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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章 消极应付反共高潮

赵荣声

一 　　河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迟至一九三九年九月才由重庆政府明令发表由卫立煌担任，卫立煌多了这么一个兼职，心中并不舒坦。觉得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迟了这么些时候才得到，埋怨上峰待他太刻薄。 　　卫立煌任河南省主席没多久，他的夫人朱韵珩就在成都因医疗事故去世，卫立煌原先和朱韵珩琴瑟和谐，感情很好，现在把身穿重孝的六岁幼儿道然和七岁的幼女道蕴接到洛阳，愈增怀念。多年以来，盼望卫立煌当省主席的，除掉他自己，他的部下，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夫人为什么盼望他当省主席?除了一般的原因，还有一段特殊的缘由，朱韵珩幼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先由育婴堂抚养，后来被基督教会收进教会办的镇江崇实女校，因为她的成绩优异，又被教会保送到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以后，担任镇江崇实女校的校长。一九二七年卫立煌在龙潭战役以后，率十四师师部驻节镇江。他羡慕她博学多才，她佩服他打倒军阀克敌制胜，遂成婚姻。孤儿出身的朱韵珩，对贫苦孤儿非常同情，多年以来，一直盼望好好办些儿童福利事业，办学校、办医院。当时的社会，办慈善事业很困难，在一个省里，只有官办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①有权办这种事业，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各省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夫人担任，省里的财政厅也只看省主席夫人的面子拨款。朱韵珩从创办一个理想的慈善机关的目的出发，早就盼望当一个省主席夫人。她看见几个和卫立煌地位相等的将领都当过省主席，论资排辈，评叙战功，卫立煌哪一点比别人差?她算定省主席夫人名义总会来到，不过迟早而已。哪知道事实出乎她的意料，卫立煌一直没当上省主席，直到当了战区司令长官之后还迟迟不见省主席的影子，致令她“赍志而没，长怀无已”。这件事也愈增卫立煌的不平和愤懑，感到蒋介石对他太刻薄寡恩。卫立煌当了河南省主席以后不久就在洛阳创办一个和平小学，含有怀念朱韵珩夫人的意思。 　　卫立煌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之后，最初委派长官部副官处长蒋炎为省政府秘书长，温广汉和杨仲明为省政府委员。长官部参议叶粹武以为他当洛阳专员的机会来到了，大肆活动，戴允孙、汪植如等人也接连到卫立煌面前讲现任洛阳专员李杏村的坏话，好象地方上对军方掣肘，问题都出在李杏村一人身上。我从各方面听闻，李杏村的确是一个宦海沉浮多年、资历很老，很顽固，刮了很多地皮的腐败官僚。卫立煌权衡形势，多方考虑，并没有撤换李杏村，反而找他来吃饭，接连委派一些工作让李杏村去做，叶粹武这才知难而退，不再做当洛阳专员的美梦。 　　原来河南地方情形复杂，现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敬斋是CC派要角。军界老前辈张钫辛亥革命之后即为陕西靖国军副司令，一九一二年即任师长，一九二四年北洋政府授予将军府略武将军，一九二七年当国民党的建设厅长，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时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过去曾有两个师，在“剿共”时期被消灭，成了光杆司令。抗日战争开始时程潜委为河南省民军总司令。他在河南地方上潜力很大。河南籍的军人很多受其影响。此时，张钫谋河南省主席最为积极。还有浙江籍的民政厅长方策以及曾经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前辈刘积学，也都在积极活动，争夺省政府主席。他们在重庆各有后台。卫立煌的省主席迟了半年多才到手，一来是蒋介石不想让他掌权做地方官；二是军队政工人员和黄埔系统的人攻击他和八路军走得近；三是河南地方势力在反对他，卫立煌虽是武人，在官场混了多年，也学会了不少做官的手腕，他想就任省主席不久，如果有所不慎，损害了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和他为敌，那就等于帮助了战区政治部和复兴社那伙人，他的麻烦就大了。考虑到这些可能的情况，卫立煌不但不再委派自己的人当河南地方官，并且还把自己新委派的省府秘书长蒋炎撤回，换上河南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河南省银行总经理李汉珍，表示完全和河南地方势力妥协，一切维持现状。好象是说：还是你们做你们的河南官，你们也不要给我抗日不方便。在省政府内，秘书长是代表主席总揽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卫立煌把大权交给一个本来反对他的人，这一点司令长官部内许多官员都感到奇怪，他们哪里琢磨得出其中的用意呢。 　　卫立煌坐稳河南省主席，新官上任三把火，正想在地方上做一点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没想到事与愿违，遇到一件他很伤脑筋的事情。十一月中旬，河南境内的确山县竹沟镇突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反共血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打来急电，向卫司令长官抗议，提出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四项要求。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解放》周刊上，也公开刊出了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张云逸给卫立煌的抗议电报，引起全国广大群众的惊骇和注意。 　　竹沟血案是怎么一回事呢? 　　十一月十一日这天早晨，国民党顽固派河南省确山县长许工超奉到特务的指示，纠集了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民团常备队以及第一战区豫南游击队戴民权所部一共一千八百人，诈称是国民党六十八军的壮丁队，强行进入竹沟镇，猛然袭击驻在竹沟镇上的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留守处的同志奋起自卫，激战了两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枪弹打光，只好在十一月十二日夜晚撤出竹沟，这些凶手们将竹沟洗劫一空，惨杀了住在竹沟留守处医院内的抗日负伤残废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家属共二百余人，抢走军服一千余套。 　　确山竹沟惨案发生之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即向蒋介石提出交涉。蒋介石装模作样电令信阳警备司令王师长彻查，王师长始终提不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卫立煌接到张云逸的电报时，也不知怎么办，因为事先他并不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现在见血案发生在自己辖区之内，自己脱不了干系，只好一面复电敷衍，一面多方查询。国民党政府要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许多办事处，卫立煌是知道的。至于采取这种卑劣手段，引起这样的血案，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当时了解到的情形是：第一，竹沟地区划在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面的六十八军防地之内，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原先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不是反共积极分子。当时冯玉祥有一个儿子留在刘汝明处，事变前不久，还有人向卫立煌报告刘汝明的兄弟刘汝珍和共产党有来往。此案不象刘汝明所为。第二，第一战区豫南游击队戴民权是抗日开始时由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张钫所收编的土匪队伍，过去纪律一直很坏，多少年豫西南的老百姓一听见这个杀人、绑票的土匪就害怕，他一定干不出好事来。这一次他为什么这样干，既归第一战区管辖，慢慢可以查明。第三，确山县长许工超不但是县长，还兼任国民党确山县特派员，是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CC派反共专家杨一峰的死党，杨一峰一直在领导河南的反共活动，数月之前还领导一个名叫贾绿云的泌阳县长，制造过反共血案。另外，许工超手里还抓有一批枪械齐全的民团武装——地方常备队，他这个县长兼任县民团司令。