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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仲平诗文集四 民众剧团的成立及初期活动情况*

柯仲平

(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月) 　　民众剧团，是在毛主席一句话的启示下成立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间，主席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上，看了秦腔、京剧《升官图》、《二进宫》、《武家坡》等戏。在节目间隙里，主席向工会负责人齐华同志说：“你们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当时我坐在主席身后，齐华同志指着我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主席转过身向我说：“是不是应该?”我接受了主席的指示。晚会结束后，我和齐华同志商量一定要遵照主席的指示搞这件事。 　　当时，搞这件事的困难是很多的。用什么形式搞?人从哪里来?经费又从哪里来?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跑去找齐华同志，他很支持，并介绍我到延安市商会去活动经费。同时，齐华同志还给找了工会旁边的住房。就这样，成立了“民众娱乐改进会”，发表了宣言。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民歌形式为革命服务。参加该会的领导成员，有吕骥、李丽莲、刘自羽、林山、张季纯、马健翎、柳青等同志。 　　宣言里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如何重视民歌，也谈到旧形式服从新内容，也讲到主席如何喜爱中国的民歌等。 　　我们民众娱乐改进会当时的业余剧团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所办的延安师范里的“乡土剧团”，另一个是延安市的“群众业余剧团”。这两个剧团于三八年七月四日，在火神庙大戏台演出马健翎同志写的《一条路》，张季纯同志写的《回关东》。演出后，群众很受感动。《一条路》是很成功的，轰动了延安市。这时，娱乐改进会的旗帜就打出来了。后来，将健翎、党奎、史雷、张云等同志从学校里活动出来，与延安市秦腔业余剧团的一部分市民小手工业者，一起正式成立了“民众剧团”。团长是我，副团长刘克礼，剧务主任张季纯、马健翎，教务主任墨遗平，音乐教员李丽莲，文化教员先后有刘白羽、杨造、柳青、草明等同志。 　　剧团是成立了，但是边区这时是相当困难的。政府对吃公粮卡得很紧，开始根本没有预算，连吃饭都靠文协同志节余下来的粮食过活。有一次延河涨水，剧团住在延河东，过不了河，饿了一整天。下午，同志们计议在馆子里赊了两个锅盔，全团烩着吃了。后来，受到文协管财务人的批评，这帐好长时间无法还。住房没法给赁钱，房主人常扬言要赶走我们。后遭日机轰炸，把剧团赶到宝塔山后沟的石窑坪，男女就住在一个窑洞。要演戏，没有服装，也没有汽灯。后来，我跑去找主席，要了三百元，开始花掉一百元，剩二百元，装在我的围兜子里，两三个月没离身，围兜子变成了虱子窝。有一次，贺龙同志从晋西北回来，李丽莲同志跑来告诉我：“妈妈(她称我)，贺龙回来了，向他要点钱。”我去找贺龙同志，他给了我二十元法币。又一次，李富春同志告诉我：“周恩来、博古同志都从蒋管区回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参政员，可能有钱。”我就给他们写信，结果，周恩来、博古同志每人送了五十元法币。刘白羽、林山等同志从山西回来，带回贺龙同志送给剧团一批缴获日本鬼子的皮鞋、呢子衣服、钢盔等，陈云同志送给一个小电影机。 　　一九四〇年冬季，剧团同志们的棉衣无法解决，我将《边区自卫军》的稿费全部拿出供剧团使用。 　　当时，剧团的穷光景就是靠中央首长、文艺界同志东凑西借、节衣缩食过活着。 　　从剧团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常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音乐家参加剧团。三九年冬天，剧团第一次出发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在鲁艺搞音乐的杜矢甲同志来到剧团，未带介绍信。我说：“应该告诉组织上。”他说；“如果告诉，就不会叫我来。”这时，我是多么需要杜矢甲这样的音乐工作者啊!于是，我就把他留下了。就在出发期间，光未然成立的剧团要杜矢甲回去。我请他吃饭欢送他，再三挽留，他还是要走。当他和我握手告别时，我说：“再见!”眼泪直往外流，不忍看，我扭过头就走。他看到这种情况，又跑回来说：“不走了。”我高兴得了不得，说：“这是老百姓的幸福。”后来，又陆续争取了马可、安波、张鲁、庄英同志到剧团来。 　　我们第一次出发带马健翎同志创作的《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有办法》(快板)，还有张季纯的《回关东》。影响很大，群众很欢迎。 　　在边界上演出，敌人不让，怕边界国民党区的老百姓来看戏。