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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柯棣华

任鸣皋

五 晋察冀边区 　　(一)军区卫校和医院 　　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于1938年6月到达晋察冀军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在1939年10月参加黄土岭战役抢救伤员时，划破左手中指后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逝世于河北省唐县。 　　1940年6月19日，柯棣华和巴苏华来到第三军分区靠近白求恩墓地的军城。在6月21日白求恩陵墓揭幕式这一天，柯棣华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向白求恩墓地献了花圈。 　　河北唐县的葛公村，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西晋年间，浙江省的葛岭有个大官，因对时政不满，被朝廷贬黜为民。他扮成道士，化名葛洪真人，流落到唐县，在风景秀丽的青虚山凿洞居住。他会炼仙丹，精通医术，还有了几个弟子，给周围山庄的百姓治病，救死扶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不少百姓甚至把家室都迁到青虚山下，人多起来了，便成为一个村庄，并以葛洪真人的尊称“葛公”作为村名。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和巴苏华离开平西后就来到葛公村。 　　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1939年11月初，对晋察冀边区的15个县、500余村进行走访时写道：“在晋察冀，我曾亲自调查过，平均每一个军分区的医院里，经常有600名以上的伤病员。由于是在敌后，处于日寇四面包围封锁之中，物质条件的困难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卫生材料、医药和技术人员的缺乏使许多不应该死的忠勇战士死了，不应该残废的变成了残废。” 　　在这样迫切需要医生的情况下，柯棣华和巴苏华来到这里，可以想见他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 　　为纪念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已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和巴苏华刚安顿下来，就遇到一次盼望已久的大规模痛击日寇的军事行动。 　　(二)参加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组织了115个团，共40万兵力，在敌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5000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击战，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晋察冀部队全力参加了这次战役。在第一阶段的交通破袭战中，军区以10个团的兵力参加了这次战斗。发动了向正太路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的进攻，主要指向井陉煤矿和娘子关。柯棣华大夫的医疗队去南线。他接受任务后心中十分喜悦。由于时间很紧，在出发的前夜，差不多整夜都在收拾器械，为这次进攻性打击日寇的活动作准备。 　　柯棣华的医疗队在南线四分区，手术室设于离火线很近的井陉黑石头村。战斗进行了13天，柯棣华和医疗队废寝忘食地抢救3800余名伤员，农民用自己做的树枝和绳子捆扎的简易担架，抬送手术后的战士去后方。妇女们也来协助护理和做饭。大家齐心协力为打击日本鬼子作贡献。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的20天里，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消灭日伪军900多名，攻克据点17处，破坏铁路60多里、桥梁18座，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中火炮5门，使正太铁路全线一度陷于瘫痪。 　　巴苏华去北线，攻打日寇据点东团堡。医疗队设在距火线约5里的一个名叫乌龙沟的村子里。东团堡大约有120名日军盘踞在该据点周围的一些水泥碉堡里，昼夜不停地用机枪向外疯狂扫射。八路军没有山炮，就以10倍的兵力向日寇发动了强攻，战斗打了整整一个通宵，担架不停地抬来伤员。八路军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日军的碉堡，只剩下25个鬼子兵。清晨，日军机枪成了“哑巴”。八路军截获了从日寇据点里发给他们司令部长官的一封绝望的电报。鬼子们把所有军用品、步枪、机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大衣、毛毯等统统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接着他们纵酒狂饮，鬼哭狼嚎地唱日本天皇歌直至声嘶力竭。最后把裹着手榴弹的毯子围在自己身上，指挥官用枪逼着士兵一个个往火中跳，他自己最后自焚。 　　一贯以凶狠、顽固、武士道精神著称的东团堡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八路军全歼，使华北侵华日军大为懊丧。涞源日军警备司令小紫俊男中佐作了一首《东团堡警备队长长恨歌》，内有“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呜呼团堡”等字句，刻于石碑之上，①此哀鸣正是日本侵略军罪行的自我记录。 　　(三)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在柯棣华参加的那次战斗里，我们的战士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5岁，小的还在襁褓中，其父母均在日军炮轰中伤命。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后就指示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很好地照顾了这两个孩子，并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找了一个民兵准备一副挑子送到石家庄。关于这事聂荣臻说了这样一段话：“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这两个小女孩送交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令人发指的是，后来才知道，“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是瞎子，日本人并不饶她，被抓后用刺刀活活捅死了。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一路上要注意赶苍蝇的袁心纯副主任，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② 　　(四)巴苏华去延安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各战区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000余人，拔除敌人大小据点2900多个，缴获各种炮53门，步枪、马枪5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使正太铁路中断1个月之久。给了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③其辉煌战果震惊中外，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抗日军民的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正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从而引起了日寇的恐慌。