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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杨闇公同志

吴玉章

锦城五一树红旗，革命风云壮华西。 　　为救万民于水火，不辞千里转成渝。 　　打枪坝上留英迹，扬子江心系健儿。 　　血沃鹃花红四野，巴山蜀水显神奇。 　　杨闇公同志，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生于1898年，牺牲于1927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 　　闇公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他小时候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1913年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5年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因事泄未成。1917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进日本士官学校，专学军事。到日本后，因积极参与“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曾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过。五四运动时，因联络留日学生在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被捕，并被判刑坐监。 　　闇公同志在日本期间，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随后，他决定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920年他回国返川。回川后，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1922年，我担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闇公同志这时也住在成都；我们就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忠实可亲，精明能干。1923年秋后，闇公同志通过我与刘伯承同志认识。由于我们志同道合，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局势，研究问题。 　　这时，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革命形势很好。我和闇公等同志以成都高等师范为基地，积极展开革命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内活动外，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罢工，组织工会；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我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但因四川地处偏远，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虽然已在高师建立了组织，但因我已年过四十，又不能参加；我于是便与闇公等同志在1923年冬秘密组成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C.Y)，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 　　有了领导革命的机构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就更有计划和更有组织了。1924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是由闇公同志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进行的。在大会筹备初期，军阀杨森还假意表示欢迎，但当有人告诉他说我们“阴谋聚众夺取政权”时，他便撕下假面具，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把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派兵看守起来，还扬言要捉拿我，空气十分紧张。在这紧张时刻，英勇不屈的成都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照计划开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人就有五千多人，只是城郊农民队伍因反动军队的阻止，未能入城会师。我在闇公等同志力阻下，未能亲身参加。大会由闇公等同志主持。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的讲演，演辞精彩，博得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他又到各地讲演，揭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恶。通过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看清了反动军阀的凶恶面目，从而更加激励了我们的斗争意志。 　　闇公同志对时局具有比较深刻的见解。他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定律。”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全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仆彼起，混战不休。”他看到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认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他说：“我总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在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他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的界线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他又说：“我们要……从民众的团结上着手，外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内而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解放。” 　　“五一”事件后，我因在成都站不住脚，被迫离开四川去上海。接着，闇公同志也因工作需要去重庆，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他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培养革命干部。11月，他领导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德阳丸”号私运旧铜币(清朝的铜币)，并打死重庆地方检查员的事件所引起的群众斗争。1925年，为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他组织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派童庸生等十多人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在重庆组织了追悼大会，并广泛地进行宣传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这些，都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闇公同志在组织革命团体的时候，力说“不宜滥收同志”，“对人要考察过去的历史，和他目前的动作、人格。”“今后当注意同志的学识，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因群众运动，非有中坚人物不可。”他认为“将来要使团体支配人，不要人来支配团体。”“个人利益不要拳拳于心。”“一个团体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现，并且在内部的人能否团结得坚固，对于这两点，后者较前者尤其重要。”由于闇公同志具有比较正确的思想，他在识别好人和坏人、选择中坚骨干时也就比较准。例如：他刚刚认识刘伯承同志，即认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他对恽代英同志的看法是：“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意向民间去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他认为罗世文同志：“此人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他对当时就表现不好的人，都有所警惕。例如：他认为陈子于“实际说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欲念。”他认为王国源的“实业救国”“真是做梦，全不懂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当有人向他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时候，他说“与痴人说梦何异”。后来的事实证明，闇公同志对于这些人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闇公同志很注意群众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说：“青年之可敬可爱，逐处都可以看得见，加以团结训练，必能达光明之途。”