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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红城”播种
王琳
    昙花一现,小漠林来人间晃了一下,便急匆匆地走了!她在年轻的父母心上狠狠地击了一拳,让他们饱尝了人世的艰辛,死别的痛苦。
  在这荒凉寂寞的沙漠里,柯仲平再也呆不下去了。在到榆林之前,他们夫妻就已商量过,生了孩子柯仲平便走。但是走,走到哪里去呢?回上海,这当然是他首先考虑到的。但今日之上海早已不是半年前他离开时的那个上海了。北伐军进逼上海,给帝国主义造成极大威胁;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继续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黄浦江大量增兵,形势十分险恶。自己到那里能不能立足,柯仲平虽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给潘汉年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助他一臂之力回去。丁二姐劝他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他又给北京刘开渠等友人也写了信,请他们代找出路。
  柯仲平等呀,盼呀,总盼不到潘汉年的回信。他哪里知道,潘汉年已经离开上海,到南昌的革命军里去了。
  一天,刘开渠的信来了,柯仲平以为是佳音来到,赶紧拆开信。呵哟!他心跳,他头晕,他怒火中烧!刘开渠告诉他: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了!残酷呀!他们受的是绞刑!在这批死者当中,还有他们的好友谭祖尧!刘开渠还说,谭祖尧的尸体,是他们几个去收的。多么可怕的消息呀!柯仲平几乎倒了下去。他镇定了一下,冲出房门,径直向沙漠走去——几个月来,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每当心烦意乱时,他就到沙漠上去奔跑,去喊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去发泄他胸中的闷气。可是,浩瀚的沙海、平静的沙漠呀!如今,你对他的魅力早已失去,你再留不住这胸怀大浪的狂飙诗人了!此时此刻,他恨不得立刻便飞往北京,去凭吊烈士,去抚慰友人。可是冷静一想,好久以前他就发往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的求援信,至今还未得到回音。他能贸贸然去吗?经过小漠林的这番不幸,他们手中已空无一文,他不能去挨饿受冻,连累友人呀!
  幸好,不两天,西安的友人来信了,说已替他找到了一个教书匠的职业;但要到九月开学的时候才能去上任。柯仲平哪里还能等哟!现在,西安的形势正好,冯玉祥的国民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刘振华的军队,解除了西安八个月的围城,据说西安已经改名“红城”了。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对困在沙漠里仰望革命的青年诗人柯仲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诱惑呀!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他马上借了一点盘缠,跋山涉水,一千多里路全部起早,走了十八天,历尽艰辛来到红城西安。
  哎!柯仲平又失望了!冯王祥的队伍前几天已经出兵潼关,他的朋友也跟着走了;他追不着,撵不上。乱糟糟的一个西安城,举目无亲,叫他到何处去安身?!后来,他在给西安的暑期讲习班讲《革命与艺术》时,曾经谈到他这段经历:
  “我到长安来,并没想到教书讲演这回事,因为我只想到兵士中间唱战曲。或者是,呵!途中我曾梦过我写一篇农民诗。我住在长安二毛一天的小店里约两个星期。有一位昔日的相识,我并不确知她住在哪里,我有下面一段诗给她:
  我负着全生命到红城来,
  说发卖也无从发卖。
  小姐!愿请你作介绍人,
  因你曾听过,曾见过?
  生命,我的生命!
  红城,劫后的余生!
  我在沉默之中微笑了,
  我想,我不能歌咏红城?
  我也想找个介绍人,
  快一点驰马疆场!
  快一点!快一点!
  停马望空呵——
  碧云,碧云也不见!