日本鬼子重新提出了确保华北“大东亚兵站基地”的任务，以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报据地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战和更残酷的“扫荡”。 　　1940年10月上旬柯棣华和巴苏华回葛公村后，见到刚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卫生部姜部长。他捎来一个重要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希望他们回延安去。 　　由于到延安去要步行越过山西北部和西北部，要通过好几道敌人封锁线，需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才能西渡黄河到陕西延安。柯棣华这次战斗回来后身体不太好，不愿意走，而且他喜欢在这儿工作发挥他的专长。 　　巴苏华独自一人于11月24日回到延安见了毛主席，得知印度来电让他们回去。巴苏华打电报通知了柯棣华，柯棣华回了一个电报，两位大夫都不想马上回国。皖南事变④发生后，他们决心与八路军在一起勇敢地面对这种局势。 　　巴苏华大夫留在延安工作，担任医院的五官科主任，那里只有他一人是五官科医生，每天门诊量很高，还需照顾30张病床，他的工作很出色。一个前线被炮弹炸瞎了眼睛的青年，弹片留在眼睛里破坏了视神经，被送到残废军人合作社。年轻的妻子抛弃了他，使他十分难过。他听说医院中来了个能治眼睛的印度大夫，就前来求治，并诉说自己的不幸。巴苏华仔细检查后，发现一只眼睛已无法复明，但另一只眼睛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如果手术失败，那就将无可挽救地失去最后的希望。他将这一点向年轻人做了郑重说明，病人坚持争取这一线希望。 　　眼科需要极精细的器械，当地的铁匠做不出来。有一位中国大夫建议用竹子自己制造，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巴苏华极其细心地做出了所需的工具，但还要找一把锐利合手的小剪刀，用它剪掉坏死的角膜组织。正巧有一位中国大夫用一把小剪子在剪胡子，巴苏华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得喊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上去就抢过小剪刀。修胡子的大夫先以为夸他修剪胡子技术高，但见巴苏华来抢他的剪刀，就闹糊涂了。经过解释，那位大夫便高高兴兴地把剪刀送给了他。巴苏华就用这把小剪刀和自己做的竹制器械，以他那精湛的手术，终于使这位青年重见光明。 　　(五)艰苦岁月 　　柯棣华继续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国际和平医院任教、做外科大夫。有一天校长江一真见他显得疲乏无力，面色不好，忙问原因。柯棣华说，他感到肚子痛，还有点饿，大便时排出几节绦虫，可能是以前在行军中吃了未煮熟的病猪肉传染的，这使他很发愁。当时因无对症药物，便试用中药偏方煎石榴根汤，但喝了也不见效。江一真听了有点着急，因为绦虫易导致癫痫，劝他注意休息，并且继续用煎石榴根汤试试看。但紧张的工作常使他忘记了自己的疾病。柯棣华是不肯好好休息的人，他忙着做手术、教课、培养学员，还努力学习中文，很是辛苦。 　　巴苏华和柯棣华分开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柯棣华在1941年1月给巴苏华的信中写了自己的情况： 　　你离开这里一个月后，正如所料，敌人的“扫荡”就开始了。这次敌人的意图是大干一场，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亲自指挥着2万多部队。一个月来，我们就在敌军近旁转来转去，看着学校的领导人如何指挥这些行动，很有意思，也很受教育。学员们自己担当侦察、警戒等任务。我们已牺牲了5名学员。 　　至于我自己，由于校方决定将头三批学员马上提前毕业(明天举行毕业式)，因而他们的手术课讲得匆忙了些，我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忙了一阵。此外我还要照应平西(北平以西抗日根据地)来的彭大夫的外科训练，因此没有多少宝贵时间了…… 　　1941年1月反扫荡后，聂司令员到卫校参加学员毕业典礼时，亲自委任柯棣华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这个医院是在卫生学校下属的一个卫生所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个所，扩大了一倍而组成的。共有200张病床，柯棣华担任院长后，除了原有工作外又增加了行政性事务，因而更忙了。他的医务工作包括卫校的讲课，在医院负责外科病房，做手术和帮助学员上手术台实习。每天大约平均有2～3个手术。这个医院在当时晋察冀军区是最大最好的一个医院，因此有大批难治的病员从各地转送到这里。老乡们有时称柯棣华大夫为柯大夫，现在则称柯院长了。 　　柯棣华来卫校后培养出了一批批年轻有为的骨干医生，一般手术都由高年级学生去做。当时，做得比较成功的手术有胃空肠切除术、结肠吻合术、上下肢交感神经切除手术等。这些手术大多数是在柯棣华亲自指导下进行的。难度大的则由柯棣华亲自动手。在他的手术中出现了许多转危为安的病例。 　　柯棣华对学生的训练是一丝不苟的，他的学生邢竹林曾深有感触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拂晓前的寒风，透过门窗的缝隙，有时冻得人直发抖，但他每次都要看我缠好最后一圈绷带才肯离去。这样的指导，对那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曾给了多少鼓舞和教育啊!”医院的设备简陋，但柯棣华总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使它变得更好些。华北的农村都是睡炕，原来一条炕上睡十几个伤员，彼此容易感染、碰撞，诊疗和护理时也很不方便。他就命人把大炕改成单人小炕，并且亲自参加劳动。建成后还在每个炕的炕头挂个小布袋，写上病号的姓名、年龄、服药时间等，这样不易出错，也便于行军转移。 　　柯棣华总是尽力防止和避免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故。有一次在手术室里，他很严肃地命令一个做助手的学员洗第四次手，因为前三次洗手没有按照要求做。柯棣华说，医生的职责就是对病人负责。他自己除了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外，有时还做可由护士来做的工作，以增强医疗效果。柯棣华大夫很重视护士工作，1941年那年的护士节，他在葛公村亲自用中文写过一篇纪念南丁格尔的文章，号召医务人员向她学习。 　　模范护士南丁格尔 　　在医药界事实例证当中，硕望犹存，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几位，南丁格尔⑤决然算是卓越的一位。她并不是罕有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科学家，发明了什么不可救药的某种病的疗法，不是一位熟练的外科专家，能施行令人惊奇繁难的大手术。说起来全不是，她是诚恳的同情那些伤病员，不避艰难的去设法减轻患者痛苦的一位纯洁妇人，简单扼要的说，她是世界上的模范护士。 　　她生在英国的富裕之家。在她最幼稚的童年时期，就表现出对患者的同情。不论是她的家里人，还是她的邻居，不论是谁，倘若发生了病症，她就要用尽她所有的时间守候于患者的床侧，以照顾患者的所需，她放弃了娱乐，有时甚至忘了去吃饭。当她的岁数还不大的时候，她就表示了志愿：要去参加医院护理工作，做一名护士。在那个时代，护士被看做是一种低级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女人被诬说是具有下贱的品格的，她们的护理事业，只是为了维持她们生活。自然由于以上的事实，所以在南丁格尔表示志愿，决意去做护理事业的时候，她的父母拒绝她的请求，不允许她去做这种低级的工作。但是她已经下了决心，所以在一个夜间，她偷偷地从她优裕的家庭中跑到一个远方的城市，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 　　她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受了相当严酷可怕的磨难，医院的护士伙伴要求她去参加她们的集团，做一些浪漫的勾当，如喝酒啦，跳舞啦，谈情啦等等，但是南丁格尔并未受她们的诱惑，同时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她只是以至诚的热爱决意在那些遭受着痛苦的患者们的身上负起责任来。