这次进攻竹沟，不但率领了确山县的常备队，还有泌阳、信阳和汝南常备队参加，可以看到，他们预谋已久，许工超一定是这次事件的主犯。作为一个县长，许工超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的下属；而作为一个特派员，许工超又接受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命令。 　　竹沟在河南确山县以西七十里，位于山重水复的桐柏山和大小金山当中，是一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偏僻山镇。第二次周内革命战争末期，竹沟是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周骏鸣部的立足点。当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主力长征以后，介于确山、泌阳、桐柏、信阳之间的竹沟，是红军在南方八省当中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的十四个地区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确定了共产党在竹沟的合法地位，并共同商定把原有的豫鄂边区抗日红军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八团，开赴安徽敌后抗日。这支队伍就是后来新四军第二师的基本力量的一部分，而在竹沟继续保留了一个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 　　因为竹沟位于延安、华北的八路军与南方的新四军之间，老干部一批一批来到这里，转赴敌后，竹沟又成了一个从老区到前线的中转站。后来新四军的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的建立和发展壮大，无不和竹沟关系密切。留守处门前每天总是簇拥着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寻求真理，要求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知识青年。后来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在这里办起了教导队，领导青年们自己动手砍树、割草、做砖，盖起茅棚宿舍，学习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当时的竹沟被人视为“小延安”。 　　国民党顽固派早就瞪起研究注视着竹沟。一九三九年一月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方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什么“共产党处置办法”，什么“处理异党实施办法”，以及各种“防共”、“反共”的“原则”、“办法”便相继而来。蒋介石看到各处公开活动有合法身份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留守处，起到很大作用，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就要求八路军取消这些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共产党方面不同意，一再和国民党交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认为十八集团军受第一战区指挥，常常来办交涉，洛阳办事处和渑池县兵站可以保留，由于卫立煌出面代为力争，虽然重庆方面没有批准，只要战区不来干预，洛阳办事处和渑池兵站在事实上都被留下来。广东韶关办事处和桂林办事处被撤销了，其他几处办事处坚持不撤，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布这些办事处都是非法的，决心不择手段加以取缔。一九三九年六月，蒋介石秘密命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坚持不撤的新四军湖南平江地方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等六人，发生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这时蒋介石又妄言某些地方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另外的办事处，“否则武力解决”。竹沟这个引人注意的据点孤悬在国民党四面包围之中，危险很大，随时有发生突然事变之可能。刘少奇同志看见中原敌后各根据地已经发展壮大，在他自己由竹沟南下之前，就布置竹沟这块红色基地的人员分批撤走，没想到没有撤完，就遭受到反动分子的袭击。 　　事后一天晚上，我到洛阳东关外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只见大门关得很早，戒备森严。我向刘子久报告了一些从司令长官部里听来的消息。子久说他那一天正在竹沟，亲历了这一场意外的战斗。刘子久当时的爱人叫做宋靖初，原是开封北仓女中的毕业生，和子久结婚已生一女，当时正好也在竹沟，遇到很大危险，几乎遇难，后来随军黑夜突围到龙窝。 　　自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的六中全会以后，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政治限共”变为“军事限共”，蒋介石加强了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妥协投降的危机日趋严重。卫立煌就任河南省主席以后第一件就碰到这种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的事情，心情懊恼。他看惹祸挑衅的许工超按特务的指示行事，他又不能追究他们，根据下面汇报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慢慢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许工超所带领的地方武力上去。豫南民团有这么一股凶悍的武力，可不是一件好事!那天带领确山常备队去血洗竹沟的实际是确山县民团副司令张仲奇。这个张仲奇当过军阀时代的旅长，后来投降了河南内乡土皇帝——现在叫做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河南第六区自卫军司令别廷芳，成为别廷芳手下的一名团长。那天带领泌阳、信阳、汝南地方常备队一起去打竹沟的刘宗阁、刘茂亭，都是别廷芳民团的团长。② 　　三十年代的河南，没有一个人敢惹别廷芳。在河南南部内乡、镇平等十三县，别司令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可以随便杀人。他的权威比谁都大。这个别廷芳又是怎么一个人呢? 　　民国初年以来，内战不断发生在河南，各种军阀队伍往来不断，散兵游勇，抢劫拉夫，土匪遍地。内乡县恶霸地主别廷芳原是一个有十来条枪的土寨主。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敢于堵截乱兵过境，严禁号车拉夫。他收缴败兵的枪支，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了割据一方的土酋长。豫南封建势力见别廷芳能够兼并小股土匪，对抗官兵，并且能够镇压农民，建立保甲制度，很称赞别廷芳的“德政”，予以纵容鼓励。别廷芳自立公堂，自订法律，自己抽壮丁成立队伍，自己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自己发行钞票(流通券)，势力一天大似一天，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过境，别廷芳截击活埋过不少掉队的红军战士，受到国民党的嘉奖。别廷芳标榜自己的活动是“地方自治”。他动不动就割下人头，极端残忍。在他的威胁之下，豫南一带确实兴修了一些公路，种了不少树，兴修了一点水利，历任河南省主席商震、刘镇华、刘峙，明知省政府的政令在别廷芳的辖区之内行不通，也无可奈何。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别廷芳用大量银元买通国民党南阳专员朱玖莹，呈请第一战区及河南省政府批准他为“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给以率领宛属十三县民团武装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别廷芳即成为拥有十几万枝枪的人物了。后来别廷芳还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被委派为镇平、内乡、淅川三县的国民党特派员。 　　一九三九年底，卫立煌因竹沟事件感到为难的时候，于是迁怒于别廷芳。他觉得执行重庆摩擦命令的人，他管不了，他辖区内的恶霸，倒不妨碰一碰。他首先对别廷芳能自行制造机关枪迫击炮的兵工厂出题目，要求其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领导。继之又派人通知别廷芳把民团的预备队取消，常备队缩编，按照国家法令军令，将地方上的派款减免，不得另搞一套。如有不从，当以军法从事。到了年底，卫立煌又电召别廷芳到洛阳。别到洛阳之后，卫立煌自己不接见，让郭寄峤把别廷芳教训了一顿。别廷芳在河南称王称霸二十年，十分骄傲，受到这个侮辱，委屈万分。