  这大概是5月19日在店子里写的,我没有存稿。这朋友接到了我的信,结果,有今天还在这里讲艺术的一回事。”
  西安这个内地的省城,比起沿海一带是要落后一些,就连昆明它也赶不上。物质生活落后,连自来水也没有;思想意识.落后,封建的东西很多。“你看陕西十六、七岁的女子们,还多是三寸金莲!”这是柯仲平讲《革命与艺术》时首先提到的。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来了柯仲平这样一个人物,的确太新奇了。他的外貌,他的衣著,他的作风,都使西安人感到怪!他们奉献了他两个雅号,一个叫拿破仑头,一个叫浪漫诗人。每当他走在街上,人们便会用惊异的眼光来看他,看他那披披松松的长毛卷发;看他不修边幅,不穿袜子,迈着八字步一阵风似地沿街而过。他,成了西安市上的一景!
  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中共陕西团省委以学联名义,开办一个暑期讲习会,讲两个专题,一个是社会科学,一个是文学。这个文学讲座就由柯仲平担任,主要由后来在上海当了电影演员的周伯勋和他联系。为了给讲座准备讲稿,柯仲平可把西安夏天的滋味尝够了。西安虽没有几大火炉之称,但比起重庆、南京、武汉三大火炉来,一点也不逊色,它最热的时候,连铺在床上的所谓凉蓆也烫得你不能挨身。没有把它纳入火炉之列,实在太亏它了。柯仲平终日坐在那蒸笼般的斗室里,伏案挥毫;全身水淋似的,额头上的汗珠,千颗万颗,亮堂堂地冒着热气。他日日夜夜地写呀,写呀,嘴里不时地吟着:
  真革命的青年们!
  别嫌弃,这小小的一点礼物——
  用我的劳动
  供你们所需。
  天热他还不觉得怎么,最使他难于对付的,是那些无事也要来看看的新朋友。有时刚写了半句话,又把笔停下来许多时。但这些人对他都是很好的。他们知道他穷,有的给他送饼来,有的送一两块钱来。这些,他都揣在心里。“人间尽管有欺惘,一滴烧酒也有使人沉醉的时候呵!”他在《革命与艺术》的序言里这样说。
  柯仲平初到西安时,“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虽早已发生,但情况闭塞的西安却还沉浸在首府解围后的欢乐之中,一片热腾腾的景象。可是,气温一天天升高,局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6月19日,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在徐州秘密集会,决定清党反共,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跟着也就叛变了,西安也随之动荡不安起来。教育厅长、共产党员杨明轩被撤换了;省一中校长、共产党员雷晋生也离开了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王炳南、熊文涛、史守命等先后离去,党的活动开始由公开转入半公开或秘密进行;但学生中高涨的革命情绪还未大受挫折。
  就在这一片纷乱之中,西安暑期讲习班开讲了。柯仲平任文学讲座,起初到的人不多,许多座位都空着。这可能因为:第一,局势动荡;第二,大家对柯仲平这个怪头怪脑的人,究竟有多大能耐,心里还没有把握。可柯仲平毫不气馁,愈在这种时候,他的劲头愈大,看它邪气能把正气压倒!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把吊在前额的头发往后一甩,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
  “为你们诸君的需要,我来讲革命与艺术。但我不是那学究先生,我的讲演自然不是学究式的讲演了。到底革命与艺术是中国所谓的风马牛呢,或者是牛郎与织女?要是牛郎与织女,我们就在人间为他们造一座美丽的花桥。因为长期的难会,也许春秋的细雨是他们共洒的苦泪吧?或因时代早变动了,你看,今天长安不会见李白,而我一个流落人来对你们讲革命与艺术。要能了解我说的,须扫尽了那礼教的余毒,传统上的一切污垢;要像孩子们也知道的牛郎与织女,无论如何,总得要表现他们自己赤裸裸的热情。……”
  这个年轻人的举动,这个不同凡响的开场白,使那些看惯了老学究,读惯了文言文的西安学生惊呆了。多么奇特的人!多么新颖的见解呀!他就这样不拘一格地讲下去,有时走到听众中间来,有时向听众提问,答得好的他大加赞赏;答不好或答不出来的,他请别人来解答或他自己解答;而且采用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言和态度,使人一点也不致于感到难为情。他虽然写好了讲稿,可他却不看那玩意儿,就这样信口开河地讲着。讲呀,讲呀,或哈哈大笑,或立眉瞪眼,或大声疾呼,或低吟浅唱。为了说明问题,他还经常讲一点自己的经历,朗诵一点前人的或自己的诗篇。呵!他哪里是在讲演,他是在朗诵一篇哲理性很强的抒情散文。他似乎随时都处在激情昂扬之中,很少有平心静气的时候。引动得听众的感情,也跟着他不断波动。他那又高又宽的前额上,汗珠滚滚,热气腾腾;汗流浃背吗,那就不在话下了。
  头炮打响了,红城为之震动。青年们纷纷奔走相告,别看那拿破仑头怪,那脑袋里可有宝;满腹经纶,头头是道。那些新道理,咱西安人别说没听过,连梦也没梦过;叫人越听越过瘾。哎哟!下次一定去吧,别把好机会错过了!
