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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苏区生活片断

集 群

艰苦辗转到苏区 　　一九三〇年，徐老从苏联学习后回国，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到革命斗争最艰苦、最激烈的地方——中央苏区去。 　　当时，古田会议开过刚好一年，红军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发扬了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部队壮大了，根据地发展了。蒋介石感到，这片燎原的烈火，是心腹大患。他在结束军阀混战之后，立即掉过头来，兴师十万，兵分八路，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之线，由北向南，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在敌人层层封锁的严重形势下，徐老要进入苏区是十分危险的。但这位五十三岁的革命老人，意志无比坚强，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他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决定假道浙江，通过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闽西进入苏区。徐老装扮成商人，夜行昼伏，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安全地来到了久已向往的红色区域。 　　徐老进入苏区的这天，恰好是一九三〇年的最后一天，这是他终生难忘时。这一天，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在龙冈全歼了敌总指挥张辉瓒的十八师，活捉了气焰嚣张的张辉瓒。红军欢庆着胜利。徐老也正赶到了苏区来共享胜利的喜悦。尽管他在旅途上风尘仆仆，异常疲惫，但心里却是乐呵呵的。 　　首先担负教育俘虏的任务 　　徐老一到苏区，很快就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师生重逢，分外高兴。徐老又见到了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东征的老朋友朱德同志。两位坚强的老战士相互拥抱，愉快地回忆着一桩桩往事。徐老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要求分配工作任务。 　　那时，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历来主张不虐待俘虏，重视做俘虏的工作。又因战斗频繁，尚不能开展一般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工作，于是，他们就请徐老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教育家去教育俘虏兵。 　　教育俘虏兵，对徐老来说还是一件新鲜工作。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给他介绍了不少的情况，使他了解到国民党的兵士和下级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贫苦、被强迫当兵打仗的，相信能把他们教育、改造和争取过来。徐老遵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意见，走到俘虏群中，逐个谈话，了解他们家庭生活的情况，分析他们从前受苦的根源，揭露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红军打仗的意义。特别是，他以自己半辈子摸索救国救民道路，最后抛弃家庭和师范学校校长的地位而参加革命队伍的经历，来作现身说法的教育。他须发斑白，穿着普通红军战士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饭食，没有一点儿长官的架子，对人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笑容满面。他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半天，使许多俘虏兵受到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刚开始做俘虏兵工作的时候，徐老和工作人员都还缺乏管理的方法和经验。比如给俘虏兵发放粮食，就不进行登记，也不规定数量，任凭他们要多少就取多少。特别是在转移时，途中请老百姓煮稀饭供给俘虏兵吃，因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就先送先吃，后送后吃，结果吃不匀，常常发生矛盾。徐老作风民主，听取意见很虚心，即使是俘虏兵的意见，也都予以重视。有一个俘虏兵提出意见说，应该等老百姓把饭都煮好了，同时拿出来，大家一起吃，就不会发生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有的冒得吃的现象了。徐老认为这个俘虏兵的意见提得有道理，就采纳他的意见，并让他去做登记和分配粮食的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并在战斗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 　　向毛泽东、朱德同志请教军事 　　徐老参加南昌起义，曾任二十军三师党代表，但由于率军作战的时间很短，仍缺少军事常识。因此到苏区后，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很不了解。于是，他抓住战争中的一切机会来学习战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响了。前两天，徐老跟随朱德同志到山上去察看地形，发现二、三十里外有敌人的部队。 　　“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徐老拍着朱德同志结实的臂膀轻声地问着。 　　“还远着，不能打!”朱德同志详细地解释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 　　朱德同志丰富的作战经验，使徐老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着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不久，到了正是割禾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三十万军队，向我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围剿”。敌人还出动飞机轰炸，想把我们的主力困在福建，切断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置他们于难以用武之地，而后率我红军回师北向，待机痛击敌人。在七月的酷暑炎热中，红军和敌人平行着走，只隔一天的路程。徐老当时不了解这个作战意图，就一边走，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同志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又举了许多战例来解释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徐老对人民战争也很有研究。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时，他还讲过关于游击战争的课。 　　领导苏区开展扫盲运动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决定让一批老人不跟部队走，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同志找徐老谈话。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的教育，要解决政治斗争与教育工作相对立的问题。为着革命的需要，要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接着，请徐老起草苏区的教育方案。 　　那时的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识字。徐老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并潜心研究，起草了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方法。毛泽东同志特别赞赏这些方法，亲笔作了修改和补充。徐老还下到各区乡，指导和帮助编识字委员会——分会——识字小组，把大家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都不识字，就派一个人去分会学习，学会了一些字以后，又回小组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徐老还亲自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 　　徐老看到苏区的老百姓都会唱歌，各种名词、口号都懂，只是识字少或不识字。