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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的解放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的缠足时代历时近一千年，从宋朝(公元960年到1279年)初期一直到孙逸仙博士领导的1911年革命。孙逸仙博士是一位新教徒，娶了著名的、受美国教育的卫理公会教徒宋氏家族的女儿为妻。总的来说，缠足在1911年就停止了，但在某些地方，在落后的农村，却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今天，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水利部长、司法部长、监察部长、华侨事务主任、纺织工业部长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都是妇女；蒋介石夫人的姐姐，令人肃然起敬的(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女士，是国家六个副主席之一。”这是《纽约时报》1957年的一条消息报道的。该报道还说：“有二千四百名妇女在大专学校任教；三名女科学家最近因她们的研究工作而得到了荣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百分之十二的代表是妇女；所有司法人员七分之一是妇女；每一个农业合作社必须至少有一位妇女参加管理委员会……” 　　其他的成就包括：积极方面是，有了投票权(人们这样叫是很有意思的)，为目前三百万挣工资的妇女大军争得同工同酬，到五十岁退休，拿原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退休金；消极方面是，摆脱了旧制度可恶的社会弊病：强迫婚姻、婆婆传统的暴虐管束、伦落在“花花世界”的上海的童妓、旧作坊和工厂难以形容的强迫劳动状况…… 　　可悲的批评是……牺牲了所有女性的标准和价值观，剥夺了人类的各种自由和个人冲动……工作、衣着和外表都同穿蓝色制服的男子一个样…… 　　女工有八个星期的产假，工资照拿。在工作时，女工每隔四小时有半小时的喂奶时间，如果婴孩必须随身带到工厂并送进托儿所的话。刻薄的人认为，这样耽误生产，因此成了毛主席决定支持实行有组织的节育的部分原因…… 　　现在还不可能估计中国母亲的解放——以及她们转而从事工厂工作——将对中国传统来说组织严密的家族生活带来的影响。西方观察家们认为，打破家族单位是北京政权采取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即使这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来说是第二位的。但是，根据一项客观的估价，人们必须承认，今天党的官方宣传高度重视致力于家庭团结、纪律和效忠。不照顾年迈父母的子女被送上法庭，受到罚惩。不断强调的是诚挚的孝敬之心。” 　　这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所作的简明的概括。这个外国新闻记者对过去的高领、修长、两侧开衩的丝绸长袍的消失感到遗憾。他的简明概括还没有包括这样一个评论，那就是中国妇女百分之九十穿的是自古以来就一个样的靛蓝色裤子。配上式样略有不同的上衣。它也没有说，在上流社会的一些分子当中一向穿长外衣的男人，现在第一次把腰部以下的衣裳塞进裤子里。 　　上述的报道进一步详述说：“现在有三百万妇女担任文职人员或是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以及在教育、文化、医药和公共卫生领域工作。有一百五十万以上是手工业合作社的实际成员，而且最后的一个惊人数字是，现在有一亿一千万人以上属于农业合作社，积极参加农业工作。现在有十万名以上的妇女在北京工作，是该城解放时数字的二十倍以上。他们包括二千四百名大专教师，是1953年的两倍。现在每四名教师就有一名妇女，而且有六百名妇女是大学讲师与教授……人们发现城市街道委员会的实际成员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是妇女。县里，甚至整个省，任何一个乡人民政府、任何一个农业合作社都有妇女成为它的高级官员。二十五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初步选举结果表明，1956年妇女当选地方人民代表的比例，已从1953年的百分之十七增加到二十二点五。” 　　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五百四十二名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在这个缠足之国，所有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就在写上述这些情况的时候，在1957——1958年，开始了中国人所称的“大跃进”。到1957年，几乎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合作社、农场和工场，城市里的现代工业除外。城市的现代工业，不是国营的就是公私合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 　　在妇女的历史上，一个最令人惊奇的事件是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是1958年从合并合作社发展起来的，1958年的下半年便遍及了整个中国。 　　使四分之一的人类在十年之内发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杠杆作用的支点是什么?这个支点就是地球运转的轴心——妇女的地位。土地改革时，妇女同男人平等地得到了她们的一块土地，使得男人所拥有的土地一分为二。接着妇女为成立合作社而放弃了她们的所有权，以换取有平等的一份报酬，不过报酬按工分支付，而且以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支付给全家。在公社里，每个妇女直接以工资形式得到报酬——同工同酬。在执行这项政策的同时，还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以致妇女劳动力在中国一千年来第一次得到了解放。 　　