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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九章 第一战区

赵荣声

一 　　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被特务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告至蒋介石处，越说越坏，蒋介石也接二连三来电报给卫立煌，要卫清除这个组织中的共产党，卫立煌均应付了之。后来蒋介石命令驻在西安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就近彻查，蒋鼎文在一个夜间给卫立煌打电话，讲说此事，卫立煌看见来势太猛，只好免除刘毓珩的工作团主任兼职，调回第九军军部，改派丁致中兼任工作团主任。这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生在平陆县太宰村的事。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假西北农学院的校址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卫立煌和郭寄峤前往参加。这两个对于政治行情没有摸准的国民党将领，携带同行的秘书偏偏是刘毓珩。(因为刘毓珩笔下来得快，要什么文件或发言稿，马上就能写好。)卫立煌一行同到西安之后，听说别人控告工作团，第一名便控告的是刘毓珩，因此卫、郭才把刘毓珩留在西安，未敢带往武功。 　　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好转的国共关系，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急速逆转。此次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在华北、西北的高级将领(包括第一、第二、第五、第八和冀察、苏鲁六个战区师长以上的将领唯独没有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人员)开会，和稍前一个时期在湖南召集华南和华东将领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一样，美其名曰商讨北方的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实际上是把一个月以后将要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贯彻的“限制异党活动”的精神，预先向他的将领们宣布。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活动要严加控制，订出了许多限制办法。强调军令政令的统一，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封锁。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加强领导——即排除异己，削弱杂牌军队。在这个会议上还宣布命令，解散军队中一切不合规定的组织和工作团、工作队等，清除一切可疑的危险分子。在解释此项命令的某要员讲话时，举例提到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当卫立煌自己还在武功继续开会的时候，解散工作团的命令已由随卫到武功去的高级参谋用电话传到垣曲来了。此时参谋长郭寄峤也在武功，就由暂时主持总部工作的副参谋长文朝藉宣布解散战地工作团的命令，团员们各发一些旅费，遣送回家。 　　刘毓珩的名额虽在第九军军部，不在工作团之内，但因为他是工作团的代表人，所以解散工作团，首先将他遣散。工作团委员陈元、丁致中、赵荣声和孙鼎禾的本职在总部，不在遣散之列，仍回总部。在这个命令之后数日，又由武功用电话传来命令，总部移驻河南洛阳，即日行动。陈元、丁致中、孙鼎禾三个秘书随总部其他人员一同渡河赴洛阳，只留副官处一个中尉副官带一班人在垣曲保管没有搬完的东西。另外，赵秘书暂时不去洛阳，在垣曲待命。 　　我觉得这个“待命”有些索然无味，是人家又想要我走又不想要我走。我实在愿意跟这些团员们同赴延安或到八路军去，那有多么痛快!但是想到刘少奇同志的嘱咐，我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又不敢走，只好唱着“我们相见在前线”的歌，和工作团这些朋友们告别。他们大多数都去西安再北走延安。山西的煤真便宜，只交两角钱，一个牲口能驮多少算多少。靳明、我和那个中尉副官，就每天燃起火炉烤火，休息了将近一个月。 　　到了阴历除夕的前两天，总部遗留在垣曲的东西都搬光了，这个中尉副官也要走了。最后一辆来运东西的卡车司机带来一个口信，让我和靳明也乘这辆汽车到洛阳去。这样，我作为卫总部最后一个搬家到洛阳的人，和垣曲辛庄村告别。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卫立煌对于我的去留问题，曾经有过踌躇。在解散工作团的时候，他曾打算把我和刘毓珩一样遣散回家；又想把我留下来。当时看到武功会议气氛严重，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办法，让我在垣曲待命。后来武功会议结束，卫立煌升了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看见工作团解散之后，人去谤息，没有人再议论什么，他的胆子又大起来了，便把我这个从八路军引进来的部下带到了洛阳。 　　我到洛阳后即往东关外贴廓巷(俗呼铁锅巷)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找刘子久。这个办事处是租用一家旧式货栈，前后两个院落，共约十七八间房子。办事处后院靠近后门有间小屋，刘少奇同志正住在这里。少奇同志听了我的汇报，指示说：“要好好地在第一战区工作，他既然没有叫你走，你就要好好地在这里干下去。”少奇同志又说：“你们工作团党支部里的人不要去延安，延安的人多，很杂，国民党也往延安派特务，你们又喜欢乱吹，把卫立煌这里如何如何讲出去了很不好。你们最好到新开辟的根据地，没有人认识你，改名换姓，绝对不许再谈这一段事情。”此时其他几个党员都到延安去了，刘毓珩和王若兰因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尚未从西安到延安，找到洛阳来了。少奇同志便指示他们去新四军彭雪枫处。王若兰改名康英，刘毓珩改名陈其。少奇同志在给他们写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时说：“陈其象共产党的名字，不象国民党的名字，我给你加一个字吧。”说着便把“陈其”写成“陈其五”。因为刘毓珩穿的是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带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第九军军部的护照，能安全经过河南南部等地，少奇同志交给他一包密电码和一千元现款，托他带给彭雪枫。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洛阳城以西五六里的西工兵营里，凡是有家属的官佐，都在西工附近的小街、和平村等地租赁民房建立家庭。我因为来得最晚，和平村里的房子都租完了，我和靳明只好在和平路公园附近的一家木匠铺后面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到长官部去报到，卫立煌那个服装整洁挂着盒子枪的卫士已到我家里来找我了，说：“长官有请。” 　　我跟着这个卫士沿着马路由东往西，前往长官部。先经过河南省政府的门前，这里原先是洛阳航空学校的旧址，西安事变以前驻有两个中队的飞机，现在已没有一架飞机，机场关闭。前面的房屋成为河南省政府的办公地点，后面通往飞机场的路上围绕铁丝网，禁止行人进去，据说特务机关就设在里面。沿着马路再往西走就是看不到边的大片营房，长官部设在营房之中的一座高门广厦里，警卫森严。这里十几年以前是吴佩孚大帅的驻节之处，抗日战争以前成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的校址。洛阳分校有三个总队，教职员及学员有四千多人。一九三六年蒋介石“避寿”从南京来到洛阳，就在这里大办祝寿活动，举行过“献机典礼”。追溯历史，洛阳是东汉等九个朝代的国都，唐朝在西工建有一座广寒宫，长官部附近就是广寒宫旧址。 　　