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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苏日记摘抄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

编者按：原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比·库·巴苏大夫在华期间的日记，原名《中国之行》(随医疗队来华的一位印度人的日记，1938—1943年)，这是从日记中选录的一部分。 　　1938年9月1日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即将开始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活，一种充满艰难险阻的生活，一种只有少数几个印度青年才能得到的有益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今后的岁月就象翻开历史的篇章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应当经常努力记下各种事件以及我对这些事件的想法。临行前在豪拉车站上一位朋友所表达的希望仍在我的耳边回响。……“送你这本小小日记本吧，我相信当你一离开祖国的海滨时，就会记下你的每时每刻的想法。” 　　一整天，我们都忙着购买东西，准备行装。下午，我的大学老朋友德·木克大夫带我到一位孟加拉籍工程师巴尼杰先生的住处。在那里我们共进了可以说是最后一顿孟加拉饭菜。我们还跟着留声机一起唱了印度国歌。晚上九点我们到了贝拉德码头登上了拉吉普塔纳号海轮，——一条光彩夺目的大船。我们三个年轻人即将乘这条船第一次远涉重洋到国外去。我们到船上比较早，以便看看所有的行装是否都装上了，六十三箱药品和外科手术器械是否都装好了。 　　很多人前来送行。其中有奈都夫人，胡蒂·辛夫妇，孟买纪事报编辑布莱维先生，共产党的布加里同志，副领事张先生，还有一群高唱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国孩子们，他们都一直等到船出港才离开。他们还送给我们很多花环。柯棣大夫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他的船舱里摆满了鲜花、花环和贺电。他年迈的父母亲也为我祝福。我多么羡慕柯棣有这样心胸开阔的父母和亲戚呀! 　　午夜十二点整，拉吉普塔纳号海轮启锚了。我们站在上层甲板上，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亲爱的祖国和聚集在码头上的人挥手告别。半小时后，在我们回到自己的船舱睡觉之前，我们最后望了一眼闪耀着簇簇灯光的孟买城的轮廓。 　　1938年9月13日 　　船朝着东北方向穿过南中国海，平稳地向香港驶去。自从我们在新加坡度过了兴奋的廿二个小时后，船机不停的嗡嗡声，浩瀚的大海和前两天船上的生活常规，使我们感到单调无味。尽管这样，我们还利用时间做些有益的事情。在游戏，吃午饭和午睡的间隙里，我贪婪地读着可以在船上图书馆借到的任何新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使得冀博士忙个不停。而柯棣尼斯大夫则拿着他的笔记本和铅笔不给王先生一点休息时间，让他教汉语! 　　今天早上我们感到战争地区的气氛了。当我们经过几艘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时，我们注意地看着这些船只和我们所乘的船之间的旗语和忽闪忽闪的灯光信号。我们倚着栏杆，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旗子上的白底红太阳，这就是日本的战争机器。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到达香港，摆脱船上局促的生活，我实在感到兴奋。 　　1938年9月30日 　　在四川饭店(武汉——译注)，举世闻名的八路军首长为我们安排了晚餐，啊!我怎能描写出我们所有参加晚餐的人的兴奋心情呢?我的英语不好，可是语言阻碍不了我们互相了解。有一个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小姐，她饱经风霜，非常热情，胸怀为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她逐字逐句地翻译了我们的话，不仅如此，还译成了流利的德语。然后，为了便于主人的了解，一个聪明、泼辣的德国妇女安娜王夫人把我们的话翻成了中文。叶剑英将军、凯丰、董必武和王炳南先生(王是反希特勒分子安娜的丈夫)。性格活泼、精力充沛的苏联塔斯社经理，俄罗斯人罗格夫同志给我们这聚会增添了不少的幽默和欢笑。在大家一次又一次为印度独立祝酒时，我们很快就放声歌唱，用英语唱《红旗》，法语唱《马赛曲》，俄语唱《空军之歌》，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过黄河》和德文唱《国际歌》。我们唱完《敬礼!祖国》后，我答应唱一支由革命诗人卡兹塔拉罗耳·伊斯拉姆作的著名的孟加拉进行曲。当这首歌的歌词译成中文时，叶将军惊奇地说：“他们允许你在印度唱这首歌吗”?叶是闻名的广州公社领导人之一，能说英语。当我直接向他转达了印度共产党的问候时，他举起紧握的拳头表示感谢。留着飘然下垂胡子的董必武同志的风趣话，使四川饭店的木屋里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气氛。