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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教育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据称是天主教徒创办的，而且是早在1800年就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898年的改良运动之后，现代教育和“教会学校”才有了很大的发展。 　　1846年“促进东方妇女教育协会”在香港开始办了第一所新教徒女子寄宿学校。1842年宁波开放为通商口岸两年后，英国的奥尔德西小姐来到了这个口岸，在两年内，找来了四十个穷人家的小孩进行普通教育和缝纫训练，她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反对。甚至造谣说她害死她自己的孩子，对中国的小孩也有同样的打算。说明中国社会落后性质的迹象之一，就是他们编造并且相信关于在女修道院和基督教教会学校杀害女孩的报道。杀害女孩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把这种罪恶的意图转加给基督徒身上。 　　到1902年，教会学校，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招收了四千到五千女学生。 　　中国第一批主张妇女教育的人之一就有改良运动时期的梁启超。使她们感到荣耀的是，他们的她儿梁思仪实现了他的全部期望。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1935年学生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她上的是燕京大学，后来同一位当医生的同学阿瑟·张结婚。在战争期间他们住在美国，但在1950年回到中国从事医学工作。梁启超的儿子实行了父亲的选择，同一个妩媚的画家菲利斯·梁结婚。菲利斯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很受人钦佩的青年妇女。梁思成和菲利斯现在在一起工作，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蔡元培是另一个要求为妇女提供教育的人，但是，直到1920年才允许了三个女孩进入他的学校国立北京大学这个自由主义和青年运动的中心。 　　本国的女子教育一直到1905年才得到正式接受，这年废除了旧的科举制度，开始实行新的学校制度。根据这个学校制度，女孩只许上最低的初小。1907年教育部颁布了管理女子小学和师范学校的三十六条规定。 　　在1902年开始的要求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运动之后，妻子们和母亲们采取了主动行动，在家里建立家庭教师班和私塾班。这是在满族人当中开始的。缠足的女孩不许进满族的学校，因为满族禁止他们自己的女孩缠足。1904年以前，秋瑾在北京开办了一所汉族的女子学校。 　　由于需要教师，第一次推动了破产的“大家庭”的妇女的工作，其中有些妇女随同她们的兄弟学了一些古代典籍。她们有时靠组织女子班和女子学校谋生。有时，她们离开丈夫，带着她们的小孩，就象蔡畅的母亲那样。中国许多激进分子出自这种破裂了的书香之家，他们最初的信念是由有叛逆精神的母亲传授的。 　　开头有一种偏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倾向。这在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农民经济中是常见的。丁玲和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对旧家庭在其没落阶段实行的压迫作出反应的时候，寻找的是最大不过的自由。这种玩世不恭的倾向有时就其本身而论造成他们成为愤世嫉俗、反社会、反妇女和反对家庭的人。这在所有国家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当中是很普通的情况。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全盛时期，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次学生留学法国的运动，虽然许多这样的学生对无政府主义不感兴趣，而只是想在法国工厂谋生的同时能确保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两位主要的女共产党人蔡畅和向警予。她们同邓颖超一样出身于破产的书香之家。 　　大约在1919年的文艺复兴和学生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表现为托尔斯泰的半社会主义主张，例如“新农村运动”，学生们设法走向农村去教育农民。 　　1912年建立民国标志着真正的妇女教育的开端。在此以前，一直强调的是家务训练和当小学教师之类有限的资格。1918年在北京设立了女子师范学院，后来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结果，男女同校得到了接受，这在中国是最革命的主张。 　　1906年非教会学校招收的六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名学生中，只有三百零六名(占0.07％)是妇女，到1916年，这个数字为4.35％，达到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四名妇女。1922年，在六百六十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二名学生中有女子四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名，占了6.32％。 　　到1923年，政府办的各级学校有大约六百五十万学生，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学校有五十万学生，旧式私塾有大约三百万学生。 　　