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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奔赴山西战场——“杨虎城将军代表”

穆欣

l937年2月下旬，续范亭接受周恩来和南汉宸的劝说与杨虎城的委托，离开西安，以杨虎城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推动抗战。这个时候，杨虎城的处境已十分困难。蒋介石回到南京，以怨报德，将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与“人格担保”全部丢进茅粪坑里，扣留、“审判”了张学良，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善后方案”，并且在军事上一步步向西安进逼。在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无人能够统率起这支军队，2月2日王以哲被刺杀后，全军陷于瓦解状态。蒋介石得寸进尺，对杨虎城施加压力。一方面，妄图用军事手段压迫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就范；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杨虎城等进行迫害。这年2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上，由蒋介石报告《陕变经过》，抛出了捏造出米的《西安半月记》，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案》；还通过了一个对杨虎城、于学忠提案的决议，其中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署理，以绝效尤。”蒋介石遂即命令对杨虎城和于学忠予以“撤职留任”的处置(逼迫杨虎城自动辞职，进而又逼迫他“出国考察”)。续范亭赴山西的前夕，曾前去芷园杨公馆向杨虎城辞行。两人互相策励。续范亭说：过去我们说革命路上无坦途，而今天我们更应做到革命路上旗不倒。今天我们的旗，就是抗日的旗，正义的旗，我们应生死以之。这次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发生的，续范亭在事变过程中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共产党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决心在促进全国团结抗战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在稍晚一些时候写过一首《统一战线以三国为喻》(后改题为《赠李公朴》)：“吴蜀同心破曹瞒，周郎意气要争先；欲收赤壁鏖兵效，子敬还须苦周旋。”这个时候，续范亭不仅仅是许多鲁子敬中的一个，作了许多周旋工作。他更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中的坚强战士，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续范亭在2月底踏上回归故乡的征途。这个时候，他思潮起伏，引起无限感慨。他生在山西，长在山西，这里有他的亲属朋友，有他青年时代生活、学习、战斗过的许多地方，这一切，常常使他怀恋。可是，由于阎锡山的迫害通缉，使他多年来一直流落他乡，有家归不得。因此，一路上，在他的头脑中不断浮现出阎锡山的形象。此人是他多年来一直鄙视的不共戴天的宿敌，如今就要成为与之樽俎折冲的对象了。因此既须仔细想想阎锡山的过去，尤须详细了解他在此时此刻的动向。 　　阎锡山这个人，续范亭比谁都清楚。阎锡山依靠辛亥革命爬上台去，又用背叛与摧残革命的手段独吞了革命的果实。他把革命党人一个一个地整掉(续范亭就是遭他通缉、迫害，长期流亡他乡的革命者中间的一个)，依附袁世凯和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作靠山，保住了他对山西的统治。及至北洋军阀倒台，进入新军阀蒋介石的统治年代，阎锡山运用其随机应变的本领，乘机扩大武力，扩充地盘，一度统治了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四省和天津，北平两个特别市，成为掌握华北六省、市军政大权及经济资源的一个大暴发户。随着这种军事、政治、经济势力的迅速膨胀，他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剧地发展，到1930年5月，终于爆发了他和冯玉祥联合倒蒋的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七个月，双方动员的军队超过百万，结果以阎冯军的惨败而告终。阎锡山二十多年惨淡经营的晋绥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不得不通电下野。随后他就托庇于日本关东军，匿居大连，暗中则仍依靠他在山西原有军政势力，继续控制山西，以图东山再起。1931年8月，由日军派飞机送他返回大同。不久他即乘“九一八”事变后的动荡局面，利用他同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关系，又取得了太原绥靖主任的头衔，再度统治晋绥两省。这时山西处于“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的局面，他感到日子不好过，便施展“猛虎蝉伏”的计谋，采取自固防守的策略，提出了所谓《十年建设计划》利“造产救国”的口号，打起“不问国是”的招牌，实则是争取时间以巩固其对山西的统治。根据这个“计划”，阎锡山在山西开办工厂，大办银号，修筑铁路，几年间，积累了二亿五千万元以上的资本，控制了山西人民的整个经济生活，使阎锡山这个封建军阀转向官僚资本。这是山西经济生活上的一大改变，也是阎锡山在统治晋绥两省历史上一个新的局面。想方设法保住这些实业，便成为他考虑如何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因素。 　　续范亭对阎锡山一生的行径，曾经写过不少诗文加以抨击和讽讥。