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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六章 软禁南京 出走香港 |
| 赵荣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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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就被扔在一旁，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门前冷落车马稀，似乎被人忘记了，只有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常与晤谈，问长问短。此时傅作义心事重重，国民党在东北已失败，解放军的强大兵力，都将压到他的头上来了，战乎?和乎?在他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共产党的力量今天究竟有多大?人数多、武器不行的土八路，现在用的是什么新战术?卫立煌是他的好友，他知道蒋介石手下卫最能打，比如说忻口之役，他和卫曾经共同抵御板垣五师团，在这一战役中他看到卫立煌面临日本的劲旅毫无惧色，何以现在他把解放军的力量估计得那么高，认为解放军一定没法抵御呢?蒋介石过去鼓励傅作义反共，总是鼓吹自己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来安傅作义的心。现在卫立煌说，解放军获得关东军暗藏在北满的多少门大炮，已经没法抵御了；又把廖耀湘那么多的新武器拿去了，我给你担保：绝对是抵挡不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傅作义的思想正在转变，卫立煌讲述他自己失败的教训，讲述解放军的实力，无疑也是向傅作义泼了几盆冷水。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卫立煌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即陈纳德民航公司)的飞机，由北平飞往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再飞往广州。行前没有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即今日的广州人民大厦)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又一路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酒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姓名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的记。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都穿着军装，佩带着手枪，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保密局(“军统”这时候的新招牌)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
卫立煌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汪德昭住在第八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从电话中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去香港。”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当下即有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住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房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这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拚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道路熟悉，公推卫道然去征请乃父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是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十六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们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的双方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行人员搬到沙面旅馆内。卫道然在送乃父上飞机时，乘机和广州的宪兵团长交谈，问到他们留下的人员所带武器是否要缴械?广州宪兵团长回答：“令尊是我的老上司，老弟和所有人员的武器都自己保留。如住在沙面有不方便的地方，用我的名义回答他们就行了。”
二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们询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
“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要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前辈，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在蒋面前很有力量。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中心是一个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形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民膏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
“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阵喧闹来势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他替自己当一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作战失利就落这样一个下场，现在整个形势被动，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三十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三分之一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还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住。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分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上楼。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有的是从外地赶来自愿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雷，没有别的声音了，卫立煌悄悄起来，在一个箱子里，找出一包他珍藏多年的心爱东西，走进卫生间。他揭去一层一层的包袱，打开锦盒，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把这些东西仔仔细细地看了再看，然后准备销毁。这是四十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有从前在延安与毛主席合摄的，有和朱总司令在山西前线和洛阳合摄的照片，有毛泽东主席笔走龙蛇的亲笔信，对他多所褒奖；有规规矩矩的正楷，那是林伯渠同志所写的“黄河保卫中原，先生保卫黄河”的勉励语；有其他共产党重要人物的信，其中多数还是朱总司令亲笔写的信。这些信凝结了珍贵的友谊，这些信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他们是一些大公无私、真心真意救国救民的豪杰，他们多么诚恳，多么值得怀念。这些照片和墨迹将来都是应当送入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卫立煌保存了十年到了今天没法再保存的时候，实在是舍不得。舍不得也是留不住，最后只好一一把它们销毁了。
特务们一夜没有上楼，到了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到楼上的时候，特务蹑手蹑脚沿着楼梯轻轻爬上来，在卫氏夫妇居住房间的房门钥匙孔中，往室内窥视。旧式门锁的钥匙孔比较大，在室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钥匙孔中有一颗眼珠在滴溜乱转。卫夫人看了觉得害怕，等这个窥视者离去之后，问卫立煌：“他们老从钥匙孔里往里面看，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说：“这个意思你不懂?这是因为这些特务都是些年轻人，还不认识我，要是一天上面命令下来，叫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怕枪打错了，报不了功，领不到赏，所以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验明正身’。”
卫夫人听了这些话，看见桌上放着手枪，床上放着手枪，卫立煌身上揣着手枪，手里捏着手枪，卫立煌向来喜欢收集各种名牌手枪，现在都拿出来用以自卫了，实在紧张极了。卫夫人想到张学良从前也不过说是软禁一下，一软禁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今天到了这一步，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卫公馆门前，现在变得十分寂寞。但是仍然有些不避嫌疑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要求进来看看卫。有的没开口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大门。在几个硬往里闯的来客当中有一个关麟征，此人是黄埔一期学生，飞黄腾达较早，已成为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没有闯进来。关麟征在一怒之下把他自己有军阶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自由进入卫立煌家中不受阻碍的只有一个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来了之后，只是叫卫快作准备，到台湾去。这时淮海战役已近结束，蒋介石几个精锐兵团相继被歼灭，最后一点本钱快要输完了，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美钞和细软之物，飞往台湾。凡是不打算逃往台湾的大官都被认为想投降共产党，特务们要进行暗杀，一个不留。顾祝同自己家里东西已经搬完，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他现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劝说卫立煌快走。卫立煌听了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带他进入卧室先去看看卫夫人。
这正是韩权华休克躺倒的第三天，三天没有吃什么，奄奄一息，正在抢救。从她极度衰弱的病容，可以看出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卫立煌说：“这样的病人能够走吗?我看她是活不了。”
顾祝同说：“横直是不行了，那就让她留在这里，你自己走吧。”
卫立煌说：“我不能那么没有情义，总是希望抢救过来，带她一起走。要是真正不行了，我也要给她办了后事才走。”顾祝同见她面色象黄蜡一般，呼吸微弱，象个快死的人，医生也说病情严重，好歹很难说，顾祝同没说什么就走了。
特务们不管这些，按照他们上级的指示，要对不去台湾的大官进行暗杀，决不留情。说也侥幸，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区电台上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四十三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当中，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名，这就帮了卫立煌的大忙，使反动派指责他最重的罪名“通敌”不能自圆其说。在特务看来，你敢不走?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你。
淮海战役打得干净利落，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灭，守在徐州的杜聿明、邱清泉非常天真地等待解放军在四郊合围。那么他们就能在空军配合之下，凭着钢骨水泥的工事和机械化队伍对解放军来一个大歼灭战，发挥最猛烈的火力，把来攻者杀光。事实上他们的梦想完全落空，徐州紧紧被围，完全孤立，城里没有吃的，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几十万人夺路而走。到了徐州以南的永城全部被包围，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打死，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在这种情形下，全盘战争的胜负已完全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没法挽回，只好改变策略，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告下野，退居奉化，让李宗仁出来当代总统，高唱和谈，企图用这种办法拖延时日。