到1932年，在政府办的大学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名学生中，有五千八百九十九名女学生，占了11.75％。教育部在1932年报告说，女学生在小学有一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零七名，占15.01％，在中学有十万三千零五十五名，占18.83％。在1935年，中学学生有大约20％是女生，数目是十万六千零七十五名，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有16％是女生，大约六千二百七十二名。 　　四所女子大学是：1915年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有基督教背景；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是卫理公会办的；上海的女子基督教医学院；天津的政府办的女子师范学院。现政府在1949年掌权时，这些学校都为国家所接管，由政府提供经费，改为男女同校。 　　1956年政府的一项报告说：“高等学府的入学人数从1949年的十一万六千增加到1956年按计划的三十八万；中学入学人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而小学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增加到大约五千七百七十万。书籍印刷数字已从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 　　在经济上的障碍得到某种程度的排除以前，要利用规定妇女在教育方面有同等权利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在1952年秋季，“决定负担上大学、工业学校、师范学校以及工农‘速成’中学班的学生的学费和膳宿费，这对妇女是一项特别的鼓励，因为她们不再需要为她们自己的教育费用操心，而父母现在也不用在这方面为儿女操心。” 　　同一报告表明，正在怎样消灭妇女当中的文盲情况：“在中国西北一度是非常保守的城市西安，1950年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名妇女上识字班和业余学校。到1952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二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名，增加了四倍。在北京，去年成人日校78％的学生是妇女，夜校65％的学生是妇女。” 　　林利特·约翰逊写道：“甚至在1951年，参加冬学的四千二百万男女农民，就有一半是妇女。妇女有她们自己的组织处理她们自己的特殊问题；1952年全国有大约四万名干部做妇女工作。世界以前的全部历史都没有出现过象这样大规模的高涨。” 　　邓颖超在1952年报告说：“我国现在总共有四十万所小学。在三千七百多万小学生当中，80％是工农的子弟。参加业余学校的有一百七十多万男女工人，和十万以上工人的妇女家属。1950年上冬学的二千五百万农民当中有妇女一千万；在正规学校学习的一千万农民中有一半是妇女。其中许多妇女成了模范学生。” 　　这些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中国部落成员当中的妇女教育问题。她们象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受教育。这是阿海达蒂所描述的情况，她自己是四川彝族的一位酋长，1951年当选为她那个既有彝族又有汉族的县的副县长。 　　1949年在中国开始了强化的成人教育，到1961年，据称在十四岁到四十岁的人当中消灭了文盲。这个年龄组有三分之二(包括男人和女人)能读能写。 　　至于高等教育，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报告说，到1960年，正式的大学入学人数比国民党最高峰的一年增长大约三倍。其中二十八万三千是工程师，妇女占17％；七万七千是医学学生，妇女占42.2％；十一万九千是师范学生，妇女占24％。在农学家当中，妇女占28％。到1958年为止，在大学里妇女学生占了23％。 　　中国的统治技术历来是保持对教育的垄断，特别是由男人来垄断。共产党人没有利用这一工具，相反，他们正建立一个合乎正统派思想的制度，以妇女为其支柱之一。在猜测中国社会将来的性质时，妇女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孔教家长制正在受到指责，但公社正在复兴，小型的夫妻家庭仍被视为理想的家庭。同时，使妇女离开家庭参加劳动并把小孩送进公共托儿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将造成一种建立非夫妻家庭的倾向。 　　原始的公社，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自然是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社会。如果家长制在中国被取消，社会会不会回到血族关系的以母亲为中心的公社?共产党象过去的县官，正试图既当公社的“父亲”又当公社的“母亲”。因此，理论上是要使妇女在掌权的官吏当中拥有同伙地位。所以，只要允许妇女受教育和受到反孔教的教导，有迹象表明，她们是支持这项努力的。 　　在妇女教育的初期，几乎没有什么女学生能够出国学习，除非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出安排让她们去，或是有某个教会集团的安排。但是，她们一旦去了，她们回来时就因此在中国有着巨大的优越条件。 　　早在1904年，秋瑾和其他一些妇女就迈出了到日本留学的先驱者的步伐。1907年三名妇女被允许参加了江苏省的考试，然后被送到美国学习。1927年以前，共产党人送了一小批女孩子到俄国学习。1930年一项关于申请出国护照的男女学生的调查表明，55.6％的人打算到日本学习，11.6％的人到法国，18％的人到美国，其余的人打算到德国和英国学习。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