回去以后，与徒众商量，欲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与卫立煌决一雌雄。徒众觉得问题太大，不能轻动。别廷芳怨气难消，不久就吐血死去③，其所部的民团也相继被收编。 　　二 　　竹沟惨案发生不久，山西的摩擦又闹大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天，有几个秘书在戴允孙房间里闲坐，戴允孙拿起一份电报当作一件新闻给我们看，并说：“奇文共赏!现在打日本的‘革命’军人居然声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称阎长官为‘百川先生’，岂非天大荒唐?”从戴允孙的口气可以听得出来，他是讥笑，不赞成这封电报的。我们接过来传阅，我看到这封电报是第二战区决死队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打来的，说他们决死队受到山西旧军陈长捷的袭击，不得不自由行动。这封电报是韩钧发给阎锡山的，同时也抄报卫立煌一份。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每天要收到很多有关山西摩擦问题的电报，有山西新军来的，有山西旧军来的，有阎锡山来的，有重庆来的，有八路军方面来的，好象洛阳是各方面文电的交换中转站。对于这么多的文电，长官部分归两个口收阅办理：其一，凡站在国民党顽固派和山西旧军的立场，把新军视为叛军并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者，一概交给参谋处办理。其二，不直接涉及军事行动，而是各讲各的道理，有争辩、控诉、说理、恳托等等内容的电文，一律送到机要室。机要室中这一宗重要的绝密文电卷宗，由秘书郭慰农保管、拟复。郭慰农是郭寄峤的堂叔父“老三爷”，其身份在长官部里也算是“皇亲国戚”，其本人是个忠厚的循循儒者，不纳妾，四十多岁没有儿子，非常着急。待人接物谦虚厚道，希望积些阴德早降麟儿。他吃透了卫长官的精神，主张团结抗日，不赞成同室操戈，对摩擦中谁是谁非，他觉得“这就难说了”，“只有我们卫长官最公平，一心想着打日本救中国，不计其他。”郭慰农知道卫、郭对我都不错，平日他和我个人之间的友谊也较好。每当郭慰农自己独自一人在他室中的时候，我就当着他的面翻阅桌上这些有关摩擦问题的文件，并当作一件新闻和他闲谈，他也扼要地讲一讲各方有什么样的争论，最近又出了一些什么事件。我对于山西的摩擦情形略知一些，郭慰农这里是一个消息来源。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对于阎锡山组织新军——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是非常讨厌的。山西本是一个独立王国，什么事情都自搞一套，对日本，阎锡山没有投降总比公然投降为好。他发表种种奇谈怪论，蒋介石也不加干涉。他成立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牺盟会和决死队，蒋介石也听之任之。蒋介石肚子里清楚：象阎锡山这样的人决不会真正跟共产党合作的，而且最初决死队只有一团人，也不怎样显眼，所以蒋介石虽然讨厌决死队并不公开指责，只是把原先再给第二战区扩充两个集团军的事情搁置下来，不让阎锡山势力壮大。阎锡山组织新军，最初带有尝试、利用和对国民党搞平衡等几种意思。太原失守以后，旧的晋绥军溃不成军，旧的专员县长闻风丧胆，在日军没有来到之前已挟细软逃跑。以薄一波为首、以流亡学生为骨干的牺盟会，留在当地组织民众成立决死队，收容溃军，重新建立地方政权。阎锡山的政治势力才得以在山西保持。决死队适应形势的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猛然发展至四十个团，后来编为四个纵队，外加三个政治保卫队，全省七个行政专区的专员有四个由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兼任，一百多个县长半数以上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人员担任，牺盟的基层群众多至百万。 　　新的干部推行新政，决死队按八路军建军原则，设政治委员，做政治工作，讲求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到处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这就触动了封建势力的命根子。新军的人员和武器数目都大于旧军，尤为这个只想暂时利用一下决死队的阎锡山所不满。他害怕自己这个牺盟会会长和司令长官的地位被架空而焦急起来，惊呼：“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扩大了。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以新军为他的对立面，设法削弱新军的力量，培养他的旧军，扫清他自己准备下的另一着棋——单独投降日本回太原的障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召集了第一、第二、第五这几个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召集阎锡山下面旧军的军官们去了，唯独不请十八集团军参加，也不请决死队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前宣布了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一整套反共精神，以“统一政令”、“统一军令”为名，要把一切坚决抗日的进步团体都解散，把一切“思想庞杂”的人员驱逐出境，前文已经讲过：卫立煌自行组织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迫解散的。此时蒋介石替阎锡山准备了一条锦囊妙计：以扩大山西旧军的方式吞并决死队。蒋介石顺着第一战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番号的次序，给第二战区阎锡山以第六集团军、第七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一共四个集团军的番号，让他扩军，比抗战开始时两个集团军扩大一倍。民国以来，军阀最喜欢的是有番号，有番号就有饷有兵，有兵就有了一切。阎锡山非常高兴，给他番号就会给他军饷、武器、弹药、补给；山西旧军的军官们更加高兴，军长升总司令，师长升军长，各级军官上升一级。这些思想腐败、升官发财心切的军官们早就梦寐以求，现在以此去鼓励他们去吞并决死队，自然大大刺激了他们冒险的积极性。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春天还不敢公然向群众宣称他要取消决死队，只是叫唤：“天要变了”，“要下雨了”，禁不住泄漏了这个阴谋家心中翻云覆雨的盘算。 　　一九三九年春末，阎锡山根据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精神，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开始阎锡山虽然念了一通抗战经，继之就讨论重庆的电令，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按军政部的统一建制番号进行整编，撤去实际是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委员，让旧军官去带领新军。这项意见在会上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干部们的硬顶，尤其是会外各基层组织纷纷打电报坚决反对，使得阎锡山这项夺权计划无法实现。 　　阎锡山为了夺取各行政专区掌握在牺盟领导手中的权力，叠床架屋，在全省七个行政专区之上新设四个“省政府行署”，派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分片管辖全省的地方行政。秋林会议还决定不让地方政府供给在山西的八路军粮食，企图用饿、困的办法，赶走八路军。阎锡山把秋林会议开会的时间拖得很长，三个月不散，是叫政治委员们回不去，好让一些顽固的旧军官乘机到新军当中杀害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抓兵权，具体实现把新军编入旧军的阴谋。在这一次秋林会议之后，全省新军和旧军，进步力量和顽固分子之间的紧张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入冬以后，阎锡山命令驻在晋西隰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铁路线上灵石、霍县的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同时密令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跟在后面，向决死队夹击。二纵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不得不发出电报，申明坚决抗日，但拒绝阎锡山故意让他们陷入绝地命令——就是那一次我在戴允孙房中见到那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电报。阎锡山根据这一电报，宣布二纵队为“叛军”，明令讨伐，委派陈长捷、赵承绶分任南北“讨叛总司令”，公然向二纵队围攻，同时用暴力接收永和，隰县、蒲县、汾西等县的抗日县政府和公安局，惨杀这些机关的负责人。新军成立与之相反的“拥阎讨逆指挥部”，坚决还击。 　　自从蒋介石召开武功军事会议以来，步步加剧的华北国共之间的摩擦，至此演至高潮。