她不但照顾她应当照顾的患者，当其他看护若疏忽了她们的工作，她也马上去照顾那些被疏忽的患者。她的伙伴恨她，在工作上给她各种困难，并且使她忍受了各种不同的虐待；虽然如此，她并未曾懈怠与动摇，仍是执行着她帮助患者的工作。 　　当她继续她医院中的工作的时候，格里米亚(Grimeen)战争爆发了。她投效部队到前线去。她知道作战是危险困苦的，但是她更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伤兵正需要照顾。每一次每一批新的伤兵到来，她就立即跑到那个地方去，不论昼夜，不顾风雨，绝不顾虑到她自己的身上，不论是伤兵如何的污秽，伤口如何的恶臭难闻，她要给他们好好的洗涤，包扎他们的创伤，很舒适的把他们放在床上。在夜间，她提着一个小灯，由这个病室到那个病室，去看患者是否在安然的睡着。倘若她发现了某一伤兵不能安然入睡，她就坐在他的身边亲密的和他谈话，抚摩疼痛的部位，如此做下去，一直到患者渐渐睡着，所以伤兵都很快活的喜爱她，并且给她送了一个绰号叫她“提灯女人”(Lady of the Lamp)。因为他们很喜爱她，所以当她来到他们身边时，患者就忘了他们的痛苦，兴高采烈起来。 　　但是这个困难的工作很快地就影响了她的健康，有时她夜以继日的不睡，坐在重伤员的床侧，有时她在冰天雪地中跑出几英里以外去到伤兵所在的地方，她时常废寝忘食。由于以上原因，她病了。这个病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死的消息如同燎原的野火传遍了每一个地区，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痛哭失声。她牺牲了她的生命，是为了减少伤病员们的痛苦。 　　今天我们纪念她，同时我们应当学习她。她把护病职业从卑贱低级的地位提高到一个高尚庄严职业。她证明了一个好的护士在减少患者痛苦方面强于一个医生的处方和几瓶药。我们是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现在我们要下定决心向着南丁格尔高尚的步子迈进，特别是因为我们照护的，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的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⑥ 　　柯棣华大夫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动人，他希望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像南丁格尔那样对待伤病员。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做到像南丁格尔那样对待伤员和护理病人。当时受过他治疗的伤员，有好些同志还健在，每当他们谈到柯棣华大夫时都赞不绝口，在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中，随时可见到那些感人的例子!他待人虽然和蔼可亲，但并不喜欢对伤病员粗暴和漫不经心的人。一个手术助手未按要求把手认真消毒，柯大夫就严厉地要求他洗到符合要求为止。 　　柯棣华大夫的继任院长陈其园同志在一篇遗稿中提到：“对群众的心情和疾苦他是那样关心，对于伤病员，他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平易近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我接触过不少外国人，柯棣华同志，我感到是最出色的一个……” 　　日寇在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还有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对根据地破坏十分严重，日寇所到之处庄稼被毁，房屋被烧，村舍抢掠一空，只见一些断垣残壁。 　　这次“大扫荡”日寇飞机轰炸频繁，聂司令员通知柯棣华大夫到司令部去，抢救被日本飞机炸伤的副官处长刘显宜。柯棣华大夫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他自己在这次反扫荡时病得很厉害，这段时期他吃过生麦子。同作战参谋张侠同志一起在山洞里坚壁的时候还以柿子充饥。 　　柯棣华大夫这次犯病已是癫痫了。聂司令员和江一真校长曾建议他到北平、延安治疗一个时期或者回印度。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每当我看到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我觉得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为着早日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的病可以往后再拖一拖。” 　　(六)中国女婿 　　1941年11月25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一件喜事，柯棣华结婚了!柯棣华在写给巴苏华的信中说：“……我的妻子是一位文雅漂亮的姑娘，她不像一般的中国姑娘那样忸怩、羞涩，她就是我们卫生学校那位戴眼镜的女教员。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直想得头都发痛才作出的决定。说来奇怪，撮合这件婚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延安成立的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你积极参与了该联盟的工作……” 　　这位姑娘就是郭庆兰。她是山西汾阳人，家境贫寒，一岁就失去了父亲。全家信教，她得到基督教公理会及一位传教士的资助才进了教会开设的小学和中学。中学校长余心清先生，是她的革命启蒙老师。郭庆兰在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如到商店搜查日货，参加示威游行、演戏、募捐……1932年，她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汾阳护士学校，1936年毕业后就到北平协和医院当护士。郭庆兰平日爱读鲁迅著作，后来又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她在思想上与共产党日益接近起来。她有个同学叫杜若，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是个地下党员。她们之间往来很密切，郭庆兰在杜若的影响下决定到解放区去。杜若通过一位热心帮助中国抗日的新西兰传教士兼医生凯瑟琳·霍尔(何明清)小姐，把郭庆兰带到了解放区宋家庄。后来，郭庆兰被派到唐县葛公村卫校工作，做护士班教员。她把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输送到前线。柯棣华来到这个医院后，他们成了同事。 　　关于他们共事后的经历笔者曾特地去看望郭庆兰同志，下面是她向我介绍的情况。 　　柯棣⑦到葛公村卫校的时候，正是1940年秋天，当时，我在这个学校里教学，又在医院工作。他来的那天下午在操场上开欢迎大会。他们有个翻译，但柯棣不用翻译，他用学来的中文讲话。大家听了又奇怪又亲切，因为我们还没见过外国人刚来就用中文讲话的。他讲的时间不长，讲完后我们好一阵鼓掌。 　　柯棣他们来后就在医院工作，他脾气很好，心地善良，对工作十分热心，大家都很尊重他。我对他也很有好感，觉得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这样艰苦的地方参加抗战，真不简单。他的困难要比我们多得多。 　　那时，我们教务处一侧是男宿舍，另一侧是女宿舍，中间是办公室，所以见面很容易。当时物质条件虽然差，但生活很活跃，我爱唱歌，柯棣也很喜欢音乐。他喜欢唱《义勇军进行曲》，还表演过几次。他还爱唱法国的《马赛曲》，美国的《黑奴歌》，有时我和他一起合唱。 　　柯棣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天寒地冻的北国，很不习惯，可是当时条件困难，冬天能烧点火暖暖炕就了不起了，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了他，这事一下就传开了，说是我对他有什么意思。