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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妇女的行列中，大约有十位妇女已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我认识其中的六位。 　　两位是著名的先驱女作家：冰心和丁玲。冰心生于1900年。从1934至1935年，她是我在北京燕京大学的一位朋友和邻居；她写了她自己的身世，从日本寄给我。丁玲生于1906年，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自传。 　　两位是国民党早期领导人的遗孀，孙逸仙夫人和廖仲恺夫人。自1931年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孙夫人的朋友。她当时孤独而郁郁不乐，在上海法租界过着流亡生活。但她却在一片黑暗中高举为实现公民自由而斗争的火炬。1938年在香港孙夫人把我介绍给廖夫人何香凝。何香凝生于1876年。1949至1959年，她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她儿子廖承志于1959年接替了这个职务，虽然他母亲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唯一的女副委员长。廖承志向我讲述了他父母亲的经历，同时也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我不得不于1937年到延安作一次冒险的旅行，去了解两位起领导作用的女共产党人的经历，同时也想了解其他三十几位共产党人的经历。蔡畅生于1900年，从学生时代起就是毛泽东亲密的朋友。蔡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夫人。她当选为拥有七千六百万成员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邓颖超生于1903年，她当选为这个联合会的副主席。这个组织后来改为全国妇女联合会，但她们仍担任这些职务。 　　我认识的除上述这六位妇女外，还有两位同时代的妇女。一位是蒋介石夫人，她生于1901年，是传奇般的宋氏三姐妹之一；一位是冯玉祥夫人，她生于1896年，自1949年起担任卫生部部长。1938年宋氏三姐妹一起在中国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如果没有她们的影响，这些合作社是根本不可能创建的。 　　这十位妇女中剩下的两位妇女是最后一位女皇——满清政府的慈禧和爱国女士秋瑾。慈禧死于1908年。秋瑾是在1907年被满清政府杀害的。 　　实际上，这十位妇女可能被称为中国自开始实行缠足起的一千年来的主要历史性人物。妇女缠足这种大规模的肢体摧残程度的只是到1911年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取得一定成功之时才告结束。 　　在我谈及的十位妇女中，有八位妇女仍活着，在这八位妇女中，除了丁玲，全都以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婚姻一夫一妻制的光辉创始人身份，赢得了一定的名望，享有相当的威信，造成了可观的影响，她们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内敢于冒险的先驱者。这些模范夫人不仅是清教徒，而且个个都是恺撒的妻子，不容受到怀疑，尽管美丽的妇女在公共生活中，从来是逃不掉恶意诽谤的。 　　这十位妇女有四位妇女是新教徒，在美国受过教育——宋氏姐妹都是威斯利安大学和韦尔斯利大学的毕业生；冰心是燕京大学和韦尔斯利大学的毕业生；冯玉祥夫人是第三代新教徒，父亲是一位牧师，她本人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位负责人。 　　这十位妇女有五位是当时倾城倾国的绝代美女。她们都是极有魅力、才智横溢、能力非凡的妇女，能够吸引和控制常人难以对付的男人。那些生来没有容貌美丽这种难以估量的优势的妇女，在人品、才能、智力、勇敢、正直和个人魅力方面得到了弥补。 　　这十位妇女，每个人无一例外都过着充满危险、苦难和紧张的生活，需要她们具有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固有的那种生存和稳健的民族本能。两位起领导作用的女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都患了几乎致命的肺结核病。冰心在她的很大一部分写作生涯中，也遭到了这种令人畏惧的疾病的折磨。由于过度的劳累，她们中间有些人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程度。 　　为了得到崇高的地位，这些妇女必须具有绰绰有余地应付几乎一切事物的天赋。她们必须建立尊重妇女、尊重妻子的原则。宋氏两姐妹和秋瑾，必须在一个把第二个妻子视为小老婆的国家里，建立现代的离婚原则。中国的两位总统，只有在他们同旧式的妻子办理了得到保证的合法离婚手续之后，才同宋氏两位姐妹结婚，然而两姐妹都第一次当上了共和国第一夫人，她们的尊严和人格，赢得了人们对她们作为第一夫人权利的尊重。 　　那位女皇实际上是一个小老婆。 　　这些妇女的成功，大部分是富有高度浪漫和高度冒险的生活。她们的生活同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她们帮助缔造了历史。她们是在一个杀害女婴、实行奴婢制和宗教祖先崇拜的时代与走向现代妇女生活地位之间建造悬臂桥的设计师。在这座悬臂桥的桥柱下面，有成为牺牲品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她们通常是为了未来而献身的少女。