我们的军队保护着我们演，经常有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截击、袭击、扰乱的可能。同志们斗志很强，警惕性很高，组织严密，从未发生过任何伤损。同志们背背包，走羊肠小道、烂泥滩，一天百二、三，没一个掉队、叫苦的。工作非常艰苦。走得早，到得晚，修桥补路，扛驮子，拉毛驴。就这样，同志们经常争着干。冬天赶牲口，有时得脱鞋在河里走，大风大雪也没阻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是一支野战兵团。 　　有一次，我们到定边演完戏，开罢会。半夜，打前站的把我带到睡觉的地方。近前一看，好象是一对夫妇睡在炕上，我赶快悄悄地把铺盖搬到另一个角落。睡在炕上的老乡被惊醒了。他起来，非让我睡在炕上不可，说炕上暖和。说着，便把我的铺盖也搬到炕上。 　　有一次，在三边雀间地区演出。群众知道我好喝酒，看罢戏，跑到三十里路外的地方把酒提来。 　　开始，总要动员群众搭台、借东西、派饭吃，困难很多。锣鼓一敲，演上一场戏，一河水就开了。酒肉不断，吃了不算，拿也拿不了，啥都不缺。群众爱我们是爱我们的戏。 　　这一次的出发简直是了不起，本来连预算都没有，但闹得却很大。富春同志一见我就说：“白手起家，白手成家。”当时就给了我一百块钱。《新中华报》记者报道题为《民众剧团小长征归来》(三九年六、七月间)。这时，中央住在杨家岭前沟，我们住在杨家岭隔壁。回来当晚演出《中国拳头》。主席叫人转给我们一百元。 　　这次出发回来兵强马壮，声威大震，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就直接领导我们了。从此，我们就有了正式预算。 　　毛主席说：“要写根据地，不在根据地十年八年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次出发，访问参观了刘志丹、谢子长的家，见到了谢子长的侄儿，向全团同志进行了生动的阶级教育。 　　这时，我已着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这对我今天所写的长诗《刘志丹》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剧团第一批人员，可以说是起义人员(国民党学校的学生)，第二批人员是延安市的小手工业者。如：刘克礼，抗大的王小民等。我们第一次出发，连炊事员在内共二十五人。第二批就是青训班的黄俊耀、宏涛等。 　　第一批出发后，才向边师要的米成义(米晞)、程士荣，魏先忠，青训班要的党佩英、肖玲、刘玉琴等。 　　这时，我们已经兵强马壮了，开始准备第二次向关中出发。 　　主席在《论新阶段》中讲到：“要有中国气魄，中国作风。”我们就打着这个旗帜向关中出发的。 　　第二次出发是四〇年一月，正是国民党和我们磨擦最厉害的时期。我们揭发了国民党不抗日、光反共的反动性。这时，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演出。这次的阵容是可观的。人员扩大了，同时，由于第一次的出发，给我们打下了可靠的思想基础。正如我们在第一次出发归来，杨珍同志请全团吃饭时讲到的：“我们这次的胜利，坚持了主席的正确指示，坚持了党的领导，艰苦奋斗，和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剧团创作的剧本，也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搞成的。特别是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以来的文化作了详尽的分析，对我们教育意义很大。这是我们政治思想上的武装。 　　这时，周扬同志让我写篇民歌方面的文章，我在许家沟写了《论中国民歌》，发表在《中国文化》上面。全国解放后，《民间文学》让我再写一篇，我根据这篇又改写了，发表在《民间文学》上。里面重要的论点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产生出的民歌，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新民歌，我引用了云南民歌、东南民歌、陕北民歌。所以，以后鲁艺搞出《兄妹开荒》，在大砭沟广场演出时，大喊好的就是我。 　　搞民歌，主席对我鼓励很大。有一次，我组织了一个民歌朗诵会，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本来我准备鸣鼓收兵，但看主席坐在十几个人之中，我红着脸一直按节目单搞完。下来主席说：“还要好好搞，方向是对的，头一次嘛!不要灰心。” 　　一九四〇年，文协选举吴玉章同志为主任，丁玲为副主任。四一年出发回来，中央仍让我搞文协工作，剧团的工作主要交给健翎管了。这时，边区被国民党封锁，政府号召闹大生产。我们剧团开始了卖票、上山、下乡、开荒地。在三边出发中纺毛线。国民党几次反共高潮，都被我们打下去了，但磨擦还一直发生着。敌人直磨擦在我们门前的富县。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演出，晚上不能脱衣服，带着汪锋同志送给的枪和手榴弹。头一天打过仗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就过去演出。在三家岭演出时，台前还在枪毙几个人，剧团还在演出中组织担架队。在阳坡头，敌人在打炮，我们在演戏。习书记(习仲勋同志)还在房子里看《列宁选集》。