那时我虽然二十五六岁了，但并未考虑过婚姻问题，总觉得出去行军打仗可能一下子就完了，解决婚姻问题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当时学生队有一个小队长，是广东人。他年龄比我小，我们都是党员，平时比较接近，这样就有人提醒我注意了。其实我们都没这个意思。唯独对于柯棣和我接近，从领导到同志们都不反对，反而竭力要成全我们。 　　1941年9月的“大扫荡”很残酷，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们转移之前，聂司令员通知柯棣到司令部去抢救被日本飞机炸伤的副官处长刘显宜同志。他奉命去了，接着我们全校也转移了。 　　“扫荡”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听坚壁队队长张洪武说，这次反扫荡时柯棣病得很厉害，像是发疟疾，直打哆嗦，还从床上掉了下来，把他的小警卫员吓坏了。直到在回葛公村的路上见到柯棣，我才松了一口气。见面后，我们都很高兴。他先告诉我给刘显宜治病的事，说肺部有弹片，危险期过去了。又说“扫荡”时生活很困难，吃过生麦子等等。我看他人很瘦，气色也不好，一时心里觉得很难过。 　　这次反扫荡回来，他同我格外亲热，一次，跟我说话时捏着我的手，给指导员看见了，证明了我们在谈恋爱。我和他在感情上很接近，不过还没有考虑到要结婚，因为他到底是外国人，我有许多顾虑。 　　后来，领导上同我谈话，赞同我们结合。江一真同志也找我谈话，说柯棣人不错，在这次反扫荡中表现很好，做了许多工作，他政治上要求进步，还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已经31岁了，我年龄也不小了，又会说英语，两个人感情上又合得来，将来在一起生活，互相可以照顾得很好。 　　对于婚姻问题，那时我们都很重视组织上的意见。领导同我谈了话，我就认真地考虑了，柯棣也向我表示了这个意思。我说国籍问题怎么办?他说，这容易，将来他可以要个护照，中国、印度随我来往。当时我又谈到中印两个国家的情况以及他家里成员的态度问题，他说他全家都对中国友好，他父亲坚决支持他来华抗日，就是一个证明。我提出要他加入中国国籍，他表示：“让我们亚洲两大国家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法西斯，这意义就更加深远了。”我觉得他都从远处想，就同意了。 　　一天，柯棣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张批准我们结婚的证书给我看，他感到很幸福，并且第一次拥抱了我。 　　1941年11月25日，教务处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因为柯棣是国际友人，领导让我们会餐一次。大家主动凑份子办了三四桌酒席。教员康克同志自告奋勇当了第一厨师为我们新人做了拿手的拔丝土豆等好几个菜，按习惯还摆了边区自己生产的枣酒，大家都很高兴。校长江一真和教务主任殷希彭是我们的主婚人。那天很热闹，喝酒时柯棣居然还学会了猜拳，他好像什么都能一下学会。吃完饭回来时他已有点醉意了。 　　那时结婚很简单，两个人的铺盖放在一起就行了。殷主任在我们床板边贴了一张大红纸，写上“洞房花烛”四个大字，新床上一对枕头，上面有柯棣华的名字——D.S.K.；一条他来华时途经香港买的丝棉被；还有一条绸被面的棉被是我带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银杯——柯棣华的妈妈送的。在当时算是很阔气了。这就是新房的陈设。 　　战争期间我们都很忙，柯棣和我有时话都顾不上谈。一天晚上，他给我看在老家绍拉普尔拍的全家照，给我一一介绍：这是爸爸、妈妈、大哥、弟弟、大妹、二妹、三妹、四妹、五妹，他说现在要加上我了。 　　婚后，每天早上我们还是出操跑步，回来学习两个小时，早饭后我去上课，他去查病房、上课。 　　我们在屋里弄了个小炉子，燉点肉什么的，人家都很羡慕。他成家后很愉快，感到很温暖。我像过去在家里那样做个袋子装脏衣服，他衣服脏了就高高兴兴地把脏衣服塞在布袋里，好像很喜欢我给他洗衣服似的。有时候也很好笑，我自己的衣服洗了，他就要我穿他的衣服。他从印度带来的花条子衣服我很喜欢，在家里也真穿了。 　　他热爱革命工作，热爱战士，热爱中国的老百姓。老乡喜欢他，常常送黑枣红枣等东西来，不过他都不要，他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能要老乡的东西。” 　　他这个人脾气好，不过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有位同志要找一个人，找到我家，看见我就问：“你知道某某同志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冲口就说：“他又没有告诉我，谁知道他上哪儿了!”柯棣听见后气得要命，责备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不应该说：‘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他的中文程度已经达到能辨别语调用辞的程度了。 　　除夕晚上，柯棣迟迟不回来，原来是给大伙总结他一年来的工作。他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年做了1000多例手术，有些是过去从没做过的大手术，他还准备要做1942年的工作计划。还说他很想延安，很想毛主席。过去他曾给我谈过毛主席在他们离开延安时交给他的三大任务：一是学好政治，二是向广大群众宣传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三是做好医疗卫生工作。 　　1942年春，我们护士班被派到张各庄，我也去了。柯棣很想去看我，但又不好意思。一天，他跑到张各庄，写了个纸条，偷偷放在桌上就走了。纸条上说，他希望我星期天能回葛公村。 　　那年春季，敌人又来“扫荡”，当时我怀孕已经有五个月了，不过身体还好。有一次撤离时，我就抢先把他心爱的英文字典，大本的外科书和我的背包一起背着。谁知过了几小时，柯棣追了上来，累得满头大汗把字典抢了去说什么也不让我背，他是怕累坏了我。 　　我的产期越来越近了，8月23日，我肚子疼得直哭，他说：“要当妈妈了，别哭。”我分娩了，是柯棣亲自接生的。 　　柯棣非常喜欢孩子，他说：“这孩子眼睛比我还大，皮肤像你，比我白。从今以后要当管理员了，你要做好保姆工作，保护好我们的宝贝。”他这个人心灵手巧，有一次孩子发烧要喝水，没有奶嘴，很发愁。柯棣说：“我有办法了，”他就用筷子绑上棉花，包上纱布，蘸水给孩子喝。 　　每天傍晚，柯棣查完了房就回来抱孩子，坐在大树下，孩子向爸爸咿咿呀呀地叫，他又跟儿子攀谈起来了，说：“你将来长大了要学印度话、中国话和英语，将来咱们回到印度去，回去也要打游击。” 　　有了小孩柯棣很高兴，大家也都为我们高兴，虽然占了点空余时间，但他对工作却一丝不苟。 　　有一次，在一个北风刺骨的冬夜里，护士忽然来报告，有一个截肢伤员还在出血。柯棣立即起床，不等扣好衣扣和穿上大衣就匆匆走了。我急了，自己也顾不得多穿衣服，赶快拿着柯棣的大衣追出去替他披上，并劝他多穿点衣服再走。他说：“等不及了!”柯棣总是为了病人而不顾自己。 　　有一位老乡天黑了刚从庄稼地回来，到我们家急着找柯棣看病，柯棣就让这位身穿脏衣服，脚上满是泥巴的农民躺到我刚换上干净床单的床上，检查起来。在他心里病人第一，治病愈早愈好，一点时间也不能耽搁。 　　(七)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学习 　　柯棣华大夫学习中文从不间断，而且随时随地都在用心学。我国原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说：“到了重庆以后，因为我们住的距离很近，便时常有机会见面。他们白天在医院工作，晚间便各自学习，当时他们把学中文看得很重，不像一般的外国医生那样，只学‘你哪里痛’、‘拔掉’等几句简单的话，而是切切实实地真下工夫，不但记单词，学会话，也学看书。他们希望在中国就要同中国人一样，可以读中国书，看中国报，以求得对中国的广泛而正确的了解。在他们5位大夫当中，又以柯棣华的学习成绩最好，所以柯大夫便成了他们的翻译员和交涉员了。他当时到中国不及一年，就能讲很多中国普通话，真使我佩服他学习的神速。有时，他来看我，碰到我不在家还会留一个中文便条。他为了有机会练习中国话，便常去参加一些讲演会，并且喜欢向人讲述印度的情况。” 　　柯棣华大夫利用一切时间、机会学习中文，碰到什么问什么，在手术间就问医疗器械名称，喝茶时就记住“茶碗”，过年时见到老百姓门上贴的春联也去研究。如有一次他看到春联上有“吉人天相”的词句，就问医务主任陈淇园是什么意思。