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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城怒吼

王琳

千里雷声万里闪，“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很快就燃遍了神州大地，连西南边塞的昆明也烧红了。 　　杨兰春他们收到北京的电报后不几天，北京、上海的报纸也相继来到，北京学生会的宣言也寄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得翠湖含笑，滇池腾欢，昆明人打心眼里激动。 　　这些天，柯维翰被抗日的怒火烧着，精神、身体都失重了，上课他听不进去，干脆就懒得去上它。在他们几个人组织的学习理论的团体大同社(T、T、A)的会上，他长篇大论地发言，骂帝国主义，痛斥卖国贼。他认为那些丧权辱国的卖国贼，比帝国主义更可恨。要杀，就要先杀这帮家伙。正如他后来在《海夜歌声》中所写的那样： 　　任英雄， 　　终有遭困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自负者的子孙呵! 　　如今不行了，都不行了—— 　　什么昔日的豪强， 　　呀!我族全困在高浪四逼的海岛上! 　　怎样才免于灭亡? 　　要怎样才免于灭亡? 　　先斩了我们这些王中之王吧。 　　先斩了你自己的权威者吧!…… 　　那些天，他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学校不远的翠湖去，对着清澈的湖水苦思冥想，坐在石条凳上写呀，写呀，不吃不喝，一直写到月亮出来；又在这盏天灯的照耀下，写!写!写!除“莫懒惰呀妹妹”那首歌外，他还写了活报剧《打倒张宗祥》和《劳工神圣》，又和同学们摸索着排练出来，由学生会出面与当时昆明唯一的剧场群舞台去交涉，准备示威游行后在该台演出三天。柯维翰深信，昆明人的爱国热情是不难唤起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厉害，昆明人早已领教了。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便伸进了我们云南。他们象蚕吃桑叶似地，偷偷侵蚀我们的边界，还强迫昆明市和他们通商。法国人还强迫云南人修了一条从昆明到他的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铁路，名叫滇越铁路。英、法都在昆明设立了领事馆。英国办了惠滇医院，法国办了法国医院。日本人的什么保田洋行，府上洋行，大模大样地站立在昆明市最繁华的大街上，拼命赚我们的钱。什么耶稣堂，天主堂，成天“阿们!阿们!”的，向耶稣和天主祈祷。帝国主义以为用这套麻痹战术，怀柔政策，就可以把我们云南人的心收买过去，做梦!亡国奴的滋味，我们早从安南(越南)人那里领教了!看哪!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常常是一条黑色的长袴，一件咖啡色的长衫，两衩再齐腰部。足上登着木屐，呱哒呱哒。他们的牙齿，黑漆漆的，据说是每天嚼槟榔的结果，他们却以此为美。他们，无精打彩，愁眉苦脸地蹲在昆明街头，面前摆着打锣锤儿似的菠萝，红艳艳的荔枝，黄澄澄的香蕉。记得我们小时候，只要经过他们面前，总要投去同情的眼光；那时候我们就常听大人们讲安南人的苦处，说法国人骑马都是蹬着他们的背上去的…… 　　六月，夏天已经悄悄地光临神州大地，气温日渐升高，虽不似盛夏那般酷热，但凉爽的春风毕竟远离人们而去了。它轻盈地上了西南高原，在美丽的滇池之滨留连，留连。 　　四号这天一大早，春城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红绿绿的标语便贴满了大街小巷； 　　热烈响应“五·四运动”! 　　取消丧国辱权的“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坚决抵制日货! 　　…… 　　人们走过标语跟前，眼睛都不禁被吸引过去；有的还要驻足看看。“学生们真的动起来了，后生可畏!”他们打心眼里感到畅快。市中心的近日楼，更是群芳荟萃之地；万头攒动，围着一幅漫画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漫画画的是一个头戴日本平顶草帽，缩头缩脑的大乌龟。题词是：“平顶草帽真正美，好个日本大乌龟!”一个西装革履，头戴平顶草帽的中年男子不知这边为何这般热闹，兴致勃勃地甩着文明棍，也想过来看看，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青年向他走去，不声不响地把他的平顶草帽揭下来，摔在地上便踩。