因此，他认为文化高不一定文字高，反之文字低不一定文化低，文化单从文字上提高不成，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提高。他编写识字课本，就从这些矛盾中找出规律，选用学的人明瞭的话，如“向左转向右转”、“打土豪，分田地”等。这样教，收效很快。 　　老百姓写字都没有纸，也没有笔，徐老就把自己少年时代学《说文》、写篆字的经验告诉大家，即每学一个字，就用右手手指在左手心上写数遍，做到心到眼到手到，因而学得快，记得牢。 　　大力办好苏区的小学和师范学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红色首都瑞金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徐特立同志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委员。此后，他就为发展整个苏区的教育事业，紧张而繁忙地工作着。 　　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徐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的足迹踏遍了兴国、雩都、宁都、瑞金的土地，亲自发动各乡、各区举办列宁高小和红色小学，动员老百姓送孩子上学，还帮助解决桌子、凳子、书本等方面的困难。 　　中央苏区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后，毛泽东、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和徐老同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一天，他们在谈论沙洲坝人民的生活时，说到目前有两个困难亟待解决。一个是吃水没有井，一个是小孩读书没有学校。毛泽东同志决定带警卫战土挖一口井，不久就挖了一口红井。徐老决定办一所小学。不久，他也发动群众，在红井旁边的禾场里建了一间小茅屋，办起了列宁小学。徐老还亲自到这所小学里上过课。一口水井，一所小学，具体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是心连着心的。 　　苏区最缺乏教师。徐老就办列宁师范和训练班，来培养师资。当时的物质设备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在短时间里，列宁师范的校址就两度搬迁。列宁师范招收了两期学员。第二期办在瑞金城里一个池塘旁边的几间破旧小房子里，学生上课甚至连课桌椅子都没有。徐老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和校工，生活教学都要管，还要做摇铃扫地之类的工作。列宁师范除了聘请李伯钊同志教音乐之外，其他课程的教学主要是徐老承担。列宁师范前后共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为革命根据地开展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 　　由于徐老卓有成效的工作，各区乡的文化教育搞得生气勃勃。以徐老亲自去开展过工作的兴国县为例，平均每五百人口即有一个小学。一九三三年，全县学龄儿童二万名左右，进入列宁小学读书的有一万二千多名，入学率达百分之六十。此外还有夜校学生一万五千多名，识字班学员二万二千多名。这是苏区教育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精心编写小学教材 　　在苏区，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和困难条件，一个时期宣传教育部门只注意印刷马列主义的书籍，忽视了编印小学教材和识字课本。同时，在开展普及教育的运动中，也争论过是业务教育第一位，还是其他是第一位?徐老说：我意以业务为中心，其他也要学，学才有用，但改善业务更重要。因此，他亲自组织一个教材编辑室，吸收有知识专长和实际经验的人员参加，编写和出版小学教材、识字课本。徐老也鼓励苏区各县自行编印，以解决各地普及教育中对教材的需要。苏区编写出来的各种教材，徐老都一一过目，并提出精当中肯的意见。在那时编印的一本小学语文教材的前面，印有这样一些话： 　　这部书编给一般儿童初就学用的，暂编八册。此书编好四册后，便付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审查，特立同志审查后，他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特立同志来信说：“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增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 　　徐老的这些意见，在今天来讲，还可以供编写教材的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参考。 　　提倡和参加文化娱乐活动 　　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经常处在敌人的包围进攻之中，斗争十分残酷。为了鼓舞士气，教育部队，争取群众和瓦解敌人，在党的领导下，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都广泛普遍地开展起来。而徐老则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和参加者。 　　人们说徐老是一位老青年，确乎这样。你看，五十多岁了，整天那么乐观，那么充满着青春活力，一点暮气也没有。他经常帮助部队或者地方建立列宁俱乐部，组织战士和老百姓在俱乐部里读书识字、唱歌、绘画、出壁报，有时还进行化妆宣传。徐老不管工作有多忙；都要争取到俱乐部为大家讲文化课和政治课。他掉了两颗门牙，唱起歌来不关风，但当大家唱起来时，他也总是高兴地跟着唱。在徐老自己办的师范学校里，课外活动开展得更为活跃。 　　话剧在苏区很流行，红军宣传队创作和排演过许多话剧，如《我——红军》、《朱德在美国》、《武装起义》、《松鼠》、《父与子》和《阶级》等，演出后都颇受军民欢迎。而徐老本人更是劲儿大，他在师范学校里，亲手写剧本，亲自导演，培养出一批搞话剧的青年干部和一支能单独演出的话剧力量。 　　反对文牍主义和浮夸风 　　徐老一生注重实践，主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反对空谈，反对搞形式主义，反对随意向下发文件表报。他在中央苏区政府做了三年教育部长，只下过一次训令，颁布教育制度。至于江西省教育部发到下面的指示信，他则要求必须三份，一份自留，一份发下，一份寄给他，他看后随时提出意见。有一次，江西省教育部长给徐老写信，汇报把教师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徐老以为不妥，赶紧去信制止，说刚毕业的学生，最好先分配在附近工作，便于考察，工作好，再分到边远地区去。 　　徐老自己讲实话，也要求下面的干部讲实话。当时中央教育部要了解教育发展的情况，表彰先进，并据情分拨一些教育经费。结果有的县、区、乡虚报数字。徐老很有意见，曾派干部或亲自下去检查落实。有个乡在册子上汇报说有八十个学员，徐老下去一看，连八个也没有；还有一个县说有一千七百多个识字组，下去一查也是假的。徐老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都进行严肃批评。 　　徐老针对当时的战争环境，曾形象地说明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办法。” 　　针对苏区情况，教育从何着手?也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先教成人，博古同志提出先教儿童。徐老带着这个问题，跑到兴国调查，最后认为还是先教干部，培养骨干好。他在兴国试点，结果兴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很好很快。 　　告别苏区 　　一九三四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五十七岁的老战士徐特立同志，坚决不离开部队，决心跟着部队一起长征。 　　十月十六日前后，是中国革命史上，也是徐老生命史上难忘的时刻。他在苏区工作、生活了四年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现在却要告别她踏上漫长的征途了。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何叔衡同志因留下来不能同行，他和谢老一起，心情特别沉重，告别的时候，手握着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叮咛，期望着能再会。 　　徐老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编在总卫生部休养连。董老担任着支部书记。他们跟着毛泽东同志一道前进。徐老柱着一根拐杖，背着一包书籍，精神抖擞地走着。 　　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支部会。突然敌机来了，在头顶上盘旋几个圈，摔下一颗炸弹来，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炸弹很大，一头栽进土里，泥土溅得他们满头满身的，但却是一个哑巴，没有开花。董老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董老和徐老宣布继续开会。会后，他们又迈步向前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