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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来纪念诺尔曼舅舅

珍妮特·康乃尔

1939年在中国逝世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是我的舅舅。他去世时，我才十几岁，但是他生前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很熟悉他；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我辈后继者的榜样。 　　他早在少年时期就选定了毕生的努力方向。他的奋斗目标是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外科医生，这个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祖父的为人处世给了他很大鼓舞，使他终其一生引为楷模。诺尔曼，也正是他祖父的名字。 　　他求学初期已经显示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才华，常常使他的父母大为吃惊。有一天，他母亲回家，嗅到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一股异乎寻常的味儿，一经调查，发现原来是年轻的儿子把死狗的骨头用锅放在炉子上煮了，又搁到后院篱笆上在晾晒。他的用意是要研究这小动物的骨骼，因为他不可能搞到一具人体标本。从他立志要当医生的那天起，他就着手在这方面充实自己的知识。 　　他自幼就表现出一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精神。在他母亲看来，他这种特殊性格几乎已经到了莽撞的地步，因此经常为他担忧；而他父亲却倾向于让孩子从成功或失败中汲取教益。 　　1914年加拿大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白求恩正在大学读书。参战当日，他就应征入伍了，被派到法国去当担架兵，后来因为负伤回国，回到多伦多，伤愈重入大学读医。他毕业后参加了海军，任军舰医官，服役到大战结束。 　　白求恩大夫行医之始，就险些儿遭肺结核夺去生命，只由于他坚决要求作气胸疗法，才幸免于死。这样，他便只靠一叶肺来度过余生了。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实际情况，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说是借来的，因此，必须在比常人寿命更短的时间内作出更大的贡献才是。 　　他似乎总是感到有一股紧迫的压力促使他去寻求高明的医疗方法，优质高效的外科器械，先进的外科手术操作规程。如果这些东西手边没有，他就去发明创造。他绝不满足于一般化的或者不够理想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 　　舅舅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我总觉得应该更加努力多做工作，不尽全力心便不安。一旦他认为你已经从切身的经验中有所长进，他是会第一个来肯定你的成绩，来鼓励、赞扬你的。 　　我十一岁那年，有幸伴随母亲和妹妹在蒙特利尔和舅舅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暑假。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我一生中最容易留下外界印象的时期，因此，我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度过的这一段光阴，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当时他刚应聘为蒙特利尔地区两所医院——位于劳伦斯山的圣·阿加莎疗养院和蒙特利尔市近郊的圣心医院的外科顾问。他去医院巡诊时，常常带着我们一起去。医院工作人员对他如何尊敬和仰慕的情景，至今不忘。我深切记得，每当他因患者的病情感到焦虑时，他往往不顾夜深，离家去院复诊。如果病人仍然使他放心不下，他便留在病床旁，直到确信患者已经脱离险境，方才罢休。 　　他最喜爱孩子了。他没有儿女，是他毕生一大憾事；所以当他为小病人治病时，总是把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怀和爱抚之情倾注在幼小者身上。我记得某次有一个妇女竟在蒙特利尔大街上，跪下向他道谢，原来他给她的孩子作了一次手术，救了孩子的生命。她付不起医药费；但是对舅舅来说，身为医生，看到一个在不久以前还是奄奄待毙的孩子，现在又欢蹦乱跳起来，这就可以说是他所希望得到的全部报酬了。 　　白求恩大夫对金钱绝少顾惜。他有钱时，便把大部分用来接济别人。他虽然喜欢过优裕的生活，甚至相当崇尚奢华，但是，只要他能通过工作来实现抱负，那么，不论境遇如何困苦，他也同样能生活得很愉快。 　　他在医学问题上时常持有大异于传统观念的见解，这些思想不免使他的许多同事为之侧目。但时日推移，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证实了他的思想实在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脑海中，保健事业对每一个加拿大人，不论贫富，不论有无能力付费，都应该一视同仁。白求恩大夫当时是肺科专家，所以他对此特别关注。他说过：肺结核有两种害法：一种是阔人的肺结核，另一种是穷人的肺结核，结果总是阔人恢复健康，穷人送命了事。他满腔热忱，想要纠正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全力以赴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竟无不备受讥嘲。他们的理想，至少在若干年内，在他有生之年，原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于是，他的关注从本国移向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他毅然决定要到那里去。我们无可奈何，只得怀着忧郁的心情和他告别。为了追求另一理想,他离开了加拿大。他的西班牙之行的一项丰硕成果是，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流动输血站。他搜集血液，用冷藏法储存起来，走上战场为伤员输血，千百人因此得救。他和他的医疗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最后因为积劳过度，他才返回加拿大来筹集资金，准备继续他的事业。 　　这时，他的眼光又飞到了太平洋彼岸。他了解到中国十分需要医生，于是便在1938年启程赴华。当我们又一次向他道别时，却没有料到竟成永诀。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他仍然不愿意留在中心医院里作手术，而是和英勇的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任何一个可以搁得下医疗器械的场所，破庙也罢，茅屋也罢，甚至大野地，都可以辟作他的手术室。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勤于写作的人，文笔汩汩然，不暇思索。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在他的近作《诺尔曼·白求恩思想》一书中，多次引述了他的著作。他早年在蒙特利尔和随后在西班牙时，以及他在中国度过的一年半生活中，写作始终没有中辍。他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形势发展，并向医学界介绍医学领域内的各种进展和新生事物。 　　我们深知，他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他是和他所热爱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帮助他们为实现他所坚信不移的共同目标而奋战以终。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来得及完成他为之献身的工作。现在，他长眠于数千里外，在第二祖国的地下，年去年来，那里的人们永远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 　　我们——诺尔曼·白求恩的亲属，永远感激中国人民；感谢他们在他生前所给他的爱戴和支持，也感谢他们以如此尊敬的心情来缅怀他。今年是他逝世四十周年，让我们大家都来纪念这位伟人，并为进一步实现他的理想——同情和博爱而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视中加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民和白求恩大夫亲属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不断发展! 　　(本文作者是白求恩大夫的甥女，她的母亲珍妮特·路易丝是白求恩大夫的长姊。)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