陈淇园告诉他，这是天帮助好人的迷信思想，不料他以后在和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就很恰当地作讽刺意味的双关语用上了。大家不知由来，不免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到卫校还曾指导过身边一个 15岁的小警卫员王东平学文化，由一个大字不识，直到能写常用的话语。 　　柯棣华的夫人郭庆兰，也注意到他学中国话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学了什么马上想办法把它用上。例如他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碰到“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等词以后，就听见柯棣华当天在医务室同护士谈话的时候说出来了，叫别人工作时不要“马马虎虎”、“粗枝大叶”。 　　柯棣华还认真锻炼说绕口令式的话来提高口语能力。如有一次他在说：“中国红枣外红里白，印度红枣里白外红。”咋听好像中国红枣与印度红枣有分别，一细想不是一样吗?都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方才了解这是他在练习口语呢! 　　他来卫校一年之后，讲中国话就不是那么吃力了。郭庆兰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1941年秋天，在一次反扫荡后回来的路上，晚上宿营时，柯棣华、郭庆兰和牙科大夫李得奇及其怀孕的妻子一起在一个牲口棚里过夜，他们弄了点草铺在地上，因为柯棣华怕冷还生了两堆火。到半夜，李得奇的妻子喊肚子疼，要生孩子了。在这种环境下是无法接生的，只有把产妇赶快送到离那个地方几十里地的卫校医院去。柯棣华说只能就近找个担架来，他和李得奇争着去找。李得奇因为是自己的妻子要生孩子，认为当然应该由他去。柯棣华呢，认为自己是医生，应该由他去。两个人你拉我扯抢着都要去，最后柯棣华一句话把李得奇压住了，他说：“你是广东人，刚来，说起话来南腔北调，别人听不懂，你不行，还是我去，别人听得懂我的北方话!”这真有趣，好像柯棣华是中国人，李得奇反而变成外国人了。李得奇觉得自己北方话确实不如柯棣华，就服了。于是柯棣华就跑了好远动员来两个民兵，把产妇抬到医院。李得奇大夫自己也介绍了一件事：“去年(1942年——笔者)5月初我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希望我在军区工作完毕后，即到晋察冀军区国际和平医院去工作。他就是该院院长。这封信的字迹整齐而有力，词句也很明白通顺。当时我认为是医院的秘书代他写的，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信是我们的国际朋友柯棣华大夫亲笔写的啊!我们分别不到两年，我到医院后，看到他的进步实在不止于此，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北方官话，能看中文书报。我问他：‘柯院长，你怎样学懂中文的呀?’他很恳切地回答我说：‘每天早上学一、两个钟头，不懂的字句就问医生、护士，或查华英字典，我已经搞了一年多啦!以后请你也帮帮忙吧!’后来我们住在一块，亲眼看见他是那样认真和耐心地研读中文。他这种不怕艰难，虚心学习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正如江一真同志所讲，在介绍柯棣华大夫的英雄事迹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他刻苦学习中文所起的作用。如果他不会汉语，那么我们还得有一位翻译陪着他。在百团大战的日日夜夜，他在前线接受那么多伤员，手术一个接一个，如果他要通过翻译询问病情，那要耽误多少时间，在这方面所节约的时间就能多抢救一些伤员。在他用中文讲课时又节约了学生多少时间呢?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中文，主要的受惠者却是他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学员和抗日军民。 　　柯棣华大夫的中文所以学得那么快，那么好，除了他勇于实践和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外，可以用他给军医一期毕业的学员陈佩莉的英文题词作为一个总的回答：“Study hard for the sake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mankind”。(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学习) 　　(八)困难时期的几封书信 　　1942年1月4日 　　晋察冀边区 　　国际和平医院 　　亲爱的巴苏同志： 　　就在今天早上，冀中卫生处的副处长杜同志去司令部，然后转赴延安，我托一位同志骑马赶到司令部把这封信交给杜同志。每次有人去延安时，我们总是在人离开以后才知道。而从此处到司令部需5天时间。去年我给你写了3封信，都留在司令部，等有便人去延安时给你捎去。或许你一封都没收到，全不知去向了。我希望这封信能到你手里。 　　现将我去年一年在这儿的情况简告如下：去年1月我正式参加八路军后，便奉命主持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医院是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下属的一个卫生所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所而组成的。两个所共有200张病床。作为医院领导，除了负责外科病房外，还需参与部分行政工作，真够忙的。我的医务工作包括查外科病房，做手术和帮助学员上手术台实习。我们平均每天在做两个手术，因此有大批病员转送到这里来。在这一年中，我们做了大约450例外科学术，其中包括45例截肢、20例疝气、35例腰椎和骶骨前副交感神经手术以及3例肠吻合和数例妇科手术。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概况。在这里我虽然在医科学术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在外科手术上却有较大提高。 　　至于我的学习，由于没有英文版的政治书籍而感到很不方便(我没有收到延安寄来的书，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书)，去年上半年尤其如此，而现在我已认识了许多中国字，已能阅读像中国革命史之类的书籍。看报也几乎不用翻阅字典了。报上发表的社论(特别是延安的《解放日报》)，读起来很有兴趣，尤其是对时局形势的分析。对我来说缺少时间是很大的困难。总之，我对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满意。 　　不过，去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是了解的，我在来到延安以前政治上是多么落后，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虽有满腔民族激情，但对革命方法却模糊不清。在此处一年多的时间里，过着八路军的生活，在开会时和个别交谈中听取了同志们的批评，使我感到在性格、思想等方面有了很大转变。因而我认为1941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 　　在谈到我们回印度这件事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一个消息：1941年11月25日，我与郭庆兰同志结婚了，她就是我们卫生学校那位戴眼镜的女教员。这是经过反复思考了，直想得头都发痛才作出的决定。说来奇怪，撮合这件婚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延安成立的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你积极参与了该联盟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因为我猜想，你在那儿的政治活动一定很忙，近期内大概不可能回国。我也不急于马上回去。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们两人应该一同回国，而且将来要尽可能在一起工作。虽然我的婚姻不会妨碍我返回延安或者印度，但这也是应该适当考虑的问题。 　　