我跟着这个卫士进长官部，再进参谋处的院门，转入参谋处以东一个跨院，其中有几间铺有木质地板，墙上镶有木质护壁的精致的西式平房，据说过去这是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所建，蒋介石到洛阳下榻于此，前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住在这里，现在便是卫立煌的住所了。卫立煌见我来了，首先向我解释他奉命解散工作团，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说他对那些团员印象很深，也有感情，很喜欢那些青年，将来总会有相见之日的。接着，卫立煌叫我跟着他安心供职，慢慢来，将来可做的事情多得很。卫说：“青年人思想进步没有什么稀奇，比那些吃喝嫖赌混饭吃的人好得多。你看西工这么多营房，十几里看不到头，规模这么大，都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洛阳练兵，八方风雨会中州①时候盖的。吴佩孚都有这么大的雄心(吴曾经想用武力统一中国)，我们打日本救中国，将来还怕做不出一番事业来吗?”我细细看了一下现在卫立煌的住处，和山西简陋的民房大不相同了。最突出之处是有了很考究的办公桌，办公桌玻璃之下放着一张孙中山的半身照片，上款为“立煌同志”四字，下款署名“孙文”。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厅中挂了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大照片，是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击设在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到广州革命政府最大军舰“永丰舰”上避难时拍摄的。照片前排正中为孙中山和宋庆龄，后面有百余保卫中山先生和讨陈有功的同志，其中就有个二十五岁的卫立煌。据说这张照片事后加印多张，中山先生送给当时参加者每人一张。照片的上端印有文字说明。 　　隔了两天，卫立煌又派人找我去，告诉我他已下命令加委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秘书，以后到机要室戴允孙那里去，不象在垣曲那样常常在他的身边了。这一点我能理解，是洛阳环境复杂，象我这个工作团遗留下来色彩很红的人，经常留在他身边，会引起别人的闲话。他又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外面听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八路的书报我们关着门研究，你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听见什么新鲜事情，都来跟我讲，还是和过去一样，夜晚到我这里来，隔几天来一回。但是要注意，洛阳情况复杂，有十三个特务系统。你在外边交游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在西工(军事机关区域)谁也不敢来惹你，你要是跑到城里出了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我把卫立煌和我谈的话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卫立煌到洛阳以后，官瘾得到满足，不发牢骚了。对我的态度不象在中条山那样无所不谈，那样无拘无束，但是仍然不错。少奇同志说：“从前我们洛阳办事处派人去见程潜，这里登记，那里谈话，去了几次也没有见到程潜。程潜不在洛阳我们也不知道，还是去乱碰。现在你在他们里面，我们的眼睛就长到里面去了，多好。” 　　少奇同志重申他过去一再叮嘱我们的话：“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团结国民党继续抗日，使他们不致于中途妥协投降。现在蒋介石的态度很明确，把对付共产党摆到比抗日还要重要的位置，我们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痛教训，不能不作两手准备。你必须下决心往下沉，不要象过去搞得那么引人注意。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八路军要建立根据地，不少地方是蒋介石划给卫立煌的防区。八路军要组织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不少地方是在国民党让他管辖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希望卫立煌完全放手让我们搞；上面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从的。但是，只要他这个具体执行的人对蒋介石的命令不那么积极，有时打一个折扣，有时拖延一下，这中间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好作用。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作用。假如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来了个胡宗南，来了一个十年以前的卫立煌，对于我们的麻烦就大了。那么我们就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来对付他，我们有些工作就暂时不能开展。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内部的认识不统一，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掌握，就可以不那么盲目。中国的革命是极其艰难的，过去二十年，死了那么些人，现在形势很好。但是除掉发展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八路军，还要好好利用一切对于我们有利的机会，让一切有利于我们的机会都发生作用，那事情就好做了。” 　　我牢牢记住少奇同志这些指示，并且考虑如何按照这些指示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做点事情。 　　二 　　第一战区是怎么一个情形呢? 　　第一战区是抗日战争开始时，以芦沟桥战场上的军队为指挥对象，是在全国对日作战中最先成立的一个战区。以参谋总长程潜为司令长官，刘峙为副司令长官。接着第一战区之后，排列出山西为第二战区，上海为第三战区，津浦线为第五战区。凡是担任战区司令长官者，都是资格很老、地位很高的老将，既利用他们的名望向全国显示出团结抗战的姿态，对于过去反蒋者又起到一种羁縻作用。至于各战区的实力则抓在一些嫡系的副司令长官手里，以便于受蒋介石的直接控制。第一战区成立之初，蒋是希望副司令长官刘峙掌握实权，操纵一切的。那知抗战开始不久，刘峙在保定一退数百里，溃散了若干个师，成为一时全国唾骂的恐日病典型——“长跑将军”，连国民党人也在参政会中大骂，蒋无法为之掩饰，只好撤换。卫立煌一九三七年秋天率师北上时，只是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与共同辈份的嫡系将领相比，不算显赫，那知他在北平以西山区与敌周旋，未受损失，忻口一仗居然获得很大战果，后来从韩信岭战役中居然把所指挥的十几个师都安全转移到了晋南，没有退过黄河，仍旧把国民党的势力保留在华北，在当时，不能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嫡系将领中的上等成绩。这和平汉线上一筹莫展，只有挖开黄河以阻挡日军迥然不同。蒋介石本来没有提拔卫立煌独当一面的打算，此时另外找不到合适的人，打起仗来还只有卫立煌靠得住，只好把华北这份家业完全交付给卫立煌，而把程潜升为统辖北方第一、第二、第五等几个战区的天水行营主任。天水行营的名义很好听，地位很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转转公文的空架子而已。 　　第一战区所辖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河南省全部和山西一部，北至冀察，东到山东海边和江苏安徽的北部，西至潼关，跨及六省，是当时各战区当中幅员最大的战区。 　　