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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张云逸司令员和四支队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们来到安徽省中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的时间，具体日期我忘记了，但不是九月十二日就是九月十三日。龚医生和我每天用一部分时间抬疗老百姓的疟疾病。自抗战开始以来疟疾病蔓延全国。南方的军队各地来回调动把疟疾带到穷乡僻壤难以走进的地区。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日本军队中也流行疟疾，发病成灾。不过他们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每个日本医生和护士都动员起来投入战地救护工作。 　　我们走进一片开阔的平原，很快到游击队司令部，砖墙瓦屋、寺庙、祠堂隐现在树木参天的林子里。大别山脉的山麓在西北面蜿蜒起伏。眼前这片平原人们说是三国时期曹操讲武练兵之地。这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急急忙忙地朝村子里走，有战士有老百姓，一队一队的喊着欢迎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前进。 　　第四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和参谋长赖传珠热情洋溢地出来欢迎我们。先让大家洗了个澡恢复疲劳，接着在柳树成荫、葡萄高架的院子里的圆桌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我们靠在躺椅上谈话，消磨了一个值得回忆的夜晚。 　　张云逸司令员体瘦个矮，脸上挂着一丝含蓄的微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司令，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的参谋部里有好几年。他是一个喜欢思索、书读得很多的人。我从他那里深受教益，学到许多令人鼓舞的新东西。 　　我请他为我详述在皖南听人们说的一个故事的本末。其背景是这样的：抗战前四支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作战的红四军，这个军队由于它的游击战术、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一套方法出色，而获得“模范红军”的称号。经过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一系列激烈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后，主力部队撤出鄂豫皖苏区，最后长征到达西北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编为八路军。游击队留在苏区，单独作战。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文后，三千名游击队战士集中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产党员高敬亭担任支队长。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日军分头向武汉发动攻势时，蒋委员长下令四支队改编为两个团，在津浦路和皖中一带的公路上活动牵制骚扰敌人的后方。 　　同江南新四军主力分离后，高敬亭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地方军阀。他大权在握，头脑发热，腐化堕落，讨小老婆，格杀打捕，清除异己。军部供应的医药器材他倒卖给药铺商贩，他贪得无厌，胃口越来越大。 　　一九三八年冬末，军部派张云逸到四支队调查高的问题，改组支队，以便加强战斗力量。但是，高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帮派集团，张云逸对他们毫无办法。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军长叶挺降军过江视察，高在司令部周围派人特别警卫，威胁等待，这就是这个支队的背景。 　　我问张云逸司令员以后怎样了。他奇妙地笑了笑而后说道：叶挺军长赤手空拳向高的警卫连走去说：“高司令，我命令逮捕你!”高司令呆若木鸡。警卫连不放一枪，叶挺军长把高押到支队军人大会上公审，投票表决判处了高的死刑。六月，叶挺军长批准枪决他。 　　高司令的两个小老婆住在部队附近，都有了子女，他们向部队领取生活费，因为她们没有过错。 　　