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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美）埃德加·斯诺

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 　　埃德加·斯诺 　　(原载美国1949年4月9日《星期六晚邮报》)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对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之深，在美国恐无出其右。他认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中共不会做多少使斯大林获利的事。本文不失为对令人不安的问题所作的一篇鞭辟入里的好文章。 　　自从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成为我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基石以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全是新的。多年来，在我国外交界，还有在预测时局动向的其他观察家中间，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议论纷纷。但是，这一革命性的权力变化，现在已经把过去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变成了当代这些活生生的难题：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否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国必定沦于克里姆林宫的绝对统治之下?莫斯科是否将在中国的警察力量、军队、党的政治局以及国家机构中安插“专家”，像东欧那样组成政府之上的政府?中国会不会被纳入苏联经济计划的轨道，由俄国的政委们掌握开矿山、办工厂的实权，以适应俄国的战略要求?克里姆林宫能不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并控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权? 　　在世界上的某些部分，人们只要一提这类问题，就几乎都对之作出肯定的回答。但专家们却对中国的这种情况持有不少怀疑。其中一点是，他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以往的独树一帜正预示着未来的分道扬镳。 　　多年来，我曾亲身参与了几次对本文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的文字商榷和口头探讨。在某些人士中，我一直被讥刺为“中国例外论”的创始人。我从来不是要同别人争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内部的证据使我深信不疑，他们不会对克里姆林宫“唯命是从”——而这正是莫斯科判断优劣的基本标准。我在对中国进行了十多年的实地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苏俄无法对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施加有效的统治。 　　在我国外交部门工作的一些官员持类似见解。正因此，国务院才不像对其他地方那样忧心忡忡。这也是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公开鼓励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党，又代表国民党的中国立宪政府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专家们心中有数，在这样的一种结构里，共产党人可能最终要居于上风。但他们争辩说，舍此只有内战，而旧政权将在内战中被摧毁无遗，共产党人则将在内战期间被迫更加靠近俄国。 　　一切妥协解决的努力均告失败，现在军事事态证实了上述的不祥预告。 　　然而国会内外有权势的人物仍然竭力主张我们要拯救亚洲，更多的是要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直接干涉的手段，而不是承认这一政策的失败。政府目前倾向于吸取中国事件的教训，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但干涉主义者坚持，就像同俄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必须用除战争而外的一切手段来打他们。他们坚持说，我们一方面在弹丸之地的希腊花费几百万美元反对游击队，另一方面却在占将近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对共产党人步步退让，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依靠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作为侵略基地的希腊赤色分子，同拥有令人生畏的内部后备力量、自给自足的中国红军两者毫无区别。 　　中国的党——害怕斯大林会主宰中国的干涉主义者声称——是彻底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正统(共产)党。在莫斯科单方面解散共产国际之前，它原先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它拥护国际的所有决议。它甚至拥护——虽然我国官方观察家注意到了这是迟缓而又勉强的——莫斯科对铁托的谴责，而中国共产党人对铁托原本是备加赞誉的。 　　还有，和俄国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消灭资本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一心想在全世界实行社会主义——最终实行共产主义。当前他们并没有强行采取共产主义措施，甚至连社会主义措施也未推行。但他们明确宣布，他们将尽快地对中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土地集中化。 　　中共已经公开宣布自己是苏联的忠实盟友。虽然克里姆林宫没有提供多少物质上的援助来确认这一宣称，但却从政治上和道义上确曾给予重大支持。中共还公开同情俄国人要在亚洲肃清美国势力影响的各项目标。诚然，美国为蒋介石的反共战争提供了主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干涉主义者声称，即使我们保持中立，也不会对共产党的方针和态度产生多少影响。共产党人会照样要求撤走我们的武装力量，取消赋予美国开发中国战略原料优先权的中美商约。 　　