关于回印度的事，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再多留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们能得到对局势的透彻的分析，而在印度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印度也有反法西斯阵线。虽然我不急于回印度，但却切盼回延安。我要在延安好好总结总结迄今为止从八路军中学来的一切东西。很可能我在明春同牙科大夫⑧一起回延安。你在延安的学习和政治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希望你也能延长留在延安的时间。不必介意委员会⑨生我们的气，我们毕竟是受其委托在这里工作的。如果你写信给胡迪辛或委员会其他委员时，请告诉他我这里医务工作的情况(这就是我所以详细写这封信的原因) 　　倘若你终于决定在我到达延安之前先回印度，(太平洋战争会影响你回国吗?)请写封信回答下列问题，并请留给延安的一位负责人。 　　1．我们1939～1940年的津贴(我的约计80英镑)爱德尔大夫是否已经如约寄给了我们的亲属? 　　2．委员会是否打算继续发给我们1941～1942年的津贴? 　　3．路费怎么办?请妥善筹措我的船票款，并请寄存在可靠的地方。我很需要有一笔钱，因为我得购买两张船票。 　　关于去年11月敌军的几次大“大扫荡”，从这里回去的同志们会详细描述的，我就不多写了。牙科李大夫就在“扫荡”中失去了他的妻子。 　　致以同志式的问候，并祝新年愉快! 　　又：请将附函按写在信封上的地址转寄收信人，谢谢! 　　1942年1月4日 　　晋察冀边区 　　国际和平医院 　　亲爱的希拉： 　　去年6月，我同时收到你1940年1月的来信和维塔尔1941年1月的来信。去年我给你写了3封信，但这几封信既没有邮到印度，甚至没有送到延安。巴苏和我是在1940年11月分手的，迄今为止我只收到他2封信，可我的信他却一封也没收到。这里和延安之间的通讯太困难了。 　　现在我简略地说一下我的近况。我抵此后，就让我负责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该医院附属于白求恩卫生学校，是由一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创立的，他因在手术中得了败血症而去世。医院有200张病床，除了行政工作外，我还得照管外科病房。在去年的9个月里(另外3个月被敌人的“扫荡”占去了，这事我下面再谈)，我做了大约440例外科学术，75％以上是大手术，其中包括20例疝气、45例截肢、3例肠吻合和其他许多大手术。这是一所“后方”医院，因而伤员在手术前后均可得到照料。 　　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我们是越过敌军封锁线，来到了他们的背后，拖住敌人的尾巴，使他们不能向前。因此战斗大都是游击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小股敌人等。请设想一下吧，我们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敌人离我们还不到10英里远，但就在这里我们开办了卫生学校、医院、兵工厂、军事学校等。这样一个被敌人包围，但却在我们控制下的地区就叫边区。在华北我们就有8个这样的边区。每一个边区都相当于印度的一个县那么大。 　　敌人怎么办呢?是否就对我们置之不理了?不是的，但敌人又没足够的力量同时向我们所有边区发动进攻，于是他们就采取这样的办法：从别的地方调来大量部队，对单独一个边区发动他们所谓的“扫荡”。每当遇到这种“扫荡”时，我们就得躲起来，背上行李，同敌人玩起“捉迷藏”似的游戏。这时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英里远。他们到处烧房，焚毁一切东西，见什么就毁什么。因而村里的老百姓和我们的部队都得把东西埋在地下。这种“扫荡”一般持续一两个月，而敌人的损失比我们要大得多，尤其是在敌人撤出的那些边区。我们向那里一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又只好很快撤回去了。像这样的“扫荡”一年平均两次，我们随时都得防备着。举例说吧，我们能把医院所有的东西在6小时之内隐藏起来，同时将全部伤病员转移到山里安全的地方隐蔽好。 　　请别担心我的身体，这里的领导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至于我回印度的事，请不要太着急。当前，每一个印度人的职责，同每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一样，就是同日本鬼子战斗，同法西斯战斗。何况，太平洋战争打得正激烈，回去也无路可通。但不管怎样，我不久即将返回延安。在延安我们通信就方便多了。 　　向母亲、曼凯希、玛哈尔萨、维塔尔、玛诺拉玛、萨如、巴比、萨达什拉奥、达塔拉姆潘特等问好，你们大家时在我的念中。 　　1942年4月10日 　　晋察冀边区 　　国际和平医院 　　亲爱的巴苏： 　　最近我给你写了两三封信，都交给了打算回延安去的同志们。他们已经离开司令部动身去延安了。正当我们以为他们到了延安的时候，他们却又回到了这里。有人告诉我，去延安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前几天我收到你发来的电报，说我的家人对我非常挂念。你知道，这里同延安通信是多么困难。你不妨代我给我印度家里写封信，就说我在这儿很好。 　　去年12月间，你来信说你打算回印度，希望我如有可能就同你一起回去。后来我听说你又改变了主意，继续留了下来。至于我自己，对回印度的事还没有决定，虽然考虑到近来对印度的威胁，我也常常想我应该回去。但我非常希望很快就回延安。 　　至于我这里的工作情况，去年我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领导(不是挂名，而是确实做着许多行政工作)。我亲自做和指导别人做了450多例外科手术。关于学习方面，我阅读的东西不太多，但我在性格锻炼方面，却有了显著进步。我现在看问题的方法，和一年以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了。此外，我还娶了个妻子。大约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回延安去。在这之前，至少还得经历一次“扫荡”。希望那时你仍在延安。 　　请与印度国民大会和尼赫鲁先生保持联系。关于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你有没有向印度做了足够的宣传? 　　就写到这里，不再赘述了。天晓得，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里。 　　敬礼! 　　1942年5月25日 　　陕西延安 　　八路军卫生部 　　亲爱的S.S.科特夫人⑩： 　　今随函寄奉柯棣尼斯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刚收到，现在直接转寄给你。虽然我和他相隔只有三四百英里，但路上得花一个多月时间，尤其在现在，敌军封锁线戒备森严，只好等待机会由大部队护送打开封锁线，才能过去。这有时要等上三五个月。 　　今年3月20日，我接到过重庆王安娜夫人发来的一封电报，她向我打听柯棣尼斯的下落，说这是他在绍拉普尔的哥哥来信询问她的。我马上就作了答复，但愿这能减轻柯棣尼斯家人的焦虑。 　　柯棣尼斯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非常热心，他在给你的这封信中提到了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据他告诉我，他现在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本人则在五官科和中央八路军卫生部所属的临时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由于封锁，这里的大夫都是在极端缺乏药品、医疗器械和医药文献的情况下工作的。就连其他国家人民给部队的捐赠品，也被蓄意没收了。 　　关于回印度的事，现在我们两人都渴望回去。实际上我正在等候他今年秋季来延安一起回国，因为他在给我的信里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回去时究竟走什么路线最妥当。现今的交通情况极不稳定，但愿自重庆至加尔各答的航线今年秋天仍旧继续通航。要不然我们只得通过戈壁去苏联边境，再穿过伊朗和阿富汗回到印度了。