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1933年广州的平民百姓普遍认为，这座新悬臂桥的工程师们活埋了大批女婴，作为给这项事业带来好运气所作出的有神奇作用的牺牲。     　　法国文艺和沙龙妇女的典范、圣女贞德及其传统的影响，不仅传到世界其他地方，而且也传到中国。1923年正是这种影响使蔡畅变成了一位共产党人。当时，她同她的朋友周恩来、现在的外长陈毅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法国留学。现代中国女英烈秋瑾，在她最著名的诗中说：“我们要走圣女贞德的道路。”孙逸仙夫人被称为圣女贞德和中国的民族良心，也是中国的雷卡米埃夫人，她为了她的事业，把当时的自由派思想家(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聚集在她的周围。丁玲有她自己的聚集艺术家和作家的沙龙；她仿效的是乔治·桑、莫泊桑和都德。第一位女共产党领导人向警予是在法国留学时入的党，后来，在1928年隐藏在汉口的法租界，法国的领事馆企图保护她，但最后还是被引渡出来，并且马上遭到处决。 　　这十位妇女中只有一位在莫斯科留过学，她就是蔡畅。她于1924年在莫斯科留学四个月。 　　共产党人极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甚至也反对写个人传记，但他们的女领导人却仿效了圣女贞德的传统，甚至有个别人还能指挥部队，比如朱德的夫人就是一例。朱德夫人在她出生后刚满一个月就被当做婢女送给了人。陈少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位游击队指挥员，1956年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雪红十二岁被当作婢女卖给人家当小老婆。从1949年到1958年，她一直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1958年她被划成“右派”，革了职。 　　我在青年时代在中国结识的一些密友现在都成了外交部的燕京—清华帮。1934年至1935年，我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我的前夫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当时历史的车轮已停止转动，形势处于低潮。我们忍不住伸出手推动一下这无人驾驶的车轮，使它朝着抵抗日本的方向前进一步。燕京学生自治会开始了十二月九日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已成为一直到1949年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六个重要时期之一。黄华是当时男学生领导人之一，他后来当了西欧和非洲事务司司长，在日内瓦会谈时当发言人。 　　领导“一二·九”游行的燕京学生自治会中的女学生有龚普生、李民和常书义。龚普生成了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副司长；她的妹妹龚澎成了新闻与研究司司长。她们姐妹俩都是同她们在燕京的同年级同学结的婚，一位现在任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是部长助理。 　　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女学生英雄陆璀，过去一直藏在我们的小房间里，她后来成了拥有七千六百万成员的妇女联合会总书记。 　　我们在“一二·九”学生事件之前认识的另一位学生领导人是杨刚，她成了中国的重要的女新闻记者，同时还担任妇女联合会的书记。 　　1935年开始出现了走向成立联合政府的趋势，并导致了1949年政府的建立。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在接受美国教育和西方化的燕京——清华大学学生，同左翼和共产党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言而喻的联盟。在公社到来之前，“民主”这个词被写进群众组织那罗嗦累赘的名称里。 　　1938年我开始产生了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最初想法，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为之进行了筹划和组织；后来，埃文斯·卡尔森上校把“工合”这个词作为南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呐喊收进了英语字典。在印度，尼赫鲁为我写的关于合作社的书——《中国的民主在发展》写了序言，并进而开始在印度鼓励建立这种工业。埃德加·斯诺还为我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书写了序言，他说：“今天在中国各地数百家繁忙的自力更生工场里实现的工业合作，首先是尼姆·韦尔斯①想出来的。”这种主张传播到了其他国家。1946年在东京日本人给它取了“尼姆·韦尔斯缝纫合作社”的名字。建立手工艺和小型工业合作社，对解决节育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合作社在使妇女自食其力的同时，还可以照料家庭。最重要的是，这些合作社帮助人们消除了要建立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以便将来有人养家养老的思想。这样，参加合作社的女社员就有了经济地位，不用急于建立一个多儿多女的大家庭。 　　对中国人来讲，持异议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但在帮助中国妇女提高地位方面，西方树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性纪念碑。