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②为：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二级上将 　　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冯钦哉皆中将加上将衔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孙桐萱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孙蔚如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曾万钟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卫立煌兼 　　(后由刘茂恩继任)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何柱国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李家钰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石友三 　　(石友三伏法后由高树勋继任) 　　第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除掉上面九个集团军，还有一个十八集团军，也在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之内。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军饷补给列入第十战区的预算，实际在西安领取。《彭德怀自述》中提到那时的卫立煌时说：“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就是说那时候十八集团军独立自主的活动，卫立煌没有干涉过。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的组织和人员概况，大致如此： 　　卫立煌本人住在参谋处大门之内的跨院里，他主要活动之处仅为一个较宽敞的会客厅，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卧房，一般接洽公事要求会见他的人都被层层挡住，大多数都被挡在参谋长的会客厅，只有很少特别被邀请的人才能进这个跨院。在长官部之内也只有各处长和少数人员能进入这个跨院，有的将级军官不先向张学诚副官打招呼也不敢进来。上校军法官吴君惠在一九三九年升为同少将高级秘书，终日陪伴卫立煌在其室内，可以算得是卫身边最接近的一个人。吴君惠安徽桐城人，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毕业，谨小慎微，完全以卫立煌的意志为意志，十分忠心。一九三九年夏季新聘请了一个合肥同乡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曾在汉中城固西北联合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的温广汉(曼生)为同少将高级秘书，替卫应付客人，接触政界。温广汉多少带些超然的学者风度，和国民党内各派势力没有关系，和戴允孙那样的官僚也不同。后来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推荐温广汉担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成为卫立煌在河南省政府中间的代表。温广汉也每天在卫立煌室内逗留，为卫身边第二个最接近的人员。③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冯钦哉均不过问长官部的事，我只记得孙连仲偶尔来洛阳，和卫立煌在一起吃吃饭，打打网球。此人身高力壮，网球打得不错。冯钦哉从前是杨虎城十七路军当中被分化出来首先投靠蒋介石的一个，由于这一点，所以他有了“功”，现在得到这么一个较高的荣誉官职。他此时住在洛阳，不管什么实际事情，长官部只有上总理纪念周的时候请他来一下，他偶尔也参加，行礼如仪。 　　长官部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计议军事之处在参谋处中间五间轩敞的大厅——这是当年吴佩孚全盛时代建筑的作为吴大帅办公和栖息之处，很有气派。东边第一间(外间)，为参谋长随从人员的办公室，第二间(内间)为参谋长办公室。正参谋长郭寄峤和副参谋长文朝藉的军阶都是中将，他们两张大办公桌面对面摆着，每人桌上放了四五部电话机，堆着盈尺的电报、公文。郭寄峤每天上午八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着毛笔不放，简单明了的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稀里胡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精明强干，高人一筹。蒋介石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当众表扬他为“标准的参谋长”④，使他从此身价十倍，顾祝同、陈诚闻之也另眼相看，叙起保定同学的关系，都试图把他挖到他们的身边当参谋长。卫立煌正因为有这么样一个能干的参谋长代他管事，他自己就不致陷于十分繁重的事务当中去了。 　　郭寄峤出身于合肥一个读书人家，从他父亲往上数，十一代都是秀才，没当过显赫的官，总把清贫业儒当做门第的骄傲，当段祺瑞掌握北方政权号称“执政”的年代，合肥人纷纷投奔北京，郭寄峤的父亲郭筠仙也随众来到都门。这个穷秀才没有混上显职肥缺，只是受聘为段祺瑞手下重要将领段芝贵的幕客，每月薪金二百元，郭筠仙共有六个儿子，多数都循规蹈矩，安分念书。唯有一个“四呆子”身高力壮，桀骜不驯，动辄卷起袖子跟人打架，郭筠仙养活一家人，包括供应两个进大学的儿子，负担甚重，这时有个合肥同乡黄治坤是北洋军队中安福系的少将，段祺瑞的门生，正保送他自己的侄子黄新铭进保定军官学校读书。重文轻武的郭筠仙央求黄治坤把他的四儿一并带去，一则因为保定学校不需要交学费，减轻他家生活负担；再则因为“四呆子”不象是读书业儒的材料。郭寄峤十七岁进了保定军官学校，被分配到第九期炮科，成为郭家唯一拿枪杆的人。郭寄峤在保定军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东北第十六混成旅当排长。奉军炮兵受郭松龄指挥，郭寄峤逐步升为郭松龄部下的连长、营长。一九二五年奉军中的新派代表人物郭松龄向张作霖倒戈，旋即失败，郭松龄被杀，其部队亦星散。一九二六年春，保留了郭松龄部分力量的魏益三率四个旅进山海关，与冯玉祥合作。这时郭寄峤已因办事干练，才华出众，由团长被提拔为魏益三的参谋长。由于魏益三部队粮饷无人发给，冯玉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就在一九二六年夏季投入吴佩孚的麾下，参加了南口对国民军之战。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吴佩孚失败，魏益三的部队又抛弃五色旗，打起青天白日旗，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魏益三部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军饷的军队，哪方势力大就往哪方投靠。反奉，投冯，投吴，投蒋，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他每次转变，都要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明他有充足的理由，有“救国救民”的志愿，为他起草电稿的参谋长郭寄峤——这个出生于秀才人家自幼熟读经史，文武兼备的人才，在军界遂小有才名。郭寄峤看见北洋政府已经倒台，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正统，他也改弦更张，另找出路，最初一度担任唐生智所部师长何键的参谋长。何键原籍湖南醴陵，向来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一个安徽人在成群的醴陵人当中感到非常别扭。一九二九年卫立煌在蚌埠成立第四十五师的时候，他就经同乡介绍进入这位“嫡系”将领的幕府，成为卫立煌的诸葛亮和庞统。湖海飘零，当惯了流亡奉军参谋长，常常有孤魂野鬼感觉的郭寄峤，看到卫立煌带的是蒋介石最基本的部队，兵精粮足，武器优于各种军队，卫本人又是北伐开始时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的关系密切，认为辅佐卫立煌大有前途，有攀青云而直上的机会。