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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 事竟成——记著名机械工程制造专家沈鸿 |
张志鸿 孙长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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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鸿对我国机械工业的重大贡献,是人们所熟悉的。然而,谁会想到,他在登上科坛之前曾是一家布店的学徒呢?!又谁会料到,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呢?! 不少人曾问起过他:“你这条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沈鸿的问答很简单:“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成功。俗话不是常说么,有志者事竟成!” 《世界十大成功人传》的启示 沈鸿的青少年是在家贫国弱的环境中渡过的。他一有时间就发奋读书。 在他十四五岁前后,就读了不少书籍,如历史、地理和传记等,逐渐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初步认识了古今兴亡之道。 他为了对己求得一技之长,对社会有所贡献,特意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格言,端端正正地刻在盛牙粉的木盒子上,以求自勉。特别对他一生起推动作用的《世界十大成功人传》更是爱不释手,始终激励着他奋发向上。 六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和他本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77岁高龄的沈鸿,还把这本《世界十大成功人传》牢记心头。就在前不久,又让别人查找买了来,再一次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本书对我的立业起了启蒙作用,我一生得益于它。”并热情地推荐别人也要读一读。 话说来很长,那是在1923年冬的一天,沈鸿在布店看到上海的报纸上登有消息:商务印书馆出售《世界十大成功人传》这本书。于是,就赶快到这家印书馆,花了两角大洋买来这本书,回到布店,就贪婪地读起来。这是一本只有54页的小册子,书中记述了爱迪生、法拉第、瓦特等炼钢、制陶、建筑、电器、织丝,经商等科学家,发明家和事业家的艰苦创业事迹。这些事迹不时地拨动着沈鸿的心弦。他想:“历来的科学家,大发明家,大多数出身贫寒,经过艰难困苦,终于成了一番事业,人家做得到,我为什么就不能?爱迪生只读过几个月的书,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我比他多读了四年书,为什么不能学会技术?!法拉第是个印刷厂的学徒,成了电磁学的专家,我这个布店的学徒,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呢?!他们走的路,就是我要走的路,他们能成为有作为的人,我也不会没有出息!”从此改变了他自学的方向。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长期的刻苦自学和反复实践,这个布店的学徒终于成了全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 要有中国人的志气 沈鸿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他为中国的机械工业,特别是重型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中国人争了气,立了功。 当你走进上海江南造船厂时,就会瞩目一座二千二百吨重的“钢铁巨人”——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第一台万吨锻造水压机。它有几层楼高,上中下三座大横梁,足有二三百吨重,底座占地有半个篮球场那样大,它能把五十万斤烧红的普通钢锭象揉面团似地锻造成各种形状的机器零件。你可知道,这么个庞然大物的总设计师不是别人,正是机械工业部的沈鸿。 那是在1958年,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许多人提出需要万吨水压机。 可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国家是否有能力造出来,在上海能不能造出来,当初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要造万吨水压机,必须有大锻件、大铸件、大机床、大厂房;还要依靠外国提供设备和大专家。然而,沈鸿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我国当时虽没有这几个“大”,但只要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是有能力有办法可以做得成的。于是,他就在1958年5月22日毅然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以《世界十大成功人传》、《科学名人传》里的那些成功的例子,说明我们自己是能够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 这封信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引起了轰动。许多代表都称赞说:“沈鸿有气魄!长中国人的志气”。但是,不少人却心里打鼓,好心地对他说:“我们连水压机是什么样儿都没有看过,又没有图纸,能行吗?!” 沈鸿听了乐呵呵地说:“不要紧,这又不是生小孩,必须先有父母。外国能造第一台,我们也能造第一台”。 