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路费，我们同委员会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最近两年印度连那点微不足道的津贴都没有付给我们。 　　虽然我们同你们——印度人民长期失去联系，但我们对近4年来我们大家担负着相同的、伟大的使命感到满意。全世界人民现在都顽强地承担着这一使命——同法西斯战斗到底。这也是我们所以并不感到孤立的原因。但是，促使我们回国的动力不仅是爱国心，不仅是当日本法西斯主义怀着侵略野心敲叩我们可爱的家园大门时，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同敌人战斗，而且我们久别和从事艰苦的工作期间，对我们的亲人们和对美丽的故土河山的怀念，也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信看完后，如能按下列地址转告或转寄给我的妻子，我将不胜感谢。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听到我妻子和我家里的音讯了。很可能他们也没有听到我的消息。国际邮资实在太贵，由于国内货币贬值，我只得用这样的办法来节省开支。 　　地址：Mrs Indira Basu 　　17／9Rankin St，P.0.Wari 　　Dacca，Bangal 　　你真诚的巴苏 　　1942年6月9日 　　晋察冀边区 　　巴苏同志： 　　我来这里(离司令部不远)参加最近在此处成立的科学研究协会的成立大会，得知李得奇同志已动身去延安了。我准备派一名通讯员追上去把这封信交给你。新近从北平逃出来的外国人中有3人也同他一道去延安了，另外3人留在这里工作。2位是燕京大学的教授，1位是奥地利的大夫。这位大夫已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去工作了。据说还有2人最近即将从北平来到这里，其中1位是纽约银行驻北平分行的经理。迄今为止，我已给你写了不少信，都是托去延安的同志们捎带的。但真倒霉，这些同志大多数均半途折回，因为他们无法穿越敌军封锁线。因而，我不知道你最近是否收到过我的信，就只能将我们分手以后的情况再简述一遍。 　　自我从前线回来不久，我们就遇到了“扫荡”，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以后，我们在司令部开了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建立一个白求恩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国际和平医院，由我负责。开始时医院中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因而除了照管外科病人外，干不了什么事。但至去年7月左右，一次小规模的“扫荡”之后，医院进行改组，院里来了一名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配备了必要的工作人员。这样，我们便逐渐与卫校分开了。随着医院的独立，我的行政工作日渐增多，自然影响了医务工作。我每天至少有一个会，还要做许多讲话。 　　至于医务方面，我照管外科病人和手术室，去年我们做了450多例外科手术，除了难度大的手术外，一般的均由高年级学生来做。在一些成功的手术中，有胃空肠切除、上下肢交感神经吻合，卵巢囊肿切除等。此外，到现在为止我们又做了30多例疝气手术，50多例截肢以及15例胃壁部分切除术等。总之，手术做得不少，但大多数手术都是在我监督下，由高年级同学或方大夫(来自平西)做的，所以我的外科技术进步不大。 　　最近，校方要我给医生班写一本外科教材。这又占去我每天许多时间，因为我不仅要写，而且还要将它译成中文。 　　至于我的学习，直到去年我的中文水平还达不到看懂中文书的地步，但我找不到英文书(你说寄我的英文书一本也没有收到)，所以去年我看的书不多。但有件事使我高兴，去年我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有了很大转变。我身上的坏习气——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基本上克服了。这一转变不但我自己，而且别人也感觉到。 　　目前，我已能看懂中文政治书籍了。我更感到我的时间不够用，因为碰到每一本书我都想看。我利用每一分钟来看书。 　　去年，我的另一个大变化是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郭庆兰同志，我校护士班的教员。我们是去年11月结的婚，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时，我要做小孩的爸爸了。 　　印度国民大会情况如何?你同他们有联系吗?他们是否仍在关心我们?至于我回延安的事，我现在很想早点回去，但如今我要等待两件事：完成我那本外科教材和小宝贝出世。我可能今年底或明年初回延安。当然，我不知道去延安路上要走多久。 　　最近来这里的姜部长告诉我，你一时不预备回印度，这真使我高兴。我很希望你能等着我，请一定等着我! 　　从现在的印度时局来看，恐怕我们不能在中国久留了。印度前线需要我们。你是否也这样想呢? 　　请把我们的工作情况写信告诉尼赫鲁先生，同时也把这里的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以及这里人们对我们(印度人)反法西斯斗争所寄托的期望告诉他。我自己也想给尼赫鲁先生写信谈谈我在这儿的工作。但由于我现在没有时间，只好拜托你写信给他，好让他了解我们。 　　关于这里的情况，李得奇大夫会详细告诉你的。 　　向马海德大夫致意!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据李得奇大夫说，同他一起回延安的三名外国人是： 　　(1)荷兰人，北京发电厂工程师布朗格斯 　　(2)法国人，原驻沈阳领事胡洛文 　　(3)法国人，北京发电厂职员博曼 　　留在晋察冀工作的三名外国人是： 　　(1)傅莱大夫 　　(2)英国人林迈可 　　(3)山西人(英国籍)林迈可的夫人 　　1942年9月18日 　　晋察冀边区 　　国际和平医院 　　巴苏同志： 　　已经一年多没有收到你的信了。这期间却收到了你两封电报，告诉了我印度家中的情况。我大约每3个月给你写一封信，总希望由去延安的人把信捎给你。但我不知道你到底收到过我的信没有。如果牙科大夫李得奇已经到达延安的话，他会详细告诉你关于我和我的工作以及这里的情况。 　　现在我仍在白求恩卫生学校负责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最近，根据“精兵简政”方针，学校和医院已压缩了规模。学校不再训练护士和药剂师，医院原有的两个附属机构已合并为一。谈到我个人，我越来越羁身于行政工作，医务方面的事却日益减少。我已经不管手术室和外科病房的工作，却干起了原来医院政治指导员的部分工作，因为这个职位最近被撤销了。自去年“大扫荡”(李大夫会告诉你有关情况的)以后，除了4月份出去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星期外，倒平静了一阵。敌军今年在冀中平原发动了一次“大扫荡”，虽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还是把大部队拉进山里，只留下少数游击队打游击。今年夏天严重缺粮，许多贫苦农民无以为炊。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的口粮节省出一部分来送给农民。物价飞涨，现在虽已好转，但1盒火些要花1元钱，1磅肉得4元钱。 　　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的电报，内容是请你发个电报给印度，表明我们不赞成甘地向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提出的建议(11)。全印国民大会现已通过了这建议。印度政局真是一团糟。国大党领导人，包括尼赫鲁本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而丘吉尔政府也不能辞其咎。鲍斯的情况如何?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一条消息，说他已变成亲法西斯了。这会是真的吗?不管怎样还有件好事，即对印度共产党的禁令被解除了。你在延安收得到《民族阵线报》吗? 　　我很想知道更多的有关你的情况和你下一步的打算等。当我听到你准备同姜部长一起重返前线时，我殊感意外。