题字留念。由于时间太晚，第二天早上又要赶路，他答应以后写好寄去。事隔一年，到一九三九年年底，青年店员王汉秋，果然收到他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还有一张条幅，写着：“我们抗战救国凡两年有六月，已经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基础，这是由民族鲜血换来的成果，应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之。”对这两件手迹，王汉秋如获至宝，珍藏至今，于一九七七年先后在《湖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这一期间，徐特立在长沙为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同志题词不少，至今被保存下来的还有这样两幅：“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反省而是革命。”“我们不只是要说明宇宙，主要还是要改造宇宙。”这些题词，意义深刻，使人深受教益。
一九四〇年春，巨赞④因办“佛教青年服务团”，自南岳来长沙，持田汉的介绍函会见了徐特立。当时巨赞还很年轻，徐特立对他十分的关心和爱护，曾多次去巨赞的住处上林寺，与他谈团结抗日工作，并建议他去延安，然后从延安去五台山(后因种种原因巨赞未能成行)。国民党特务发现徐特立多次与巨赞交往，乃对巨赞予以密切注意；上林寺的住持和尚了凡，对巨赞的监视也日益严密。巨赞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返回南岳。临走时，徐特立以刚劲稳健的隶书，写了元人刘秉忠⑤的一首词赠巨赞，表达了对巨赞的厚望。词如下：
布衣蓝缕曳无裾，十载苦看书；
别有照人光彩，骊龙吐出明珠。
天人学业，风云气象，可困泥涂；
随着傅岩霖雨，大家济润焦枯。
一九五〇年春，巨赞来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怀着尊敬的感情，去拜谒徐特立。老友重逢，分外高兴。巨赞把珍藏的上述条幅给他看，他感慨不已，立即提笔在原件上补写了一段话：“十年前巨赞在长沙主持佛教青年服务团，因抗战运动工作关系，初识如旧，别时书刘秉忠词以志感。相别十载，又于第一届政协会议重逢，仍然是一政治因缘，殊途同归，正表示中国人民之大团结。”后来，田汉见了这一书件，也题了七绝一首：“十载曾弯射日弓，低眉和尚气犹雄。焦枯几处求霖雨，应脱缁衣学秉忠。”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⑥也于其上题诗一首：“智珠在握，非潜非明。无舒无困，独脱游行。入世出世，犹履薄冰。出世人世，坦荡夷平。随缘应感，立地皆真。本此相见，千圣来赓。”
徐特立处处以革命为重，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回到长沙以后，夫人熊立诚带着儿子、儿媳和不满周岁的小孙女来看他。一别十年，平日连音讯都探听不到的亲人又团聚了，这真使他喜出望外。特别是当他听到夫人说“你就管好国家的事，我就管好家里的事”这话时，更为激动，曾多次对人称赞夫人的这些话：“说得很好，很有见识!”只是在夫人舍不得儿子厚本、儿媳刘萃英一道远离自己去延安学习，或者只同意让儿子去而要把儿媳留在家里时，他才对夫人做说服工作。他风趣地对夫人说：“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么能将他们拆散呢?”他又严肃地说：“儿子媳妇，我们是要痛爱的，但叫他们总是蹲在自己身边，就会耽误他们远大的前程。父母痛爱子女，就要让他们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痛儿痛女。再说，他们到了延安，党会把他们教育得更好，我们完全可以放心。”⑦后来，儿子厚本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分配回湖南工作，于途中不幸身染重病，到长沙医治无效而去世。大革命时期，他牺牲了一个儿子，现在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其痛苦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但他把这一巨大痛苦全部担在自己一人身上，不让夫人知道，不忍夫人再尝失子的苦汁。他强颜欢笑告诉老伴，说厚本已去苏联学习；有时和儿媳商量，用厚本的语气写信给夫人。这样苦心孤诣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夫人去世。这一痛苦的袭击，使他也不免有“一家仅剩两老一小”(致廖奕信中语)的感叹。尽管如此，他绝不因悲痛而影响工作，并为着宽慰夫人，他还常常深入浅出地给夫人讲一些辩证法的道理。他说人的生长老死，都是自然的规律。儿女养育大了，就要让他们出去干事业，创造前程，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他们在革命工作中，有时也会有牺牲，做父母的不能过于忧虑。要以国家民族的事业为重，要以天下儿女为儿女。他还说，我现在活着，好好工作，将来死后，也要作最后的贡献，将遗体献给医院，作解剖研究用。他的夫人听了这些话，感动得眼泪直流。
从此，他把儿媳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儿媳也决心侍奉他俩老一辈子，跟随他革命到底。儿媳的这种心迹和行动，使他深为感动，深感安慰，于是他高兴地把刘萃英的名字改为徐乾，表示对儿媳寄予厚望。一九四〇年秋天，他写了一篇短文，详细地解说了“乾”的意义。他写道：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元咎。
乾，健也。终日乾乾，即终日健进不已；惕，警觉也。终日乾乾，至晚还加警惕，目若有凶厉可怕。注意如此集中，精神如此振奋，前途一定远大。
右录周易语以示乾儿。乾儿原名萃英，系华而不实的女性名。她却外柔内刚，颇有独立性，我以他有其祖父之倔强性，希望她发扬这一倔强性，因而字之为乾。……⑧
他对古代典籍，出神入化，赋予新意，对后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