公社成了国家需要同改善妇女地位需要的汇合点，这决非偶然。当事情变得很清楚，显然无法买到或者也买不起大机器的时候，国家就全力以赴，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利用妇女劳力，以不仅代替新机器，而且也代替新的资金。由于同样的原因，在1956年和1957年推广的节育几乎给制止住了。公共托儿所代替了节育。妇女负有双重的任务：建立新的工厂，同时又自身成为生产新的劳动力的工厂。她们愿意甚至切望为解放达到新的高度而付出这一沉重的代价这一事实，就不言而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妇女史是一段悲惨的故事。 　　公社不仅给中国人、而且给其余的世界提出了若干根本性的问题。公社这个概念涉及到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身。 　　大自然在中国人公社热达到高潮的时候惩罚了他们。在1959年后的三年里，灾难造成收成不好，再加上公社出人意外的发展给经济带来的计划失调。 　　公社接着退回到三级所有制。在遭灾时期，人类劳动力吃掉的超过了它所生产的东西。于是节育又一次变得时髦起来，这本身就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形式。 　　但是，要牢记的事实是，中国处于一个不仅一年不同一年，而且甚至一月不同一月的快速变化时期。 　　节育不仅取决于工业化，而且取决于不管是有组织的还是单个的妇女的力量和地位。节育是一座使西方的生存与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的桥梁。中国的妇女过去一直受到某种形式的奴役，而且可能再次重演。妇女的地位起起落落，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原因。它是一种地下运动，没有象其他统计数字那样得到研究和记录。中国妇女发现对她们的问题保持比较沉静是较为贤明的——这是一种古老而受到尊敬的战略，特别是在中国。 　　战争的威胁造成对更多士兵——更多人口的需求。取消这种威胁有助于使节育成为可能，并使妇女有一个努力发挥其影响的机会。 　　在中国政府采取反对节育和限制人口的立场之前，西方对中国并没有变得那么大为惊恐。中国的立场复活了对“黄祸”的恐惧，而“黄祸”一度是威廉皇帝和阿道夫·希特勒所大声呼号的。 　　1958年8月前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和乔治·皮杜尔在他们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雷诺报告说：“我向赫鲁晓夫强调，中国人决定增加出生率是有史以来最意味深长和重要的事态发展。” 　　赫鲁晓夫接着问：“你们为什么坚持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欧洲?” 　　雷诺对他说：“因为二十五年后，将有十亿中国人，在面对那个强国的情况下，欧洲分裂就是一种时代错误。有朝一日将使俄国和西方有可能取得真正了解与和好的唯一考虑，就将是这个共同的中国危险。” 　　欧洲共同市场是以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共同的天主教文化形式为基础的，而欧洲的统一主要就取决于这个事实。显然，天主教对节育的态度，是同中国的人口问题有联系的。 　　1954年的人口普查列入了在台湾的七百六十万中国人，以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一千一百七十万华侨。古巴是拉丁美洲国家中中国人占的百分比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节育的历史是什么?1950年中国的结婚最低年龄提高了两岁，男的二十，女的十八。十几年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强调的是，男人不得在二十六岁以前当爸爸，女人不得在二十三岁以前当妈妈。所提的理由是：“为了年轻妈妈的健康”需要这样做，“如果她们早年生孩子过多，她们就不能正常和有效地工作”。 　　1957年6月和7月，中国的节育运动达到了高潮。 　　伦敦《泰晤士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到处是这种紧张而有力的宣传”，因为“毛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官吏发布了一项命令，坚持要求‘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必须推广适当的节育’。这项只历时八个月的计划，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所曾发动过的第一个官方的、全力以赴的节育运动。” 　　接着，突然之间，“这场运动在八个月后被制止住了”。1958年5月，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人口快速增长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财富。” 　　正好在表明这一态度的同时，毛泽东正式发动了人民公社的运动，主要是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但自相矛盾的是，她们同时要继续繁殖人口。 　　第一次下令进行节育教育是在1954年12月27日。后来当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召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会议。(刘还说：“解决儿童问题比解决拖拉机或抽水机问题更重要。”) 　　但是，直到1957年3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女士才在发动一场运动时说：“我们的国家庞大而人口众多，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种事业都要有计划地发展。如果我们的人口增长不同有计划的生育保持一致，那就会阻挠我们国家快速摆脱贫穷，而走向繁荣富强。” 　　