深盼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并商定我们今后的计划。 　　现在我确实变了很多，同两年前的柯棣尼斯判若两人。 　　向马海德和姚部长问好! 　　附告：我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一对大眼睛，黑皮肤。 　　1942年9月18日 　　晋察冀边区 　　国际和平医院 　　亲爱的希拉： 　　我记不起上次给你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了，至少有一年多了吧。这一年来我收到延安发来的两封电报，告诉我说他们收到了你的来信，说你们大家因我下落不明而焦虑万分。我希望你们会从延安当局方面得到关于我的音讯。 　　1939年10月，我同巴苏和爱德离开延安去前线。爱德于1940年返回印度。巴苏和我在前方辗转千里，之后我们便分手了。巴苏回到延安，我仍留在前线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八路军中有许多部队的医学校，这是其中之一。学校的名称是以一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他曾在这里工作，因在一次做手术时手指被刺破染上败血病而牺牲了。国际和平医院是他在前线创立的，(12)附属于白求恩卫生学校，现由我负责该医院的工作。 　　我简略地介绍一下这儿的情况：人们都以为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华北，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占据了大城市、铁路线和主要的公路，其余地区则仍在中国人手中，在八路军控制下。为方便起见，八路军把这些地方划分成如印度的县那么大的地区，每个区域约驻有5万人的部队。晋察冀边区位于山西、察哈尔与河北三省的交界处。横贯这整个地区的主干公路均为日军所控制，敌军据点星罗棋布。与延安和重庆相比，我好像是在“前线”，但和距日军据点只有一二英里的我军部队相比，我这距敌军15英里的地方，却被认为是“后方”。这里进行的战斗，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斗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般不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遭遇战。我们主要目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消耗敌人的力量。我们的部队经常袭击铁路线，破坏敌人的交通，对敌人据点发起突然攻击，一次至多消灭一二十个鬼子。但这种“游击战”有其优点。主要是我方很少有人员伤亡，却可以把敌人的大量兵力牵制在这里。在消耗敌人的同时，我们还能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炮和枪支来加强自己的装备。这样敌人就难以控制这一地区，也无法利用当地的原料，却能使我们的人民提高斗志，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日本人怎么办呢?首先是设法保护他们的交通，挖沟、架铁丝网等。例如他们在平汉铁路线两侧挖了10英尺深的壕沟，还沿着壕沟筑起了10英尺高的一道墙。其次，就是约一年两次调集大部队对我们进行“扫荡”。在敌人“扫荡”期间，我们就背着行李躲到山里去。这种“扫荡”持续长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们每天晚上在山里行走，白天藏在山顶上。最后敌人疲倦了，厌烦了，便撤走了。那时我们再回去工作。 　　我已提到，国际和平医院由我负责。该医院附属于卫生学校，约有200张病床。学员们在医院里实习，另外还有门诊部。教员们都是在中国和日本学习过的年轻人。由于四面都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医药供应不足，只好尽量利用当地的中草药。他们甚至找到了可以代替奎宁的代用品，据医院临床试验，对治疗疟疾的有效率达60％。学校的教员中有一位是在维也纳读过医科的奥地利医生。 　　我不了解你们的近况，我甚至无从想象，绍拉普尔的“柯棣尼斯住宅”发生了什么事情。据最近收到的电报看来，维塔尔好歹已找到了工作。希望妈妈和全家人幸福快乐。我不一一另外写信了，因为我不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身体很好。至于我回印度的事，现在我还说不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需看时局而定。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而且不会很久。 　　向大家问好! 　　1942年10月15日 　　国际和平医院 　　亲爱的希拉： 　　我写给你的那些信不知你是否收到。我仍旧在负责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从1940年1月开始)。敌军大约在10英里外，我们处在他们的四面包围中。当敌人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时(我们随时准备着应付这样的袭击)，我们顷刻之间就能转移，并将病号隐蔽到敌人不敢去的山里。现在战争已经打了5年了，中国仍在坚持战斗——不但坚持住了，而且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我没有写信给亲爱的妈妈、曼凯希和维塔尔，因为他们现在何处，近况如何我都不知道。我身体很好，这里非常忙。 　　1942年10月15日 　　葛公村 　　亲爱的巴苏： 　　听说有一批士兵和干部短期内即将返回延安，我便把这封信交给司令部，请他们带给你。 　　冀中的反扫荡刚结束，从平原来的部队都已转移到这里的山区。在平原地区仅限于打游击——我们的部队分成人数很少的小组，隐蔽在敌占区的村子里，向敌人的官兵发起突然袭击等。我们这里已准备好随时应付敌人的“扫荡”——任何时间只要一声令下，在3小时内便可整装出发。在今年的“扫荡”中，冀中形势严峻，但我们的部队打得非常出色。那些被俘日兵所做的工作是这次战斗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不仅参加实际战斗，而且还从事大量的宣传工作——与日伪军军官在电话中对话，邀请他们来吃饭，向他们宣传。听说这种宣传效果很好。 　　卫生学校已不再训练护士和药剂师了，同时为了应付当前形势，医院也缩小了规模。现在我已不负责外科病房的事，而忙于行政工作。我已经开始给学员讲授外科学和X射线。我为他们写的那部“外科学”，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 　　急等你的来信，并想知道你今后的计划。我打算今冬岁末回延安。真希望你那时仍在延安。印度局势混乱，不知以后如何发展。没有鲍斯和罗易的消息。 　　请将附函按地址一一转交。 　　①《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306页。 　　②《聂荣臻传》，第302页。 　　③《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506页。 　　④1941年1月4日，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⑤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办人。 　　⑥原载晋察冀军区《子弟兵报》。 　　⑦郭庆兰称柯棣华为“柯棣”，是她对柯棣华亲热的称呼(即爱称)，这是我采访郭庆兰时她向我解释的。 　　⑧指李得奇大夫。 　　⑨指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作者 　　⑩S.S.Khot即莎罗吉尼·S.科特大夫，原名希拉·桑塔拉姆·柯棣尼斯，系柯棣华大夫的大妹。——作者 　　(11)1942年8月8日印度国大党孟买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提案。——作者 　　(12)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白求恩大夫1939年11月12日去世后于1940年2月16日命名的，此处日期有误。——作者 柯棣华/任鸣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