听了叶挺军长空手拿高的传说，我对他的敬仰之心油然增长。我记起了他那倔强的性格，无所畏惧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对人诚恳，斗争性强。 　　这个支队最近抓到了一个替鬼子充当特务的汉奸，关在司令部里。这个家伙为了保全性命，供认他曾对新四军军部江南位置所在地打过调查报告，结果整个山谷被炸，死伤一百多人。这次轰炸我也在，真是死里逃生，险遭不测。当时，我躺在暗沟里全身发抖，眼睁睁望着敌机盘旋而下朝新四军医院掷炸弹。飞机跟在一群水牛后面，用机枪扫射，打死了十六头水牛。 　　这个汉奸坦白了他们的特务圈子。每个圈子有一个“大哥”地主或资本家当头头。他们这个圈子的中心在铜陵县日军兵营附近，一般特务每月工资十五元，有时“大哥”赏脸对每一个军事情报给酬一元。 　　有几个晚上，张云逸司令员和他的参谋坐在我住的一家老乡院子里，同我谈起特务、土匪、汉奸通敌的经济根源。皖中一带拥有数千亩田地的大地主，他们逃到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大中城市受外国人的保护，但是他们留下代理人照战前一样收租收债。利息租谷照旧不变。日本人任命的伪安徽省长聂道良就是一个大地主，他一直利用他的封建故旧亲友关系招兵买马组织伪军。现在省内伪军约有五千人归汉奸头子的亲友指挥。 　　日本人并不相信伪军士兵能同游击队作战，只是利用他们作为攻占城市的警备部队。游击队俘虏和解除了毫无战斗力的几百名伪军和受日寇收买的土匪的武装。没有部队保护，人们不敢出门。伪军经过再教育可以编入游击队。土匪则决不可能收编。 　　鬼子对付老百姓的战术非常狡猾，支队负责人说。起初打到安徽，杀人放火，想以恐怖和暴力征服中国。津浦路沿线七英里内为无人区不准老百姓居住。近几个月来有些狡猾的日本学者提出“和解”途径。一九三九年农历春节前后，开始没收铁路沿线无人区不当汉奸逃亡在外的地主土地，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给每个农村老百姓一角钱过节，给儿童赠送糖果饼干。他们还指出日本兵不得奸污中国妇女。 　　日本人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中，穿着可以说是老红军那种破烂衣服，他们还从中国通那里学到几句口号，在墙上刷写“维持和平，繁荣中国!”“放下武器，种田耕地!”“清剿赤匪!”“打倒腐败的国民政府，拥护南京革新政府!”等等一类口号。 　　日本人甚至拿着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书派出流动医疗组给老百姓看病，种牛痘，打霍乱、伤寒的预防针。 　　但是，他们的绥靖战术全不能奏效，失败了。因为他们是梦想征服中国的侵略者，一切作为在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巩固权力，他的士兵杀人成性，无法无天。中国老百姓知道日本鬼子的真面目，标语口号糖果点心后面的一切狼子野心是掩盖不住的。 　　医生和护士们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就行动起来。到山里去给部队检查体格。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侧面。战士们以前从未作过体格检查，新四军是首先采用这种制度的中国部队。它在战士和老百姓中间引起了惊人的反应，人们有口皆碑，一说体检无不肃然起敬。第一批医疗队来到的消息已经广播通知各单位各连队，七副抬着伤员的担架也来了。村子里筹备成立一个新的医院，龚医生对一个伤员说医疗器材药品到明天才能运到。那个伤员回答道：“医生，没有关系，见到医生我就好多了!” 　　群众欢迎大会，妇女工作会议以及各单位访问等等告一结束后第四天我才有时间随医疗队巡视工作。黎明，军号叫醒我们，我同医生、护士走了一个小时，经过沙沙作响的竹山树林到新四军皖中三个支队训练营住的庙里。在这里受训的有一百八十名一般干部和准备提干的战士，教务处有十五个教员，一个女护士开了一门卫生学的新课程。 　　体格检查于中午结束，粗略统计的结果如下：一百八十五名学员中，百分之百有沙眼，百分之二十有疝气，百分之三十有疟疾，百分之二十有骨疡，百分之五十有疥癣。闹肠胃病的人数很多，浸润性肺炎病患者有八个。没有梅毒病人。这个统计数字同各连队的统计报表相近，部队来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的疾病情况统计也许近似。 　　我在下午同训练营的学员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学习和战斗情况。他们多半是老红军战士，贫农出身。其余是手艺工人，一般打过九、十年仗。有些是“七七事变”以后参军入伍的，因为战绩被挑选来学习的。有一个知识分子政委。 　　学员们带我参观他们的宿舍和教室。主要上课的大教室里贴了一张大墙报。挂着“战斗学习加强团结”的横幅标语。宿舍整齐清洁，没有引入注目的东西。每个房间里有一排白木床板，床头上放着每一个人的背包卷。