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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疯狂苦战《风火山》

王琳

盛夏，柯仲平辗转来到北京。人海沧桑，经过一场军阀混战，最后，新军阀蒋介石取得了胜利，坐镇南京，居然把北京改称北平。北京也罢，北平也罢，“他妈的!去了个乌龟，来了个王八，一球样!”柯仲平用陕西话骂着。 　　丁月秋还在榆林，她的妹妹素秋和妹夫杨春洲，此时都在北京的大学里读书；在西单的白庙胡同租了三间西屋住着，春洲的弟弟杨辉远从广州的革命军里来到北京，也住在这里。柯仲平便在附近的胡同里找了一个小公寓暂时安身；在素秋家吃饭，省了许多麻烦。杨辉远赋闲在家，杨春洲就想找点工作给弟弟干；向北师大的教授黎锦熙借了三百元，准备开一个书店，让他弟弟站柜台。他们腾出来一间房子，把临街的一面开成个铺面，一个小巧玲珑的书店就这样诞生了。书店正式开业，得取个名字呀，杨春洲他们三个取来取去也不满意。最后，丁素秋说： 　　“还是请平哥取一个吧，他保险能取好。四弟，要吆你去把他请来商量商量。” 　　杨辉远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不在，茶房说没睡午觉就出去了。” 　　正说着，只见柯仲平气呼呼地来了，嘴里还嘟嘟嚷嚷地骂着：“他妈的!老流氓!” 　　“嗯，流氓?你骂谁?客气点哟!我的大诗人!”幽默的杨春洲开着玩笑，还用肩头拱了一下柯仲平。 　　“哪个给你开玩笑哟!真的遇着流氓了。” 　　“哎哟!北京还有女流氓哪!漂亮吗?你好运气!” 　　“去去去!我从王府井上了电车，看见两个流氓对一个漂亮女学生不三不四的。到了中央公园，女学生下车，流氓也跟着下车，我也就跟着下了车。两个家伙一左一右就那样摽着人家，把人家搞得寸步难行。我上去推了那个矮子一下，杂种疼得赶紧把手缩了回去。那个高个儿还想来同我较量，我又给了他两下；两个家伙这才规规矩矩夹着尾巴跑了。” 　　“哎哟!真比李逵还李逵了!”杨春洲边倒了一杯凉开水，边嘻嘻哈哈地故意气他：“来，压压惊!” 　　“惊什么哟!”柯仲平白了他一眼，不耐烦接他的水。 　　“好了好了，消消气!消消气!”杨春洲把杯子凑到他口边。 　　等柯冲平冷静下来后，丁素秋把替书店取名字的事对他说了。他把头发往后一甩，眼睛往上一抬，想了一下，吟了两句诗： 　　我愿做预言的喇叭， 　　把沉睡的世人吹醒。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人的诗?” 　　“是，是，反正是个外国人的。”杨春洲含糊其词地。 　　“雪莱的吧?”丁素秋说。 　　“对，雪莱的。” 　　“怎么?” 　　“怎么?你们这个书店准备经销什么书吆?” 　　“当然是进步书了。” 　　“那就叫喇叭书店，好吗?将沉睡的世人吹醒呀。” 　　“好!好!真好!”大家同声叫好。 　　就这样，白庙胡同往西单的拐角处，不久就挂起了一块醒目的横式招牌：“喇叭书店”。它是著名书法家钱玄同写的，黎锦熙还在上边注上了注音字母。这块牌子，直挂到杨辉远被公安机关抓走，喇叭书店关门大吉的时候。 　　中国革命的现实，反动派对自己的迫害，潘汉年等共产党员的影响，革命的艰苦曲折，反革命的阴险毒辣，使柯仲平逐渐认清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等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西安围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像一把刀子似地扎在诗人的心上，使他坚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信念。他的思想起了一个质的飞跃。1924年，写《海夜歌声》的时候，他只知道恨呀，恨死万恶的旧社会，追求呀，追求那诱人的光明与自由。至于旧社会如何去推翻，光明与自由是什么样子，又如何去追求，他心里都还模模糊糊的；所以诗中不时流露出一种“孤来孤往”，力不从心的苦闷。