但阎锡山按照“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的处世哲学，利用各方面的矛盾，把他在山西的血腥统治一直维持下来：坐了几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去以后，北洋军阀的余孽，你争我抢，象走马灯一样轮流篡权，今天是冯国璋，明天是徐世昌，再就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等。二十五年来，阎锡山所依附过的这些封建余孽一个个早已垮台，他却始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旧中国反动统治的营垒里，阎锡山算得是一个强人。 　　不过，形势比人还强。时代的潮流常常把人们带到意想不到的遥远地方。根据周恩来、南汉宸的谈话，以及续范亭到达太原后的了解，目前山西省的局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 　　1936年前后，中国的整个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第一，1936年春天，红军由陕北东渡进入山西，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传播给山西和华北人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震憾了阎锡山的统治。我党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国民党地区广泛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红军东渡形成的巨大政治影响，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勇猛冲击着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阎锡山感到如果再依旧对人民的救亡运动进行镇压，他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窥窃绥蒙，1936年冬天侵入绥远东部百灵庙地区，寇深祸亟，直接危及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已感到面临灭亡的危险，必须在两者中取择一个：或者降日，参予成立“华北五省自治联盟”，充当人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或者抗战，借以保持长期搜刮积累起来的亿万财产，并可骗取民族英雄的声誉。他这个军阀和别的军阀不同，刮的地皮大都办了实业，他的财产都在山西，如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三十五家工厂，及他出资修筑的同蒲铁路等等。这些必须保持的财产，既无法匿藏，也无法搬迁。而要保持这些东西，就必须抵抗日本的侵略。第三，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也正竭力向山西伸手，他们派特务，在山西搞蒋字号国民党，利用晋南、晋北的矛盾，大搞河东道(指以运城为中心的黄河以东的晋南地区)独立运动，搞阎锡山的鬼，挖他的墙脚；蒋介石又乘红军东渡的机会，让关麟征的五个师进驻晋南，赖着不走，直接威胁着阎锡山的统治，使他感到无穷的忧虑和恐惧。 　　这样，就有三种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摆在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面前：我党在群众中有影响，人民要抗日；蒋介石国民党要挤掉阎锡山，要把山西变成自己的地盘；日本侵略者要侵占我国领土，正发起进攻，要逼迫他当汉奸，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抗战，他就只有濒于死亡。如果要抗战，除了接受我党的统一战线外，别无他途。但如这样做，他既怕在统战中消亡，又怕被蒋介石吃掉。怎样才能应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怎样能避免被蒋介石吃掉?在抗战后又怎样能保住自己?这些问题，使他陷入深刻的矛盾中。因此，当时的形势给阎锡山为首的山西统治集团出了一个题目：政治上怎么办，走哪条路? 　　阎锡山根据其极端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存在中求生存”，“一切为了存在”，为了要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终于找到一个合乎他自己逻辑的出路：就是必须设法与这三种势力相周旋，在他同日本侵略者、共产党、蒋介石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一条独特的路线。——“抗日和日”(在抗战中观察形势，随时准备降日)，“联共反共”(在接受我党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要和我党联合抗战外，又标榜他的独特性，随时准备反共)，“拥蒋拒蒋”(表面拥护，实际抗拒。因为蒋介石要消灭异己，占领他的地盘，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反共这一条，又同蒋介石是一致的。蒋介石的东西，凡不合乎他心意的，他都不听；而且严加戒备，抗日期间从不到重庆去)。按照这条复杂的路线，从阎锡山的幻想出发，必须选择一批真能抗日，真能象共产党一样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又真能抵制蒋介石侵蚀的人；而同时又要牢牢地保持一批随时真能降日，真能反共的人。开始重点是在前者，而其长远打算则在后者。这样，根据他的“二的哲学”，以后就在抗日过程中搞出了一整套两面派做法：以进步掩护反动，以假左粉饰真右，以革命维持其反革命。妄想以此维持其封建割据的统治。根据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他表示同意跟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所谓“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口号。