就这样,他被任命担任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各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下,沈鸿和他的同事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依靠江南造船厂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后为万吨水压机绘制了15次总图,为46000个零部件绘制了大小上万张图纸,足有一吨半重,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1962年6月,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车成功了,终于实现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许下的诺言。人们欢呼跳跃,掌声雷鸣。 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型机器制造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为制造大型发电机、大型轧钢机、大型化工容器等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培养出一批人才。从此,沈鸿的名字到处传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鸿带领大家总结出以设计人员为主的“七事一贯制”(即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的工作方法,这是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技术人员的有效途径。 这台水压机自建成投产已运行20多年,实践证明性能良好。 60年代初期,我国还不能制造火车轮子的轧机,由于外国的封锁,轮箍也不能进口了,眼看火车要停开。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车轮轮箍厂,自己不尽快地搞起来,我国的铁路运输就有瘫痪的可能。在这紧急关头,1961年的4月,党中央发了指示,决定在马鞍山建设一座全钢热轧制的车轮轮箍厂。这时,沈鸿心里燃起了一团火。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给火车穿上鞋子,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车轮箍轧机造出来”。就在这年5月,这个厂正式施工了,不到两年时间,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安装的黑色冶金轧制工厂——车轮轮箍厂在1963年11月18日试车成功并正式投产了,使几乎停顿的火车轮子,绝路逢生。当沈鸿看到轧出的第一批合格的轮箍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他在建厂过程中为了搞好成套设备生产供应服务工作,他曾八赴马钢,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直到最近他还亲笔写信指导该厂有关工作。这种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博得全厂赞扬。正如该厂厂志编纂办公室来信讲的那样:沈鸿为建设车轮轮箍厂曾8次南下,为整套设备建设日夜操劳,使这项在冶金建设和机器制造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工程胜利投产,传为佳话。 为研制我国国防新产品,需要锻造贵重材料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00吨卧式挤压机、1000吨专用油压机和各种规格的热轧、冷轧的铝板机、冷轧高强度合金钢的管轧机、轧薄板机等九套设备(又称九大设备)。处在外国封锁的60年代,这些设备能否制造出来,关系到尖端武器的成败。沈鸿和冶金部的徐驰及建材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勇敢地挑起了这付重担。他们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组织起来,坚持下去”的意见,紧紧地依靠党的政策,依靠大协作,依靠广大干部和工人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我国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会战。从1961年开始科研设计,进行生产准备工作,到1971年分别安装投产,前后用了10年时间。解决了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等多方需要的设备。经过实践的考验,这些设备与当时国际上同类设备相比,至今并无多大逊色,在当时的条件下,真可谓创造了人间奇迹,它争得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如果你有机会到有关工厂参观,这些设备运转自如的情景,会使你赞叹不已!那卧式水压机挤压几十米长、脸盆粗细的飞机大梁,就像压饸饹似的轻巧,那精致的钢管冷轧机能有轧出用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各种各样的无缝钢管。 这些高、大、精、尖设备的研制成功,为当前我国进行四化建设,特别对于研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正如1982年10月赵总理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所指出的:60年代组织九大设备攻关的成功经验,是值得今天技术攻关时借鉴的。 沈鸿从自己一生的实践中,深知知识的重要。他说:“我一生爱读书,是不停不息地读”。近年来,在他的积极倡导下,编译了美国朱兰博士主编的《质量控制手册》,还亲自给大家讲课。他对提高工人的素质也十分关心,热心地组织翻译了西德编著的《机械工人基础知识》,并为它写了序,分别向原作者、编译者和广大读者表示了致谢、致敬和致贺。 