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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狐狸精的宅院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5年我在海滨的时候，埃德到满洲去了解日本占领者在干些什么勾当。他的《远东前线》一书抨击了他们。我们并不惶惶不安，但是我们确知日本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占领华北。只有一种力量能镇住日本：日本人不想惊动美国人，当时美国人是彻底的孤立主义者。日本人要想使用中国的傀儡来进行统治。 　　日本的黑名单上的头两名就是J·B·鲍威尔和埃德加·斯诺。看起来搬到北京城里去是个好主意，特别是埃德对田园诗般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正急不可待地要重搞新闻工作。 　　1935年秋，我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家，一所闹狐仙的房子。常在那里出现的还有无家可归的、走投无路的学生，满清的难民。因为盔甲厂13号是一所怪宅，半所房子的租金约为10美元。我们与房子的主要房客奈斯特龙博士共用什役。博士是瑞典的保皇党人，地质学家。他每晚必到北京俱乐部去。他一年中有半年住在瑞典与他那不肯到中国居住的漂亮的妻子在一起。奈斯特龙在山西省太原府成立了奈氏科学研究所；在欧洲他同编《哥达年鉴》(24)的外国学者合作，他的起居室墙上挂着有他们签字的照片。 　　我们在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最后时期就住在这所吉普林式的房子里。这所半洋式的房子仿照英国的住宅，不过只有一层，在两边厢房之间有一个长长的玻璃花房，满是花草和各种植物。我们各自的洗澡间简直象皇家用的一般，大理石的设备，配代的上下水道。大房间里既有暖气，又有壁炉。以高墙围起来的院子约有一英亩，一头有马厩，网球场，还有四周有玻璃窗的亭子可以举行穿礼服的高级花园招待会。在大门附近有一间放盆花的花房，我把它布置成埃德的私室，没人打扰，他在里面愉快地工作。 　　星期六晚上，奈斯特龙总要到北京饭店去参加舞会和各使馆的人员一起。他常求我，“穿上你那苹果绿的长裙。”我一到，他就要求乐队奏一支维也纳华尔兹舞曲。我常披一件红天鹅绒的歌剧披肩，是海伦·伯顿送给当地模特儿的一件礼物。 　　13号在古城墙角上箭楼所在的地方。箭楼空无一物，杳无一人，只有蝙蝠，燕子和狐狸。再过去一点就是耶稣会会员的观象台，我们与泰拉常在那里散步。奈斯特龙在13号院里自建了有五个洞的高尔夫球场，洞与洞之间距离不远，互相交叉。在大墙的另一边是义和团墓地，埋着于1900年死去的外国人。中国人相信每个坟地里都有鬼。 　　离开哈德门(即崇文门大街)一英里沿着古老的城墙有一段清静的林荫路，路边上的高墙围着大院，墙的高处嵌着碎玻璃，没有一家宅院在这条路上开门。这一带是阴森森的，中国人不喜欢去，我们却带着拴在长皮带上的戈壁常骑上自行车去。虽然尘土大些，但是又隐蔽，又清洁。 　　我见过13号里的狐狸精吗?见过的。那一回，埃德和奈斯特龙都不在家。狐狸精和人狼差不多，不过中国型的常常是母性，生前受虐待，死后来报复。看到她的人都活不了。天黑后箭楼有许多狐狸，楼下面的土，渗透着有罪者和无辜者的血；仍有箭痕的成吉思汗的城墙下面，原来是处决犯人的场所。(现在的杀人场移到城墙外面。有肺痨的病人，在杀人的时候就等在旁边。据说喝人的热血能治病。共产党人和土匪的血都被认为是灵药，因为他们勇敢。) 　　狐仙和狐狸精只去二楼，或更高的楼层，这是中国人不住楼房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平房的瓦顶几乎是平的，天花板与房顶之间只约一英尺，外面用水泥严实地封起来的，使动物进不去。 　　