徐特立衣著朴素，平易近人，仍然象当年在长沙师范任教时那副模样。当年长沙的火宫殿，是社会底层的人们从事娱乐和饮食的简陋场所。徐特立经常身着短衫去火宫殿，杂在那些工人、店员、小商小贩之中，听说书，看下棋……，等到人来的多了，便从容地站了起来，发表演说。当人们知道这位慈祥可亲的老头子，就是有名的徐二先生，曾经当过师范的校长，现在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时，无不投来钦敬的目光，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当时的《观察日报》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不要小看了这地方(指火宫殿)，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还在这里讲过话呢!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老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事的。”⑨再有一件事：他有次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邀请，参加宴会。门卫看了看他的衣着，以为他是一个退伍兵，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他只得折回办事处取名片。待张治中因久候不至，派副官前去催请时，才知道其中原委。这事传出去以后，大家无不赞叹他生活作风的朴实。
徐特立自持非常严谨。平日，无论工作多么紧张，任务多么繁重，他总是尽力去做，而且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从不给别的同志添半点麻烦。有时他在外奔走，赶不上吃饭时间，回来后，总是自己用开水泡饭，不让厨师给他重做。他对工作人员说，这样吃饭，既不麻烦你们，又不耽误我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张书桌，两条凳子，再加一张木板床，简单极了。他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没有半点特殊。他一生不事铺张，不图虚名，从来不请客送礼，更不慷公家之慨。一九五一年，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奉公。”⑩
徐特立在湘期间，为了阐述有关抗战的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他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仅仅在他开始回到湖南的百来天里，就写了几十篇，近三十万字，在当时的报刊陆续发表。一九三八年五月，“播种社”将其中的十二篇汇编成书，约十二万字，取名《抗战中的政治问题——徐特立先生论文集》，出版发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量撰写文章，而且三个月的写作量，甚至比过去总的写作量多出十倍以上呢?他在给这本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三个月，我离陕北来到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行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国人面前，以致人心空前浮动，也正是敌人的政治进攻，最有利的时期，而长沙又是政治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与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其中爱国的志士，却把我当作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就把我当做了他进攻的目标。因为我不是以个人的资格来湘，而是八路军的代表兼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测量我的态度者，也纷至沓来。我也正坐在狂风巨浪飘泊的舟中，而把舵者十分感觉把握的困难，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因为革命空前的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空前的发展。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当然也不会例外。”(11)为此，他强调说明，他的文章是“时代的产物”，他不是代表个人说话，而是代表八路军，代表共产党说话的。
徐特立在这些文章中，回答了人们迫切关心的许多问题。例如，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写的题为《政党与政府》(12)一文，就是针对长沙广益中学负责人刘梦秋向他提出“苏联是不是一党专政”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他认为，政党的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是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命令，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政党的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所以党内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他又指出：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政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之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歧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职务。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成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
在谈到政党必须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重时，他强调指出：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原则。如果弄颠倒了，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