他也认识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青年的弱点，教育青年“不要畏惧强力的压迫，要努力奋斗，才能打破现实的铁圈，进向光明道上。”他说：“青年的人性多因情而动，尤易随波而靡”，“宗法式的家族制不打倒，……要被它阻滞着若干好青年哟!意志薄弱的人，终难跳出它的圈外的，并且还要误死许多有作为的人们呢!”“故我觉得年轻的人们，要想把一切的万恶的源泉消灭，非与环境奋斗，创造新环境来作代替，不能免掉软化的危险的。”“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意志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屈从于任何势力之下的。能具有这种资质，才能说得上从事革命来。” 　　闇公同志在领导群众工作中，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例如：1924年重庆市商人为了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组织“商业共进会”，举行了罢市斗争。他一方面称赞他们，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内部，“缺乏组织力”。因而想“使S.Y.去助他们，或不至虎头蛇尾，没得结果。”以后便“决计加以援助，不达目的不止。”又如：当“德阳丸”事件爆发，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认为“群众激动是很容易的，今后如能加以特别训练，则收的功效，更见大了。”当他看到“德阳案的空气，近来颇有搁浅现象，群众的狂热被消极的言论冷却了许多”时，便极力加以激励，于是“群情因之激烈异常!”他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是很卓越的。闇公同志很注意接近和了解工农。一有机会接近农民，“遂与之交谈。他们应对中着实亲切得很，诚实的样子，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农民们的生活着实太苦。”他对农民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他更是深信不疑。他说：“吾人既已有了认识，只有努力为之奋斗，领导着第四阶级(按：即指工人阶级)们前行，无论环境如何的险恶，决没有一毫的妥协可言。” 　　闇公同志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自己却认为：“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他抱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决心，勇敢地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去。他认为“奋斗得来的结果，才是真快乐。”他说：“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城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是光明。”他虽然工作很多，但在实践活动中感到“书到用时方觉少”，对学习很勤奋。他每天“晨起频读二、三小时的书，以免将来应用时产生学少缺憾。”闇公同志不仅注意自己的修养，也很关心弟妹们的成长。他常常给弟妹们讲时事，要他们研究马列主义，指示他们应走的道路。我看到他的弟妹们都很听他的话，也和他一样感到高兴。 　　1925年春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写信请闇公同志等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闇公等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并且按照我的建议做了。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解散，再个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吃亏，因而不肯照我的建议办，这些人后来便走上了错误的乃至反动的道路。这是很深刻的教训，一个人要革命，便不能有私心，否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入党后，党命我仍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要我先到广州去和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回川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 　　1925年8月，我回到了重庆，和闇公等同志商量了整顿国民党的计划，决定先办一个学校，以培养干部，并立刻动手筹备起来。 　　我们一面筹备经费，联络熟人；一面分头找校址，买家具。我们冒着盛暑，每早外出，中午回二府衙闇公同志家里开会，交换情况，商量办法，下午继续奔走。闇公同志虽然体质较差，但工作特别积极。他的父亲杨淮清先生也热情地为我们服务，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我们也就把闇公同志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杨淮清先生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我们果然在大溪沟办起了学校，定名为“中法大学”。 　　学校成立了，学生来源呢?恰巧这时，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因罢课有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反动派不喜欢的进步青年，正是我们所喜欢的；他们开除的学生，正好成了我们学生的来源。我们立即决定招收这些学生。于是，各地进步学生闻风而来，一下子就招收了将近三百人。9月4日，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与筹备中法大学的同时，我们又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由闇公同志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不久，许多县市的党部也都建立起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闇公同志被任为书记。 　　这时，国民党定于1925年1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赶紧筹备，要各县市代表就地选举。结果，我和杨闇公、童庸生、廖笠君(廖苏华)、廖划平(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可耻的叛徒)、黄复生六人，当选为代表去广州出席大会。这六个人中间，除黄复生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四川的国民党内，左派势力是占很大优势的。 　　1925年11月，我们离开四川，赶往广州。到广州后，大会已决定延期到1926年1月1日。为进行大会筹备工作，国民党中央开会，推举我担任大会秘书长，闇公同志等分别在大会秘书处担任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在我党领导和我党党员的努力下进行的，因此进展迅速，能以在1926年1月1日如期召开。 　　这时，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大会的代表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压倒优势，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在选举问题上错误地让步，结果，在选举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仍占极少数。这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恶果。 　　闇公同志在大会期间十分活跃。他到广州后，发觉“川中留粤的人，太涣散，往往被反动的人把他们迷惑着。”就发起组织“四川革命青年同志会”。他看到会场内外革命空气高涨，极为兴奋。他对大会“取的策略是拥护左派，拆散右派”，特别是对开除右派分子石青阳，马君武等的党籍，非常拥护，认为“在工作前途上，又去了一些障碍”。他对“右派的人们，拚命的在运动票，每票出四百元”，付之一笑。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宣传报告十分称赞，认为“较前此各种报告都要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他对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报告很不满，认为汪精卫的报告“对罗廷(按：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延)只说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说其具体的功绩，其用心可见。”认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农工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啊!”尤其对会上有人提议全体起立为蒋介石致敬，他更为不满地说是“笑话!”他对会议的结果，如宣传和党报以及工人、农民、商民运动等决议，还比较满意，但仍认为“站在我们的观点上看来，不满意的地方太多”，并决计今后要再加努力工作，以谋改进。他为了在会后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在离广州前还应约访问了徐特立等同志。 　　大会结束后，闇公同志先回四川。随后，我也回川。