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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八章 幸福晚年

赵荣声

一 　　卫立煌回国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讨论国家军政建设问题，到南北各地视察访问。受到重视和信任，他的积极性更高了。 　　在《人民画报》一九五六年九月份这一期中，卫立煌发表了《回到祖国大陆之后》这一篇文章，对于他回到北京初期的心情和生活，写得很清楚。这一期《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主席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卫立煌视察工厂的照片，在家中接见旧部的照片，以及他在家与夫人、儿子、儿媳一起消遣的照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全文如下： 　　回到祖国大陆以后 　　卫立煌 　　我于去年三月回返祖国大陆，一年来接触了许多事物，处处感到新鲜。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 　　首先我感觉到的是祖国的温暖。我一到北京，毛主席即亲予接见，刘少奇委员长曾亲自介绍国家近况并征求我对国家建设的意见，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连设宴招待了我们夫妇。许多旧友如李济深、张治中、翁文灏、何香凝、傅作义、龙云、黄琪翔等，都纷纷来访，并邀我等游宴。我的旧部赵寿山(现任陕西省省长)、邓宝珊(现任甘肃省省长)、陈明仁(现任人民解放军某部军长)、郑洞国(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也都前来探望。此外，我在各地参观、视察，亦备受热烈欢迎。我曾长期误入歧途，今日得到祖国人民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短短几年中，祖国在工农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中突飞猛进，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我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曾见新工厂和新市镇比比皆是，景色已迥然不同于往日。即以今年5月我曾前往视察的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去年已新建、扩建和改建了几十个工厂，今年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又将比去年增加两倍。不久前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从各种建设计划中看到祖国远大的未来，更觉振奋不已。 　　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时，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我的故旧同僚之在大陆上者，甚多身居军政要职，担负领导重任。我本人也能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参加建设事业，实属万幸。反观台湾，曾与我相处数十年的诸故旧，现仍在美国控制下随人俯仰、苟延残喘，已入绝境。我实在不忍他们沉沦灭亡。中国人民之将解放台湾，绝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周恩来总理已再次郑重宣告：愿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与条件，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携手团结。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事实证明，只要愿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即可不咎既往，按其立功大小给以奖励和适当职位。我热望他们勿失最后良机，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青。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 　　二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政协举办一个社会主义学院。周总理兼政协主席在政协会上讲到成立这个学院的目的，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卫立煌当场表示赞成，并叙说自己对于学习革命理论的渴望，接着第一个报名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当时的社会主义学院，借政协礼堂三层楼上的一些大会议室上课，设有三门课程，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一时参加者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一百六十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五十岁以上，有的美髯齐胸，鬓发斑白；有的视力不足，戴着老花镜；有的耳力不好，戴着助听器。其中有黄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灏、郑洞国等等知名人士。黄炎培老先生已七十九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到这里来学习时，他的回答只有六个字：“我要追求真理。” 　　卫立煌选修《政治经济学》一门课程，有课的时候就来到社会主义学院听课，平时则在家中自己看书。上海《文汇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了一幅《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卫立煌在家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照片，并刊出新华社记者于民生所写的一篇通讯：《一所新型的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文中有一段写道： 　　我来到卫立煌先生的家里，请这位回到大陆还不到两年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谈谈他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情况。 　　在那宽大的铺着地毯的会客室里，两排整洁的沙发分放在两边。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谈起来。 　　用卫立煌先生的话来说，我们是“随便谈谈的”。他一会儿谈到漫长的过去，一会儿又谈到充满着希望的未来，他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他的生活和学习。 　　他告诉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现实的生活对他的教育意义太大了。他说，当他看到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他兴奋，他感佩。他抑制不住他的感情说：“我不能站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外，社会主义也有我一份。”他说他下决心要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但是”，卫立煌先生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点贡献，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行吗?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 　　谈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的时候，卫立煌先生说他在香港和由香港回到北京以后，都读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但那时学得既不深刻，也不系统。他说，他因为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学习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 　　若干年后，韩权华回忆这一时期的事情时，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 　　“卫先生在北戴河休养的时候，每天起床总得先看一个小时的书，然后才吃早点。