1969年钱德拉塞卡尔报道说，中国的出生率是百分之四，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二，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七十五，“对一个亚洲国家来说数字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1960年周恩来总理接受了采访。费利克斯·格林问：“中国的人口今天将近七亿，而且正在按我想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的速率增长……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象比如说三年前在1957年那样努力推广节育呢?”周恩来回答说：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它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大约七十人，比印度、日本或英国低得很多。中国已经进行并将继续进行关于计划生育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健康，为抚养小孩准备有利的条件……中国的人口正在按大约百分之二的年度速率增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考虑到我们长期的、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计划所需要的人力，这看来甚至也不那么象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多一点，占国家总面积的大约九分之一……可以大大地使耕地面积扩大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因此耕地不足的问题根本不会产生……我们粮食生产的增长率高于我们人口的增长率。我们日用工业品生产增长的速度甚至更快。从1949年到1959年，人口的平均年度增长率是百分之二，而粮食生产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九点八。那就是说，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是人口的四倍多。我们的工业生产一直发展得很快，日用品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1960年埃德加·斯诺到了中国，他是得到美国国务院颁发的护照到那里去的唯一的美国人。姑娘们对他说，她们认为最好只生二三个小孩，看“社会主义的需要”。他发现，在乡村一级已掌握了节育技术，每天的电台节目进行了精确、详细的解释。妇联的领导人对他说，1956年—1957年的节育运动受到大规模的抵制，因为：“农民和一些有农民意识的工人还没有为之作好准备；他们仍然把子孙后代同老年有依靠联系起来。(根据法律，子女仍然有义务赡养他们的父母。)男女关系和生儿育女是私人管理的事情，人们不愿意交给国家去管。合格的教师还不能大批培养出来，潜在的孝顺心情和许多世纪以来的男性祖先崇拜是无法在十年之内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的思想所淹没的。” 　　他发现男人和妇女使用的避孕药物都有出售，价格相当于大约二十到三十美分。1956—57年，在中国很容易做人工流产和绝育，但是后来不予以鼓励了。虽然在有医生的准予时仍然允许引产。 　　他报道说，共产党不喜欢它自己的党员有“不遵守纪律”的生育，并认为一对夫妻生两胎最好；党员多生小孩得不到额外的补贴，“大多数高级党员建立的都是子女少的小家庭”。这个党的妇女党员占多大比例，我没有能够发现。埃德加·斯诺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发现，公社成年社员有百分之二是党员，或是大约五百名男党员同一百名女党员之比，比例是五比一。 　　发生恋爱(从来不是中国固有的概念)以及早婚被认为是目前的反社会行为。这种对爱情的抵制是在孔教里根深蒂固的一种反妇女思想。 　　从开始建立到现在，红军的士气和纪律一直是以完全禁绝对妇女的欲望为基础的。自1927年以来，八项注意之一是“尊重妇女”。1960年一位军官告诉埃德加·斯诺：“人们一般非常强烈地反对任何人玩弄妇女。在我的军队里，男子受到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的教育……一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军队是不会给自己抹黑的。”这位军官说，他五年来从来没有发现过一起士兵使当地的姑娘发生麻烦的事件。 　　母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使哺乳动物生活下来成为可能的就是这种母性的本能。在这种母婴关系中有着所有社会行为的原型。从马克思、恩格斯和佛洛伊德到目前在妇女和儿童领域的工作者，在这个受到忽视的萄葡园里，社会学家们还有许多研究工作可以做。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未能承认，在所有劳动中对社会最有用的劳动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加工，是母性的作用，没有它，其他形式的生产对人类来说毫无意义。妇女在社会上拥有双重的权利，她自己的和孩子的，不管是生了的还是未生的孩子。在法律上，她应该被当作双重的实体来对待，好象她老是怀孕一样。这就需要为了母性的作用以及在其他方面争取平等权利的机会(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机会)而提供特殊的保护。社会靠妇女保护女性和母性——因而充分得到了报偿。 　　妇女还由于性别的缘故而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一定有机会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妇女有着特别的理解力。在整个亚洲，妇女照例受到一种无形的思想束缚，这种束缚并不比中国妇女的缠足那样使人受到的损害小。而妇女的头脑或官能受到任何损害，都会削弱和损害一个国家。 　　大自然使妇女愿意而且能够吃苦受难。她的本性是把保存种族置于保存自己之上。她担负着使家庭和社会集团健康幸福的主要职责。