为了发展和提高我国机械、电机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修的水平,早在1965年,他就雄心勃勃地提出,要编写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械大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非常赞赏和关心这件工作,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大家推荐沈鸿担任了编委会的主任。 在他的积极努力和主持下,组织了全国两千多位专家、学者、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包括老工人),花了整整十年功夫,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出版了。这是我国科技出版园地上初吐芬芳的一对“姊妹花”。这两部3600多万字的巨著,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总结和反映了建国以来机械工业技术的开发和进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奖会上,荣获一等奖。各界名流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向沈鸿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长大要当工程师 沈鸿,幼时叫三宝,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祖父是个经营竹器和生丝的手工业者,当父亲接手时,在做生丝买卖中,由于丝价大跌,结果亏了本,于民国元年忧急而死,从此竹器店也就关闭了。妈妈是个善良的家庭妇女,能做一手好的针线活,是当地有名的“高级裁缝”。他有个哥哥,后来当了小学教师。沈鸿一家就靠母亲做针线活儿过日子。 沈鸿7岁上小学,他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每次考试都在前几名。有一次,沈鸿生了病,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不间断学习,他就让妈妈找了哥哥的书籍学习,看累了就把被子垫起来当靠背,支着身子练习毛笔字。 沈鸿从小爱听别人讲故事和闻个新鲜事。他家住在硖石镇,素有“小上海”之称,外界消息比较灵通。有一次,他去发电厂两个老师傅住的地方玩,看到墙上贴着一些刊登欧洲大战的报纸,上面有许多作战的枪炮图片和打仗的镜头,瞧哪些国家打了胜利,哪些国家打了败仗。报纸上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常识,他看得津津有味。 电厂的老师傅也很喜欢沈鸿,由于他爱动脑筋想问题,经常带他到电厂去玩。在那里,沈鸿好奇地一个劲儿询问老师傅:“机器为什么能发电?电为什么能变光?为什么能电死人?”这一切实在太神了,发电机把他迷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学校的老师经常给学生讲救国的道理,特别是一个姓胡的老师,对内忧外患,慷慨陈词,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瓜分中国,要我们父老百姓当亡国奴,做牛做马。这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硖石镇时,立即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风潮。小学生们积极参加了这次抗日爱国活动,他也打了小旗儿,把抄来的外国货,放火烧掉。当印有外国文字的胶皮球在火里爆炸时,沈鸿和同学们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在沈鸿幼小的心灵中,慢慢懂得了国家如果不强大,就要当亡国奴! 家境的贫寒,经济的拮据,生活的艰难,使沈鸿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他的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破了自己钉。至今他的缝补技术,还不减当年。 13岁那年,生活逼着他无法再读下去了。小学还没有毕业,就在亲戚的介绍下,于1919年秋天,经嘉兴乘火车,来到了上海,到虹口区协泰新布店,开始了12年的卖布生涯。 协泰新布店是一个中等洋布店,有几个师兄弟。沈鸿当学徒时很勤快,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打扫卫生、倒痰盂什么都干。厨房大师傅不在,他就做饭,煤气灯、水烟袋也擦得铮明透亮。站柜台由于他个子矮,嘴巴老磕柜台,就找卷布垫在脚底下。卖起布来,剪得又快又齐,常受师兄的夸奖。 布店的经理是个正直人,待人平等,有爱国心,经常教他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给他讲一些爱国的和带哲理的故事,别人称他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正经人。有一次,他板着脸对沈鸿说:“你这个人聪明,但记起账来有时觉得了不起。”接着就讲起哲学来说:“一个人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沈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沈鸿的生活很俭朴。每月发的一块“月规钱”舍不得花,除去买书以外,年底积攒了四块大洋全都寄给了妈妈。 他学习勤奋,如饥似渴。当时,布店订有一份申报,副刊“常识”一栏,专门介绍各种科学知识,成了沈鸿的“启蒙老师”。他每次拿到报纸就“吃个遍”,还特意地把这一栏的内容剪下来,集订成册,日积月累,成了一本小百科全书。他平时刻苦用功,有时间就看书。 说起《辞源》,沈鸿很喜欢它。早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看见老师不辞辛苦地抄《辞源》,非常羡慕,盼着自己能有一部。