一天晚上，我独自正在我们大起居室里阅读借来的《星期六文艺评论》，我听得很清楚，在天花板上而不是更高一层的屋顶上，有缓慢的，象是一步一步、有节奏的脚步声。戈壁脖子上的毛都竖起来了，发出呜咽的哭声。我吓得几乎不敢拉电铃叫头号仆人。 　　“天花板上面有东西在走动，”我小声说，指指上面。 　　韩说，“这是狐狸精，以前也有人在这里听见过。” 　　韩和打杂的陈，带着大刀和稻草垫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过夜，我回到寝室准备睡觉。韩、陈已经在院子里巡逻过了，留了几个人拿着大刀守卫着。 　　不久，两个仆人也听到了我听见的声音。我们在一起商量。我要拿一个梯子，从走廊里通电线接头的活板门探头进去看个究竟。但是他们不肯，自己不肯去，也不让我去。 　　“不行，太太。看见了，要死的。不看，不会死，”他们对我解释。 　　到了早晨，我坚持要他们拿个梯子来，带上手电筒，探头到活板门里去看一看。这时候，邻居们全都听到狐狸精的事，10分钟之内，房间里聚集了20来个人。男人们手持大刀。 　　天花板上面是一层厚厚的黄土，看不出有什么搅动的痕迹。我开始往下爬，我的观众都出了一口大气，放了心。 　　但是且慢。那块宽木板，从椽子这边横到那边，是干什么用的?我又爬上去观察地形，下面寂静无声。 　　木板已经翘棱了。一边往上翘，圆圆的底部可以象摇篮似地晃动。是的，一只小老鼠在上翘的那边走动，只要角度正好使这块板晃动起来，其一端碰在椽子上就会发出清楚、空洞的象脚步的声音。我虽不是阿几米德，也懂得小老鼠对杠杆的支点发生作用的原理。你可以利用这个原理移动世界。 　　我把活板门放好，低头向下望望那些满心狐疑的观众。我不想破坏一个有意思的传说，也不想让房东增加房租，或者把害怕狐狸精的强盗引进家里来。(我甚至也没有告诉埃德，我知道他不会保守秘密。) 　　我说，“狐狸没有。这是狐狸精出来的天气吗?” 　　人们说，“是的，先是下大雨，后来又干燥又热。这正是听得见狐狸精走动的日子。” 　　北京的湿度和温度的变化剧烈。地板可以裂开一英寸，后来又合缝了。木质松软的板在变干的过程中又翘又卷又裂。从翘起的木板上拔钉子，会发出怪难听的声音。木门由于门板干缩会自动开启。 　　在这样又湿又干天气的夜晚，整个箭楼常有木板在干缩时发出的尖声。 　　是谁把这条宽板搁在这个地方，正好能发出狐狸精的走动声?一定有人为了要使房租便宜些，或者为了使强盗害怕狐狸精不敢上门。 　　1972年我又在13号近处尘土很大的狭窄胡同里散步，还在暮色中拍了箭楼和天文台的照片。箭楼边上的城墙已经拆掉，但是还没有人敢去碰狐狸精。 　　我们的住宅原是一所属于1911年被逐出紫禁城的满清王朝的遗老、封建王公的宅院。我们的头号仆人韩与皇家有亲。他的外表和举止动作都带着皇室的派头。厨师和他的徒弟也是同类人物。杂役陈深为我们喜爱。他很喜欢戈壁，是个高个子瘦瘦的蒙古人。很可能在24年前他还在旗里当兵。当他手执大刀在空旷的院子里巡逻时，可真象个战士。看大门的关是唯一年纪较轻的佣人。在门房里和家眷住在一起。宅院里一共有15个人住在佣人的住房里。 　　想想我们在北京无法无天的行为，我们遇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佣人真是好运气。满族蒙族人是缄默无言的，自有他们的缘因，他们不必效忠北京的警察或法西斯分子。日本人正在勾引他们，溥仪已经被扶上了满洲皇帝的宝座，身为外国人的佣人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不愿多事免得丢掉饭碗。我们的任何一个仆人要是把我们的革命学生朋友出卖给警察，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但是谁也不这么干。 　　另一个安全的因素是奈斯特龙的政治立场比匈奴王阿梯拉还要右，不过我们从不议论这些事。他是欧洲有名的亲法西斯的斯文·赫丁的朋友，我们与这人也有点头之交。 　　13号里实际上通行的是满洲皇族的礼节。奈斯特龙博士晚上十一点或任何时候回来时，佣人们在大门口站立两厢迎接他，以头叩地，头号仆役只是鞠躬。