所有这一切——多少确系实情——使我们想回到在中国的“昔日美好时光”的希望濒于破灭。干涉主义者还认为，上述种种就足以谴责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国自由的敌人。他们坚持认为，由这样一个政党领导的政府必然意味着其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为俄国谋利，与美国为敌，并准备最终打一场反对我国的战争。因此，我们应当立即将我们的反共产国际战线扩大到南部中国和东南亚的各欧洲殖民地。我们应当武装所有愿意同共产主义作战的人，“哪里抬头打那里”。 　　但是，一个执政的政党难道能仅仅死抱住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堆教条去决定国家同邻国的关系?难道党的当前意识形态，较之国家的整个过去以及活在人民心中的历史遗产，更加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难道比国家的根本经济需求，比同世界其余地方交往更为重要?对此，干涉主义者理所当然地给予肯定的回答。按照他们的逻辑，意识形态现在已经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对克里姆林宫甘心情愿、循规蹈矩和忠贞不贰的“奴隶”——正如顾维钧大使曾经把他的同胞说成是这样的“奴隶”一样。 　　然而，客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推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不论顾博士或者蒋介石一直都无法证明现在克里姆林宫是怎样成功地操纵中共的内政的。我们自己的军事情报表明，中共赢得历次作战的胜利，不但没有俄国人的任何军事指令，而且确实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在估计未来时，我们一定要仔细考虑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可能使中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平等关系。 　　首先，要考虑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某些地理因素。中国乃是一个大国，面积几乎和美国相等，人口则为苏俄的一倍。她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历经三千年战乱而保存其基本价值完好无损的悠久文化。中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当中第一个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国家。在理论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者。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一直是在不断推进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者。 　　第二，中国是俄国之外第一个落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大国。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它与东欧相反，总的生活水平显然要比俄国低。 　　第三，中国红军——或者如它现在自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最近这次战争很久之前就为求生存历经重大战斗，而丝毫未得苏联的援助。除了南斯拉夫，只有中国拥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是真正不靠俄国武器的直接政治或军事支持而夺取政权的。 　　第四，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的领袖是从未去过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他是唯一曾被开除出党——不只一次而是多次——和尽管共产国际下令撤职却一直掌权的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和朱德——现在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在1927—1928年间就奉行独立路线，不经党的指示就发动他们自己的土地改革，并建立了红军和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除铁托而外，毛是曾公开批评莫斯科代理人的唯一的共产主义领袖。十五年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逮捕并撤换了共产国际派来对中国党政治局进行积极指导的最后一名“专家”。他被交回俄国，经我多方了解，之后再未派人来接替。 　　第五，由于长期孤立无援和独立发展，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坚强的自信心。几十年的内战造就了一大批能干有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国党现在是除俄国党而外最大的共产党，拥有三百多万党员，二百多万部队并有几百万武装农民为其后盾。在被占领的东欧小国家里，俄国将军们固然可以随意摆布那里的军政头目；而在巨人般的中国则完全办不到，中国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在领导，这个党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懂得它能有效地保卫自己的独立，不受任何外国列强的侵犯。 　　第六，毛泽东的个性也反映在党内的人员构成上，那就是，不论你对中国的建党方法有何看法，也不管她声称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她的人员构成具有深刻中国色彩。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受过苏联教育的恐怕到不了10％。在党员队伍中，去过苏联的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们大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从根据毛泽东等本国领导人的著作编写的教材和原理中学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组成这个党的坚强核心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党员，他们是通过二十多年共同经历的“中国制”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不可能被外界的批评者造成严重分化。 　　