究竟怎样理解党的专政呢?他说，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这是因为，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完全是共产党员，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13)任编审科长，董纯才(14)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府和政党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入党，那么，党的组织就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
根据以上的分析，他最后总结说：
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政府用它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它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自己的群众。群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有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
这真是一段精当的论述，闪耀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光辉。
在徐特立这一个时期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国际政治形势，抗战的任务、战略、战术以及对前途的看法，不乏科学的预见和精辟的论断，因此，他曾被人们赞誉为“政治预言家”。这不仅是他的论断很快为发展的事实所证实，而且对于当时不易听到真理声音的湖南人民，他的言论，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例如，他在谈到我党为什么主张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反侵略民主阵线的问题时，就十分正确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他认为：要能认清当时的国际形势，就需要分析各国政党、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说：“目前的国际纠纷的祸根在西方是地中海问题和中欧问题；在东方是中国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关于世界的集体安全，都是全世界各国的政党政府与人民利害切身的问题。这三个世界问题，其中之一起了变化，不独影响其他两个问题，还影响到各国的内政与外交。”(15)他接着分析了各帝国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种种矛盾情况，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分为破坏均势，和维持现状两个集团，同时国内有维持民主和法西斯蒂两种普遍的斗争。……目前侵略的战争更迫切的威胁着世界的人类，无论那国的民众都是反对侵略的。因此侵略国内部的矛盾，便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天天增加。他们正在打国外的敌人时，同时要防国内的家贼。目前的日本正是这种现象。其他反侵略的国家，却与之相反，当着政府发动了反侵略的运动，国内的矛盾反而一天一天和缓，同时还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帮助。”(16)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能不能得到各国人民的帮助呢?他指出：“我们应该严重注意，应该深刻的认识德意两国，是日寇进攻中国的支持者，而不是我们的朋友。同时，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独立国家之上，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殖民地的解放，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苏联和全世界民众，尤其是前进的无产阶级，就不会让日本灭亡中国；他如英美尽力维护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让日本独占的。尤其是日本占领沿海各省，得到海军根据地的便利以后，更威胁了英美在太平洋海军的地位。因此，英日和日美的矛盾，是随着中日战争问题而发展的。英美需要中国做它的与国打击日本。”(17)至于如何看待当时气焰嚣张、疯狂不可一世的德、意、日法西斯蒂?他强调指出：“我们应该知道：法西斯蒂疯狂的进攻，并不表示他们力量的强化，而是表示他们国内矛盾的强化。试看中日问题，关系的变化，是反映着日本法西斯军阀与民主势力的冲突，例如反共团与民政、政友两党的冲突；德奥问题，是反映德国代表地主阶级的国防军部与代表金融资本的希特勒的冲突；至英意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德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反映意国财政的困难。意国得了阿比西尼亚，而无力开发财源，德意进攻西班牙徒然消耗物力和人力，没有得到补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只能做到对中国的破坏，战争不停，建设没有可能，还要继续消耗军费，目前实力削弱的是侵略国日德意，而不是和平阵线。目前的国际变化，根本上是由于侵略国内部矛盾促成的，是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互相交错的。……所以，过高估计法西斯的力量，是错误的。”(18)他同时指出：“但我们也不要把法西斯集团孤注一掷的侵略作用，过于忽视，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国际法西斯疯狂的进攻，有引起中国失败主义者从新鼓吹投降的危险。”(19)