爆发点虽在第二战区吕梁山下的新军和旧军的冲突，牵一发而动大局，风云突变，实为全国抗日团结进步阵营与妥协分裂倒退阵营之间一次大搏斗。阎锡山不但要消灭决死队，还要撤销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取消牺盟会，在全省制造许多流血事件，甚至向八路军一二〇师留守晋西的部队进攻。这样，在晋西北由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自然要向南移动援救本师的部队及决死队第二和第四纵队，把阎锡山的顽固军赶出晋西北地区，先后收复方山、岚县、临县、兴县等地；而在晋东南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也要向南移动，支援受迫害的决死队三纵队和一纵队。这样就引起蒋介石的恐慌，他一面要调动胡宗南两个军渡过黄河进入晋西；一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逼迫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山区。 　　卫立煌所辖的中央军重点驻防在晋南，发生在晋西的新军和旧军的冲突他可以不闻不问；晋南的冲突他不能不管，想推脱也推脱不掉。绰号为“孙神经”的旧军头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是一个非常凶悍的顽固分子。他十一月由秋林经西安而至渑池，渡过黄河，来到阳城，部署晋南的事变，想乘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尚在秋林未回的时机，瓦解第三纵队。他先让第三纵队第八团队(即八团)顽固团长乘政委不在，突然召开全团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扬言外面已被中央军包围，谁要动就向谁扔手榴弹，继之说奉阎长官的命令清查叛军，只找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员。找到与他们对立的人即扭送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拷打审问。对于三纵队第七团、第九团以及游击十团、十一团等等，也想用此法一一瓦解。十二月中、下旬，孙楚指挥其所属部队，在晋东南一时摧毁了沁水、阳城、晋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少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百姓被杀害，而决死三纵队英勇反击，也先后重创了孙楚所指挥的独八旅及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二旅，获得很大的胜利。 　　半年之前牛荫冠代表牺盟会和卫立煌见面，三个月之前刘少奇路过洛阳和卫立煌见面，这些人的话，卫立煌都是同意的。所以晋西事变发生之后，卫立煌以抗日团结为宗旨，坚守中立，尽力作一个不介入的人，约束他所辖军队，不让事态扩大。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实际上是另一种态度，和他自己被蒋介石任命为其在华北的代理人的地位不相一致。孙楚敢于和决死队交锋，不怕连带打击八路军，原以为驻在旁边的中央军会帮助他们的；结果中央军没有和他并肩作战，阎锡山在晋南那一点旧军差不多损失十之七八。事后孙楚来谒见卫立煌时大吵大闹，说卫立煌“保存实力”，“见死不救”，“要上共产党‘各个击破’的当”。 　　新军和八路军集中力量重创了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暂编第二旅等等，也是由于判断卫立煌不会和阎锡山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兵力布置上没有分散力量而取得的胜利。 　　《彭德怀自述》中有一段写道：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卫立煌个人的态度不能概括所有在晋南的中央军，也有一些顽固分子和特务找机会制造事端，发生些摩擦，但没有酿成大的事变。这时候受卫立煌指挥的各省杂牌军多数驻防中条山一带，和摩擦战场离得稍远；接近山西新军和旧军交锋之处的有中央军十四军、九十三军、二十七军等。孙楚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山西第三行署设在阳城，十四军军部也在阳城。孙楚以为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十四军军长陈铁，一定会帮他反共。没想到陈铁表面上虽不敢公然帮助八路军和决死队，暗中却同情他们。《彭德怀自述》中讲道： 　　我临走告别时，他(本书作者按：指卫立煌)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本书作者按：应为十四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本书作者按：应为贵州遵义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岩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摩擦战役。” 　　可以看出，卫立煌叫陈铁保护彭德怀在国民党军队防区——从渑池过黄河到阳城的安全，叫陈铁招待彭总吃饭。陈铁不好当面讲话，而由陈铁妻子透露，现在空气不好(白色恐怖)，路上有危险，劝彭总一行十余人不要走垣曲到阳城之间三十里的荒山隘路。从这里不难看到，路上有顽固派或特务设置了障碍，想打埋伏，陈铁不能制止，而用这种方式提醒彭总，请他绕过危险区。陈铁当时的思想感情，可以由此看得出来。 　　孙楚进攻抗日民主政权，一直打着与陈铁合作的旗号。把牺盟会的阳城县长杀死以后，就请十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阳城县长，陈铁不敢同意，请示卫立煌，卫坚决不许。孙楚利用十四军的幌子和进步力量为敌的作法未能奏效。 　　八十三师有一部分在阳城附近东沟镇上和八路军一个游击队因为误会发生冲突，缴了这个游击队七、八十条枪。陈铁听说，马上命令把扣留的人员释放，把枪发还。陈铁以为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没有报告卫立煌。卫立煌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才知此事，打电话询问陈铁，陈铁说人早放了，枪都还了。 　　九十三军军长刘戡所部驻在太岳山区沁水、浮山、安泽一带。刘戡坚持反动立场，本质是不好的。但在八路军积极和他友好往来的情形下，尤其是当他被日本兵围困时，八路军曾加以援救。所以这一时期，他也未大打出手，态度尚可。 　　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所部驻在晋城以东陵川一带。二十七军的老底子是桂永清统率的别动队，是桂从德国留学回来，仿照德国法西斯组织建立的一个反共部队，后来桂永清高升了，这个部队改编成二十七军。全军官兵受过特殊训练，反共最为积极。范汉杰本人过去原是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处长，福建事变的时候，他向蒋介石秘密送情报，使蒋介石对于福建的军事布置和计划了如指掌，一举一动无不迅速闻知，从内部破坏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得到蒋介石的宠爱，从此越来越积极干反共活动，以求升迁。他到山西战场，是从西安胡宗南手下派出来的，平时虽列入卫立煌指挥的战斗序列，仍然听胡宗南的指示，经常按胡宗南的意见办事。这个时期，他逮捕、杀害了长治的牺盟会决死队和地方干部共数百人。他不理会卫立煌那一套，和卫立煌关系很不好。直到九年以后的辽沈战役时，范汉杰仍然和卫立煌的关系不好，主要是从这时顶牛开始的。 　　一九三八年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曾派人到驻在阳城垣曲之间，直属于卫立煌总部的黎明游击队去作过政治工作，卫立煌对于这个支队还是比较重视的。一九三九年这个黎明支队被八路军唐天际的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卫立煌曾经把这件事告诉我，叹了一口气，再没讲别的。他不愿意扩大和八路军的矛盾，有些捏住鼻子忍受一下的意味。 　　阎锡山原先以为发动晋西事变，可以恢复其土皇帝地位，扫除向日本投降的障碍。那知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没有消灭了决死队，决死队在自卫还击中反而壮大了。既然阎锡山不要决死队，决死队很自然地参加了八路军，更积极去跟日军作战。几个月以后，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决死队踊跃参加，显露出英雄本色。这时阎锡山回头看他晋西一隅之地形势危殆，乃求救于胡宗南，胡宗南非常“积极”，愿意开两个军到晋西来给他保驾。阎锡山看到自己一隅之地又有被胡宗南占去的危险，不敢领教，不如回过头来命令赵承绶再同一二〇师和决死队的老朋友们谈判。谈判结果：双方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北面为一二〇师和决死队的防区；南面为旧军的防区。对阎锡山来说，这一场事变既失去了新军，又失去兴县、临县等地盘，更重要的是拆穿了他伪装进步的面目，他哀叹他自己这个“不倒翁”在山西舞台上当主角数十年，现在被“几个娃娃”搞倒了。 　　回头再看晋东南。