通过延伸，她作为儿童和未来的天然保护人，负有特别的职责，来支持和平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亚洲，妇女的状况一直就是那张自我牺牲、自我虐待的荆棘之床。事情常常碰巧：这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牺牲自己。中国目前这一代妇女正在为未来牺牲自己。她们把自己套在大规模体力劳动上面，以代替使用机器和畜力，但是，她们并不是没有提供托儿所、产科医院，以便从家务劳动中解决出来的要求，她们希望就业，以为社会服务的形式保护母性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在今后一些时候将是过渡性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形式将是什么呢?这将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而且也取决于外部的压力。对中国来说，被国际社会排斥和抛弃就意味着回到过去一个世纪来的排外主义中去，从而削弱现代思想、自由主义和较为进步的分子的影响。那就会保存几千年缠足的旧影响，使妇女地位下降。     　　中国妇女未来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有着比任何国家都高的男女比例这个事实。根据1944年的数字，妇女100，男子是108。中国1953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男子占多数，是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二，大多数亚洲国家在较小程度上也是这种情况。1954年中国十四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都是百分之三十。 　　1944年关于“男女比例”的数字发明，中国出生女性100，男性则是125，而英国男女比例最低，是女性100同男性93.5相比。在美国，白人出生的男女比例是女性100，男性105.7；有色人种则男女正好相等。 　　这种男女比例会改变吗?专家们认为，种族是主要的因素，但是这也证明，在大规模战争期间，男性出生数在男女比例中是上升的。中国连续几代一直不断从事战争，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结束。人们认为，战时饮食恶劣可能导致由于化学元素不平衡而产出男性后裔。 　　1953年进行了中国以往从未进行的第一个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1953年6月30日午夜，世界上有六亿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名中国人……中国男性(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二)略多于女性(百分之四十八点一八)。有三亿三千八百多万中国人是十八岁以上的。四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八十到九十九岁的人有一百八十万，百岁以上的老人有三千三百八十四人，年纪最大的公民是一百五十五岁。这次直接普查所统计的居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七四现在居住在乡村，而城市和城镇的居民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六。1950年到1953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居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从1937年的千分之十增长到1955年的千分之二十。这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下降。” 　　1949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之后，中华全国民主的妇女联合会宣布有会员七千万人。实际负责改善妇女和儿童地位(包括临时负责执法工作)的，是这个联合会的地方分会。联合会的活动是关于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主要指示器。这个组织现在仍然存在，1960年派出代表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妇女会议，参加的有来自五十九个国家的二百五十名代表。联合会在公社化时期改名为全国妇女联合会。对于国内的变革，联合会在中国是最激进的组织了，但研究它的文献之后发现，同其他组织相比，它强烈地支持和平共处以及国际友谊。亚洲妇女自我牺牲的能力是极大的，一种亚洲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了她们的新宗教。应该把自焚殉夫的倾向引向和平的祭坛，而不是引向爬上核浩劫的高大火葬堆。西方妇女做什么或是未能做什么，将影响每一个地方妇女的地位和动向。 　　蒂博尔·芒德说，在日本、苏联和西方，组织严密的物质生产，努力同“对头脑进行极权主义的强化教育”并行不悖地出现，而在中国，“正确思想”先于有形物质的变化。但是，我认为，清教徒思想是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通过形成一种适于现代头脑的意识形态而创造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而红军在这种思想以物质的形式出现时保卫了这种思想。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说，武装部队是变革的一项要素，因为他们没有在不依靠武装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或政治变革的经验，而且想象不到这样。但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是，“共产党人把力量集中在提高妇女的地位上面”，就象甘地把力量集中在种姓等级制度和贱民身上那样，西蒙娜·德博瓦尔曾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甘地说，人们只需要集中注意神经中枢。