但中国的抗日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前途怎样呢?徐特立在抗战甫起，即断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中国可能从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转变到完全独立的国家，但是战争必然是持久的。其所以有这样的结局，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广大，物产丰富，在物质上是一个大国。数十年来，流血的革命经验，和英勇牺牲的决心，已证明他的伟大。”(20)他特别着重地谈到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他说：“中国革命是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由锁港的国策，进到富国强兵，再转到甲午以后的维新运动和辛亥的革命运动；由物质救国，转到政治救国；由政治改良，转到政治革命，这已是进了一大步。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大革命，给工农以政治的权利，又进一步。此后还经过国共两党两种不同的经济建设，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两种不同的军事建设；战略和战术，两方面都有自己适合国情的特点。以上这些富足的经验，是历史不经见的，和国际间所没有的。这也是保证我们抗战可以获取胜利的一个条件。但是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不可继续的重演，致否定了我们可宝贵的历史教训。”(21)他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正告国民党当局，不能再搞独裁，不能再打内战，必须搞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给工农以政治权利”，实行全民动员，全民武装，方可克敌致胜，否则就要重演历史错误。
徐特立在分析中日抗战双方的战略战术时，指出在日本方面，是“先天不足的日本独吞富于革命经验而且地大物博的中国，只能用蚕食政策”。(22)指出“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进攻中国的战略，主要是迅速的扩大地区，而不是一面扩大，一面巩固，主要是歼灭我们大的兵团，消灭主力，求得我们投降，为城下之盟。……”(23)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四省以后，又继续的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若干地区而始终不向中国宣战的原因，是“因为宣战以后，就只有或和或战的一个条件。不宣而战，就可以经常在战争过程中提出和平，随时用和平条约取得前次战争的果实和扩大第二次战争。”(24)他还指出：“目前日本只能做到破坏中国，而不能肃清或巩固已得权益，更谈不上建设。虽然占领了中国不少的地方，但都是破坏成为荒野。……如果我们不与他言和，(日本)必然要遭到军事冒险的失败，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便是前车之鉴。”(25)他进一步分析了日本过去敢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是由于英美的旁观；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内部的不统一；整个世界除中国少数爱国军官和士兵外，没有任何人与日本抵抗。这是孙子所谓“不战而诎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日本政略的胜利，而非战略战术的胜利。而我们呢，“我们和日本作战，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完全是政略的失败，自芦沟桥事变以后，政略和战略，都有错误，而失之于政略者居多数。南京的失陷，战略政略均有转变，而政略还落后于战略。但抗战到底的国策，战胜了投降主义，统一了政治的目标，是政略上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奠定了今后战略胜利的基础。”(26)他还强调指出，中日战争的发展，在国际上固然要受以下方面的影响：一、英国外交政策的动摇；二、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态度；三、中欧弱小国家在法意德关系中起了恶化；四、国际联盟本身发生了问题；五、各国国内的政变。但主要的还是中国国内的因素，因为外因必然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目前外患十分紧张时，除对于抗日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外，应当采取许多妥协的办法以便集中力量，与日寇作战。”(27)因此，我们在采取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上，应着重注意以下三个中心问题：
一、国际环境本质上并没有变坏，就是说侵略国的力量，并没有强化。法西斯蒂疯狂的进攻，只是军事冒险政策的强化，我们不应该害怕，而向他们投降。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他们政略的进攻配合他们战略的进攻，尤其要严防他们散布失败主义和挑拨离间的阴谋。防止的方法，主要是在积极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
二、消除内部党派的摩擦，主要的不是感情上的联络和误会的解释，而是抓住抗战的中心问题，放弃一些次要的问题，尤其是一切无原则的摩擦，以免分散我们打日寇的火力。我们要深刻的认识，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是日寇，只有帮助日寇的汉奸，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只是客观上做了日寇俘虏的，我们只应该用对朋友的态度进行善意的批评。
三、要保证我们政略上和战略上不失败和减少有生力量的牺牲，这是主要的一环，得一城市或失一城市，是次要的。我们应该知道有人才有土，人心不失，人力少牺牲，政略和战略上取得胜利，那么已失掉的城市，可以收回。(28)
在文章中，徐特立还批评了国民党统治区行政当局的一些错误作法。例如，“有些人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在工作中还存留着过去国内战争时期的旧方法，不知不觉发展了无原则的党派斗争，妨碍了我们三民主义的实现，三民主义成为口头上的教科书的具文。”(29)怎样改变这种状态呢?他回答说：“权利义务是法律上相互的两个名词，民众在抗战中尽了当兵的义务、纳税的义务，就应该给他们以人权，而不把他们当奴役，随便捆绑，随便逮捕和打骂。同时还要给民众以说话的权利，要他们出钱出力，采取讨论公决的方式，使他们感觉得出力是用来救国救家救乡救自己的，就是参加乡村政权之一。”(30)很显然，这些话是切中国民党统治区时弊的。