我已经有过教训，懂得最好不要去干预北京的佣人制度，可是我真受不了这种礼节。当看门的和他妻子对我叩头时，我命令他们以后不许这样做。我说，“这不是美国规矩。”(我用中文说的，他们全不懂英文。) 　　尽管我尽力禁止，当我们穿上礼服出去参加社交活动或晚上回家时，大部分佣人依然满面笑容列队欢送。他们多么希望我的外型和风度总是象皇后一样，这也为他们增光!在可以准备使馆型的盛大宴会的我们的大厨房里，厨师和徒弟也常招待他们的客人。他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是他们的“太太”是不是舞会上最漂亮的美人——实际上，我和奈斯特龙和各种法西斯分子跳维也纳华尔兹时，我的确常常是风头人物。(一些非法西斯分子没有一个跳舞跳得好的。) 　　要我放弃在北京饭店跳华尔兹可不容易，两个跳得最好的也正是北京最漂亮的男性：一个是意大利齐亚诺公爵的朋友，这里的头号意大利法西斯，另一个是才从德国回来的年轻的纳粹容克。维也纳华尔兹一开场，一条非政治的吊桥就放了下来，我们保持着沉默的休战，直到华尔兹跳完。他们都试图在各方面成为尼采宣扬的超人。他们对埃德和我尊重超过了对北京的任何人，而且两个人很亲英、美，与齐亚诺一样。(这是齐亚诺的致命之点：他最后因而被法西斯处决了)我和年轻的法西斯和纳粹的对立有强烈的辩证力学，它爆出了电火花。其中有深度的悲剧，受挫的罗曼斯，异性的吸力，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敌对。 　　在北戴河度夏，头号法西斯到处出现，但1933年以来，除了跳多瑙河上的华尔兹，我一直躲着他。他终于设法和我同坐一节火车回北京。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唇枪舌战。他是同我交谈的第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除了他的政见，他是机智、有魅力的而且竭尽全力要使异性感到他不可抗拒。除埃德以外，他似乎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有幽默感的男子。我仍然保持着幽默感，而机智则一年年的衰减了。啊!我多么思念家乡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多么有意思而且爱着我，即使在遥远的地方。 　　要打发这个法西斯分子颇不容易，他不听我的劝阻，一直送我到13号装饰着铜钉的两扇大门前。当他看见仆人们列队迎接我时，他被镇住了。他回到出租车后，说道，“我不喜欢法西斯妇女。我不会娶她们。我喜欢反法西斯妇女。法西斯主义只是男人的事。” 　　这次从北戴河回京的斗嘴的火车旅行也许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年轻、机智、迷人和快活，象这个牛津大学教育出来的意大利人说的“非常、非常的美国化的。”几个星期之后，我不得不快速地成长。我向各式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宣战，我丈夫也一样，全不顾当地的盖世太保或中国的蓝衣社。 　　我们在中国经历的特殊的神秘就在北京城墙的箭楼一角。我们两个外国人，在此地成了一个俩人党，俩人人民外交使团，独自对日本和一切法西斯分子和他们当地的爪牙作斗争。在这里开放了“一二·九”运动之花。1936—1937年正当日本占领华北之际，在这里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所房子里焙炼出来全新的中国—美国的了解和协商。许多年后，当埃德得到毛泽东的允许请尼克松访华，这种关系达到了它的外交高潮。埃德在瑞士去世不多几天，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历史地重新打开了两国间的关系。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