卫立煌能征惯战，不屑于案牍劳神，找到这么一个代他当家的幕僚长，如鱼得水，“事无大小，悉以咨之”，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卫有成绩，例如占领金家寨，平定福建，郭在其中出了一分力量；卫的地位上升，郭也水涨船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郭寄峤这个不是黄埔系统，履历表上没有当过师长的人一步就跳到第九军军长的高位，出人意外。一个原因是郝梦麟的第九军原为魏益三的旧部，郭寄峤与第九军有历史渊源，易于掌握军队；另一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卫立煌的参谋长，卫立煌在忻口鏖战之际力保，也就保举成了。回顾过去郭寄峤初进入卫立煌的部下当参谋长，也并不容易。一九二九年军政部长何应钦给卫派来旅长团长，恨不得连师部里的参谋长也要指派，说郭寄峤“没有进过陆大，不符合参谋长的规定”，经过卫立煌固请；又找来一个陆大第四期毕业的黄新铭当参谋处长，这个陆大毕业的参谋处长服服帖帖地听命于这个没有进过陆大的参谋长，这场争论才算不了了之。郭寄峤当了中央军的军官之后，知道蒋介石的脾气，非亲不用，非嫡不举。为了要改变他自己“老奉军”、“老杂牌”的身份，不惜低三下四地参加复兴社。卫立煌自己瞧不起复兴社，对于郭寄峤参加复兴社倒能够谅解，身边有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复兴社，总比上边另派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复兴社前来要强，故卫加以默许。这还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卫立煌一九三八年夏天在中条山的半夜谈话中，曾经对我讲过。郭寄峤加入复兴社以后，官运确实亨通，没有当过师长的人一跃而为军长，根本原因是不是和复兴社有关呢，那就不言而喻了。郭寄峤总结两段历史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哪个有权便向哪边投靠，将来如何非所计较，今天对我有利我就赞成。一九三八年四月，他随卫立煌访问延安，听的看的一样也不比卫立煌少，他也爱护战地工作团，他也欣赏刘毓珩的能力，卫立煌和文朝藉都要我讲《政治经济学》，郭就不屑于听，不愿细读延安报刊，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由于他对《三国演义》看的熟，对于庞统在耒阳县当县令那一套记得清楚，他每日“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扮相既已逼真，做功尤为卖力，所以郭寄峤在洛阳那一段时间获得很大的好名声，使他有资本去拉拢陈诚。后来仗着他和陈诚同属于保定炮科同学关系，成了国民党军队中一时的红人。五十年代蒋介石在台湾还把他用作“国防部长”。因为郭寄峤这个人在卫立煌手下地位重要，回忆当年第一战区的事情，不能不多讲几句。总而言之，郭寄峤在洛阳这一段，对于抗日工作还是积极的，领导司令长官部还是有效率的。记得还是我初到洛阳那几天，碰见郭寄峤，他说：“刘毓珩走了很可惜，人才啊!”他又问我：“工作团里的人走了还能找回几个吗?我们第九军军部里要。”这时朱世泰和李百诗因为治病逗留西安，我就把他俩找来。郭寄峤明知他俩是从陕北公学来的，也不在乎，委派为第九军的官佐。文朝藉向来事事跟郭寄峤学，此时文朝藉新兼任洛阳警备司令，也要我找两个工作团员，我就介绍许华、潘笑圃二人进了洛阳警备司令部。 　　副参谋长文朝藉字芗铭，沉默寡言，没有才能，比较老实。他是海南岛人，在北伐以前就跟随卫立煌了，在长官部处处唯郭寄峤马首是瞻，自己不敢出什么主意。每天花费个把小时处理洛阳警备司令部的事情，很少亲自到设在洛阳城西周公庙内的警备司令部去。 　　参谋处中间大厅西边两间房为参谋处长的办公室。跟随卫立煌当了多年参谋处长的黄新铭进入洛阳以后改任军务处处长，参谋处长由新升为中将的符昭骞继任。符昭骞也是海南岛人，与文朝藉同乡，陆大毕业，能说会道，绰号“符老刁”，和黄新铭浑浑噩噩一锥子扎不出半滴血来的风度大为不同。符在洛阳不久就调晋南去当十四集团军参谋长，长官部参谋处长由少将副处长季鼎生升任。 　　参谋处大厅前面东西两座厢屋日常有工作人员五、六十人，共分三个科：第一科管作战，第二科管情报，第三科管后勤，另有一个参谋处办公室。办公室之下附设一个书记室。第二科之下设有谍报队，谍报队在豫东、豫北、冀东、察北、平、津、开封等地都有谍报组，均以无线电向洛阳报告日、伪和八路军情况。长官部共有少将高级参谋十多人，及挂名不上班的高参十多人。参谋处的科长由高参兼任，科员们由中、少校参谋担任。其中半数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老人，我都认识；另一半是原先程潜当长官时代的长官部留下来和新来的，我认识的较少。我记得的高参有崔禹言(后来任参谋处副处长)、余念初、邵光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陈倬(日本士官毕业生)、刘逸天、王玉泉、张世光、盛克昌、夏鹤一(曾任张学良的参谋主任)、虞建勋、江湘、田中玉等。 　　长官部第二个重要的处为军务处，只有战区长官部这一级的司令部中间有“军务处”。重要，神秘，显得与集团军总司令部一级不同。让一个和郭参谋长一同进保定军官学校的中将老参谋处长黄新铭来担任军务处处长，也可以看到卫立煌、郭寄峤对它的重视。军务处也设有三个科，分管军械、兵役、人事，全处约五十多人，处内悬挂多种图表，上面尽皆掩盖黑布，九个集团军及大批直属单位的人事任免，成绩考核，师长以上由他们签署意见，归国民党军委会批准；师长以下都由这个军务处直接调配；决定各新兵补充训练处训练多少新兵，大后方运到了较好的武器，分配给哪个军哪个师也由他们签具意见，送呈郭寄峤划押。最滑稽的是我看见他们一次委派出几十个游击司令，有的是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封建寨主，有的是绿林惯匪，一时尽皆得饷、得枪、得地盘，俨然成为抗日的力量了。黄新铭思想保守胆子小，知道我是从八路军来的人，每次见我到其军务处都装着欢迎的样子，亲自陪着谈几句，实际是怕我和军务处的人员接触，探听他们的机密，所以我以后到军务处的次数不多。 　　长官部第三个重要的部门为机要室，同少将主任戴曾锡(允孙)又称戴高秘，室内有秘书若干人，分管一切不属于参谋处及其他各处的文电，包括政治性和长官、参谋长私人名义的函电，下面附设书记室、译电室各一。当时秘书的数目颇多，大多数不来上班，好象清朝军队中的幕客。戴允孙诗酒嫖赌，保持一种名士气派，对秘书们并无严格要求，有的常年不来机要室他也不管。同少将秘书共约十人除吴君惠、温广汉在卫立煌身边以外，还有吴宝瑜(从前在广东时代跟卫工作，见卫当了司令长官又投奔洛阳来的)管有关财经建设方面的文电和卫立煌的信函；叶刚武(卫的老部下叶粹武之弟，英国留学生，原来为三十六军政治部秘书)管党务；冷*(左亻右隽)(曾任安徽省党部要职)管党务；叶维桢(原在合肥办学多年，到洛阳后挂着长官部高级秘书官衔当和平小学校长)；徐石麟、孙啸风(挂名无任务)等除吴宝瑜一人在长官部有办公桌以外，其他高秘偶尔来长官部一次，在戴允孙房中下一盘棋。校级秘书共十人以上：郭慰农处理国共之间纠纷的文电，郭慰农系郭寄峤的堂叔，关系与众不同，人又稳当，故其担任这一重要任务。其余秘书为陈元、丁致中(后调战区干部训练团当宣传科长)、赵荣声、孙鼎禾、马少伯(安徽军官马祥斌的儿子，金陵大学毕业，只有一项任务，陪长官、副长官和参谋长打网球，人称“网球秘书”，他也舍笑答应)、吕霞先、王铸(戴允孙的学生，戴的心腹)，李××(广东人)以及配属于参谋长办公室的秘书夏道平。除少数单身汉住在长官部内，常到戴允孙房中坐坐，听其分配一点公事办办，其余有家眷在洛阳的均留在家中，无须上班，和那些参议一样，比较清闲。书记室内都是尉级书记，办一些简单的例行公事，并主管全战区各部队的电报密码。译电室内约三四十个译电员，日夜翻译密电，一律合肥人，主任殷保发，是郭寄峤的内亲，其余的不和卫家沾点亲戚关系就与郭家沾点亲戚关系。我因在山西时与他们常有接触，他们常常到工作团来参加文娱活动，到洛阳后就成为共过患难的老同事老朋友了。因为这一点关系，有些过时的机密他们也敢向我透露一些。我怕引起他们提防，从来不从正面提出什么问题询问他们，有时从侧面引开他们的话匣子。 　　副官处处长中将蒋炎，副处长少将汪培实(质如)、刘家庆。蒋炎调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后由中将陶振武继任，陶振武原为阎锡山部下的安徽人，资格老未得重用，故来洛阳投卫。