此外，徐特立还写有《淞沪抗战的教训与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与自力更生》、《关于武装农民问题》、《怎样训练战时工作的干部》、《加紧农村工作是战胜之最大保证》、《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的各种基本政策》、《国共合作与抗战前途》、《驳斥汉奸对于中苏关系的破坏》以及《论反托派斗争》等文，涉及问题之广泛，阐述观点之正确，都是被历史所证实，被人们所称道的。他自己曾多次说过，他不是理论家，而始终是一个实干家。然而，他为什么能够在短期内，写出这么多的好文章呢?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勤勉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并用以分析和认识各种问题，加之他平日又注意翻阅大量报刊杂志，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而对问题看得深，说得透，鞭辟近里，入木三分，充分显示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战斗力。
在哲学方面，徐特立也有深湛的研究。在延安时，他曾应毛泽东邀请，一起讨论过哲学方面的许多问题。到长沙后，他写了《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等哲学专著。这篇文章提出了矛盾统一的五个要点，即“矛盾统一是内部的互相依存”、“矛盾统一包含着同一性”、“矛盾统一包含着互相转化性”、“矛盾不是平等的对立”和“矛盾统一包含着革命性”等。他紧密联系我党我军的战斗历史，联系当时的现实斗争以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就以上五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没有半点言之无物、空洞说教的学究气。例如，他在第一个要点“矛盾统一是内部的互相依存”中，这样写道：“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没有内因，外因就失其作用。日本进攻中国，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互相间的矛盾和日本内部的阶级矛盾需要在重分殖民地来解决，推动他的侵略政策的决定和实现，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存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性内部政治经济的许多矛盾，于是外的矛盾就通过内的矛盾而起作用，所以国内的民主，国内的和平统一，国内的民生改善，解决内部的矛盾，就是战胜外部矛盾的主要条件；战胜日寇，还是要中国自己站在主动地位，自己站在主动地位，才能取得国际的帮助，外交上才能有利于自己，才能利用一切国际间的矛盾，坐待机会是自取灭亡。以孤立当独立也会自取灭亡。”(31)又如在第五个要点“矛盾统一包含着革命性”中，他这样写道：“自然、社会及人类思想，都是不断运动的向前发展，新的过程否定旧的过程。所以自然发展的法则，是和保守派的思想不相容的。只和辩证法一致，只有辩证法是革命的，一切用矛盾统一的名词而缺乏革命性的理论，都是反辩证法的。例如老子(32)把有无统一，善恶统一，美丑统一，长短统一，难易统一，高下统一，黑白统一，强弱统一，雌雄统一，从表面上看是十足的辩证法，而实质上却是反辩证法的，因为他整个的精神是在复古，在退守，在不抵抗……他的矛盾统一是要把过去的一部分放在主要的地位，不是把前进的新的一部分放在主要的地位。……所以老子尚俭，不满于现社会制度，是用含垢忍辱的方法，用复古的方法进行妥协，是投降政策，是甘地(33)的不抵抗主义，不是辩证法。”(34)文章还提到“《周易》(35)有很多矛盾统一的词句，站在变易的立场，但整个精神是用识时务的方法来迎合现世。比如说：‘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完全否定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性，否定了一切原则，没有确定的主张，是政客的理论，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是五代的冯道(36)。又如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强调屈蛰和神义，认为主要的，不是伸和致用，而是屈伏不问社会，而在书本上研究精义，以待致用，他的所谓致用，不是自动的来改革社会，而是等待机会。孔老之学生在周末是思想斗争中的复古派，在现在起着同样的作用。”(37)
这些论述，不仅仅反映了徐特立学识渊博，有深厚的旧学根基；而且反映了他能应用革命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把古今中外许多典籍，融会贯通，信手拈来，作为说明自己论点的有力依据，并赋予它们以新意，这正是他治学最精彩之处。他自己也说：“用科学方法来读古书，把国粹和欧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贯通起来，同时是矛盾又是统一。”(38)他就是这样辩证地应用矛盾统一规律，把自己的思想升华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徐特立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老人。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几年时间里，凡接近过他的工农群众、工商学各界的知识分子及民主人士，甚至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对他那种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忠实于人民的“诚实”精神，无不由衷地表示敬佩和爱戴。一九三八年二月，郭沫若从武汉来到长沙，曾会见了他，在《洪波曲》一书里，对他有这样的描述——
就在这留芳岭，第二天我会见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老当时也由延安回到了长沙，我早就听见好些青年朋友说，徐老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老，他一作报告便可以作三、四个钟头。
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样的一位老人画出。老人是矮个子，但那么结实，穿着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军衣。巴旦杏的脸那么红润，一对眼睛那么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么坦白，嘴里几个缺牙那么含笑，一头颁白的长发那么纷披。这不就是‘诚实’本身的形象化吗?