  不几天,第二讲的时间到了。一大早,学生们便迎着初升的烈日,三五成群地朝会场涌去。有几个活跃份子,跑到柯老师的住所去接他。当他和他们有说有笑地来到会场时,听课的人已经座无虚席了,迟到的只好站在外面。柯仲平也不看看里面的情况,只管对外面的人说:“进去吆,在这里怎么能行呢,这太阳……”
  开始了,柯仲平的吼声,惹得爱笑的女同学们低下头、捂着嘴,咯咯地笑起来。有人还悄悄地说:“神经病!”可马上就有人驳她:“热情洋溢!”……这些情况,柯仲平都看在眼里了,可他不睬,尽管讲他的。他说:“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呵。艺术是生命力的表现,是人生的战曲,尤其是被压迫者的战曲。”关于艺术的形式问题,他说:“从前的内容是贵族的,现在的内容是民众的;所以现在就得要创造民众的形式。”在谈到文艺批评的时候,他说:“并不是要把古今来的艺术都立在革命观点上去批评它们。”而说:“凡不是表现革命力的都非艺术,别弄出这个错误!”谁是艺术的主人翁?他说:“以往的艺术多是以个人或少数人作主人翁的,到革命时代就自然地要以集团,以民众比较多的人数作主人翁了。……当然,不能说没有例外,革命时期的艺术,也可以个人作主人翁的。个人生活中的矛盾,心理上的冲突纠纷,在这时代中又不能避免这时代的推动激荡,终于无论怎样也得伸手去抓住时代。……”
  青年诗人柯仲平,就这样把革命文艺的红色种子,播撒在古长安的土地上,培养出了一些革命青年。有的不仅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连生活上也受了他的影响,吟诗喝酒蓄长发。“我在西安听过柯仲平一次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讲演,终生难忘。”在纪念柯仲平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陕西省对外友协的田克恭是这样写的。
  柯仲平的讲演一鸣惊人,学生们纷纷要求学校请他去讲课。本来他只教着省立一中的三个班的国文,后来,又增加了第一师范两个班的和女子帅范一个班的国文。除讲课外,还要批改那么多学生的作文。他在课堂上有说有笑,和学生打成一片。他不用那种印成书的国文课本,选的是中外的名篇。他曾把苏联名著《灰色马》印成讲义,讲了半年多。他经常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篇,也谈一些文坛轶事。还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创作经验,讲解写作方法。他从不命题作文,让学生写他们自己想写的东西;不管你文章长短,他都认认真真加以批改。一次,女生胡景儒写了一大本,洋洋万言他很快就改好了,对她的帮助很大。在胡景儒的倡议下,学生们集资把柯仲平的《革命与艺术》印成单行本,广大青年学生争相购阅。
  当时的西安,封建落后,女学校中虽有男教员,但都不苟言笑,目不斜视;连女学生交作业,都不直接递到男教员手里,而是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柯仲平那样不拘小节,和女学生说说笑笑的,真可谓大逆不道了。柯仲平我行我素,才懒得理他们。坚冰见了春风也得消溶,封建遇着勇士也要撤退,女学生们的胆子也渐渐大了。丁月秋用榆林毛线给柯仲平打来两付手套,他用不了,给胡景儒送了一副,胡景儒居然敢拿到教室里对大家说:“这是柯老师送我的。”“什幺送你的,大家戴!”一个俏皮鬼开着玩笑,把手套夺过一只去了。