陶振武的儿子陶荣锦为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有此关系，我们一接触就成了熟人。副官处也是三个科，为总务科、管理科、交际科，后来又增加了第四科，管理日本俘虏。到了反共高潮之后，进步分子被关，也归这个科管。副官处在另外一座营房内，我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较少。 　　军需处在军事机关中属于受人尊敬的部门，比如对下级某单位早发两天经费和迟发两天经费，其结果就大不相同。有两句流行的俗语说军队中最肥的地方在“书记的屁股，军需的嘴”，书记可以多领稿纸，大便的时候可以多用几张纸。军需则常常有人请客送礼，吃好东西的机会多。长官部少将军需处长胡容之，广东人，卫立煌的老部下。下设三个科，为经理科、被服科、会计科。我只和会计科长沈秉衡认识，其余无来往。 　　军医处是长官部最小的一个处，人最少，约三十人。少将处长张环嵩皖北人，德国留学。处中设三个科，为医务科、卫生科、材料科。附设一个诊疗所，为长官部人员看病，这个诊疗所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时候就有。从前因工作团与之有工作联系，我认识这个诊疗所的主任程德全。记得我有一次到诊疗所，程德全指着一个在那里打针的译电员对我说：“他就是杨六郎的爸爸。”我有点莫名其妙，程德全说：“不懂吗?我说清楚一些，他就是老令公。”我还不懂，程德全解释说：“到诊疗所来看病的，大多数是花柳病，梅毒，淋病。这个打针的患淋病多年，不是老令(淋)公吗?”国民党军官们生活的腐化，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长官部站岗警卫的为特务团，是原先十四集团军特务营到洛阳后扩编的，团长卫旭东，是卫立煌本家侄子，营长宣壁城外号“宣秃子”，在中条山时当连长，和工作团关系较好。这一团人完全是合肥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家乡逃避抓壮丁，沾亲带故投奔来的。到这个团来当兵，生活比较安定。按规定：校官以上每人一个勤务兵，长官部这么多安徽官员，用的都是合肥勤务兵，连保姆也都是勤劳能干的合肥妇女。河南人讥笑卫立煌带来了太多的同乡说：“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此话就洛阳而言，有些夸大，就长官部和西工区而言，还是有些根据的。 　　三 　　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本身的七大处之外，另外有三个配属机关，为第一战区政治部，第一战区执法总监部，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这三个机关分别受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执法总监部和后勤部的垂直领导，同时又为第一战区领导机构的一部分，在名义上，全战区之内的军政各界都受司令长官的辖制；实际上卫立煌对这三个机关，只能控制一个半。 　　卫立煌完全能够控制的“一个”机关是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将兵站总监杲海澜是由十四分监跟着卫立煌升上来的，他下边参谋处、军械处、军医处、经理处、运输处等等官员，都是卫立煌在十四集团军的老部下。兵站里的重要工作，都要向长官部参谋长请示报告，因而兵站总监部实际上变成了长官部的第八处，只是这个机关设在洛阳城以南十里的关帝塚(埋关羽的头的地方)，离长官部稍远，业务较为繁杂而已。 　　卫立煌能够控制“半个”的机关为第一战区执法总监部。按照常理，军法官根据军法审理案件，本身是独立的，不受别人干涉的。但是这个地位很高的机关人员很少，官佐一共只有二十来人，设在长官部比邻的营房内，在生活上处处须受长官部的照顾，长官部开什么会执法总监部都派人来参加。高大肥胖的中将执法总监虞典书，江苏无锡人，是个老官僚，对于历任司令长官无不尽量巴结讨好，曲意逢迎，对于卫立煌当然是奉命唯谨，因而卫立煌可以控制这个机关的一半。 　　完全跟长官部唱对台戏的是设在洛阳城内的第一战区政治部。每星期一，我总看见政治部全体官佐及政工大队的青年男女队员排成百余人的长队，由城内步行六、七里来到西工长官部大礼堂——四维堂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从外表上看，政治部很象长官部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纪念周”做完之后，政治部的长队即从长官部里走出去，与长官部内各处很少接触，形同冰炭。政治部觉得自己地位特殊，由来已久，从前和程潜就有摩擦，不听程潜的话。卫立煌在山西作战年余，只指挥军队打仗，不管政工系统。那些在山西的中央军军、师政治部自然不接受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政治部的领导，重庆的国民党政工领导机关就通过第一战区政治部就近领导他们。那些军部师部的政治部早已向洛阳一战区政治部讲了许多卫立煌的坏话，而一战区政治部也早就对卫立煌有了成见，所以现在卫立煌来到一战区之后，政治部与他就短兵相接了。 　　还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季，即卫立煌由山西来到洛阳不久，在洛阳上层社会即传出几句挖苦人的俏皮话，诸如“大兵出身，一字不识”等等。接着又有人编造出一些韩复榘式的笑话强加在卫立煌身上，讲得有声有色。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能发现这些流言蜚语的来源，就是洛阳城里的战区政治部，政治部对卫立煌不满的地方很多。特别不满卫和八路军接近，对政工系统不尊重，要是对外直说这些，那不但不能损害卫，反而使卫争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不如把他描绘成韩复榘式没有知识的老粗打击他最有效。我在外面听到这些谣言，立刻报告卫立煌，卫立煌已有所闻，叫我继续搜集这一类情况。 　　关于第一战区政治部的历史，还有一段需要补叙：芦沟桥抗战开始后两个月，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带来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李世璋充当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在豫北组织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收罗平津流亡学生，并在政训处中容纳共产党员，进行了一系列进步的活动。事为蒋介石所闻，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下令撤换李世璋，解散政训处，改组为由重庆派来的顽固分子们所组成的第一战区政治部，从此洛阳的政治部系统完全变了质。我们一九三九年初到洛阳的时候，第一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少将副主任赵可夫，上校主任秘书吴渤海，下分五个科。第一科政训科，管军队中的政训工作，主要是向全战区的官兵们进行法西斯教育，灌输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加强下级盲目服从上级的训练，建立军内特务组织，监视各级军官，特别是监视非嫡系军官的行动和言论。并掌管各军师政工人员的人事工作。第二科民运科，管战地民众运动，实际是限制民众活动，特别是限制共产党影响的扩展，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团结、不服从军令政令”，侦察并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压制战地群众的抗日活动，不许人民要求民主权利，阻止青年学生渡黄河投奔八路军，禁止青年组织进步团体。第三科为宣传科，虽然偶尔也念几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八股经，但是主要工作在做反共宣传，不许人民有言论自由，扣留进步书刊。第四科为总务科。第五科为经理科。 　　第一战区政治部所创办的《阵中日报》本来应当分发到各部队，但他们只在洛阳市和河南黄河以南各县发卖。总编辑为陆印泉，编辑中进步的有赵悔深(李蕤)、黄碧野、段念兹(曾经进步过、后来被捕释放天天写东西骂共产党)以及青年卜惠民。因为我代卫长官和郭参谋长撰拟在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稿，他们时常和我打交道。