著名作家茅盾也写过一段动人的回忆。那是一九三七年年底，茅盾由武汉来到长沙，下榻天鹅塘一号黄子通教授家里。徐特立得悉，即前往看望。茅盾这样写道：
我正在楼上子通的书房里准备讲演的提纲，忽听楼下的女仆在叫：“沈先生有客!”我走下楼，看见一位皓首老人，两眼炯炯有神。我不认识他，正想发问，他已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徐特立。噢，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教育家!我紧握他的手问：听说你在陕北呀?他说，才回湖南几天，在这里筹备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我们一见如故地畅谈起来：国共合作问题，战争形势，以及到长沙的观感。……徐老还谈到文学，极力称赞我的短篇小说《大鼻子的故事》。(茅盾的回忆录载《新文学史料》第四期)
徐特立在长沙期间，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重视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及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与黄炎培(39)、张西曼(40)赵君迈(41)和张治中等人都有联系，和他们以诚相见，坦率交谈，团结他们一起抗日。
徐特立的那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革命品德，甚至能使一些监视他的特务受到教育和感化。办事处刚成立不久，有个女青年多次找他要求参加工作。他知道这位女青年有些来历，但还是把她留下了。后来，办事处的同志发现这位女青年行迹可疑，要求把她辞退；他却不同意，说：“我早有所注意，但有什么要紧呢?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光明磊落的，我们门户洞开，来者不拒。有些人是我们请不来的情报员，让他们回去，向他们的主子讲，比我讲的效果好。让她继续留在办事处工作吧!”大约过了一年，这位女青年悄悄地对他说：“我是他们派到这里监视你们的。你老人家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你领导下的人都是一些好人。每天做的事情，都对国家民族有益，你们的行为是高尚的，而我们这样做是可耻的。我决心不再为他们干了，现在要和我的男朋友到外地去结婚。以后我也要做些对抗战救国有益的事。请原谅我吧?”还有一个被派来跟踪他的特务，他既不回避，也不理睬，一直听任那个特务跟踪了半年。一天，这个特务走到他跟前，低声说：“徐先生，我的任务现在完成了，从今以后，我再不跟着你了。请你相信，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讲过不利于你的话。”(42)
一九三八年九月，徐特立在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从武汉撤来长沙做好准备工作后，即奉中央通知，偕高文华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九月十四日，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举行欢迎大会，欢迎为国辛劳的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等同志。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站在欢迎的行列里。十二月，徐特立于返回长沙途中，在重庆住了一个月，同周恩来派去访问他的戴伯韬(43)等两位同志，广泛地谈论了在苏区办教育的情况，前后谈了近一个月。一九七八年，戴伯韬著文回忆说：这次谈话，令人深深感到他的知识渊博，经历丰富，所谈内容非常广泛，从土地革命时期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和红军大学讲起，一直讲到广大的红色地区的革命群众教育，如夜校识字班、识字牌等。当时，周恩来曾指示戴伯韬等同志整理他的教育经验，以便出版发行。可惜戴伯韬他们整理好了的这次谈话记录稿，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了。此外，戴伯韬还谈到在重庆和徐特立相处的日子里，说他整天乐呵呵的，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从不知道疲倦的人。(44)
一九三九年初，徐特立回到长沙。这时的长沙，正值大火之后，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八路军办事处已迁往邵阳。他来到邵阳后，参加了湖南省委在邵阳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当选为湖南省委委员，此后曾一度担任过省委统战部部长。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由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及各地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刁难，徐特立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但他不顾一切风险，依靠群众，带领办事处人员，仍然在邵阳、衡阳、湘潭等地坚持工作。这年六月，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发生后，他义愤填膺，亲自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集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党人的罪行。办事处开办的邵阳民众书店被查封后，他亲自写出传单，印刷出来到处散发，揭露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压抑民主的卑劣行径。
国民党特务企图用暗害手段来对付徐特立和王凌波，广大群众主持正义，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有次，徐特立因急事由邵阳去衡阳，正为未能买到车票而焦急的时候，车站站长认出了他，立即派专车送他前往。他在衡阳时，国民党特务准备用纵火办法谋害他和王凌波，终因群众及早发现而未遭毒手。这些事，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说：“群众这样关心我，爱护我，因为我是八路军的代表；是群众关心国家存亡，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缘故。”