蒋介石要求八路军退出太行区和太岳区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太岳、太行、中条这三条山脉之间的一块“脚盆地区”，土地肥沃，是山西的粮仓。它是阎锡山过去闭关自守三十多年的物质基础之一，如今蒋介石的军队占据了这一地区还不满足，还要把在这一地区抗日有巨大功勋——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粉碎日军多次扫荡的八路军驱逐出去，借着不同意一二九师援救决死队向南移动作题目，大作文章，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表面上说要肃清叛变的决死队，怕触及八路军，引起误会，命令八路军北撤。后来八路军究竟北撤了没有呢?在下面一节关于河北省的争论中，再作叙述。 　　三 　　与山西的武装冲突遥相呼应的是河北省的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摩擦日益扩大。如果说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是利用阎锡山的右手打击其左手，那么在河北省则为国民党顽固派撕去自己抗日的假面具，直截了当地进攻八路军，公然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公然掠夺抗日的人民群众已得到的民主权利。 　　河北省的情形当时是这样的：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秋天，国民党军队从河北省溃逃以后，其地方行政人员也收拾细软逃命，整个河北省即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以后，占领了冀西一带山区，建立抗日地方政权，并从冀西派遣挺进队进入冀南，另外一二九师也有一部分人员到达冀南。此时日军只能把守铁路沿线，并须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在某些偏僻地区便出现了无政府真空地带，土匪蜂起。河北省过去内战多年，流落在民间的枪支不少，有些在乡的旧军官成立地主土豪的地方团队，组织维持会，各种反动会道门如大刀会也应运而生。八路军的冀南挺进队拔除了日军据点，摧毁了伪组织，肃清了土匪，在冀南几十个县城又重新挂起了中国的国旗。几个月艰苦奋斗，自下而上，用民选方式组织抗日的区政府、县政府一直到冀南行政公署，一切慢慢上了轨道，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 　　有一个在抗战以前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的张荫梧，这时靠着一点零散的杂牌部队，大量地收编土匪队伍，自立为“河北民军”，向蒋介石条陈反共意见，要名义，要军饷。蒋介石见其所为与自己的想法相符合，尚能替国民党扩大政治影响，在河北省插进一只脚，便对张荫梧支持、利用。 　　在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搞单纯防御，只想保住大城市，早把河北腹地置诸脑后。这时，他不反对八路军到敌后去活动，一来是用以牵制敌军，二来是怕八路军的活动在他的统治区产生影响，撵得越远越好。及至看到进入河北省的八路军在敌后建立大片的根据地，搞出了成绩，他又着慌了，设法去抢夺河北。一九三八年夏天蒋介石决定派鹿钟麟到河北去当省主席和冀察战区总司令，是考虑前任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和继任的冯治安所遗留在河北的干部及军人多为老西北军的旧部。鹿钟麟在西北军中的历史长、威望高，原籍又是河北，一去就有基础，便于立足。同时冯玉祥也支持鹿钟麟去河北。冯玉祥在抗战初期，在哪个战区指挥也指挥不动，十分懊丧，他也希望西北军的老人搞出一个摊子，创一个新局面，以免永远仰人鼻息。所以在鹿钟麟出发时，冯玉祥把他带兵一生最后留下作为他这个副委员长警卫用的一连手枪队也让鹿钟麟带走，以壮行色。鹿从汉口到河南，从张自忠那里要了一连人，又从刘汝明那里要了一营人，这就是鹿钟麟去河北的基本兵力。 　　鹿钟麟一行由山西到河北，越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受到八路军沿途保护。到了南宫，八路军召开了上万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鹿钟麟原为冯玉祥的主要助手，曾任参谋长等职。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鹿钟鳞为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驱逐溥仪出宫，放出“二七”铁路大罢工的工人领袖，又曾游历苏联，有其进步的一方面；但在冯玉祥军事集团衰落瓦解之后，为了在蒋介石下面求得高官厚禄，不惜受蒋介石的利用和驱使。例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扣押，鹿钟麟竟充当判张十年徒刑的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官。实际上鹿钟麟并没有开庭审判，只是当了一个傀儡，这种貌似公平的傀儡还是蒋介石需要的。今天他初来河北，也不完全是糊涂虫，在公开的发言中讲的也不错，愿意和八路军亲切合作，共同打日本。假如他眼光看得远一些，有胆量有魄力，排除困难，真正对国共合作抗日的事业出了力，也是有光明前途的。无奈他一心想搞出自己的局面，做国民党的官，只好行国民党的令，徒供利用，又怎么能左右逢源，并从其中获得实惠呢? 　　鹿钟麟初到晋南，蒋介石就命令他解散原来地方上民选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鹿钟麟采取折中方案：一方面不承认冀南行政公署，一方面推荐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蒋介石只答应解散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答应杨秀峰任厅长，并对鹿产生怀疑，改任张萌梧为民政厅长。张萌梧带领其河北民军，大贴布告，解散爱国团体，禁止使用晋察冀边币，不断向八路军挑衅，制造摩擦，酿成许多血案，惨杀、活埋很多共产党员。其中深县惨案，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一次就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四百余人。河北省政府委派了许多专员、县长、一直到区长，自上而下建立国民党政权。对于原先民主产生的政权，认为这也不合法，那也不合法，必须除之而后快，“宁可匪化，也不要赤化”。他们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向老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鹿钟麟又以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收集了一些地方武装，如赵云祥、丁树本、侯如墉、乔明礼等部，一共成立了四个纵队，另外还成立了保安旅等等。这些部队都是些旧军人，借着抗日的名义发展个人势力，有了正式番号，更可以名正言顺骚扰地方，制造摩擦。 　　张萌梧以为自己很能干，对八路军挑衅不已。一九三八年八月，他集中“民军”约一万人，在束鹿县附近向八路军进攻。结果，民军被歼灭，张荫梧被围在一家院子里，跳墙脱逃。后来他化装潜行到了重庆，到处控告鹿钟麟通共，冯玉祥袒共。朱总司令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垣曲辛庄村看卫立煌时，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提到避免摩擦、加强团结，讲的就是这时河北省正在发生战斗。 　　蒋介石见张荫梧的反共力量不堪一击，便派朱怀冰率九十七军北上，作为反共摩擦的先锋。朱怀冰原是陈诚的老部下，此次北行也是陈诚推荐的。他除了当他的军长，还担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及政治部主任，并继张荫梧之后为河北省民政厅长，自以为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经过太行山北部，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太行山区八路军和冀南平原的联系，然后进取冀南；蒋介石同时命令原先在山东的第十军团长石友三部从东面进攻八路军的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对于鹿钟麟一直采取争取的态度，后来战争实在不能避免，才被迫还手。先对准附敌有据、罪恶昭著的候如墉、乔明礼进攻，消灭八千余人。鹿钟麟在河北邢台地区被围，曾调庞炳勋和朱怀冰部赴援。卫立煌知道两个军去没有好处，只会把内战扩大，曾经再三劝阻，朱怀冰不听，还是要和八路军较量一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阎锡山进攻新军掀起反共高潮时，孙楚也在晋东南动手屠杀决死队和共产党。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再次打电报给卫立煌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十八集团军退出上党，退至白晋路(祁县白圭镇至晋城)以东，邯长路(邯郸至长治)以北，服从卫司令长官的指挥，否则以违抗军令、破坏抗战论罪。这时候鹿钟麟已经递上辞呈，率部向南移动了。