两码长的青布包袱，冬夏两用军毯，下面放着一个书包和针线包。游击队员除了军毯书包步枪和身上的一套军服外，别无所有。 　　我问他们的书包里有什么东西，几个学员马上把书包放在我的面前让我检查。二十七岁的老排长胡家珍的书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实例。他是一个老红军，抗战前一直在前线打过七年仗，这次选拔到训练营来学习。他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参军时他家仅有一亩半地，欠年息百分之三十六的三百元债。他在红军里学习读书写字，负过五次伤，现在有疟疾病。他的书包里有半截蜡烛，半支牙膏，一把旧牙刷，仔细用布片包好的半块肥皂，一封代笔人书写的家书，一枚图章，三支铅笔，十三本小册子课本，六本上课笔记本，几张军报(段落划有记号)。他的十三本课本里有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和《战争新阶段》，以及几本论战略战术、军事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的课本。新四军发的小册子有《伪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敌军里的工作》、《日语入门》、《部队纪律》、《部队大家唱》、《怎样写墙报》、《战时幼儿教育》等等。 　　我问胡排长学过日语没有?。他说他会用日语喊话，认识许多日语词语，但还不能跟日本俘虏对话。 　　他把上课笔记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类，文化课类笔记有一般读写、算术、地理和自然科学。政治课和军事课的笔记都详细记出纲要。例如，游击战术的笔记包括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后备队，游击战争与群众，如何破坏敌人的交通，缴获敌方运输工具，以及侦察、后勤、教育等等。 　　政治课笔记的标题有：部队在战斗前、战斗中、战斗后的政治工作，战区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各党派的政治主张，敌军中的政治工作，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等。这本笔记本里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详细笔记。 　　在“中国革命的任务”的标题下涉及的题目有：中国革命的现状、特点和问题、投降和妥协倾向的起因、敌人对动摇分子的诱降；和谈投降是死路一条、动摇分子为何准备投降势必反共?抗战的前途，等等。我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把这类笔记要点全部记了下来。 　　我翻开文化课笔记本本，有一课讲自然科学的笔记。上面记着太阳、地球、气象、日蚀、月蚀、太阳系、星体、北极星、彗星、星云等等。 　　从书包里的这些东西也许可以看出它体现了新四军所有训练营的教育制度。这是许多干部受过的唯一教育。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他们希望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教育部队战士。 　　学习自然科学这门课程是最近增加的，我访问过国民党军队，均无这门课。我说我要找一个教科学的教师谈一谈。一个战士把他找来了。我抬头一看，我眼前出现的一张面孔，是一副被砍伤、破坏了相貌的丑脸，从鼻子开始经过嘴巴和下颚，到耳根颈项直到背脊为止，一道又宽又深的黑疤。伤疤向两边裂开、好象被锯子一类工具锯裂，皮肉没有了，破损的下颚使嘴巴歪到一边了。 　　教师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我望着他那道伤痕然后盯着他的双眼，如死人眼珠一样，超出一切痛苦和挣扎之外，难以言说的表情。 　　从他那扭曲的嘴里吐出了缓慢而清楚的语句：“我也是一个红十字会的会员。我的脸破了相就是因为这个。日本鬼子动刀要劈我的头。” 　　我屏住呼吸，心跳不已，最后安定下来开始谈话，尽最大的可能温和地问他的遭遇。上海大撤退期间，张英这位教师是一个红十字会会员，在撤退中成立的临时敷裹站的急救组工作。十一月八号在上海南郊法国天主教和天文台山下成立了一个急救站。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向他们发起进攻。 　　“我们的救护车两面都有红十字”，张英说道：“我们都戴着红十字臂章，我们没有枪只得逃跑。日本鬼子杀了我们九个人。几个鬼子在我眼前举起了锯齿大刀，一把有锯齿敌人用来割铁丝网工事那种砍刀。” 　　张英停顿了一阵，慢慢地转过头来向空中凝视，继续说道：“我恢复知觉时，躺在小溪中。