这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狂。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于5月间提出了“党务整理案”，凶相开始暴露。四川的国民党右派也更加反动。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等，回重庆另外成立了一个伪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他们专门与我们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唱对台戏。他们经常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来吵闹打架，并且打伤了我们许多同志。闇公同志主张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也很讲究策略。 　　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我和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我党组织工作，开展工农运动；我因过去留学日本，同盟会员认识较多，便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闇公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的时候，很注意扩大与整顿相结合，他“觉得二者万不可偏废。”这时我住在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里，闇公同志仍住二府衙，我们常在他们家里开会讨论工作。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论是策动军队、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及发动群众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闇公同志极注意发动群众，他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对军阀武装的反革命作用估计得未免太低了。 　　军阀刘湘对我们搞群众工作非常害怕，他怕群众“赤化”，便暗中扶持总土地党部与莲花池党部捣乱。他曾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的确，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军阀。 　　为了扩展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计划在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我与刘伯承同志再去广州后，由闇公同志等具体组织，如期召开了。 　　1926年9月，以闇公同志为首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为反抗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事件，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所有的英国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这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并于10月攻克武汉。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更加飞扬跋扈。为了限制蒋介石的独裁，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二五减租等决议案。这时，四川军阀中仍效忠北洋军阀的杨森，竟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给北伐进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在此之前，朱德同志已被党派回四川，并在杨森部担任党代表，想争取他参加国民革命军。但杨森是个投机家伙，他一面答应参加国民革命军，一面又奉北洋军阀的密令侧击武汉。就在这时，邓演达和我们讨论二次北伐的问题，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等要求设法接应冯玉祥的军队出陕西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考虑到冯玉祥部困在西北、杨森部侧击武汉等情况，根据我党意图，我在会上提出派刘伯承同志回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决定给刘伯承同志以“特派员”名义回川。同去者还有欧阳钦同志。接着，我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伯承同志等回到四川。伯承同志回川向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并由闇公同志兼任书记。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具体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三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这时，陈毅同志正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的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军配合。 　　1926年末，顺泸起义先后爆发。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非常仓卒。刘伯承同志及我党派去的其他人员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同志到了开江县。紧接着顺庆之后，泸州起义也爆发了。按原订计划，泸州起义部队是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会合的。但起义部队的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因起义胜利才得到泸州这块肥肉，他们那里肯放呢?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他们甚至发生内哄。陈毅同志也曾对他们反复解说，他们哪里肯听。陈毅同志见他们无望，就离开了。后来，伯承同志赶到泸州，对起义部队力加整顿。这时蒋介石已公开反动，他指示四川军阀，一面在重庆布置大屠杀；一面调动军队包围泸州，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而川黔各个地方军阀，为了抢夺泸州这块地盘，凡是能赶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军队把泸州包围起来。等刘伯承同志赶到后，泸州城已被团团围困了。与此同时，“三·三一”惨案发生。伯承同志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布置守城。由于我党在泸州的工作较有基础，所以一经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就积极地起来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界，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牲。全城军民在刘伯承同志卓越的指挥下，英勇地坚持了四十余天的守城战斗。当整个形势已经不利，而且起义军阀正在酝酿着投降出卖的阴谋时，刘伯承同志便乘机突围而走。接着，所谓起义将领，果然投降敌人，泸州起义就最后失败了。 　　顺泸起义时我在武汉。起义之初闇公同志派人来汉口告诉我，顺泸起义已发动，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我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同志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我的提议。但别有用心的谭延闿(这时汪精卫不在武汉，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借故推延，说什么需要经过蒋介石，并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顺便带往南昌蒋总部“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勾结，阴谋叛变革命，他怎么能够同意我党建立军队呢?但国民政府会议既已通过，根本不需要经过蒋介石。因此，我们后来就没有理会谭延闿，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顺泸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同志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1927年春的革命形势，一方面是革命势力猛烈发展，一方面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在武汉地区，工农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蓬勃地发展起来；在上海，工人阶级经过前后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又于3月24日攻克南京。但是，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加紧了，他首先在赣州惨杀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在九江、安庆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死伤达二千多人。