这一年上半年，八路军办事处将一部分工作人员由衡阳迁回长沙办公。徐特立和王凌波住白沙岭五号。他的住宅周围特务密布，气氛异常紧张。王凌波曾写诗描述当时的情景，其中有“夜深灯作伴，鬼影显常姿”之句。这时，徐特立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他在给廖奕的信里，谈及了这段时期的情况。他说：“我的时间主要是读书、读报，近一年来特别闲暇，仿佛是在法国俄国当学生一样。困难时如此闲暇，并非无补于国事。不过有许多一般的问题不必过问，也不宜过问。必须做的工作并未完全不管。”(45)这许多工作不是他不想管，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他管，甚至害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下令限期他离湘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底，徐特立由长沙赴衡阳之后，国民党衡阳警备司令部奉省政府主席薛岳手令，通知他限期离湘。他将全部工作移交给王凌波后，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前去桂林。在桂林办事处，他会见朋友，接见记者，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当时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报道了他离湘的消息。他在回答记者时说：“一不是路过此地，二不是来此访友。我是奉命驻湘，因有衡阳欧阳警备司令派来宋秘书长，说是奉薛长官之命，要我在一星期内离开衡阳。我说，既是薛长官命令，应有文字通知，何以要你宋秘书长口头通知我离开衡阳?宋说：‘是我衡阳警备司令要我口头对你说，你老先生离不离开，可由你自由选择。’我怕不离开衡阳又有平江惨案发生，我已去电前方，如果回电要我驻湘，我即逗留不久回湘。”后来，中央要他回延安，另有任务，他也就没有再回湖南了。他回延安途经重庆时，周恩来曾亲切地慰问他，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还同他合影留念。
①参看《丹心光照芙蓉国》，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李克农(1898—1962)，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③见李克仁访问记，原件存长沙市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④巨赞，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长年从事佛学的研究著述。
⑤刘秉忠，元初邢州人，自幼好学，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使，后弃官隐武安山中为僧。元世祖即位后，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以天下为己任，建树较多。
⑥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戌司令，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赞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
⑦徐乾口述，并参看徐乾《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徐乾《我对家乡的一点特殊情感》，载1981年3月19人《湖南日报》。
⑨转引自《丹心光照芙蓉国》，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徐乾《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引自《抗战给我的机会》，见《徐特立文集》。
(12)见《徐特立文集》。
(13)柯柏年，著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
(14)董纯才，生于1905年，湖北黄石市道士*(左讠右伏)人。著名教育家，科普文艺作家，曾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5)至(30)均见《徐特立文集》中《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抗战的任务》一文。
(31)(34)(37)(38)见《徐特立文集》中《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一文。
(32)老子，相传是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人。孔子曾向他问礼。著有《老子》一书。
(33)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留学英国，研究法律。曾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提出“非暴力抵抗”的口号。后长期领导印度国大党。1948年被刺身死。
(35)《周易》，亦称《易经》，又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系周人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旧传孔子作。
(36)冯道(882—954)，五代时瀛州景城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加非议。
(39)黄炎培(1878—1965)，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早年从事平民教育，以后参加抗战和民主运动，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40)张西曼，湖南长沙人。清末首批留俄学生之一。任大学教授多年，翻译有普希金著作。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41)赵君迈，生于1901年，湖南衡山人，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税警有三千，在湘西属赵君迈指挥。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赵(恒惕)的老弟赵君迈头脑清晰，与他的老兄确是两样，现在我们与赵君迈有关系，而且经过李克隆(农)同志考查许可的，我们可以经过君迈做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42)这一段文字，据当年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黄英博夫妇的回忆整理。参看《丹心光照芙蓉国》，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3)戴伯韬，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1981年3月病逝于北京。
(44)戴伯韬《朝晖遍地忆高师》，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5)徐特立于1939年3月23日致廖局新(即廖奕)的信，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
|
|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