政治部内有个谢东平，是个特务，也常假借《阵中日报》的名义来拜访我，目的是调查我的思想。但是谢的本领不高，文化又很低，和我周旋多时，没有抓住什么把柄。 　　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湖南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复兴社核心成员之一，是国民党政工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也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一个最顽固的执行者。他对卫立煌发动谣言攻势以后，以为获得了战果，又干预一战区一些事情，伸手揽权。“一战区的事情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卫立煌在这一点上丝毫也不放松，坚决不让政治部干预，因此卫立煌和袁守谦的矛盾愈来愈表面化。一九三九年最初几次“总理纪念周”，都是卫立煌领导行礼，政治部主任袁守谦讲话。袁守谦戴着精致的金丝眼镜，洁白的手套，神气活现地讲一番话，再由卫立煌领导全体朗诵《军人读训》而后散会。其后再做“总理纪念周”，卫立煌就自己讲话，或让参谋长郭寄峤讲话，不给袁守谦以表演的机会。从此袁就少来，后来干脆不来了。不久重庆发来指示，要第一战区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袁守谦想让他政治部里的人来担任，卫立煌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向重庆保荐合肥人叶刚武担任。叶刚武是追随卫立煌历史最长的幕僚——参议叶粹武的胞弟，英国留学生，曾充第三十六军政治部秘书，一九三九年来到卫立煌的部下。他虽然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并且是一个老政工人员，但完全听从卫立煌的意见。由他占据了特别党部的位置，袁守谦的手便没有伸入洛阳西工。 　　战区政治部的日常工作由主任秘书吴渤海主持。吴渤海也是合肥人，在北伐以前就投奔广东，进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一辈子干过不少反共勾当，并且参加了军统，但是依然遭际平常，功名蹭蹬。到了这时鬓角添霜，还是一个上校。他看见长官部里面佩戴金板金星(将级)领章的合肥同乡成群，他们的“革命”历史都没有他老，只是经过卫立煌一提携，便爬上来了。吴渤海悟出攀卫立煌的高枝是一条升迁捷径，就极力拉拢同乡关系，往这边靠近，时常到戴允孙这里来下棋，带戴去嫖洛阳四大名妓，逛私门子，和长官部里的人混得很熟。卫立煌乘机对吴渤海不断召见，单独谈话，不久吴渤海便被卫立煌提拔为河南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军管区管征兵抽壮丁的工作，是一个捞钱的肥缺)和第一战区干部训练团政训处处长等职务。吴渤海得了官，便把战区政治部的黑幕和袁守谦的个人阴私向卫立煌和盘托出。卫立煌拿了这些把柄在手，对袁守谦采取只拉弓，不射箭的姿态。袁守谦见和卫摩擦占不到多少便宜，他就请病假去休养，再回洛阳以后至少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吴渤海有了两个新职，战区政治部就另派湖南人陈远湘继任主任秘书。奇怪的是这位新上任的主任秘书出门拜客，不先去长官部拜谒机要室主任戴允孙，倒先带了一个广东太太到我的家中看我来了。这一对夫妇那一套过分的殷勤简直让人受不了。陈远湘在我家中仔细地观察了我书架上放些什么书，并翻阅我桌上的文稿。见我参考一些古老的地方志，正在写一篇《中条山考》，查不出他所需要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对战区政治部汇报了。记得解放后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有一个陈远湘，大概即是此人。政治部另有一个秘书易大德，常以其诗词寄与我。 　　后来袁守谦看见卫立煌顶住了日军的进犯，第一战区形势稳定，社会各阶层对于卫立煌守得住国土寄予同情，只好自行退却，到重庆就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兼第三厅厅长。所遗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一职，西安反共头子胡宗南保举其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峙岳担任。胡宗南是想利用陶峙岳来占领这么一个位置，好让他自己的势力渗透进第一战区。例如继任的第一科长卞德恭，秘书袁石安等，都是胡宗南的特务，经常有密码电报向西安汇报洛阳情况。陶峙岳虽然来到洛阳就了职，但没多久又转回西安，因为他在西安的职务比这个更重要，不能久留洛阳。 　　还是在袁守谦刚离开第一战区政治部之际，卫立煌听从叶刚武的推荐，保举第三十六军的政治部主任王逸常继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之职。卫与王逸常并无渊源，只是听叶刚武介绍了他的情况。王逸常资格很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一九二五年十月广东举行第二次东征时即曾充当团一级的党代表，其后若干年，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吃军队政训工作的饭，但是和复兴社关系不密切，在政工系统内吃不开，一直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他还只是一个保定行营政训处的上校秘书。抗日战争当中大多数的军官都升了官，水涨船高，他也只不过升任为第三十六军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卫立煌保举王逸常，一是看到王逸常黄埔一期出身，有黄马褂子罩身，二是王和袁守谦关系不密，卫加以抬举之后，将来可以变成卫的人，供卫驱使，所以卫曾分别去电给蒋介石和当时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保举王逸常。 　　蒋介石看了这电报之后，冷冷地对张治中说：“卫立煌为什么要保王逸常当他们那里的政治部主任?唵?”对卫立煌表示不满。因为政训人员本来就是监视军事将领的，袁守谦已经讲了卫的不少坏话，所以蒋介石派去了胡宗南推举的陶峙岳，没理会卫立煌。 　　卫立煌不肯罢休，又去电保举王逸常为第一战区政治部副主任。这一天正逢蒋介石高兴，知政治部副主任也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也就同意了。张治中见蒋面允之后，即用军委会政治部的名义发表王逸常为第一战区政治部副主任，限期到职。同时按手续，写签呈请蒋批交军事委员会正式给王的任命。蒋介石向来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不知道他头脑中怎么灵机一动，又在张治中的签呈上面批了一个“不准”。使得张治中不好办事，很懊恼。政治部给王逸常的任命刚发下去，叫张治中怎样收回成命呢?张治中又补了一个签呈顶上去，据说还是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出来打了圆场，在签呈上代蒋批了一个“可”字，才算敷衍了事。 　　王逸常到了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战区政治部又分给了汤恩伯，汤派他的部下十三军军长江西老表张雪中继任，也管不了什么具体的事情，部里的大权操在胡宗南的特务卞德恭等人的手里。他们给王逸常派来了一个副官桑少亭，名义上是帮他办点零碎事情并保护他，实际上是监视他，王到哪里桑也跟到哪里，王跟什么人来往，讲些什么话，桑都回去汇报。王逸常原来不过是一个国民党政工系统中的失意者，在洛阳除掉常常去叶刚武、叶维桢家中联络联络，实际没有为卫立煌做什么事情，他对卫并不了解。多时以后我才闻知：王逸常原来于北伐以前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公开脱党了。国民党对于转向的人向来“尊而不敬”，“重而不用”，所以他以后并没有混上高官。卫立煌不知其底细乱加保举，蒋介石见了不喜欢，是有原因的。 　　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卫立煌在洛阳撤职，胡宗南才把他派遣到一战区政治部里的人撤回西安。 　　