当我们不好意思唱歌时，他假装严肃地说：“八路军唱歌是认真的，你们在为八路军服务是认真的，因此，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的八路军战士的话，你们也就必须唱。”在听说我们的费用主要靠印度人民一分钱一分钱积攒起来时，瘦小的、看来有病的凯丰同志高兴地笑了。 　　这是一次真正的国际性聚会，我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充满着这样精神的聚会。语言和肤色的不同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心的贴近和建立亲密的感情。这与我们所经历的和国民党官员之间的气氛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啊!……当我们深夜回到路德教会公寓时，我们渴望与朱德总司令员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在陕西前线与日本人英勇斗争的八路军在一起。卓克、柯棣和木克更是极力地赞扬他们。 　　1938年10月1日 　　到上午八点三十分，我们已准备好到各医院工作。我们队是这样分工的：我和卓克大夫在第六十四后方医院，柯棣和木克大夫在另外一个医院任外科医生，爱德大夫任内科医生，和他们两人在一个医院。爪哇(即印度尼西亚——译注)支队帮助我们在另一张台子上开始手术。包扎和碎骨复位后，中午回到路德教会公寓换衣服。我们将在八路军办事处与战士们一起吃八分钱一顿的午饭。 　　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致了动人的欢送词，他的讲话由王炳南先生译成德文，然后史沫特莱小姐又为我们译成英文。他说：中国人民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也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中国永远不能忘记印度人民在中国人民需要时所给予的帮助。在你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边，叶将军代表八路军感谢我们，并高度赞扬了在印度激起的对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热情和同情。爱德大夫也应邀用印地语讲话，卓克大夫把他的讲话译成英文，一个从新华日报(党报)来的同志把它译成中文。唱完《义勇军进行曲》以后，我们就开始吃碗里很简单的饭食。命运多么捉弄我啊!在印度我从来没有练习过唱歌，更不用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了。我只有独自在房中和浴室里才唱过歌。但是在这些人眼中，我竟然成了印度最好的革命歌手。也许是艾格妮丝最和我作对，她热情地把昨晚我唱的那首歌的内容赞扬一番，就这样把我推了出来。在我唱歌时，八路军战士赞扬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使我聊以自慰，除了木克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我的底细。我把他们看成孩子，因为这里的军人都是叶将军的警卫员，他们简直都是孩子，看起来聪明伶俐，他们友好的笑容使我们觉得他们更为可爱。 　　1938年10月7日 　　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现在是政府军事委员会群众动员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非常忙。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象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他宣读了一个纸条，仔细地听着党报社的章汉夫同志把内容译成英语，他自己也适时地说一些英语来帮助翻译。最后，他要求每个记者把他们的报道给他看看，哪些话被引用了。 　　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但同时，他又向我们建议，考虑到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北上之前先在国民党区工作一段时间会更为合适一些。 　　1938年10月10日 　　在爪畦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将军和周恩来同志。医生、护士、外科助手、乃至军医署长和市红十字会的大夫，也普遍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我们这些印度人也从救护工作中解脱出来，沉浸在欢乐之中。叶将军向我们走来，为印度的独立祝酒。就连一向不喝酒的卓克大夫也拿着一杯桔子汁和我们一起举杯向英勇的八路军致敬。 　　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同志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嘛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受到这种欢乐气氛的感染——这和我们在印度的经历是如此地不同——所有的人都不愿乘车，我们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很久才返回旅馆。 　　1938年10月25日 　　清晨，刮着寒风，雨一阵大一阵小地下着。我们毫不畏惧，踏上了泥泞的道路，(从宜昌——译注)向西大约六英里的三峡出发了。不久，我们浑身都湿透了。山间小路很滑，随时可能跌跤。