第七，早在贝尔格莱德分裂出去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是唯一敢于公开宣称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作出了重大新贡献的党。“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式或者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延安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模式改成了亚洲模式。他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人。”这是一种使克里姆林宫皱眉的危险思想。说这番话的是党内的第二号理论家刘少奇，那位美国记者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后来在莫斯科被当成“间谍”逮捕和驱逐出境。在此之前，斯特朗女士写的书在东欧出版时，书中上述和类似的提法统统被删掉了。 　　事实上，首先起来证明，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国家领导革命，可以通过把民族解放任务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办法，从而得以夺取政权的，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他们在一种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完全没有预见到的社会环境中，证明了这种革命可以不依靠城市工人起义，毋需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在把组织起来的农民作为主力军的基础上，就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创造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新资本主义”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在长期的过渡时期中共同存在。今天，中国这些共产党人正在按照这一理论，实行—项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纲领。固然，他们的目标最终是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但中国人声称，他们打算让私人资本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东欧作过类似性质的保证，但自然很快就为别的理论取而代之；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在中国非工业化经济处于原始现实的今天，实事求是地从政治上来考虑，要想一下子跃进到社会主义，看来根本不行。 　　有种种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落后，对于早日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在1927年的惨败之后，看来他们再也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共产党会取得胜利。苏联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所抱的态度最足以说明这一点。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是想要制止那场反对他的秘密盟友共产党的内战。而莫斯科却把张学良辱骂成亲日派土匪，而且要是中国共产党不立即设法安全释放这位总司令，也将谴责他们为土匪。还有，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正如斯大林对亨利·霍普金斯①所说的，克里姆林宫是把蒋介石视为唯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人。而且俄国只给蒋军一家提供武器和运输工具——甚至这些装备被用来打击和封锁中共，好久之后还是如此。 　　去年蒋介石军队的突然崩溃，也许使莫斯科同西方国家首都一样深感意外。毫无问题，蒋政权同克里姆林宫签订的1945年中苏条约②，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后前途抱有怀疑。就在这个延安方面显然意欲加紧进行公开夺取政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条约却完全取消了苏联对他们的外交支持。 　　近来，关于罗斯福同意斯大林在满洲的要求，从而出卖了蒋介石之说，可谓议论纷纷。而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把中共一脚踢开了。一旦德国败局已定，俄国人将根本不同它商量就向日本出兵一事，一直使得蒋介石心惊胆战。他害怕他们到时就会随着他们向满洲推进而马上把中共扶上台。然而克里姆林宫却一反所料，选择了同蒋缔约结盟的做法，条约答允只向蒋军独家提供援助，只承认蒋介石在满洲的权威，而那时蒋介石和美国都还没有一兵一卒在那里。缔结该项条约时我在莫斯科。中国国民党人和美国官方观察员都认为这是一次出色的外交行动。大家都认为，中苏条约肯定已经“一劳永逸”地把中共处理掉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还有另外的想法，或者除了俄国在满洲的民族主义目的之外还关心其他事情。它事先没有和当时还在延安的中共总部打任何招呼，延安知道这一条约时犹如五雷轰顶。 　　延安的政治路线清楚地表明，中共的想法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在中苏条约签订以后的几天但尚未公布时，日本已经投降，中国共产党人给他们的部队发布了文告，要求：(1)立即占领南京，在南京成立“人民政府”；(2)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城市，不理睬总司令的权威，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延安破口大骂蒋介石是“法西斯”、“汉奸”，是和日本的南京傀儡一样的人民公敌。 　　而他们所骂的人，正是莫斯科刚刚同他缔结条约，承认蒋是中国的最高统帅和俄国的反法西斯忠实盟友! 　　条约公布时，已是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的快一个星期了。