现在自己能挣钱了,下决心用5元6角钱,买了一本《辞源》,接着就认真地读起来,增长了不少知识。 由于勤奋好学,学识很有长进。16岁那年,他到上海商业联合会补习英语。这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习了《英文模范读本》并开始读了刘仙洲的一些机械方面的著作,他借助《数字大辞典》、《物理学精义》、《化学精义》等数理化知识,加深对《机械学》、《热机学》的理解,收获不浅。以至解放后,沈鸿在清华大学见到刘仙洲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你的学生,是你教出来的”。刘仙洲愕然问道:“哪有这回事?”当沈鸿把自己在布店学徒时自学香港大学工学士刘振华(即刘仙洲)编著的《机械学》、《热机学》的经过说了一遍时,两人相顾哈哈大笑。刘仙洲说:“啊!真想不到。” 沈鸿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去看书。他成了商务印书馆图书馆、通讯图书馆和总商会图书馆的常客。对一些好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在通讯图书馆,他借阅过三大本《马克思传》,了解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对定价20元的《世界科学大纲》,跑图书馆竟达半年之久,总算把它看完了。 在协泰新布店附近,有几家制造机器的小作坊,沈鸿对这些机器总是流连忘返,看得入神。有一次,看到一个汽车司机在马路边修理汽车,他也要凑上前去看个究竟。 那时的上海,兵慌马乱,社会很不安定,经常发生抢劫商店的事。布店经理觉得沈鸿手脚灵巧,就叫他搞了一个套在锁头上的警铃。 沈鸿为了探讨锁的秘密,他买来弹子锁,把它拆开,看它的构造。但是,拆开容易,装上难。他怎样装也装不上,没有办法,只好跑到修锁铺子去请教师傅。装好后,回到布店又把它拆开,自己再重装,这样反复多次,终于掌握了装锁的要领。从此,沈鸿和弹子锁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他搞机器制造的起点。 另外,布店为了装饰门面,要安装反光灯,这件事又落到了沈鸿的身上。他跑了上海十几家洋铺子,仔细观察各式各样的反光灯,自己动手,经过10多天的努力,反光灯成功了。他还为布店安装了土自来水和洗澡盆子,店里的师兄们都夸他心灵手巧,有出息,一定能当个工程师。 沈鸿从实践中,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只要自己肯努力,什么事都能做得成。” 非争这口气不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沈鸿感到在布店呆下去,救不了国,他心里总是嘀咕,为什么中国老是受外国人欺负?还不是国民党太腐败了,工业太落后!他目睹上海的现状,外国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洋货,中国自己制造的寥寥无几。他感到愤慨,有志气的中国人应该为国家富强出力,《世界十大成功人传》的那些人物又浮现在他眼前,他想:要中国富强必须发展工业。他决心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来开办工厂,走爱迪生的路,为人民大众制作有用的东西。沈鸿这时已是布店的记账员,经理和师兄弟重视他,待遇也比较高,但他并不把这些放在眼里。26岁那年,他毅然离开协泰新布店,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理。 万事开头难。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在上海开办工厂,实在太困难了。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想入非非。沈鸿说:“世界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想来想去,最后拿定主意搞锁头,一来家家户户用得上,容易搞,二来可以把自己生产出来的锁头和洋货比一比高低。于是,他先到海关查问一年要进口多少洋锁,质量如何,什么价钱。他在上海高楼大厦看到的,几乎都是美国造的卡宾锁,各种洋锁头在上海大小商店比比皆是,感到非常气愤,说“太丢人了。中国人连锁头这样的小玩儿都造不出来,不象话,我非争这口气不可!” 他在一些爱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好不容易凑了5000元,分成十股,沈鸿因购书多,只交了250元。这是一笔来之不易的钱。他们一切都计划好了再花,先用3500块大洋买了制锁的全套设备,沈鸿和他的同事动手设计和制作了一些专用设备,就在上海虹口区胡家桥嘉德里8号正式开张了,取名为利用锁厂。 为了选造好第一批弹子锁,沈鸿找来了好多种锁头样子,一个一个地把它拆开,进行对比,看各有什么优点,那种结构比较合理,然后自己亲自设计制造了拉锁芯槽子的刀具,一次试验成功,很快进入批量生产。为了以质量求生存,他每天废寝忘食,工作18个小时。经反复研究,先后设计制造出门锁、钢包锁、抽斗锁、保险箱锁、银箱锁、文具柜锁等十几种产品,物美价廉,坚固耐用,销路很好,利用锁厂的牌子,一下子就传开了。特别是弹子锁,制作精美,质量可靠,远销南洋,过去上海一些高楼大厦用的都是外国名锁,而今连上海的中国银行也使用利用锁厂的锁头了,使当时一个名叫伊尔的美国跨国五金公司代理人看了都瞠目结舌,赞叹不已。解放后,我国不少高大建筑物的门锁都是利用锁厂制造的,就是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的门锁,也是这个厂生产的啊! 弹子锁的制造成功,使原来只有六七个人的利用锁厂不到一年功夫,就发展到几十人,拥有10多台机床和一些专用设备,工厂越办越兴隆,沈鸿也成了一名技师。这时,他研究机器的兴趣越来越广泛,开始又与别人筹集资金,购置设备制造汽车零件。 沈鸿就是这样专心致志,学一样,做一样,锲而不舍,从不泄气,直至成功为止。只要他要干的事,一定要把它干好,不达目的,是决不罢休的。 