四 　　抗战时期，洛阳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这个曾经做过九朝都会的名城，人口不到十万人，大大小小的机关倒有一百多个，因为它是华北最大的一个未沦陷的城市，有许多直属于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和华北沦陷各省的流亡机关，还有河南省政府和省党部。卫立煌伤脑筋的事情，除掉战区政治部和他唱对台戏，还有一个河南省政府，他也迟迟抓不到手。 　　各战区司令长官掌握全战区的军政大权。兼任该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主席，已成惯例。但是程潜离开洛阳以后，重庆只发表卫立煌担任司令长官，没有发表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行政院委派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浙江人方策暂代。一般人都以为方策暂代只是一个过渡形式，经过一定手续，还是会让卫立煌当河南省主席的。那知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仍无更换的消息，竟这么“代”下去了。卫立煌不免有些着急。于是打长途电话命令其驻重庆代表王连庆代他活动，代他打听，为什么迟迟没有委派他当河南省主席。 　　江苏涟水人王连庆，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顾祝同的堂妹婿，论资格是十分优异的，论才则是个草包。他多年担任卫立煌总部的副官处长，我在山西进入卫立煌部下时和他有过接触。他后来在重庆光借着卫立煌驻京代表的身份，为他自己钻营，不认真为卫立煌活动，也活动不出结果来。卫立煌非常着急，因为光有军权没有政权，地方上不积极为军队筹办军粮壮丁，不认真作支持军队的事，军事机关就被掣肘。自从民国以来，带兵官争的都是“地盘”，如今卫立煌空有领导全战区军政各界之名，连一个县长也撤换不了，岂不难受? 　　更重要的还是面子问题。和卫立煌地位差不多的刘峙，早就当过了河南省主席；顾祝同一九三〇年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陈诚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主席，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唯独卫立煌当了司令长官破例不兼省主席，显得非常难堪。这时候，反对卫立煌的战区政治部里就有话说了：“你们看怎么样，要是卫老粗懂点政治，还能少了他的省主席?” 　　卫立煌等了半年没有当上省主席，愤怒了。他一方面直接了当自己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一方面托他在重庆的友好为之说项。甚至于对重庆到洛阳来劳军的军政大员朱家骅等人，也一再恳托，请他们到重庆替他讲点好话。洛阳长官部里面他的知心僚属们都为此事操心。一九三九年五月，我着手写一本《卫将军》⑤，就是为了替卫立煌造舆论，鼓吹他抗日的功绩。此书根据参谋处的档案，把卫立煌参加抗战以来的历次战役，稍加敷陈，成为一本通俗的小册子，用事实说话，说他在华北打仗打得不错。我写此书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当时正值在妥协投降空气甚嚣尘上之际，许多国民党报刊都在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不与国军合作”，“专门袭击国军”，“不听指挥”。我用卫立煌在华北抗战的实际经过作为铁证，阐明国民党军队能够在华北站住脚，和八路军的合作分不开。用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材料戳穿诬蔑八路军的谣言，比别人说话更有力量。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找参谋处主管作战情报的参谋邱楚云合作，请他帮助提供材料。后来我又找叶粹武参议探询卫立煌的历史。叶参议是卫立煌最老的旧部之一，据说卫当营长的时候，叶粹武就跟到广东当营里的文书上士，跟随卫多年，对卫的过去最清楚。起始叶粹武敷衍了我一番，因为他本身是个老官僚，并不赞成战地工作团，与我有隔阂，讲了些很笼统的话。后来我再三追问，他见我完全站在卫立煌的立场上，真心为卫立煌的省主席吹喇叭、抬轿子，而叶粹武自己也盼望在卫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之后图谋洛阳专员，那么我们就有了相同的语言，才讲了许多卫立煌过去打仗的故事。我顺着话茬追问，也引出叶粹武的牢骚，也就是去年我初进卫立煌司令部时所听见的那一套“打仗都是我们的事，做官都是别人的事”。不同的地方在于叶粹武讲的比他们更具体，更为卫立煌抱不平。除掉对于卫打下金家寨没封官和打福建没封官而鸣不平之外，又讲了许多我过去没有听见过的蒋、卫之间的矛盾。 　　第一是说卫立煌在辛亥革命之后就革命了，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就为国民党扔炸弹了，在孙总理初到广东的时候就投奔广东了。委座是靠着跟随孙总理在永丰舰上蒙难才被重用的，卫老总也跟在永丰舰上一百天。到了北伐开始，卫老总由旅长改编为团长，并不计较。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凭着他们当了几个月黄埔军校的教官、区队长，穿上了黄马褂子，都往上升，都是一个团长，中间就有很大的不公平。只要和黄埔沾了一点边，就是校长的门生，就是嫡系；早跟孙总理的，早革命的，倒成为杂牌了。古时候把大老婆生的孩子叫嫡子，高一等；小老婆生的叫庶子，低一等。卫老总跟着委座，苦仗没有少打，拼死命的任务没有少担，不知不觉倒变成小老婆的儿子了。北伐途中，顾祝同升第三师师长，卫老总升十四师师长，是一齐升的。到了南京，又经过龙潭战役，打退孙传芳的反扑，卫老总是委座自己第一军当中功劳最大的一个，看着刘峙、顾祝同升军长，怎叫他不伤心。卫老总一气不干了，甩手走了，到了上海住在旅馆里。何应钦自己去看他，他不见，何是东路总指挥，面子怎么搁得下?从此怀恨在心，总要报复。后来军委会下命令，取消军官兼职，军长不得兼师长，顾祝同是第九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去掉师长，还是军长；卫老总是第九军副军长兼十四师师长，拿掉师长，就没玩艺儿了，只好进陆大。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要打仗，要拼命就用上卫老总，不把他收入心腹亲信之列，象点样子的官都没有他的份，一个到手的河南省主席，还故意悬在半空中吊他的胃口…… 　　五 　　刘少奇同志一九三九年春天在洛阳住了一些日子，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知道，那是南下到豫南确山县竹沟中原局去了。)过了些时候，又来洛阳，找我去谈了两次，即启程返回延安。到了桂花飘香的秋季，他又从延安率领徐海东等同志再来洛阳，稍作停留，然后南行。徐海东同志是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旅长，到了洛阳，特别穿上整齐的军服，佩带少将的胸章和领章，到司令长官部去见卫立煌，作礼节性的拜访。卫立煌见他来了很高兴，谈了一个多钟点。然后说，他本来想设宴招待徐旅长，正碰上他的夫人在成都病故，来了电报，他心情很乱，不能多谈，甚为抱歉，只好请参谋长郭寄峤代表他置酒给徐旅长洗尘。 　　第二天郭寄峤来到东关贴廓巷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回访徐海东，进了门就往里面直冲，正好少奇同志在那里，郭寄峤恭恭敬敬地向少奇同志行礼说：“不知道刘先生也在这里。”接着说：“今晚在西工啸余庐舍间备了几杯薄酒，请刘先生一同去。” 　　少奇同志本来没有打算在洛阳公开露面，既然被郭寄峤碰见，只好到郭家去赴宴。到郭家赴宴不先去见一见卫立煌不好，他就提早去西工长官部拜访卫立煌。徐海东陪他去的时候恰巧卫立煌不在家，便坐在卫立煌的客厅里和吴君惠攀谈起来。少奇同志事先已听我介绍过吴君惠的简历和思想状况，一开口就夸奖吴君惠代卫立煌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信多么好，看样子，象出自桐城派古文家的手笔。吴君惠听了极为高兴，说他的原籍就是桐城。事后吴君惠几次把这几句对话告诉我。 　　