三
李宗仁登台总得唱几曲新鲜戏文，他宣称要采取几项进步措施，一新耳目，改变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不良印象。其中比较迎合群众心理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项就是释放政治犯。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一再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问题，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却利用他的有限权力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
一月二十五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叮地响了，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乃是代总统李宗仁自己。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听命于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片时之后，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府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挡，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了一夜。十年以后，李宗仁在美国口述其生平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唐德刚帮助他笔录而成为《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其中记有此事。《李宗仁回忆录》可议之处不少，但对于国民党在东北战败的经过和原因写得还是客观公正，描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书中写道：
“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荏，神魂不定罢了。尽管特务们自己彼此监视，特务组织的内部条规十分森严，但是树倒猢狲散，大家看到蒋介石失败一至于此，南京对江的炮声隐隐传入市内，物价一日数涨，街头巷尾银元贩子充斥，伤兵到处闹事，粮店被抢，各机关职员纷纷组织联谊会，要求发给应变费，秩序大乱，这些特务们再也蹦跶不起来了。他们偶然翻阅报纸，南京十几家报刊登载的完全是令人灰心丧气的消息，翻到报纸的另一面，五光十色的副刊上也充满着触动愁肠的文艺小品，有的在讨论文学作品的文章中引用了一首唐朝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七律诗，暗中影射国民党金陵春梦的破灭。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也有人引用清朝吴梅村的名句：
“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
叫人看了怎么能不心惊魄动?怎么能不想到自己的出路?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旻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二十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在这个风景优美的江北第一大丛林小住，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长老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旻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去咧。”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长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们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能够重新会客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威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说：“顾墨三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象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干、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以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逃跑方案，设想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从卫任第四十五师师长开始，跟随卫立煌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还是军人?总司令已说，限你们四个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不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在乎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十个顶不上卫宅三十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将要先送性命，就抹稀泥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对汽车有没有阻拦，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一月二十八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象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八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八个住在车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就有四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饭去了。最后剩下四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九、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得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象你们那几位同志一样回家去呢?”
这四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四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
经过唱红脸与唱白脸的两番与特务打交道后，一直到十一点钟才开出晚饭来，四个特务去向不明。经查看他们的日用物品，判断他们已经走了，回家去了。
四
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戴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痛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二十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点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卫立煌，他伪装得很成功。
到了夜间四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上车后，卫立煌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
“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几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淼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他们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阗，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先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一九四六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又象是他们家中的亲戚和挚友。这时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暂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在初一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
“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见卫道杰悠然出外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这天下午三点，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就没有再问了。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
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别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
五
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顶，卫氏夫妇立刻顶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瞭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他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象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一想：这个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这个象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一九四五年他曾参与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人，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自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的笔迹象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恨杨杰?因为杨杰是解放以前中国有名的军事学家，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多年，和国内务派系很多军事将领都有较深的渊源，向来受蒋介石猜忌；又担任过“驻苏大使”，对苏联同情；在解放战争期间，杨杰联络西南地方势力，组织反蒋活动，他是当时“民革”的发起人之一。据传说，军统特务在查获的“民革”文件当中，发现杨杰在积极劝说云南四川某些军人起义，蒋派人收买杨杰的姨太太偷窃他的秘密文件，准备将其逮捕，杨杰知道了，逃往云南，表面上吃喝玩乐，冲淡其政治色彩，实际上是策动卢汉起义，为卢汉出谋划策。昆明发生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案之后，有人劝杨杰快走，杨没走，特务们怕激怒了卢汉促成了云南的变化，没有动手。但蒋介石派特务暗暗跟定了杨杰，必定要结果了杨的性命方才罢休。一九四九年夏季杨杰到香港，是准备经过香港前往北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是早离开一步也就可以免于死难。在一九四九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把杨杰当作一个缺席代表，主席团向“民革”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发了唁电。
卫立煌鉴于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很关心国家大事。
“民革”的同志们当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北京还不是时候。如果象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某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十一年前到延安和毛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在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①
卫立煌 江
① 原电录自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回忆录稿，“江”按韵目为三，此电是十月三日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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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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