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而受到的压力，比不久前铁托因抵制莫斯科硬要他接受米凯罗维奇作为合法的“民族”领袖而受到的压力还要沉重。直到最后看到确信是条约的正式文本之后，这些延安人才明白过来，原来斯大林和美国都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义务。在战后斗争的头一个回合，他们就除了妥协之外别无他择。 　　之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大力撮合下，到达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空运蒋军至北方各大城市，从战败的日本人手中接管这些城市。按照条约的规定，我国的空军和海军同时运送数以千计的国民党部队去满洲。苏俄的指挥部逐步地把主要城市和铁路移交给中国国民党人——而不移交给共产党人。 　　但是，中共已经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这绝不是莫斯科签订的一纸条约所能一笔勾销的。它拥有一百多万投身于党的党员。还有将近一百万依靠党才得以生存的部队正在包围着有城墙的大城市。随着蒋介石迅速取代日本人和俄国人，他们看到千载良机稍纵即逝。因此他们用两条腿同时开始赶向满洲。 　　就在蒋委员长接管铁路和大城市的同时，中共派来了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和最优秀的干部，渗透到广大城镇和乡村，加强了当地的游击队。这场竞赛，就在双方由马歇尔将军担任调解人，在南京谈判立宪政府和军事体制等问题的同时，在从黄河到满洲的广大战场上全线进行着。 　　据我1946年在朝鲜多方了解，俄国人并没有给中共多少帮助。实际上，中共更倾向于把他们的所谓“忠实盟友”看成是一大障碍。当游击队本来有机会去解除内地日军据点的武装或者攻占武器仓库时，俄国人却除了在城市中执行条约规定，把权力交给国民党当局外，一点也不停止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俄国人的这一方针，并未能在挽救蒋军在满洲的最终失败方面起到决定作用，对国民党在长城以南的命运也毫无影响。 　　正因此，随着共产党人在中国胜利地取得了统治权，现在在亚洲存在着一副崭新的局面，这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内部和外部，都将带来重大影响。莫斯科必须同这样一个巨大的外国打交道，它是由共产党人统治的，而他们拥有一切手段来维护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当人们了解到，由于俄国在满洲、蒙古和中国土耳其斯坦③许多代以来一直在进行蚕食，苏联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早已存在着潜在的摩擦根源，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分歧，及其对在数千英里边界上直接对峙的两大政权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能不能用它们共同的意识形态来克服。 　　对于任何一个力图有计划地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来说，完全控制满洲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已经拥有四千万人口，满洲仍然是可从人口过密地区移民的最大的地域。它占有全中国80％的铁矿储藏量，37％的森林地区，煤的一大部分，以及巨大的水力发电资源。它在战前即拥有大约40％的中国铁路里程，全国70％的冶炼工业和半数以上的纺织工业。它在中国的全部出口贸易中占了40％。在日本统治时期，满洲的工业设施和交通运输得到了巨大的扩展。 　　伴随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中享有权威，俄国人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就必然带来某些诱人的东西。按照1945年中苏条约，俄国占有中东铁路的一半权利，铁路终点站直到大连。俄国人在许多有价值的附属工矿企业和旅馆饭店等共享所有权和经营权。俄国人还获得了对旅顺港海空军基地的联合控制权，在铁路沿线地区调动军队权，大连市的共同行政治理权以及海运免税权。 　　在满洲，一个看来符合莫斯科所谓“友好”含义的政府终于建立起来了。诚然，在中国共产党人掌权之前，这个政府就曾多次表态，宣誓要忠实执行克里姆林宫——即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他们毕竟还是那里的中国人。他们不愿再眼看满洲或中国的其他部分被俄国人同化、兼并、主宰和随意摆布，正像俄国人不愿西伯利亚被中国作为“自治国家”加以兼并一样。 　　要是俄国现在就着手剥夺北平政府对满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生活的控制权，或者按照外蒙“独立”的模式把它从中国分离出来，那就会在共产主义掌管的世界中不同民族主义之间引起正面冲突。中共再也经受不起把满洲丢给俄国人，就像俄国人不允许把乌克兰给共产主义波兰或者融化进波德共产主义联邦一样。 　　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当前满洲中苏关系少得可怜的报道表明，中国人对俄国人在那里的殖民主义立场的宿怨未消，新嫌又起。而且中国人对苏联在满洲掠夺机器、仓库物资、军工装备等等依然怀恨在心，据波利委员会估计，损失共达八亿五千万美元之多。 　　中国训练出来的共产党人，在同满洲的苏联官僚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感到心灰意冷。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实行的是一种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条件和平等制度，官兵享受的待遇完全一致。他们看到俄国的军民等级森严，在吃、穿、住、工资和特权等方面待遇悬殊，不禁大吃一惊。由于俄国人的傲慢自尊和盛气凌人而引起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引起摩擦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根源很可能在于，俄国人在用人上把带来的在俄国受训和操俄语的中国人，安插在苏中合营企业和共同占领地区的负责岗位上。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李立三的回国，他被(俄国人)带到哈尔滨，靠着他同俄国秘密警察的密切关系而现在成了一位实权人物。 　　李立三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首脑时，同毛泽东有过苦战，并将毛逐出政治局。