经过几年来的磨炼，对这些问题他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和答案了。 　　认识明确了，生活在诗人心田上插下的种子也已成熟，诗的冲动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坐到公寓里那张陈旧的小桌子前，摊开了一沓粗劣的草纸，把心中的诗情画意、喜怒哀乐、希望憧憬、离合悲欢，点点滴滴地洒在纸上。 　　柯仲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写东西也是这样。他不像有的作家，要先列一个详细的提纲，甚至连对话都写出来后才正式动笔。他只需要构思一下主题、人物……有个基本粗略的轮廓就写起来了。他要写西安围城给老百姓和革命军带来的灾难。最后，在“土匪”和友军的支援下，革命军终于突围到了风火山上，获得了新生，点燃了共产主义的烽火，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全部调动起来了。其实并非他有意调动，而是一提起笔来，那些生活便前呼后拥地把他包围起来，听他选择调遣。他自己也成了书中的主要人物。那个装疯作邪地唱着曲子，到群众里和敌军中去作宣传鼓动的流浪人身上，就大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连身世也是诗人自己的身世。他唱道： 　　歌呵寡!歌呵寡! 　　浪子出门，好多年代不还家! 　　妈妈哭泪多，眼昏花， 　　一年年，妈妈望白了头发。 　　浪子呵!你爹爹出门死在远方， 　　你妈妈，好容易才把你养大! 　　浪子呀!你十来年还不还家! 　　…… 　　这不就是柯仲平的自传吗?这位流浪人又唱： 　　我流落，我爱上了两个女人——实说是一个。 　　她是光明，是苦人们喊叫的声音。 　　她的名字叫作“爱”—— 　　爱工人! 　　爱农民! 　　还有那个灵魂高尚，廉洁奉公的革命军的军需长，在被围城的苦难中，在饿断肠的饥荒中，人们以为他这个管钱的官准有活命的办法，殊不知他跟大家一样吃的是人肉；牵马婆给他送来了美丽的大姑娘，他“好好牛儿不吃青青草”，清清白白地把姑娘送回家去。当姑娘的母亲问起他的身世时，他说的也是作者自己的身世。他还说：“哎，做得母亲的儿子，就难做人类的儿子；做得人类的儿子，就难做母亲的儿子!”这，不是柯仲平给他母亲的信里的话吗?是的，柯仲平把自己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全都寄托在剧中人身上了。 　　这部诗剧，充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笔，进行大胆的夸张和渲染，把欢乐推到顶点，使苦难沉入深渊。在饿断长安的那些被围困的痛苦而恐怖的日子里，饿殍遍野，尸骨堆山，“山无一滴泪，江无一滴水。”人吃人，后死者吃先死者，人头、人肉都上了舞台。(这种手法究竟得不得体，只好请美学家来鉴定。)当最后突围来到风火山上时，饥饿和苦难暂时过去了，革命军杀了几头牲口，运来一批烧酒、“衣单，风寒，烧着一摊一摊的野火，人们围着野火在狂欢酣饮。大森林和野草们也因风火狂舞狂醉了。”在解围中立了功的流浪人端着酒碗： 　　请!请请请! 　　兄弟姐妹们! 　　狂欢狂欢呵! 　　狂饮狂欢酒! 　　狂唱狂欢歌! 　　狂庆狂欢节! 　　狂欢狂欢呵! 　　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每逢喜庆就耍狮子龙灯，可风火山上出现的却是耍火球的，吞火的。大家在风火狂烈中高唱： 　　像千百个太阳大的一块火烧成铁水， 　　我们举起千百个月亮大的一把铁锤， 　　就是这么样， 　　阔啦啦，阔啦啦，阔啦啦的三声五声呀， 　　飞飞!飞飞! 　　火花满天飞!满天飞! 　　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运用上，比起《海夜歌声》来，《风火山》就成熟得多了。