过去,女学生从来不敢跨男学生学校的大门,1928年春节,周庆霖、彭毓恒、张存昌等三个女学生,居然约着到省一中去找柯老师。还没走到他门口,便听见琴声悠扬,还有男声伴唱。走到他门前,只见他正面窗背门,边弹月琴边唱。她们叫柯老师,柯老师也听不见。她们又叫了几声,柯老师这才转过身来:“呵哟!你们来了!”柯老师高兴得又叫又笑,把她们迎了进去。他拿一个大茶缸泡了一缸茶说:“没茶杯,三个人喝吧。”又拿出烟来:“你们会抽吗?”三个人腼腆地笑道:“我们咋会抽,柯老师自个儿抽吧。”柯仲平点了一支自己抽上说:“我早知道你们不会抽,还是我抽吧。”接着,他叫她们玩着,自己到门口去一下。一会儿,柯仲平买了一大包烧饼回来,外带一串鞭炮。他又把挂在柱子上的腊肉拿下来说:“这是丁月秋在榆林腌的。”又指指自己身上的红毛衣:“这件毛衣,也是她从榆林打来的。”他把腊肉切成片,在火盆上烤起来。多么诱人的香味呀,引得人口水都淌下来了。柯仲平按照西安人的吃法,把烤腊肉夹在烧饼里,给女学生们吃。她们当然又忸忸怩怩地推让了一番,最后当然还是吃了。柯仲平又打开酒瓶,叫她们喝,她们又腼腆地笑着摇头,柯仲平自己咕嘟嘟喝了几大口:“我也早知道你们不会喝,还是我自斟自饮吧!”说罢又把嘴凑到酒瓶口上。
  吃罢喝罢,柯仲平脸红筋胀地拿起鞭炮来:“走!放炮去,庆贺新春!”
  他们来到院里,噼哩啪啦一阵放,把男学生们都引出来了。他们看柯老师象个小孩似的,正和三个女学生一起放炮,难免又大惊小怪一番。待柯老师把炮放完来招呼客人时,客人早已逃之夭夭了。也不知是炮火吓的,还是男生吓的。
  1928年的上学期,西安市又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在柯老师的导演下,女师的学生居然在学校演出了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这件事轰动了红城,几乎把校门都挤垮了。女学生演戏,这在西安是破天荒;演话剧,这在西安也是破天荒。西安人只看过那大红大绿的秦腔,只爱听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家什,伴着大嗓门唱“实可怜……”,这种哑巴话剧真不过瘾,但是女学生“唱戏”吆,光看个新鲜也值得。
  看哪!终南山上的积雪溶化了,万紫千红,鸟语花香,在这播种的大好时光,柯仲平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神州大地偏偏涌来了一大股寒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红城也随着春寒料峭,一片惊慌。今天,党的机关被破坏,明天,共产党员遭暗害。反动当局的魔手,连一些进步学生也不放过,柯仲平这个播种红色种子的人,还能有活路吗?他不能不忿忿地走了,机警地走了!可哪里有他的出路呢?哎!想来想去还是北京。
  半路上,他碰见两个学生,他们是山西人,被迫离校回老家去的。柯仲平与他们结伴而行。三个人来到黄河渡口,等待渡船。柯仲平歉然地对他俩说:“你们等着吧!对不起,我先游水过去。”说罢放声唱道:
  呵!黄河!你这世界闻名的飞龙呵!
  看今天,谁把你跨?
  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家!
  他扬起了双臂,(*口扑)嗵一声,跳下了滔滔黄河,击水向东而去。蛟龙慌忙让路,雄鹰纷纷惊飞,两个学生不敢下水,只好望洋兴叹!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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