可是毛在战场上胜过了他，他组建了红军，而李立三却在十五年前逃到了莫斯科。李—度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毛在农民运动方面取得了成功，迫使共产国际勉强认可了他的“路线”。现在，俄国又把李立三弄回哈尔滨，这就重新翻开了过去争斗的旧帐。 　　单靠他自己，李是无法再同在国内享有威信和深孚众望的毛进行重大较量的。但有些中共人士认为，他再度上台执掌一个地区的权力，象征着克里姆林宫在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其目的是要最终在满洲建立一个由忠于莫斯科而不是中共政治局的中国人统治的独立自主的党。毛泽东虽然时过多日之后对李立三表示了欢迎，但内心对这一做法是深感不满的，正如铁托对俄国人派内务部的“专家”们到南斯拉夫进行“监督”内心憎恨一样。 　　但1945年还不是顶撞莫斯科的时候。要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牢固地统一全国以后，俄国党和中国党之间的裂痕才会公开。 　　那么今天到时候了吗?这就主要要看俄国人在从中国分离满洲方面走得多远了。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个新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联邦的潜在中心，这一联邦可以独立存在，而且与苏联完全平起平坐，因此他们不会同意让满洲或者全中国处于卫星国地位。对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克里姆林宫固然会和对铁托组建巴尔干联邦那样深感不快，但要是据此推翻俄国人会立即在中国重犯使他们在南斯拉夫丧失有效控制的那些错误，那也是无稽之谈。他们将极端小心从事，等待美国人犯错误，从而由此不费力气地取得他们自己的胜利。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如何“掌握”中国现在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美国的政策不会使之简单化，但也不会使之复杂化。只要美国依然大力支持中国的旧政权和任何或所有反共党派、团体、政客和军阀，支持它们准备继续进行这场现在败局已定的战争，只要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美国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保持他们目前的头号外国敌人的地位。然而我们有理由假定，到1951年共产党人将会全部平定国内的敌对军事力量，美国也将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那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北平的共产主义新政权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一革命满足了农民阶级的某些迫切要求——同时和民族运动排外口号唤发出来的能量融合在了一起。它要想站稳脚跟并生存下去，只有照着老样子继续干下去——实践自己关于国内有所进展，进行人心思变的改革和获得真正民族独立的最最重要的诺言。违背这些诺言它就站不住脚。要是它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屈从俄国人的要求，即把中国当成俄国可能发动一场反美侵略战争的殖民工具和基地，那它就会完蛋。 　　新政府的纲领设想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发展各种公共事业和交通，大大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现代化程度，扩大群众教育和公共保健事业的设施，以及训练数以千计的、有能力指导由国家计划协调的经济的技术人才。然而它是在一个破产了的国家起步走的，它的城市被毁灭，铁路被破坏，机器陈旧无用，河流和灌渠倾颓，人民饥饿憔悴，衣不蔽体，急需工作而又缺乏工具和其他器材。中共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为只要他们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就能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并能同时发动或者帮助俄国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 　　所有的中国人都深深懂得，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持续的和平时期。毛泽东知道，他的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计划需要大宗的资金和贷款，需要各种重工业机械和工具，因此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他和其他共产党人都明白，俄国连东欧和西伯利亚需要的资本货物都满足不了。这就更谈不上充当目前新中国的工业装备库。如果新政权想要在中国现代化方面比它的前人取得更快的成功，那它就不能死守着意识形态的好恶，非向一切有能力的地方求援不可。中国至少需要美国从做生意的角度给予谅解，需要有稳定的贸易和信贷安排。在新政权统一控制全中国之前，美国看来不大会予以承认。即使在那之后，中美关系比过去也可能是遥远和冷淡的。但是，在中国，反美主义的根子还不算深。随着对美国援助的需要愈感迫切，这种根子还会相应缩小。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它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形成对美国的战争威胁。麦克阿瑟将军最近说得很对，他说中共的胜利没有危害我国的安全。作为一个市场，中国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我国在那里的贸易多年来一直很不平衡。现在正是山姆大叔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把改善我们今后关系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中国人，给他们充分的时间，需要的话可以等待多年，等待他们明白这样一个主要事实，即中美贸易对于中国而言，至少和对美国来说同等重要。 　　我已经提出过，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族精神和俄国人打着“国际主义”旗号进行民族主义扩张两者之间有着严重的矛盾。但是，这类分歧较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精神”同美国不断进行反华干涉之间的“矛盾”而言，简直是小事一桩。