清水滴在脸上便成了血水，爬上岸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救护车部分烧坏了，绷带药品撒满地，我模模糊糊地瞧见有一个人的手扶在坟头上，我一招手他就跑过来帮我裹伤。 　　“这个村民和其它老百姓躲在溪边深挖的地洞里，他说如果我答应的话，山上有一个天主堂神甫可以给我治伤。晚上神甫来了，他和村民帮忙我到山上神甫的家里住了三个星期。那里有三十多个受伤的士兵和老百姓。日本兵有时来搜查士兵，但老神甫说这是他私人的家，他们要进屋搜查的话，法国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麻烦了。 　　“三个星期后老神甫给了我几件衣服和路费，老乡们带我走过战场投奔内地。田园寥落，十室九空，一片废墟。偶尔有几个老人藏身崖穴。我们的抗日士兵和逃亡的老百姓奄奄一息倒在路边，哀鸣遍野，天昏地暗，惨绝人寰。几星期的流亡奔逃，我到了皖南，听说成立了新四军在敌后打鬼子。我志愿参军当一个兵，但军部说战士们需要知识学文化。于是我就教起自然科学来了，因为抗战前我在吴淞当过理科教员。” 　　他的话讲完时，我请他许可我照他的像。我向他解释，这是他的遭遇的证据。 　　“什么证据?”他吃惊地重复道。我对他说，外国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类悲惨的遭遇，他们以为是捏造出来的故事。“干吗要他们相信?”他很难为情地问。 　　“我不知道理应何在。”我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也许人们光听光看悦耳好看的东西吧。” 　　他低着头眯着眼，继续沉默不语。一阵难为情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他嘲讽似的说我可以照相，我赶忙问他是否喜欢部队的生活继续请他讲下去： 　　“喜欢不?”他回答：“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问题我从来不去想它，一切都完了。我不喜欢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缺少教学器材。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尽管我写了一本小课本，作了一个地球仪和这一类小东西，您如果能够为我们搜集点教材用品，就帮大忙了。”我许诺了他，只是时过一年半后到了华西我才实践了这个诺言。 　　九月十八日晚上，龚医生和我到司令部向张云逸司令辞行。我应安徽省主席的邀请到省会所在地立煌去进行访问。张害疟疾，坐在床头，问我在训练营的观感如何，并说明由于刚成立缺少有经验的教员，决比不上军部的训练营。 　　我跟他讲起干部们对我讲的一些同敌人作战的经历和他们所见到的敌人的事情。他们说敌人装备那样好，吃穿那样好，抓一个鬼子俘虏需要三个人，通常非要把他打伤才能活捉。我们的武器差，子弹少，吃穿坏，医务人员和后勤工作跟不上，生活上困难重重，但是大家毫无怨言。相反，他们都有足以使西方国家的士兵听了吃惊的克服困难的办法。 　　一个战士谈他在攻打从长江岸边到安庆市的公路上日本汽车护送队受伤的情况。他说：一天晚饭后，一个民兵跑来报告临近的日本护送货车队的消息。战士和许多老乡，立即在大路堤堰两边斜坡一带占好位置，就地埋伏好了。他们看见敌人五辆货车在五十名骑兵队的护送下，慢慢由远而近。游击队员们知道鬼子骑兵队的牲口不可能赶到堤下，所以他们一直等到护送队靠近他们身边才向马队扔手榴弹。我看见鬼子的骑兵队被炸的人仰马翻，摔在地上，滚爬逃命。嘶叫的牲口四处狂奔，有的掉到堤下马和人一同摔死。我们一家伙干掉他们多少人具体数我不知道，但头一阵我数了一下有十二个，别的人滚下马被马踏尸如泥的为数也不少。我们抓了六个，都受了伤。杀了三个，因为他们受了伤也不停止射击。 　　老乡们刻不容缓地动手卸货车，妇女和儿童也拿着扁担绳子来了，真是一次大搬家，末了老乡拿来柴草木头一把火把货车烧了。人们把死鬼子的东西都剥光了，除了破军服、大皮靴，行军走路拖沓笨重又滋滋作响，游击队谁也不穿。战斗结束。游击队缴获二十二支新式步枪，五匹洋马和许多军毯。三人阵亡，两人负伤。” 　　张司令员边听边在本本上作记录。然后问我对训练营教育本身的想法如何。我以为政治课和地理课讲得太抽象空洞。人们学了一些外国国家的名字，但具体方向位置在地球上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我对他说，特别感到缺少一张地图，有些政治课看来也太理论教条。教政治课的知识分子除书本知以外一无所知，他们的一套观点都是外国作者书本上的东西。中国有自己的革命的历史和伟大的领导者们。在我看来，有些东西对工业发达的苏联可以用，但拿到不发达的中国就不适宜了。 　　张司令员立即叫人把挂在司令部墙上唯一通用的世界地图取下给训练营送去。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这就是不顾一切一定要把教学搞好的决心。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