为了尽力避免摔倒，我们腿上的肌肉紧张的酸痛。这十二英里的徒步旅行使我们都精疲力尽了。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中没有一个抱怨，甚至连老大夫爱德都没有叫苦。或许这显示了我们每个人的坚强决心，我们以此证明将来我们是有能力和八路军一起战斗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小姐的告诫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除非你每天坚持百里行军，否则，和八路军游击队一起工作你是会感到困难的。”毕竟，我们是不能抱怨今天的艰苦的，这种艰苦和艾格妮丝所说的程度相比是差远了。我们也不能宣布我们自己不合格。我想大家都想去延安。 　　1938年11月29日 　　我们在这个城市(重庆——译注)逗留了八天之久。对于我们来说，这里处处都感到新鲜，但是我并不想动笔写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城市的气氛。阴沉沉，雾蒙蒙，成天见不到一点阳光。我们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和庸懦的官员中的地位已经有些微妙起来。前几天，卫生总署的一位官员来看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走了。似乎没有什么人对我们感兴趣，也似乎无人知道将会把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城里逛来逛去，消磨时间，东看看单调的灰色的楼房和铮亮的汽车，西望望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摆满奢侈品的橱窗。在我们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显然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战争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当然，有时候也会碰到一队队士兵在大街上行走，但是最显眼的还是一大群一大群衣着华丽、口抹朱唇跟西装革履的公子哥儿搭肩挽臂的妙龄女郎。这就是所谓的战时中国的首都。唯一可喜的消息就是林大夫很快就要到来。今天，自香港经河内来的一位外国人告诉我们另一条好消息：他看到有印度和中国国旗标志的救护车和卡车在等候运来重庆。他认为，在成百辆救护车和卡车里面，我们的救护车是最漂亮的。估计再有十天，这些车辆就能运抵重庆。 　　1938年12月9日 　　谭云山教授带我们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处进早餐。戴先生是公认的有名望的佛学家，在国民党领导阶层中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已经巧妙地搁置在一边的延安之行这一问题，而是关于整个哲学观点，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最后，在反驳爱德大夫关于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论点时，戴先生慷慨激昂地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救国的理论。对于中国来说，那自然是三民主义，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 　　与此同时，谭教授已将我们的名字译成了地道的中文，并印在名片上。每人的名字后都加上了个“华”字，尽可能使我们的译名接近中文的谐音，同时还有一定的含意。譬如说，我的名字译成“巴思华”，意思就是想念中国。 　　1938年12月29日 　　昨天，爱德大夫从香港通知我们爱克司光透视机已运到了。 　　今天早晨谭教授带我们去见孔祥熙博士，他是行政院院长。谭教授把我们带到他那儿。他的办公室里有电暖设备。他冷淡地和我们握了握手。我们坐在那儿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强烈的阳光透过窗子直射着我们的眼睛，而他却坐在一个背阴的角落里。 　　借着阳光他可以看到我们的面孔，而我们除了能看到他两腮松弛搭拉下来的皮肉外，什么也看不清。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你们这几位大夫非常想去延安。你们为什么一心想去那儿呢?那儿除了荒凉的山野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另外，你们是从气候温暖地区来的，要去那极其寒冷的地方工作，你们受不了。”要是爱德大夫在场的话，就会狠狠地反驳他的。但是我们婉转地说：“我们是想做真正的医疗工作。我们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正在深受痛苦，他们迫切需要大夫和药品。”他仍想说服我们：“如果你们想搞医疗工作，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或在南方替你们安排工作。至于你们想去看看延安嘛，我可以把自己的飞机给你们用。你们可以飞往延安，住一个星期左右再回到这里来工作。”可是，我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坚持说，印度人民愿意我们去中国人民受难最深的地方工作。他恼火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知和谭教授用汉语说了些什么。