这一点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村里，妇女和青年组织把总部设在祖先的庙宇里，周围是古代村社的田地。她们干脆以她们自己的名义要求分享一份村社的土地，但只是由于有红军和共产党的武装保护才能够这样做。在这里，在崇拜祖先的家长式的堡垒里，最后启动革命杠杆的是母亲和儿童，它以快得令人晕眩的速度，从土地重新分配发展到合作社，然后又发展到公社。妇女劳动力既代替了新的资金，也代替了机器，但是在1959年，共产党员只有十分之一是妇女——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占百分之十五，而知识分子刚好超过百分之五。1960年每三名女性中，有二名被认为是“中年和青年，身强力壮”，而且在这两亿人当中，百分之九十从事农业，而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人数已从三百二十万增加到大跃进之后的八百万以上。从1949年到1958年，在高等学府，妇女已从占百分之十八增加到占百分之二十三，在中等技术学校的少女从占百分之二十增加到占百分之三十一，上小学的女孩从占四分之一上升到占三分之一。 　　周恩来总理说，一亿二千万个中国家庭中，每个家庭有一个半劳力。但又说，这一亿八千万个劳力每年最多有一百天或一百天以上没有工作。根据规定，通常每个男子一年必须工作二百五十天，每个妇女是一百二十天，合计工作日四百四十四亿天，再加上农民无事可干的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即一百四十八亿工作日。中国是不发达国家中第一个使这些人在空间的日子里工作的国家。 　　共产党人在1949年掌权以来出生了将近二亿中国人，而且至少还有二亿人在智力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他们全都成了新政权所教导的那种格局的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想法一致，而且始终如此。这种保持正统和千篇一律的做法，是西方几乎难以想象的。这个政权的绝对基础是党员和参加单一组织的青年与妇女。芒德说，这些干部在每十七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1937年，共产党认为一百个中国人当中只需要有一个党员就足以控制任何地区。 　　家庭内部的妇女解放比实行土地分配更困难，虽然从1950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婚姻法和土地法就被认为是一码事，因而被刊登在同一小册子上。迈克尔说，婚姻法是中国唯一属于“民法范畴”的法律。他指出，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家庭的离异，而不是男女间的性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认识到，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在家庭中，对作为妻子的妇女来说，存在一种家庭奴隶制形式，虽然她们当上了母亲便取得了地位。娶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家庭奴隶制性质，在这场变革中最吃苦头的就是这种妇女。国民党的家庭法规定娶妾非法，但这项法律没有也不可以在中国得到实施，不过现有的处于小老婆地位的人没有受到干扰；共产党人还说，过去娶的小老婆将不予追究。孔教家长制的实际权力，是以妻子、母亲和妾侍之间的冲突为基础，一个妇女就是凭借这种权力，对另一个妇女实行某种形式的家庭奴役；在妇女方面有一种单独分开的母权制，同男子方面的家长制并行不悖，共产党人说，在“封建的婚姻”下，妇女“完全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她们没有合法权利，而由大老婆作为一个女家长，对全家的妇女实行统治的等级制度，是说明社会变态的一个事实。婆婆问题是家庭生活中最令人难堪的一面。 　　开始实行婚姻法之初，周恩来报告说，1951年上半年，“在中南地区”由于“家庭的压迫有十万名以上的妇女自杀或被杀害”，在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由于没有经济上的规定，小老婆自然就会被遗弃或是被逐出社会。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报告谈到这些妇女当中，有多少是小老婆，有多少是大老婆。但是，在公社时期，据明确报道，当妇女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接受他们自己的工资(以前是由家庭领取这一份)的时候，她们在家庭集体中受到了尊敬和欢迎，被看作是对家庭的繁荣和声望作出贡献的人。迈克尔报道说，干部滥用了婚姻法。结果发出了指示，这个法律同土地法不一样，不要强制实施，而要和平地执行，于是使得离婚不那么容易了。 　　1950年批准了十八万六千件离婚案，1951年批准了四十万九千件，1952年批准的是三十九万六千件。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万，即每一百二十个家庭有一家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工作，一个妇女离婚后无法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因此，人们发现合作社和公社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办法。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变严格了，结婚必须有地方政府颁发的证书，而且需要个人工作所在单位批准。他们的政治思想、阶级出身和每一个因素都要加以考虑。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必要的——新的婚姻必须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破坏新社会的威信。事实上，整个组织都在进行干预，试图“保证”每一起婚姻都取得成功，共产党继承了媒人的角色。结婚和离婚的条例是新社会清教主义的一部分。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