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时，总是和我谈到许多新知识，有许多是我当时还不懂的政治经济学的名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写道：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文件中这么被提出，可以不朽矣。文中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共产党和谩骂共产党两类不同的人时，把卫立煌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提了出来，并不偶然。这不啻是对于卫立煌这时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愿意进行自我改造，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其原先的立场，走到人民这方面来表示欢迎。 　　卫立煌另外还有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话，是当着卫立煌的面提出来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十六日讯，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十六日晚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情形。其中有这么几句对话： 　　“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总理作了介绍。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日报》编辑还在这一条欢迎酒会的新闻上面，加了一条“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标题。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事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期望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三 　　卫立煌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开始得病，起初是咽道神经麻痹，咽不下东西。 　　经过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 　　后来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转心肌梗塞，住入医院。他身上本来还有一个脑震荡的病症，起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洛阳，他所骑的马受惊，把他摔伤。追溯得更远一些，他年青时在孙中山身边当卫士时，也是因为马受惊狂奔，他身背长枪，入门被卡，从马上摔下来，造成脑震荡，一直遗留着这样一个老病根。此外，他还长期患糖尿病。 　　卫立煌住医院时，大夫不让他看书，他每天仍坚持要听报上的重大消息，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绩感到十分高兴。每当精神较好的时候，他就翻阅国庆十周年的纪念画册，爱不释手。 　　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都一再到医院里去探望他。到了卫立煌病势沉重，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周总理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卫立煌的神志还是清楚的，感动得两眼流下了热泪。 　　一九五九年冬季北京来过几次寒流，卫立煌的几种老病未见减轻，又患了肺炎，医治无效。到了最后两天，卫立煌已经神志不清，朱德委员长还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从抗日战争初期，朱德开始和卫立煌交往，发现这个人爽直、实在，虽然他过去是蒋介石手下反共的大将，但是自朱德多次和他长谈，他了解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明白了一些真理后，一直对共产党有一定的感情，承认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他在其原来的位置上做了一些有利于八路军抗日的事情，是共产党的一个真挚的朋友。朱德委员长对于卫立煌的不起，悼念良深。 　　卫立煌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〇时四十分逝世。终年六十四岁。是时值大寒季节，西伯利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南移，北京降雪。十七日下午四时入殓。 　　新华社于十七日发了一条卫立煌逝世的电讯及一条入殓的电讯。同日，又发表了卫立煌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其中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彭真、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等人。 　　据说，台湾的报纸上也发表了一条卫立煌逝世的消息，只说卫立煌某月某日在“北平”逝世，未加什么评语。 　　一月二十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先生。在中山堂公祭是有很大意义的。明清两个朝代，这个地方是社稷坛，皇帝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旧时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代称，对这个地方看得十分神圣。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就停灵在这个皇帝叩头膜拜的地方，受到人民的公祭。从此以后，社稷坛后的殿堂遂更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堂。今天共产党又在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隆重公祭卫立煌，卫先生死而有知，亦应含笑于九泉。 　　公祭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难得的是周恩来原在上海公干，为了这个公祭大会，特别连夜乘专车从上海赶回北京，亲自到灵堂来主持。 　　陪祭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蒋光鼐。 　　卫立煌先生的灵堂前摆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人送的花圈。 　　参加公祭大会的，有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部分在京人民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部分常务委员和部分在京委员，政府各部门的部分负责人，国防委员会部分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公祭大会开始，乐队奏哀乐。主祭人周恩来向卫立煌先生的灵位献花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 　　张治中在数千言的悼词中回顾了卫立煌一生的历史。最后，张治中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公祭大会结束之后，在哀乐声中起灵，到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夫人韩权华继承卫立煌的革命遗志，担任国务院参事，在一九七五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以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时，她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大庆，周总理亲自主持了盛大国庆招待会。当时，韩权华正卧病在床，未能参加。第三天，邓大姐就来到韩权华家看她，并说：“总理知道名单上有你，但报纸上没有报道你的名字，我打电话才知道你病了……”当时，周总理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仍然操心着繁重的国家大事，还对她如此关怀，使她感激不已。韩权华今年已经八十三岁，行动不很方便，但是她依然关心国事，积极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 　　卫立煌有三个儿子，长子卫道杰在昆明火柴厂工作多年，现已退休；次子卫道煦是美国留学生，一九五二年回国，在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已去世；三子卫道然是民革中央的四化服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程师。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