可以看出，当时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战争在关中紧了，习书记指出，让我们离开关中到陇东去。我们去陇东，穿过老红军走过的路。其实，根本就没有路，出山后，大家的衣服被子都让树给挂烂了。我们到陇东，正是咱们军队打了胜仗的日子。我们很高兴，军队的战士也很欢迎我们的到来，给我们杀猪宰羊。我们演了许多戏，战士还不满足，常常直演到天亮。退出马家堡之前，是很危险的。我们到九头去演出，牲口走得很慢，恰遇敌人出来演习，我们赶着牲口跑到看花宫刚过来，马家堡就撤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先就给演员们把任务分配好了，敌人来了谁拿锣，谁拿鼓。部队上还给我们留了一个排。这时，实际上已经成了武装宣传队。这个阶段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中，我们帮助部队捻毛线。我们自己还卖票演出。就在这时，演出了《十二把镰刀》。 　　我们到哪里，就服从那里党的领导。无论洪水、大风、大雨、大雪，我们都在工作着，斗争着。为到三边去赶军民大会演出，洪水冲湿了我们的衣服，老乡给我们烤干，并给我们做饭吃。为着赶这次会，一连九天的急行军，一天过七十二条沟，其实不止七十二条沟。这时，马可和尚伯康同志跟上来了。延安运来了从晋西北送来的皮鞋、呢子大衣等。 　　在富县，吸收了老艺人李卜。本来，他谈好到张家坡就走，但由于大家对他的关心爱护，他自己不愿走了。为收李卜象请诸葛亮一样。我们把群众送来的羊杀了，摆宴请他吃，对他简直好的不得了，尊之为师。请李卜来，如同军队得了大将，我们的热情把他烧焦了。 　　他对我们剧团的帮助是很大的。他是眉户老艺人，他丰富了我们的眉户，丰富了我们剧本上的语言。后来李卜闻名陕北。他演出《张连卖布》。到陇东他回去看家，我们也送他一匹布。还送他肉，真有意思。他常演《张连卖布》，结果却送了他一匹布。应该说，利用艺人，改造艺人，就是从这的开始的。 　　我还写过介绍《查路条》的文章，在《文艺突击》上发表(一九三九年)。谈到健翎同志的创作，群众是多么欢迎。也谈到健翔同志的创作天才，谈到健翎同志的创作前途是有很大希望的。还写过《谈中国气派》，也是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 　　总的来说，我们有主席的支持，中央首长的支持，文艺界同志的支持，群众的支持，我们一直坚持下来了。虽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起我们，但党支持我们，群众欢迎我们。第二次出发回来，周扬同志让我到鲁艺去讲一次话，我没去，但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相信我们这样做，既是大众的，又是有艺术性的。 　　我们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战斗的历史。现在有名的作家艺术家，有不少都担任过剧团的教员，如刘白羽、柳青、吕骥、草明、马可、杜矢甲、李丽莲、张鲁、安波、林山等。 　　有次，我到北京见到安波同志，他给我说，在热河一带抽鸦片的人多，《大家喜欢》在那里演出，起的作用很大。 　　我们的剧团是战斗的学校、战斗的剧团。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写剧本的人也多了，吸收的娃娃们也成长起来了，虽然我们还有缺点，但我们还是一直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 　　过去，我让健翎多写现代戏，因为他是从现代戏起家的。历史剧也应该搞，在这方面，健翎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如历史剧《反徐州》等。 　　我们在文艺座谈会以前，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工作的，直到今天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方法创作。各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是怎样学着实践的，在实践过程中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和重要的经验，要把它总结出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的伟大，就是把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席的《实践论》就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结晶。 　　我们写文章时要谦虚，不要自夸，要有原则，有方向，根据你们的体会，联系实际。要生动，不要干巴巴的。 　　我现在忙于长诗创作的第二部，没有时间。等我的作品告一段落，我一定和你们一块，好好地谈谈过去剧团活动的情况。 　　(冯光宓记录) 　　* 这是柯仲平同志一九六二年春、夏两次谈话的纪录。原载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刊》第一期(1980年)。 　　 柯仲平诗文集四：文论/王琳,刘锦满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