就这样，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同时举起屠刀，对革命展开进攻，天空出现乌云，革命处于危急中。 　　当时四川的形势也与全国的形势一样。在四川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四川军阀虽然大部都已先后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但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革命旗帜，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批封建军阀，翻云覆雨，奸狡异常，他们既利用革命，又害怕革命，同时更伺机反革命。 　　当蒋介石在1927年春决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时候，他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杨引之等入川，以国民党右派作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和一切地方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准备首先在四川实行反革命屠杀，以配合他整个的反革命计划。于是，四川的时局紧张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闇公同志主张发动群众，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南京事件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四川军阀刘湘，当时曾以川滇铁路作抵，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在地委会议上，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会，至多也不过杀几个人，没有想到会发生大屠杀。因此，在组织上没有作应变准备——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干一齐出动，结果几乎损失了全部骨干，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敌人侦知3月31日要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电覆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接着，敌人就拟定“黑名单”，决定实行屠杀。敌人对这次斗争，先是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要闇公同志取消群众运动。3月30日，刘湘指使他的师长罗汉三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闇公同志严辞拒绝。当晚，闇公同志有一位在刘湘那里当参谋的亲戚，又派人送信来说：“明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又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完信后，冷笑置之。 　　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大会还是如期召开。当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一些身分不明、行迹可疑的分子混入会场，闇公同志便指挥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把他们劝了出去，以防不测。大会刚要开始，忽然枪声大作，军阀王陵基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有计划的血腥屠杀。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当场死难者即达五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当会场上枪声四起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指挥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后来枪声更密，死伤渐多，会场秩序大乱，已无法指挥，闇公同志才跳城墙而出。他跳出城墙后，敌人又紧紧追击，由于他机警灵活，设法甩开敌人，才暂时脱险。第二天，闇公同志又冒着极大危险布置好善后工作，然后准备亲自去武汉向中央报告。这时重庆到处密布暗探，尤其是闇公同志住家周围，更是特务如麻。亲友劝他暂避一时，他声泪俱下地说：“敌人虽然万分残暴，一想到同志们死得那样惨，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啊!”4月2日晚，他动身上船，因发现有便衣跟踪，当夜就退回家中。次日晚，他又化装起程，与他的爱人赵宗楷和另外一位同志，同上亚东轮船，不幸被敌人发觉。第二天黎明，轮船开至江心，特务们借口检查，将闇公同志一行逮捕。闇公同志为了救出那位共产党员，便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被他们逮捕，你先生又为了什么事情，遭受逮捕?”特务们一听，认为这个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就把他释放了。 　　闇公同志被捕的时候，敌人问他：“你是不是杨闇公?”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敌人说：“那你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到我们才有命。”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是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敌人要把闇公同志和赵宗楷同志分别押走，闇公同志镇定地对宗楷同志说：“你不要害怕和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们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 　　后来，宗楷同志经营救获释，闇公同志则被囚在浮图关蓝文彬军阀司令部。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无论敌人实行威胁利诱，或用严刑拷打，闇公同志都丝毫不为所动，并且痛骂敌人无耻。敌人问他：“你难道不怕死吗?和我们一起干，你的前途还大嘞!”闇公同志回答说：“哼!怕死，只有你们才怕死，也必然快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用尽一切卑鄙手段，都无法使闇公同志屈服，便于1927年4月6日夜在浮图关把他秘密杀害了。闇公同志临难时还慷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伟大崇高的革命气节。 　　继“三·三一”惨案之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他的南京反动王朝。“三·三一”惨案，是四川地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是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结合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和反动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我在武汉听到“三·三一”惨案的消息，极为悲愤。后来得知这次惨案的凶手杨引之，要去向蒋介石报功，我们便派人到宜昌等着他，跟踪他到武汉，然后将他逮捕。当武汉的革命法庭审判杨犯时，我极力主张将他当场正法，但是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却坚不同意。经过我们力争，最后才把杨犯判处死刑。这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处。消息传出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反革命逆流，很快也席卷了武汉。7月，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从此，全国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我们四川许多共产党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同志和我，都跑到南昌去参加了“八一”起义。 　　闇公同志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牺牲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而且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优秀的战士。每念及此，悲痛万分。但是，闇公同志和我党许多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仍然继承着烈士们的未竟事业，继续进行顽强的战斗。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将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这是可以告慰于先烈们的。 　　闇公同志千古! 　　附注： 　　1.本文于1962年草就，因要征求刘伯承、陈毅等同志的意见，所以未能及时发表。 　　2.文中有关杨闇公同志本人的引语，除作者的回忆外，均引自《杨闇公日记》。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