朱怀冰不愿南撤，勉强跟着鹿钟麟同走。他由邢台退至磁县一带时，曾经和沿路的八路军地方部队打过几次小仗。朱怀冰非常自满，认为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不过如此，你们太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我有三个师一个直属团，两万多人，装备良好，看我打一仗给你们看看。没想到这一次碰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八路军先对附敌有据的石友三来一个迎头痛击。石友三共有两个军(他自己一个军和高树勋一个军)，退到漳河以南清丰一带去了。朱怀冰部陷于孤立地位。 　　此时蒋介石非常着急，一面命令石友三等部与朱怀冰部联成一气，一面急调四十一军和七十一军到太行以南，准备向八路军大举进攻。刚过春节，地方上还在唱戏，八路军就乘着从陕西开来的七十一军宋希濂部才到黄河渡口之际，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集中力量打击由磁县进犯的朱怀冰九十七军，重点在林县东北的漳河南岸，一共三天，就把朱怀冰全军击溃。朱怀冰仅以身免，摔伤了，一拐一拐地化装逃跑到沦陷区，由孙殿英勾通的伪皇协军代他买了火车票，乘坐敌伪管理的火车，由磁县到新乡焦作绕道回到中国军队防守的地区。在那里他遇到他的三姨太和女儿，她们是被八路军优礼送回的，还携带着一驮贵重财物。战斗发生时，武安、林县一带共有国民党三个军。除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外，还有庞炳勋的四十军和孙殿英的新五军。如果三个军协同作战对八路军来说还是很麻烦的。可是，向蒋介石讨好的杂牌军庞炳勋部在陵川一带，隔着一个新五军，距离稍远，帮不上忙。孙殿英是个土匪出身的老滑头，抱着“坐山观虎斗”的主意，把军队开进一个村庄，家家关门闭户，实际上给八路军让了路。鹿钟麟也在林县一带听见枪声，便赶紧向南逃跑。这一仗是一个大胜利，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挫败了国民党在太行山的武装摩擦。 　　四 　　在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内，前方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重庆的指示不断下达，阎锡山那边新军和旧军都有电报，还有八路军的电报。这么些电报，老秘书郭慰农一个人已招架不住。同时在参谋处也忙碌起来，夜晚电灯通明，有些人员彻夜值班，象是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战役。一九三九年初工作团解散时，被郭寄峤留在第九军军部的陕北公学毕业生李百诗，因为是测量学校学生，地图画得好，后来由第九军调到长官部参谋处画地图。此时李百诗对于山西新旧军的摩擦和朱怀冰与八路军的摩擦十分敏感，不断向我传送消息，有时还携带了几张草图。例如参谋处对于八路军在晋东南队伍的集结与行动的判断图。参谋处的高参刘逸天是安庆人，和我是小同乡，他的两个儿子跟靳明学英文，刘逸天感到欠我们一点情，常常来我家闲谈。他也把他知道的摩擦战况向我们谈得不少。 　　卫立煌仍然保持过去的习惯，要我讲《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小型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四军的《拂晓报》有些什么要闻。目的是看看共产党方面在公开的报刊中表示什么态度，涉及一些什么问题。他听到我讲的是：共产党自从七月七日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以来，仍然以团结为重，把联合抗日、克服投降危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政治口号仍然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只反对汪精卫卖国，只反对国民党当中一小部分顽固分子，不反对国民政府，不公开反蒋，不反对第一战区。卫立煌听了情绪不错，放了心。正象《彭德怀自述》中写到卫立煌的心情，那就是“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 　　在《周恩来选集》中《论统一战线》一文内，有这么一段总结性质的话： 　　……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摩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着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 　　恩来同志讲到三次反共高潮中的第一次，共产党完全胜利了，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怕一个东西，就是力量，八路军把朱怀冰所部消灭完了，“他就没有说的，最后只好谈判。”最后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而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前，蒋介石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具体经过又是怎么样的呢? 　　大多数国民党军官长期受国民党武断宣传的熏染，久已养成一种习惯，认为国家的军令政令应该统一，下级要服从上级，军人更要下级服从上级。不管你革命不革命，八路军自己成立地方政府，自行征粮收税，就算你真在打日本，也不该这么做。何况又进入别的防区，整师整团的缴别人的枪，一下子搞掉两万人，实在太过分了。第一战区长官部里边的将校们，如军务处长中将黄新铭和参谋处少将处长季鼎生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在戴允孙屋里闲聊时，不免要说些八路军不好的话，并带有埋怨卫立煌太软弱，上了人家的当的意思。常说：“那些先生们你怎么玩儿得过他们!”出身于中央军校第八、九期至十四期的中年和青年参谋们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强烈，他们认为在晋南有那么多兵，打日本虽不行，打八路军还是好办的。卫立煌上接重庆的电话，下听部属的汇报，非常忧虑。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来见他的时候，他希望事态不要扩大，要求八路军退回原防区。 　　在晋南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隔一段距离，没有发生冲突，但是孤悬在陵川和阳城等地的八路军交通运输线上的东沟兵站则被二十七军解决了。 　　此时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似乎是作打内战的准备。第一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申凌霄于四月上旬由洛阳前往武乡王家峪，去见朱总司令，希望事态不要扩大，要求八路军退回原防区。 　　四月中旬，蒋介石由重庆给卫立煌打电话，叫卫立煌动手把进占太行山以南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他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蒋介石听了大发其火，在电话中发出命令，坚决要卫立煌立刻到晋南去布置队伍，一定要武力解决。 　　平时卫立煌每次渡过黄河到前方巡视，都带着副参谋长文朝藉同行，留郭寄峤看家。这次卫立煌一反常态，把他那个足智多谋的参谋长也带到前线。一望而知，事情比哪一次都严重。他们到达晋城以后，就召集驻扎在晋城、陵川之间的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驻扎在沁水附近的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和驻扎在阳城附近的十四军军长陈铁开会。卫立煌象煞有介事地对这三个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嫡系精锐部队的军长和郭寄峤说：“我在洛阳接到委员长电话，说八路军越过了他们的防区，要他们撤回去，他们不服从，叫我快到晋城指挥部队打。今天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们马上回去准备，候命行动。” 　　散会后，卫立煌招呼陈铁：“你今天不要回去，晚上有话对你说。”到了深夜，副官把陈铁找到卫的住处，卫立煌关上门，悄悄地告诉陈铁：“委员长是亲自打电话要我到晋城指挥部队打八路军的。我回他说，抗战重要，不能自己内部打起来。他就大发脾气骂了我一顿，我只好答应马上到晋城。今天开会时我说，你们马上回去准备，候令行动，这是对着范汉杰说的，他回去一定电告胡宗南，胡一定转告蒋，这样，对我的怀疑就减轻了。” 　　陈铁是一个不愿打内战的人，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留校当司书，他的上级是黄埔军校秘书蒋先云(一九二一年参加共产党的先烈)，对他有过影响，并由蒋先云介绍他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多年以来，蒋介石怀疑他这个贵州人是何应钦的小组织的成员，一直对他防范，他也对蒋介石积怨甚深。一九三八年夏天，他曾经护送刘少奇从垣曲到阳城。后来因为李默庵当三十三军团长，他跟卫立煌在一起发牢骚，宁可参加共产党。