在饿得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姑娘是这样画饼充饥的： 　　天门开，神仙撒下黄金来， 　　地门开，跑出一个妖怪， 　　妖怪手里拿着一个馍； 　　只要他分我半个， 　　我跟妖怪去，我跟他去， 　　哪怕你神仙下来紧紧拉着我。 　　马哥头醉酒时是这样唱的： 　　赶着高头大(马——马字不唱出) 　　四十里长冲， 　　五十里钻洞； 　　烟花有个迷人劲， 　　扯朵儿烟花—— 　　扯朵儿烟花呀， 　　扯朵儿烟花! 　　吃你羊羔美(酒——酒字不唱出) 　　一回来一醉； 　　偷你百花心， 　　我是路游神。 　　一笑陪你三更三点五更五点泪—— 　　三更三点呀， 　　五更五点泪! 　　南山有仙人， 　　北山有妖精； 　　他家哥妹俩出门， 　　哥向北山妹向南山行。 　　南山北山都有迷人劲， 　　我愿遇南山的仙人， 　　也愿遇北山的妖精! 　　大姑娘的情郎，军需长奋勇打头阵牺牲了；妈妈和邻居也被杀害了；气疯的大姑娘唱道： 　　这桩无头公案来日审， 　　谁杀人?山精们去打听。 　　好像二月家家来上坟， 　　爹娘兄弟姐妹死， 　　满山的哭声! 　　谁也不用哭爱人—— 　　山茶初发蕾， 　　你哭坏了眼睛。 　　芦花白头夜， 　　梦中人自年纪轻轻。 　　1946年，在中国做英文教授的美国作家罗伯特·佩恩(1911—1983)访问延安时，听到柯仲平为他朗颂了《风火山》里的几小段，大为叹服。写了一篇文章《一位最受欢迎的诗人》，收集在他的《中国并非沉睡》的最后一章《红色中华之行》里。他写道：“他把诗歌的抒情深度，同他的政治见解结合在一起。”他把《风火山》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甚至把“柯仲平的诗作完美无瑕，有时令人吃惊”这类可能有点夸张的语言都用上了。 　　人常说，唱戏的是疯子，可从没人说诗人是疯子。但柯仲平一进入创作过程，就成了真正的疯子，喜怒无常，阴阳颠倒。常常是更深人静公寓一片漆黑，只有他屋里的灯光还亮着。起初，在这种时候他还边写边弹边唱，被人家干涉了两次，才把这毛病改了。可白天他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有时候，他错把月亮当太阳；有时候，他错把太阳当月亮。有时候他正鼾声大作，突然一下坐了起来，跑过去写上几句；有时候写着写着，他扑在桌上呼唤起来。或哈哈大笑、或大喊大叫，当过度紧张，脑子里的那根弦绷断了的时候，他的精神真个失了常，竟说起胡话骂起人来，写作便无法进行了。 　　严冬，公寓里每间房子都升起了火，只有柯仲平屋里冷冰冰的。他穷，出不起这份烤火费；他犟，要看看北京的冬天真能把他冻死!丁素秋把小女儿白云的一个破袍被给了他，好说歹说，他才把它盖在膝盖上。素秋又给了他一把开水壶，坐在一个装着破草烂棉絮的破筐子里，让他把脚放在里面取暖。他每天晚上打一盆冷水放在屋里，第二天睡起来后头一件事便是一捶打破盆里的薄冰，用冰水遍擦全身。真舒服呀!他神清气爽，浑身发红发热，暖和起来了。然后，他精力充沛地提起笔来，写、写、写! 　　就这样疯狂苦战了百来个日日夜夜，这部燃烧着狂烈风火的万行诗剧，这我国第一部描写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型作品，终于大功告成了。诗人写了“全世界在风火狂烈中”几个字，如释重负地放下笔来。他望着窗纸上朦胧的曙色，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并在稿子上记下了现在的时间：1929年1月21日天明时。 　　笔是放下来了，可心还吊在半空中!下一步怎么走呢?他望着乱哄哄地堆在桌子上的那些草纸犯愁，谁敢来出版它?!这要烧毁旧世界的火把!北京?不行!上海吧?呵!还是上海!那里有潘汉年。还有鲁迅、郁达夫，他们都是我的师长，他们也都在上海。 　　他越想越激动，一拳砸开脸盆里的薄冰，用那冰冷的水儿在身上擦洗起来。 　　天，大亮了。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