他在锁厂时,总是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有关机器制造的书籍外,还读了一些社会科学和经济建设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关于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有一次,他在一家机器行里看见几台苏联造的机器,非常坚实,也很漂亮,他很惊讶,心里想:“一个国家在短短20几年工业上能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不错。如果中国也变了那样,我的技术一定有用,我就诚诚恳恳地为它做工!” 无限忠诚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上海陷入了混乱局面。时局迫使他决心要把机器搬到内地去,为抗日救国出力。在沈鸿的动员下,将工厂的八尺龙刨等10部机器拆装上船,带着7个工人,从上海来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他发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依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灾难,希望破灭了的沈鸿,在一个偶然机会,听了范长江的一次演讲,使他的心豁亮了,他想方设法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同志,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随后果断地决定把机器运到陕甘宁边区去,为抗日出力。 1937年10月,沈鸿等人走上了通向延安的征途。当时陕北的天气虽然很冷,他却满面春风,朗朗笑声,内心充满无限的喜悦。他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愁抗日无路了,更不愁工厂关门,没工做,没饭吃了。”1938年2月,经过千难万苦,终于把10台机器和7个工人带到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沈鸿来延安以前,除陕北延长炼油厂有几部机器外,别处很少见到。他到延安后,和大家一块投入到创办茶坊机器厂的工作中去。开始想把机器卸在了桥儿沟,但因地势不好,决定搬至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县茶坊的一个石洞里。经过日夜奋战,延安第一个兵工厂——茶坊机器厂诞生了。沈鸿担任了第一任工程师。 当时,边区不生产钢铁,造机器没有原料,怎么办?沈鸿和李强一起,到西安汽车修理厂,买了几十台废旧小发动机,把不能用的化铁,有用的稍加修理作为机器动力。这样工厂很快就投入了生产。 当时在延安办工厂困难确实很大,不但没有原料,而且缺少技术资料,可是困难并没有使沈鸿泄气,他是个“乐天派”。他坚定地说:“来边区以前,我们的技术和机器,只配作些零件和弹子锁。现在条件变了,党这么重视和支持我们,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困难再多;任务再重,我们也能完成。”他凭着带来的10台工作“母机”,和大家一起,在短短几年里设计和制造了多达50多个品种,装备了10几个工厂,还亲自设计制造了适合前方需要的易于搬运的一批小元车、小铣床、刨床、钻床、砂轮机等小型机床,为八路军就地修理枪械,被人们称为“马背工厂”。他还陆续参加设计制造了印刷厂的油印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炼油厂的炼油设备、棉纺厂的织布机、皮革厂的制革机,还有边区小高炉设备等几百种的机械。 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宣传抗战的主要阵地,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油墨不好,《解放日报》的字印刷不清楚。中央领导同志把研制油墨机器的任务交给了沈鸿。他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事关重大,一定要研制出来。” 沈鸿回到工厂后,立即动手,不分昼夜地研究各种配料。不久,“宝塔”牌油墨机器造出来了。大家高兴地说:“宝塔牌,油印墨,墨色黑,干的快,印油印,美的太!”。 沈鸿的工作,一贯是谦虚,积极负责,在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当时延安实行10小时工作制,可是对沈鸿来说,又何止10小时呢! 1944年,边区开始炼铁时,他整整有两个月没有好好的睡觉,晚上休息常是不脱衣服,稍稍躺一会,一翻身又起来工作了。他的衣服,他的手,和工人一样沾满了机器油污。新机器造出来,他一定要守在旁边,观察它有没有毛病,以便改进。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积极倡导开办补习班,并亲自在课堂上传授技术知识。 他说:“技术不应该神秘起来,厂里懂得技术的人越多越好”。 由于沈鸿成绩卓著,3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沈鸿没有上过大学时,风趣地说:“有意思,你这个人搞工业,也象我搞军事一样,不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是因为要打仗才学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沈鸿的自学精神给了很高评价,并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大字,表彰他的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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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忠诚:纪念沈鸿诞辰一百周年/海宁市史志办公室,海宁市图书馆编.—杭州:杭州余杭人民印刷公司,20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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