三个月前彭德怀由洛阳渡河，在他的军部和他谈过很多反对摩擦、反对分裂的道理，他都能接受。他对卫立煌这样虚张声势非常赞成。“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问卫立煌。 　　卫说：“我们不能打八路军，我已经写信派人送给朱、彭正副司令，要他们把越境部队暂时撤回去，他们一定照办，然后我根据这个事实电告委员长，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 　　这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级参谋申凌霄已到达武乡县王家峪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递交了卫立煌的函件，并向朱总司令表示愿意保持一直团结互助、并肩作战的情谊，消除误会，言归于好。最后，申凌霄又代表卫立煌邀请朱总司令来洛阳商谈，朱总司令接受了邀请。这时，十八集团军又接到卫立煌到达晋城一带的电报，朱总司令立刻启程，直奔晋城一带。这么一来，双方司令官的距离接近了，双方分歧意见的距离也缩小了。何况这时日寇正在攻打天井关到焦作一线，逼着中国人非合作不可呢! 　　开始卫、朱两人并不见面，各自住在一个村子里，卫立煌住在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朱总司令住在晋城以北的某村。双方派员往来传话。等一切谈得差不多了，并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过了，双方见面再作最后决定。见面地点是临时约定的地方，既不是这一方的驻地，也不是那一方的驻地，显得双方平等、公平。 　　双方议定的主要一点是重新划定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 　　这是一项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协议。自从订立了这项协议，在华北就没有再发生较大的冲突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这么结束了。分析起来，这次协议有以下这么几点意义： 　　第一，给了卫立煌面子，让卫立煌有本钱和蒋介石讲话；也给了蒋介石面子，十八集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退出太行山以南。按照新确定的防线，十八集团军的队伍自动退出林县、陵川、长治、壶关、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大片土地。 　　第二，同时也可以看到，按照新划定的驻防线，就是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以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划为十八集团军的防区。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国民党经过一次西安事变，才承认一个陕甘宁特区；现在，八路军歼灭了朱怀冰一个军和张荫梧等部后，蒋介石又承认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特区。尽管他不承认“晋、冀、察”“晋冀鲁豫”之类名称，他也不承认八路军有建设政权、组织群众、征收粮税等等权力，但是他们不派军队过去，八路军在各方面都不受掣肘，这就是好事。这片地方的土地、人口、物产、战略地位，种种条件都超过陕甘宁，正是将来战胜日本、收复失地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尽管事实上十八集团军在这里早就生了根，国民党不承认这块边区也不怕，但有一个划界的协议究竟比没有好得多。顽固分子想再来插足，就更加输理了。冀南参议会一再通电，谢绝庞炳勋继任河北省主席，希望朱总司令出任河北省主席，河北省地位的重要，表现得多么清楚。 　　第三，卫立煌与朱总司令在晋城的会面，其性质是朱怀冰部与八路军林县之战结束后的议和。但自始至终，一字没提朱怀冰一个军被歼灭的事情。蒋介石吞下了这个苦果，不是捏着鼻子叫卫立煌去谈判吗?朱怀冰到河北是蒋介石派遣的，朱怀冰部被歼灭而蒋介石哑巴吃黄连，是因为八路军已经壮大，已经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国民党没有再打的力量。从地理位置上看，国民党根本没有办法。蒋介石还害怕八路军再占太行山以南，他听说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妥，十八集团军退出太行山以南若干地区，保证不再向南发展，也只好象阿Q一样宣称自己胜利了。 　　第四，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粉碎，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的胜利，是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因而能够扭转严重的形势，稳定局面，使华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剑拔弩张的形势象一阵乌云似的被和风吹散，双方继续合作，继续坚决抗日。这符合全中国亿万人民的希望，更增加了他们心情的欢慰。为了庆祝这一次和谈有结果，卫立煌和朱总司令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增加热烈的气氛，但是此时的晋城也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步不闻丝竹声”，离日本军占据的地方很近，东阳关且有敌情，所以不能举行庆祝活动，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的打铁作坊看打铁。自古以来，晋城就是一个冶铁发达的地方，二百年前还自己锻打缝衣针。今天双方人员同在这里观看铁匠锻打农具，火星灿烂，铁花飞舞，砧声铿锵，代替了焰火和音乐。他们还互相举杯敬酒为贺。 　　朱总司令详细讲述了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吸引了二十多个师团的日军、粉碎了多次残酷扫荡，创造了辉煌战绩。为了更好地打击日寇，希望在这次谈判的基础上，再解决一些问题，即是： 　　将十八集团军三个师扩编为九个师和两个支队，扩大名额，按二十二万人发饷； 　　要求补充对日作战必要的弹药和其他补给； 　　不再把山西新军称为“叛军”，新军与旧军恢复旧好； 　　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 　　停止各种反共的活动，不再称为“异党”、“奸党”等等。 　　卫立煌表示：这次谈妥一个作战地区的问题已经不容易了。对于另外的问题，有些他是同情的，但是他权力有限，作不了主，只有慢慢想法子。希望朱总司令到洛阳去住些日子，慢慢商量，慢慢想办法。 　　正在这个时候，在东阳关的日军忽然进犯晋城，可能是日军发现晋城附近中国军官往来频繁，扫荡来了。于是卫立煌及其随从和朱总司令分别骑马离开晋城，前往洛阳。朱总司令行经国民党各军的防地，都受到隆重欢迎，朱总司令到达济源县时，卫立煌已派参谋长郭寄峤带领军乐队在孟津县黄河上的铁谢渡口迎接了。 　　朱总司令、康克清、袁××、周文龙、吴波等和一个警卫连，到了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长官部里面的招待所受到热情招待，每天三餐十分丰盛，到了晚间还开夜餐。朱总司令的随从人员对一战区的招待人员说：“这样的招待我们受不了，还是从简一点吧。”一战区的招待人员说：“卫长官到延安，一天四餐，也叫我们按这样办理。”这个招待所位于长官部这座营房的最西头，与四维堂(即大礼堂)邻近，周围布满岗哨，连长官部里面的官佐也不许由四维堂西去。实际上朱总司令与康克清、袁××、周文龙、吴波等重要干部都秘密安排在和平村第九军军部里面住宿，外人并不知道。 　　朱总司令给卫立煌带来的礼物是延安出的各种书报，卫立煌赠给康克清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九三八年夏天送给朱总司令的那一支一模一样，在笔套上有一颗白色圆点。卫立煌见康克清挂着十响的大手枪，认为女同志用着不方便，另外又送她一枝精致的德国毛瑟小手枪。随朱总司令来的干部们，原来穿的都是晋南土布的军装，第一战区长官部副官处找来裁缝师傅，特地为每个干部量了尺寸，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料的灰色军装。对于朱总司令带来的警卫连健儿则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标准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新鞋。 　　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共产党合法的问题太大，留在后面让上级解决，我们先把地区的冲突一一解决，那么大问题不就好说了吗。他看到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胡宗南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个县，陕西国民党的军队和陕甘宁边区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卫立煌非常天真地想作个和事佬，劝说胡宗南和朱总司令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 　　胡宗南虽然是“天子门生”中的标兵，炙手可热的“西北王”，但在资历上，到底还是卫立煌的后辈，所以卫立煌一邀请，他就到洛阳来了。 　　