我们就离开了。看来我们的计划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9年1月20日 　　爱德大夫是昨天到达的。他对中国政府不愿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汽油感到非常恼火。我们再一次去找政府有关部门，但又被婉言拒绝了。听说，现在连一滴汽油也没有。 　　由于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晚上爱德大夫起草了一份给尼赫鲁的电报，要求多给一点经费以便购买汽油，或者给我们运来去延安所必需的汽油。 　　这份电报及发报费按时送到了电报局，电报局答应给发。我们确信，政府检查官员是不会准许让这封电报拍发出去的。因为它的内容会使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感到震惊。这一招相当成功。今晨，我们的卡车司机从卫生总署带回来一封短信，通知说将立即供给我们尚需的汽油。当局不想在印度公众面前丢脸。 　　1939年1月22日 　　午前，我们终于离开了重庆。晚上到达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内江。昨天晚上，我和柯棣华一夜没合眼，一直在收拾和检查准备用卡车带走的医疗用品。我很钦佩柯棣华的坚强毅力；就在前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家信，告诉他，他年迈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当然非常伤心，但他拒绝听从我们的劝告回印度去。他和我们这些人一样，正热情高涨地准备奔赴延安。他说：“我们来中国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 　　1939年2月5日 　　我们感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那种亲切热情的气氛就象我们在汉口所感觉到的一样。今天，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院里，我们又一次受到了全体驻办事处人员的热烈欢迎。在以前被称为“列宁室”，现又命名为“救亡室”的大厅里人山人海。当林伯渠主席把我们介绍给所有的人们，并介绍了我们在中国访问和工作的意义之后，爱德应邀发了言，他还讲了关于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我们感到他的讲话冗长，唯恐他们会把接踵而来的一部分精彩节目砍掉一些。然而听众们都听的津津有味，这样就使得我们不便于为停止爱德的发言而去拽他的衣角。然后，唱歌开始了，有独唱，有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战歌以及其他红军歌曲在整个大厅里回荡。现在该轮着我们唱了。我们一点也没有象在异国或处在外国观众中间的感觉。从林主席到观众中的小孩子都看着我们，用微笑来鼓励我们。柯棣华大夫开始唱他的马拉地歌曲，接着我和木克用孟加拉语唱了歌。爱德大夫朗诵了一首乌尔都语诗……当晚，我们情绪高涨地哼着《游击队员之歌》的调子：“没有吃，没有穿……”返回了宾馆。 　　1939年2月12日 　　上午，我们观察到这里有部队集结，决定尽早动身以避免空袭。可是汽车就是发动不起来，我们只得烧水浇机器来加热发动机。公路在高原上婉蜒，时而又跌下深谷。我们一小时只能行进八至十里。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经过富县到达离延安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庄甘泉。我们现在到了边区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计划中要去的并且几个月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地方。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朝圣者。在旅途的最后两天，我们碰到了成队的青年男女艰难、疲惫地行进着。他们有的徒步，有的搭乘他们所碰到的车辆。为了到达指引民族取得胜利的真正的革命中心延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告别了他们在很远省份的家庭而奔波数月。有时，我们同情这些一拐一拐地走着的还很年轻的男女。我们试图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搭乘我们的救护车，但是他们有礼貌地谢绝了。 　　空袭了。我们在村外边停住了。听见飞机来了，我们就分散隐蔽在附近小山的小沟渠中。空袭结束后，我们就在当地的一家饭店里吃饭。我们注意到在墙上孙中山先生画像两边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石印象。好奇的村民们围着我们，他们善意的微笑流露出对我们的欢迎。村里的街道和矮草房显得非常干净、整齐。一个从延安骑马来的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在下午三点以前赶到延安，因为在那里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饭才吃了一半，我们又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我们迅速地离开了村庄奔向延安，一路上警惕地注视着天空。