同中国保持联系的外国妇女和男人，特别是那些传教士，利用各种机会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他们的婚姻和联合企业，都是现代中国人试图仿效的一种模式。他们的教育机构具有巨大价值。 　　在这方面，我感激走在我前面的两位朋友和先驱者。来自美国斯沃思莫尔和布林马尔的奥尔加·兰博士撰写了一本标准的教科书：《中国家庭和社会》。承蒙她为我读了这本书的原稿，并修正了一些错误，她还允许我使用中文资料，还为我把有些资料从德文翻译过来。艾达·普鲁伊特是我在1933年结识的一位老朋友，在建立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战场上，她一直和我并肩战斗，曾多次同我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我还愿借此机会对赛珍珠表示谢意。她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帮助我改变对那个受到世界上许多人误解的国家的愚昧无知方面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我感激她和她的已故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对我从事的各种研究工作所给予的友好关怀。他是一位编辑和报刊出版者，他通过他做的大量的工作，使世界其他国家更多地了解了亚洲，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仅次于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俩还帮助创办了工业合作社。 　　我在进行专题研究方面还得到了何梅生和李民的援助。李民是我在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的一位老朋友。在中国，我雇了一位专职翻译兼秘书，另外还有许多中国人不时地帮助我口译和笔译，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都非常感兴趣。我感激耶鲁大学图书馆，我使用了这个图书馆保存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丰富的资料。我还感激耶鲁大学帮助过我的各方面人士。已故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博士曾看过我这本书的原稿，他是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所长。马丽·赖特是耶鲁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位正式女教授，她向我提出了令人高兴的建议，建议我把这本书的原稿寄给海牙摩顿公司。耶鲁大学人种学家和皮博迪展览馆馆长科尼利厄斯·奥斯古德博士是一位研究中国和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他也看过这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性建议。 　　要在一本书里谈对现代中国重要妇女进行的全面调查所可能包括进去的全部人物是不可能的。对于了解国民党的历史有补遗作用的次要人物，将包括陈佩春和郑素梅。在教育界，曾宝琛和吴贻芳都是才华出众的人物。吴贻芳的生平早已出现在马丽·恩迪科特写的《照耀中国的五颗明星》一书中。史良女士担任了1949年在北京成立的政府司法部部长。还需提到的几位其他领导人是赫尔曼·刘、索菲娅·陈、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长蔡葵、鲁迅夫人等人。这些妇女都是开辟新道路的一代先驱者。我在中国认识了其中一些人，但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了解她们的生平。至于年轻的一代妇女领导人，现在还不是评价她们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的时候，再说其中有些人我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成为重要人物。 　　我在1931年一踏上中国国土，研究中国妇女地位问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当时，我对中国的传统是最格格不入的了，中国使我更重视我自己的背景。我从未感觉到我有被中国人同化的危险——凡是想来了解中国人观点的人，都会有这种并非不平常的命运。我发现，按照我自己的观点同中国人打交道是行得通的。三十年代对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伟大的年代——是中国在决策和对西方的友谊方面极捉摸不定的年代，每天要发表什么意见或是到什么地方去，都是一种冒险。 　　不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形式，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恰好相反。为了弥合这一差距，就要清除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仍存在着的部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 　　海伦·福斯特·斯诺 　　①尼姆·韦尔斯是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笔名[译注]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