胡宗南来到洛阳后，还不知卫立煌要和他谈什么，就亮出他基本的调门，大谈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套，说什么“中国不能有两个党，共产党只能参加国民党，作为其中的一个派才能合法存在。”卫立煌不便和他辩论这些，只拿些日寇在山西糟蹋中国老百姓惨状的照片给他看，先造成“抗战第一”的空气。每天晚上，还邀请豫剧名旦陈素贞(艺名又叫“狗妞”)在大礼堂演唱《涤耻血》、《克敌荣归》、《伉俪箭》等抵抗外国侵略、不当亡国奴为思想内容的河南戏，既是招待朱总司令和胡宗南，又把大家引向抗日救国的主题上面。到了卫立煌开始向胡宗南透露一点意思，表示愿意为陕北问题作些调解的时候，蒋介石从重庆给卫立煌打电报来了。一反他平素行文惯用的文言词句，用了一句简单明了的白话说： 　　“这个事你不用管”。 　　这个电报明明白白是蒋介石口授的话，给卫立煌泼了一盆凉水，他就不敢再当和事佬了，只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十八集团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三月里二十七军在同善镇以及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十八集团军兵站人员三、四十名以及在晋南其他地方捉来的八路军人员通统放回。好在这些被捉的人员都关在西工的营房中，由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秘书主任王吉仁办理手续，即全部领回。 　　第二，一度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扣发十八集团军军饷的问题：自从一九四〇年初河北省的摩擦激化以来，国民党的西安军需局停止了对十八集团军发(四万五千人海月六十万元)的军饷，对于十八集团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此次朱总司令和卫立煌见面，交涉了这个问题，并且携带了十八集团军供给部的政委周文龙同来洛阳，具体地谈判这个问题。洛阳谈判总算不错，国民党在输了理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发军饷，直到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再度停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 　　卫立煌除掉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总司令，召集洛阳国民党师长以上的将领参加；又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在河南省政府内设宴欢迎朱总司令，邀请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席上壶觞交欢，让大家看到国共的关系很好嘛。朱总司令所带来的警卫连，闲着没事，很多时间在招待所门前的球场上打篮球，和一战区长官部特务团的选手们举行友谊比赛，又和洛阳篮球好手们举行比赛。“洛阳三月花如锦”、自古以来就负盛名，西工长官部每一个院子里几乎都有花坛，盛开着牡丹和芍药，魏紫姚黄，蜂蝶纷然。八路军健儿们来到这里，又为这里增加了活跃的气氛。 　　朱总司令有一首诗，是在他离开洛阳经过西安返回延安的途中作的。 　　出太行 　　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朱总司令回延安后，因为开重要会议，没有去重庆，而由周恩来同志和国民党谈判。 　　晋南作战地区的划分，就是前面所讲的，以临汾到屯留及长治到平顺、磁县一线的界线，简称漳河为界。尽管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三件事没有谈出结果，已经议定了的晋南作战地区划分蒋介石不能反悔，在高一级的两党谈判中再一次得到追认，终归是一件好事。对于当时团结抗日有好处，对于晋冀察、晋冀鲁豫根据地都有好处。卫立煌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当中的表现，与第三战区顾祝同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当中制造“皖南事变”的表现成了鲜明的对比。二十年后卫立煌去世，首都各界举行公祭的时候，在悼词中说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对日的斗争。卫立煌同志对于抗日战争是有功的，他当时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道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指的是他在当时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当中，不愿跟着顽固派走，而是站在中立的立场。 　　回想在当时，一九四〇年四、五月，在洛阳，不赞成卫立煌所作所为的人还是很多的。战区政治部里的人听说朱总司令住在长官部的招待所里边，和卫立煌两个人一谈就是一整天，在背后大讲卫立煌“近朱者赤”。一般国民党员自不必说，连一个从武汉大学来到长官部参谋长办公室当秘书不久，自命为公正的自由主义分子夏道平也觉得卫立煌的态度不对。一九四〇年夏天，夏道平④作过一首《赠友人》的七律，我尚记得其前四句云：“入洛年华愧陆机，文章心事两相违。淮南鸡犬升霄汉，冀北骅骝卧夕晖。……” 　　这四句诗除了悲叹自己没被重用外，还讥刺卫立煌提拔了同乡，安徽淮河流域的人都鸡犬升天，升官发财了。同时悲叹河北省国民党军队——冀北骅骝的覆灭，那不是批评卫立煌对于朱怀冰所部被消灭，按兵不救吗?卫立煌知道这些人的意见，他居然能力排众议，自行其是，是不易的。 　　鹿钟麟自己觉得这一趟去河北没有搞好，回重庆前到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表示歉意，送袁××五百元。国民党的河北省政府没法回河北省，便在洛阳城外租用一些民房，成立一个“流亡政府”，白白养活一些无公可办的人员。蒋介石不承认反共高潮的失败，说冀察两省还是属于国民政府的，仍然保留了“冀察战区”的名称。按照民意，这个战区总司令的职务应当授予朱总司令，但蒋介石不肯，授给别人又不妥，最后来一个“卫立煌兼代”。卫立煌把鹿钟麟的参谋长、安徽桐城人张知行留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第二副参谋长，就象征着卫立煌又统率了冀察战区的军队。这个时候，军务处长黄新铭和参谋处长季鼎生在戴允孙房里下棋时又谈起这回事来了。他们有那样一种世界观，考虑各种问题向来都是以升官发财为大前提的。他们看到卫立煌调解河北事件后又加了一个新职，身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冀察战区总司令三个要职，不胜羡慕。黄新铭说：“到底还是我们长官有眼光，有办法，有手腕，三搞两搞，又添了一官。我们就是白吃了这么多年饭，没用。”戴允孙也说：“不能不承认长官的头脑比我们灵活。”他们把卫立煌积极于团结抗战的好心，都看做政治手腕。 　　由于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华北的抗日力量更为壮大，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向正太、同蒲、平绥、北宁各线出击，歼敌十五万人。这一行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打击悲观失望情绪，起了巨大的作用。卫立煌也派了他的部队协同作战。《解放》周刊一一六期上，还登有卫立煌发给朱总司令这样两份电报： 　　×日×号电均敬悉。查顽寇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予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除已饬各部迅速动作，配合贵部作战，完成兄等歼敌大计外，谨此电复。弟卫立煌宥。 　　朱副司令长官，××三电均敬悉。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我××部队配合贵集团军于×日开始向当地顽寇袭击，除饬加紧动作策应牵扯外，敬复。弟卫立煌俭。 　　① 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为省一级的妇女团体。只有上层机关，没有基层组织。 　　②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张仲宣在《我所知道的别廷芳》一文中写道：“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河南境内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围’剿信阳、确山、桐柏、泌阳四县交界处的竹沟新四军办事处，别廷芳命令刘宗阁、刘茂亭、张仲起等率领内乡民团前往袭击。” 　　③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别光典《河南内乡土皇帝别廷芳》。 　　④ 香港出版的《雷震回忆录》中，讲到夏道平六十年代在台湾仍然以自由主义分子自命，为顽固派所不满。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