然而我们没能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到达延安。路上的条件虽然好了些，但仍然是很困难的。为了要修一条通往延安的路基，一座山的整个一段必须铲平。座落在路旁的人口稀少的小村庄，虽然外表很穷但都很整洁。墙上贴着欢迎我们的中英文标语。村民们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在我们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向我们招手表示欢迎。山顶上一座壮丽的宝塔映入眼帘，我们进了延安峡谷。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一些同志叫住了我们，因为空袭了。我们只得分散卧倒。 　　因为警报，欢迎会不能举行了。我们过了河，沿着通往南门的路走着，两千多群众举着标语欢迎我们。边区政府和其他机关，包括八路军卫生部的代表，排成一里长的队伍，迎接我们走进遭到严重轰炸和破坏的延安城。我们在一个合作饭店里休息——这是在破坏了的城内仍然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饭店当中的一个。 　　我们被安置在南门外的交际处。这个交际处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座在山坡上的窑洞城。由于黑天走滑的山路不习惯，我们艰难地攀登着。 　　路易和唯一在八路军工作的外国大夫马海德并肩走回他城里的窑洞。 　　1939年3月15日 　　在我患病的最后一个星期，卫生部姜部长和马海德大夫等各方面的同志前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看了病。由于背部的剧痛，我受苦最甚。我不能走出窑洞，他们决定等我们的病治好了再到各自工作的地方去。 　　今天早晨，我们去拜访了毛泽东同志。他在窑洞里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的窑洞座落在这个遭到轰炸过的城市的西角。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很想更多地知道印度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同志邀请我们与他共进便餐。我们发现他跟我们一样很喜欢吃辣椒。他说这是文化上的一种联系。我们读过许多有关毛泽东同志故事的书。开始时，我们感到很拘束，但毛泽东同志友好热情的举止与幽默的谈吐使得我们在他面前变得很随便了。我们也和他一起愉快地谈笑起来。对此毛泽东同志报以纯真的笑声。下午我们就回来了。我们感到很骄傲，我们见到了一位任何国家都会引以自豪的领袖。 　　1939年7月4日 　　我们很高兴地从魏大夫那儿得知党中央批准了我和柯棣华大夫去前线。前天，陈司令员带我们去中央礼堂看了一场京剧。在那儿，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告诉我们王炳南同志和他的妻子现在在重庆，他们都很好。陈司令员是在前线率领游击队反击日本人的战斗中受伤的。最近两个月在我们医院治疗。现在，他受伤的胳膊已经痊愈了。他的部队将帮助我们在山西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因此，他也给我们做了报告，谈了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应注意的事项。今天下午，在南门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所有将去前线的人都参加了。这确实是个大集会。在我们看起来，似乎延安人口大约一半都将开往前线。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林伯渠和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这个大会。他们解释说，国民党的亲日派已经控制了政府。他们既不打日本，也不坚持抗战。并强调说，在日本人后方建立起牢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必须用更多的经过训练的干部来加强根据地的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敌人的目的。 　　我们深受鼓舞地回到了卫生部的窑洞里。 　　1939年9月8日 　　昨晚爱德大夫回来得很晚，给我们讲了会见毛主席的经过。英、法的飞机已经袭击了柏林。华沙撤退了。由于国际形势，尼赫鲁应召返回印度。(尼赫鲁于8月下旬来华访问，曾与毛泽东主席相约访问延安。——译注)他已到达成都。战争偏偏在这时爆发，真令人遗憾。正当我们议论这些事时，传来了熟悉的敌机嗡嗡声。我们数了一下，有十六架飞机由东边飞来，后面跟着一批B29。尽管我们离延安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仍可以听到沉重的爆炸声，窑洞的窗户纸剧烈地震动着。他们猛烈地轰炸延安。我们爬到山顶，看到烟滔尘浪，从延安方向滚滚而来。延安象往常一样只是一座空城。只有一头迷路的毛驴和一名伤员，但在城外不远的窑洞里有一些伤员。一颗炸弹正巧落在靠近窑洞门外的地方。虽然所有的人都已躲到了互相连通的地道里掩蔽起来，有些人还是受了轻伤。日本旧内阁已经垮台。这次轰炸是以阿部为首的新内阁上台的预兆吗?下午当我们正在治疗那些轻伤员时，胡耀邦同志走来说，四千名日军已经在黄河东岸集结起来，正准备渡河，进攻延安。他们正在把陕西的旧驻军换上新的军队。这次轰炸可能是进犯的前奏。 　　