如果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摆脱俄国的独立地位，那就不大可能通过强迫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统治着全国人口的大约一半——的办法来实现，从而使得他们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听命于同苏联结盟的条件。然而，只要美国表明自己无意占有中国的任何部分，也不想在那里联合各式各样的反共分子，把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人，那末我探讨过的上述种种因素，就会在建立中俄共产主义同盟的过程中发生作用。 　　无论怎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大概不能也不会把中国的民族利益置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只要我国的政策丝毫不带干涉主义色彩，历史就将沿着现在已具备一切必要前提的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共产党治理的、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一事态本身，就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时在其他地方，引起种种崭新的发展前景。 　　北平有可能成为亚洲类型的莫斯科，成为摆脱莫斯科控制的、传播亚洲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罗马帝国。要是这样，它就会逐步使自己成为在亚洲推翻欧洲殖民主义制度的象征，成为废除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私人财产权利产生的民主原则的象征。另一方面，它还可能建立起一条防线，防止共产扩张主义作为俄国的民族主义在东方延伸，它和现在西方在贝尔格莱德所建立的防线一样坚固。 　　情况很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处于亚洲新的独立国家体系中心的中国，最后很可能真正成为稳定世界和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只要给予同其他国家亲密合作，共同开发本国资源的机会，这种新亚洲就可能组成一个足以在俄国和美国势力范围之间保持稳定、平衡的重要的大国集团。 　　有些惯于按意识形态绝对论想事的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共产主义”怎么能由共产主义来加以遏制，除了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绝对对立物而外，又怎能用别的东西来制止住共产主义。但是，有许多那类字眼在人们使用过程中意义不清，众说纷纭，而且将来还会更甚于此，辩证地说，俄国独霸世界的威胁，是有可能由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发展起来的对抗势力，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了的资本主义来加以遏制的。 　　历史向我们表明，那些想要征服世界上各种信仰和组织的人，总是在他们还没有把全世界统一起来之前就被制止住了——或者说化为灰烬，更多的是出于其内部争斗或解体，而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打击。直到几个月前，许多人还认为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法则，即所有地方的共产党国家在所有时候都将无条件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然而，就连对南斯拉夫分裂事件毫无所知的人也会明白，在“共产主义”这个字眼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新的附加提法，因为上面的说法显然不真实。现在至少要对它作这样的修正：“除非拥有首先忠于本国的国家领导人，其次才是忠于俄国国家领导人的—支军队和一支警察力量，所有共产党国家在所有时候都将无条件地听从克里姆林宫指挥。” 　　人人都可以推测中国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但谁都无法预言亚洲力量新的两极分化造成的一切后果。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实行不干涉主义政策，固然要冒极大的风险。然而按照老一套的办法去维系原状不变，要冒的风险就更大。因为连最缺乏远见的观察家们都一定明白，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独立并和其他社会革命联结在一起——时代，已经成为当前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现实。中国的事态，只是震撼着从朝鲜半岛到阿拉伯半岛之间所有国家的大动荡的最有戏剧性、当代最新的表现而已。即使历史为此目的所走的道路不同，日本有一个确切的提法，现在是“亚洲人的亚洲”——为亚洲人所有，归亚洲人治理和为亚洲人服务的时代了。 　　我不打算在这里预测这一时代对所有有关方面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从道义上去对这些事态本身进行评价也不是本文的范围。可是，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很重要的是，要承认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随着历史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变化，尤其是要承认这样一个基本变化，即整个殖民主义制度就要结束了。 　　任何否认这一点的政策，或者力图恢复帝国主义制度的政策——不论它打着何种名义——都只能把亚洲争取平等和独立的斗争延续下去，造成人类精力更加令人可怕的浪费。但是，要想在世界的这一部分重建大帝国已为时过晚。对俄国来说，同样对其他大国来说，都已为时过晚了。 　　①时任美国总统顾问。——译者 　　②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是在斯大林提出以《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的基础上订立的。斯大林口头保证苏联在此条约签订之后，在道义上、物质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译者 　　③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