人们一拥而上，拍手叫好；那家伙吓得晕头转向，赶快抱头鼠窜了。 　　来了!来了!学生们排着队，扛着校旗，敲着锣、打着鼓来了。省一中从文林街，农业学校从双塔寺，男子师范从光华街，来了……女子师范呢，连个人影也没有!虽然有了桂媛等先进人物在那里进行爱国活动，但妇女的小脚毕竟刚刚放掉，妇女的脑筋毕竟刚刚打开，她们封建，她们害羞，她们没有勇气到稠人广众之中开大会，更没有勇气上街游行。只有丁桂媛等先进人物，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关切着运动的进行。会场设在城南的金碧公园，偌大一个会场，挤得满当当的。 　　大会主席杨兰春神采奕奕地拿着大话筒，向大家有条不紊地报告着“五·四运动”的来历，“二十一条”签订的情况和内容，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起初，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因为人太多，许多话听不清楚，秩序就有点不大好维持了。杨兰春的嗓子越来越沙哑，他把大话筒递给身边的柯维翰。 　　“你来你来，我嗓子不行了。” 　　柯维翰犹豫了一下，接过话筒。在这种场合，他想，长篇大论是不行的。大家今天的任务主要是示威游行，给小日本一个下马威。这些大道理，以后再讲。便对着话筒高声叫道：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示威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不多说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云南可有帝国主义?” 　　“有!英国，法国，小日本!” 　　“他们好不好?” 　　“好个屁!杂种把人整够了!” 　　“咦!他们开医院，办学校……”柯仲平故意挑逗大家。 　　“呸!那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 　　“呸!那是给我们吃鸦片烟!” 　　这个问题，在这些学生里，还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清楚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柯维翰急得脸红筋胀，放开喉咙大声喊： 　　“同学们!雅静!雅静!喂!大家说，帝国主义可应该打倒?!” 　　“应该!应该!”雄壮的吼声汇成一片。 　　“应该!应该!一千个应该!一万个应该!”我们今天就先打小日本!”柯维翰那富于煽动性的声音，铿锵有力地砸在人们心上。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金碧公园，沿着金碧路向东挺进。省一中的队伍走在前面，好不威武。当时他们实行的是所谓军国教育，穿着军装，打着绑腿，系着皮带，领章帽徽，一应俱全。小柯他们几个分别走在队伍旁边，带领大家呼口号。小柯目光炯炯，满面春风，额头上汗珠点点，闪闪发光。他手里拿着一面红通通的小三角旗，振臂高呼着： 　　“坚决反对‘二十一条’!” 　　“抵制日货，反对侵略!” 　　“……” 　　队伍很快便到了金马坊和碧鸡坊跟前，这两座高大巍峨、古色古香的牌坊，是昆明市的一大标志。它们座落在大南门外繁华的三市街口，东西对峙。我们的祖先曾经观察到：当太阳转到一定的位置金马坊和碧鸡坊的光辉就交织在一起，蔚为奇观，名曰“金碧交辉”。1946年，柯仲平在他的《哀诗人闻一多》里，还提到这两座神奇的牌坊： 　　我的故乡， 　　原来有一匹飞腾着的“金马”， 　　她愿你把她骑上。 　　我的故乡， 　　原来有一只“碧鸡”——凤凰， 　　她愿和你把天光叫亮。 　　…… 　　柯维翰带领队伍来到这两座牌坊面前，看见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份艺术珍品，也不知触动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不假思索便冲口而出： 　　“碧鸡怒吼!金马滕飞!打倒日本!痛惩国贼!” 　　群情激忿，吼声震天，金马碧鸡，好像真的要展翅腾飞了! 　　两旁人山人海，都对学生队伍投以兴奋的目光；有的赞赏，有的惊异，有的感到莫名其妙，也有人摇摇头，觉得学生们管得太宽了，学生学生，努力读书才是本份。…… 　　保田洋行和府上洋行，都开在广聚街，(后来，这里才改名金碧路。)这个广东人聚居做生意的地方；平常，他们开门最早，那些五花八门的日本货，吸引着行人的视线，向行人伸手要钱。今早，保田洋行的老板一觉醒来，见已日上三竿，晚了!