1939年9月23日 　　柯棣华深夜才从延安回来，带回了他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战局的新闻：半个波兰被德国占领了；甘地支持这一战争，尼赫鲁也说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埃德加·斯诺已到达延安会见毛主席；詹姆斯·贝特兰姆参加了英国军队等等。我们问柯棣华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说毛主席邀请他共进晚餐。毛主席亲自准备的饭。爱德大夫兴趣盎然地问道：“好吃吗?”柯棣华说：“好吃。非常好吃。”爱德一向以他的烹调技术自豪，他说：“我早就说过，每一个领袖都是一名好厨师!” 　　1939年10月29日 　　我们来到杨家岭跟毛主席说我们想到前线去看看。后来毛主席与我们共进午餐。王稼祥同志和他的夫人朱仲丽大夫也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王同志说在晋东南的朱德总司令非常希望我们去那里工作。 　　1939年11月3日 　　我们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告别宴会。跟他们分别是难受的，因为在这几个月中，我们同他们相处得非常亲密。难怪柯棣华大夫在用中文致告别词时眼睛都湿润了。 　　1939年12月21日 　　今天早晨，在孙部长陪同下，我们骑马走了三十里到达一个靠近武乡的村庄，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我们把马拴在农民的土房前面。有些农村妇女在屋子外面磨面。我们看见一个显得挺老的人从屋里走出来。他布满皱纹、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笑容。他伸出双手向我们表示欢迎。开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衣着简朴的人就是朱德总司令。他热情地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不过是一家农民的屋子。我们发现墙上挂满了华北、中国、亚洲和世界地图。地图上插满了不同颜色的小旗。炕就占去了屋子的一半，所有的家具只不过是几把椅子、一张小桌和一盏煤油灯。总司令通过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女译员龚澎和我们交谈。他谈到了游击战争对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性，这种游击战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一种手段。他还简单明了地对我们说，八路军不仅在山区而且在平原使用游击战术。跟他一块儿在村里的合作饭馆饱餐一顿后，我们被领进了另一间农民的小茅屋里，这间小屋就在一条结了冰的小河对岸。 　　1940年1月3日 　　我们得知已经为我们拟订了一个八个月的计划。在这儿停留的头两个月，他们将为我们提供机会，使我们了解更多的八路军所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然后，我们将被派到不同的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同时，我们将有机会学习八路军的战术和组织方法。我们三人对这个计划都很满意，因为我们想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印度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从正在积极地为解放事业而战斗的人民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对我们三个印度人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 　　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安排了我们参加一系列政治部各个部门的会议和会见。 　　在迎接新年的大会上，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进一步鼓舞了我们。在讲话中，他展望六亿中国人民同四亿印度人民的团结，连同一亿两千万苏联人民，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支力量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堡垒。 　　1940年2月20日 　　今天早晨，副总司令彭德怀到这个团来视察。看到我们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很高兴，用眼神向我们表示鼓励。从他的讲话中使我们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正走向反动。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的责任就落到八路军的肩上。 　　1940年5月1日 　　冀南军区。前天，在军人和农民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我和柯棣华讲述了在英国统治下印度人民的状况。老百姓听得惊呆了。噢，原来除了日本人外还有其他帝国主义者压迫人民。与往常一样，会议结束时，宣传单位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1940年6月3日 　　整个下午，程子华政委向我们讲述了冀中部队，即众所周知的第三纵队是怎样在反日侵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强烈的抗日要求，但缺乏领导。