所有这些，虽然只是以“进步”维持退步，想以进步的口号争取群众，缓和人民的反对，利用抗日的进步青年继续维持其统治，以便在实际上制止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阻止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这也造成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有利条件，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斗争。 　　自从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以后，阎锡山就立即派人到陕北去，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到太原同他联系。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委派彭雪枫前往太原，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样，经过曲折迂回的过程。阎锡山从1936年起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时在阎锡山集团里面，包括官办的各种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上层人物中，赞成联共抗日的人也占居多数。这年9月，山“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并经阎锡山批准，在太原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年10月间，应阎锡山的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来到太原，就接过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并即对它进行了改组。原来工作曾经一度陷于停顿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了。牺盟会为了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作准备。在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后，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办起了一个“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经短期训练后派往全省各县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扩大牺盟会的组织；二是创办“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简称“民训团”)，培养抗日的军事政治干部。 　　这个时候，日本侵略军唆使伪蒙军大举向绥远东部进攻，爆发了振奋全国人民的绥东抗战。这次日伪军的侵略行动是从1936年8月间开始的，他们侵占了绥东军事战略要地百灵庙，并图直取包头。在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情绪鼓舞下，驻防绥远的傅作义部队奋起抵抗，并于11月24日大败敌军，收复百灵庙。日本侵略绥远的行径激怒了晋绥人民，在阎锡山集团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应。绥东抗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主张抗日的人民，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救亡运动。上海、天津及许多地方都派代表前往绥东慰劳抗日军队。当时绥远和驻绥部队都属于阎锡山的系统，使他由此博得了抗战的美名，在政治上捞到一些资本。对这一点，阎锡山颇自鸣得意。但他又怕承担风险，唯恐触怒了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又想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他是想，一方面向全国人民表明，现在我要抗战了；同时也是告诉日本人：晋绥军“抗战”只是在晋绥这块土地上，不会到晋绥以外的前线去抗日。你日本人进攻别的地方我不管，只是别到晋绥来就行了，…… 　　阎锡山这时的精神状态，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在《太原印象》一文中，有过比较深刻的分析：“基于山西当前的环境，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对日问题，一个是陕北的共产党问题。为了对付日本随时可能侵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有根本的决心，即所谓‘守土抗战’的决心。‘守土’即守卫山西及与山西有密切关系的绥远的土地，日本侵入晋绥省境，即‘无条件’的从事抗战。但如果日本不侵晋绥则山西亦不采积极的攻击行动，所谓‘抱定弱国态度’者，意义即在此。在决心守土抗战，而外力暂告缓和时期，则‘加紧自强’。尤以‘踢破经常范围’的方法来加紧自强。多年来共产党鲜明的提出抗日主张，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要宣传‘收复失地’，‘立即抗日’。共产党要照宣传的口号作去，红军必须由陕北进入山西，山西当局对于这一点不能赞同。因此加强山西对外抗战的空气，消极方面无异减削红军要求进入山西的理由。同时在理论上，山西对‘立即收复失地’，认为是过早的主张，必须在相当准备之后，始可以谈收复失地。在山西的术语说来，就是所谓‘有条件的收复失地’。与‘守土抗战’之‘无条件’者，大不相同。”① 　　此刻续范亭回到山西即将见到的，在有关团结抗战问题上，就是处在如此精神状态下的阎锡山。 　　①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出版)，第一七六——七七页。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