他“老三，老三”地叫了几声，没有回应。奇怪!小伙计到哪里去了?他老大不高兴地起来去开店门，店门虚掩着，老三不见了!门窗上红红绿绿，贴满了标语： 　　打倒小日本! 　　销毁日货! 　　砸烂洋行! 　　日本人滚出中国去! 　　…… 　　他吓得目瞪口呆心直跳。加之街上的人，个个神色匆匆，和以往大不一样。听说学生们正在公园里开会呢，怎么办!?跑吧，这许多货物……，留吧，要是他们真的来砸，我这条小命……!想来想去，他最后还是把门死死顶住，守住这份财产；就是死，也的跟它们死在一起才实在呀。哎!偏偏老婆娃娃又到上海她妈哪儿去了，就剩下老子一个!连小伙计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缩头缩脑地踡曲在门角落里，惶惶不安。街道远处锣鼓声叮叮咚咚的，学生们喊着口号，越来越近了，吼声震天。天皇保佑，保我平安无事!他赶忙端来头把大交椅放在门前，自己坐在上边死死顶住。来了!来了!来到门前了!咣啷一声，玻璃窗被砸烂了，门跟着也倒下来，不偏不倚，正中他的后脑勺，马上肿起核桃大的一个包!日本人慌忙用半生不熟的昆明话告饶：“上咐你家们!我是好人!我是好人!” 　　“你是好人里捡剩的，日本鬼!”学生们闯了进来，先把他货架上那些平顶草帽扯下来，丢在地上就踩。还有什么衬衣呀，皮鞋呀，领带呀的，……也都纷纷扔到了地下。最后，总算救星来了，有人在外边高喊：“快走!同学们!到日本领事馆去!”他们这才一窝蜂地走了。 　　往天，日本领事馆的大铁门威风凛凛的，没人敢去接近。今天，它死气沉沉地紧闭着。几个宪兵站在它的身边，大概是云南军阀派来保卫日本人的吧?他们，没精打采的，好像连手里那支步枪也端不起来似的。那个当官的，在昆明还有点小名气。他姓蓝，大家都叫他蓝副官，是清朝的末代状元袁某的二姑爷。游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冲着领事馆来了。奇怪!那蓝副官不但不叫士兵们抵抗，反而带着他们溜远了。怎么回事?原来蓝副官身穿反动军阀的宪兵服，骨子里却和民众的反日情绪气脉相通。 　　学生们来到这里，气都憋足了，口号喊得山响：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消灭不平等条约! 　　还我青岛! 　　…… 　　学生们虽手无寸铁，却有凛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震慑一切妖魔鬼怪!那领事馆在东风中瑟瑟作抖! 　　当晚，夜神还来不及用黑幕把春城裹严，群舞台门前的两盏大红宫灯便哗的一下亮了，把美丽的春城点染得更加撩人。群舞台门前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学生在这里演戏，个个都想来看个新鲜。白天被示威游行的烈火燃烧起来的那股爱国热情，还在人们的心田涌动。学生们接着又在这里别开生面地演出活报剧，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来开开眼界。小小的群舞台里坐的坐，站的站，挤了个水泄不通。戏吆，也真个新鲜，不拉胡琴没唱段，光说话。两个剧本都是柯维翰的习作。除了《劳工神圣》里的资本家和《打倒张宗祥》里的张宗祥打上花脸外。演工人的，演学生的通通本色登场。在《打倒张宗祥》里，柯维翰扮演了一个学生领袖，穿着他日常穿的一件灰市布衫子上场，带领着一帮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人们真的向“张宗祥”动起手来，有的观众也跃跃欲试，跑上了台子。突然，一批宪兵也上台来了，他们挥着警棍，吼道： 　　“学生们!不好好读书，唱起戏来了!走!走!走!” 　　“我们读书、唱戏，与你们何干?!”柯维翰理直气壮地说。 　　“扰乱社会治安!我们就要管!” 　　“猫菜!猫菜!”学生们骂着。(“猫菜”，是昆明人对警察的贬词。) 　　双方正僵持着，只听有人吼道：“大令来了!大令来了!”所谓大令，是云南反动当局维持治安的一种办法；夜晚，由一队士兵出动，手持武器，为首者骑着马，走在最前边的人手提马灯，拿着一个长条形的牌子，上书“大令”二字，在街道上巡迴。如有违法乱纪者，便出而干涉之。 　　只见“大令”上了舞台，头头又是那个蓝副官。他对宪兵们发号施令： 　　“下去!下去!少管闲事!学生们演演戏，又不犯法!” 　　宪兵们乖乖下台了。 　　这里，蓝副官又转身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演戏吆，咋个能假戏真做呢，他又不是真的张宗祥，咋个能真格动手。”他抚着扮演张宗祥的朱静涛问：“怎么样?没打伤吧?”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