共产党派遣了组织者，八路军派遣了军官。这些零散的武装逐渐地集中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军队在同心协力地同敌人斗争中飞速地壮大起来。人民对抗日政府的建立增强了信心。在人民的强大团结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则关于一个回民支队的有趣新闻。这一回民支队在与日本人作战中的勇气是很典型的。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穆斯林，他们渴望被收编到抗日军队中去。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习惯，饮食和宗教风俗，他们单独地被编入在一个支队里。 　　程同志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从他的右前臂仍然可以看出他在过去的日子里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枪伤使他前臂和手指终生残废。另一位党的领导彭真同志述说了共产党的发展史及其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影响。不久前，他是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他在北平监狱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的监禁。 　　1940年8月19日 　　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一直在五个军分区的各个医院里做手术和其他医务工作。我们还出席了为改进医药卫生工作召开的、有整个地区全体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医药卫生会议。 　　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很好地发挥着作用。它正在培训大批学生。一年多以前白求恩大夫还在世。这所卫生学校就是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从一个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培养了一批医生。江一真大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已成为一个技术非常高明的外科医生，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那儿还有一些很有才干的教员。有一个协和医院培训出来的戴眼镜的年轻护士，是教护理课的老师，她的英语讲得很好，名叫郭庆兰。柯棣华大夫和我很喜欢师生们那种朴实诚挚的气质，我们决定留在这儿做些工作。 　　1940年8月26日 　　柯棣华大夫每天都忙着帮助江一真大夫做手术。在休息的时候他学习中文。有一天他说肚子痛，并且总觉得饿。他说他在大便时排出几节绦虫。即使在一个地方连续休息，又有很好的食物，也无助于增进他的健康。我们很担忧。感染上绦虫真是太糟糕了……手头没有能为他治疗用的西药。我们试用过煎石榴根汤来治他的病，但是没有疗效。 　　1940年9月15日 　　我们感到一种激动人心的形势即将在全地区发展起来，人们谈论着我军就要反攻了，但是在中国另一个战场上的战局却陷于停顿状态，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对日本人作战，他们或者同日寇勾结或者干脆投降。 　　我们象其他人一样，也想参加战斗。根据白求恩大夫的教导，医生决不能等候病人，而要到他们当中去。在山区输送重伤病员有很多困难。由于伤口坏疽、出血，或是路途颠簸，伤员送到根据地医院时，其中有一些已经死在途中。白求恩大夫曾经组织过医疗队在前方工作。柯棣华大夫被批准参加一个医疗队，我被批准参加另一个。 　　1940年10月13日 　　柯棣华和他的巡回医疗队一起，也从第四军分区回来了。我们收到毛主席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让我们立即返回印度，原因不清楚。我们讨论了这件事，并决定我回延安问清详情。柯棣华大夫愿意留在当地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我在动身前和柯棣华大夫告别，并答应到延安后马上告诉他返印原因和我的决定。 　　在旅途同行的有叶部长和其他十三位同志。 　　1941年1月 　　从前线回到延安后，在12月我有机会见到了毛主席。从印度来的电报只叫我们回去，而没有讲清原因。在今年年初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向他汇报了我们俩的决定。我和柯棣华互通了几次电报。他同意留在晋察冀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赞成我留在延安的卫生部搞外科门诊工作。 　　国民党刚刚一手制造的背信弃义的新四军事件，使整个民族满怀忧愤，艰苦的日子还在前面。我和柯棣华决定与八路军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勇敢地面对这种局势。 　　(译文由左焕宓校)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