一年多以前，刘少奇曾经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及卫在延安所摄照片经过垣曲，和卫晤谈过一次，现在这次见面已不陌生，两人谈得甚为欢洽。刘说延安方面对于卫先生一直和八路军合作得很好，非常钦佩。现在卫先生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我们竭诚支持。新四军有一部分接近第一战区的南部，希望第一战区对新四军和对待八路军一样，多给一些帮助。卫说凡是他能够做得到的，他都尽力去做，他也希望新四军有机会打胜仗。 　　刘、徐两同志到了郭寄峤所住的西工啸余庐。据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时，国民党政府把洛阳定为“陪都”，把南京政府里一部分要人搬迁到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就设在这个啸余庐。其地虽不很大，但颇精致。郭寄峤约了几个在洛阳的将领作陪，很客气地招待了刘徐两同志。少奇同志借此机会谈了一些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问题，郭寄峤等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少奇同志每到洛阳，都由刘子久同志去通知我，他跑到西工小街上那家木匠铺的后面我家，匆匆说一句“老胡来了，叫你去”，怕别人看见，转身就走。到了晚间我自去见少奇同志。那时候，洛阳是北方抗日的军事重镇，长期戒严，从晚间九时到次日天明，街上断绝行人。我在长官部机要室，知道夜行口令，凭服装、证章、符号，仍然能够通行无阻。但是在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那条东关外大街南北两头，各有岗哨，里面驻守特务，如果谁在戒严时间从那里经过，他就把你的证章符号号码记下来，非常不好。所以我不夜行。在不戒严的白天，常有特务呆在办事处门外，监视出入的人，但是这些特务上他们的“班”并不那么认真，常迟到早退，我知道这个规律，总是在快到晚九点，街上黑得看不见人面，守在门外的特务已经走了的时候，偷偷地进入办事处的大门，到次日天刚亮，特务们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从后门出来，经过一片菜地，转到东关外大街。因此我在里面的时间往往是一夜。这些长夜，我把自己所闻所见，详细地汇报给少奇同志。这时也是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往往是听着少奇同志娓娓细谈，言犹未尽，不觉已是东方发白。有时他见我疲乏，让我倒在床里面睡一两个钟头，他坐在床外边吸着烟，自己不睡，准确地在天刚有点亮的时候把我叫醒，催我走。每当我安全回到西工家中以后，回想和消化少奇同志所给的教导，特别是想到他自己没睡，到了天亮就喊我的情景，觉得他既是师长又是父兄，对待后辈青年如此爱护如此热情，实在是感到无限的温暖，终生难忘。 　　长夜漫漫，除了谈卫立煌谈工作，还有富余的时间，听他谈理论，谈历史，谈经验，谈古今中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半夜的谈话应当冠以庄严的名称，叫做“上党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他在那年七月以前和以后都在洛阳和我夜谈，所发挥的正是这部书中的思想，所以后来我读《论修养》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 　　靳明同志是我一九三五年在燕大读书时的同系同班同学，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一起南下扩大宣传。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六月转党。一九三七年春天参加我所发起的十人访问团，同赴延安。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一九三八年四月由西北战地服务团输送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是我的忠实伴侣。工作团解散以后，她没有他去，和我同到洛阳组织小家庭。按少奇同志指示，她的任务是和卫立煌部下的军官家属们多多接触，了解一些情况，并为我打掩护。她本来是救亡运动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在抗日前线工作也很活跃，现在对于洛阳的军官家属，实在一筹莫展。有的军官太太沉溺于打麻将，有一天一夜不下场的硬功夫；有的军官太太不断吵嘴打架；有的军官太太外号“行军床”，是“战时夫人”，其大太太在大后方不承认……这些军官家属的组织工作和抗日宣传工作实在做不起来，靳明无法可想，一直要求到延安去。我劝阻无效，她自己就走了。第一次到了西安，北行遇阻，辛志超、张本源等人把她留住，送回洛阳。第二次是山西牺盟会的代表牛荫冠来洛阳和卫立煌办交涉，事毕，取道晋南回晋西，靳明要与牛结伴同行，打算由晋西去延安，要是去不了延安，也可以到晋东南找八路军总部。不顾我的反对，说走就走，一小时后就背上军毯和背包走了。到了晋南，碰上日军五路围攻，涉水逃脱，和牛失散。后来碰到一个燕大同学龚瑜，把她带回洛阳。关节炎大发，还是要走。少奇同志听说，把靳明找去谈话。靳说：“我愿意到延安，愿意上前线，什么苦都能吃，我要做点对于抗日有益的事情，不能呆在家里当太太。我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做别人的附属品。”少奇同志说：“如果你到延安去了，别人会不知道?他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你还知道党有组织纪律吗?轰轰烈烈固然痛快，当太太也有很大作用。有些事情两个人商量商量不是很好吗?党就是派你当太太，你就要一直做下去!这个话是我说的。”靳明从此憋了一股劲，驯服地遵守纪律。解放后回到北京，一些出身好根子正的工会干部见她头发是烫过的，箱子里有花花绿绿的旗袍，没完没了地批评她贪图享福，是个思想落后的“国民党官太太”，并说抗日时期，许多青年都上延安去了，你这个“一二·九”干部为什么不上延安?她不免总要慨叹一番。 　　少奇同志南下时，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他要到新四军去了。叫我跟着卫立煌，长期打算，呆下去就是成绩，等待时机，绝对不可以性急暴露。少奇同志认为我的处境很危险，从丁玲那边来的，有一些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样的高级司令部，有个风吹草动，自然引人注意，要做突然事变的准备。我向他表示：一定按他的指示，承担这个危险任务，一定能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乱说，请他放心。不久少奇同志就到新四军去了。 　　① 吴佩孚五十寿辰，康有为到洛阳祝贺，送寿联为：“牧野鹰扬，百岁勋名垂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② 下表所列十个集团军，乃就记忆所及写下来的，卫在洛阳三年，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数经更动，例如把孙连仲调入第五战区，又把三十四集团军划入第一战区，后来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等等。 　　③ 温广汉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江苏省委常委、江苏教育学院教授，分担教育部组织的《汉语大辞典》编写工作，一九八二年病故。 　　④ 开武功军事会议的时候，各战区的参谋长汇报他们那些地方的军事情况，强调日军的厉害，又讲得拖拖拉拉，时间拖得很长，蒋介石听了直皱眉头。郭寄峤代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时，讲得简单扼要，条理分明，有分析有见解，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一共讲了不到半个钟头，蒋介石听完了即赞扬说：“象这样的参谋长，才是标准的参谋长。”蒋介石又哪里知道，这是刘毓珩代拟的发言稿，共产党员在背后给他帮忙呢。 　　⑤ 《卫将军》一书我发表时用的笔名是“明明”，一九三九年十月重庆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