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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文章 回忆我的父亲

胡岭梅

胡岭梅① 　　“本本分分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父亲的话犹在耳际，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是一名久经磨练的革命军人，又是一位充满慈爱之心的严父。我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也是和我的父亲严格教育要求分不开的。 　　我从小在西安许士庙街学校上学，班上的同学常到我家来玩，父亲见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非常高兴。久经沙场鏖战的父亲，每每成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偶像”，他的那些战斗故事讲得惊险生动，有声有色，使我们一个个好不激动，津津有味地争相传颂，很是长了见识，同学们特别喜欢到我家里来。父亲不光是讲战斗故事，他一生经历丰富，见多识广，讲这讲那，几乎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我们家成了所谓的“第二课堂”。父亲还要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争当先进。我们家有好吃的东西，父亲总要拿出来让同学们吃，似乎和自家孩子一样。 　　父亲充满了一片爱心。他的爱，让人感到深沉。我每次考试成绩好时，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但是，他从不夸奖。只有当我努力做出成绩时，才能看到他脸上流露出几分赞许的微笑。父亲要求我们兄妹不能与别人有什么特殊。我们小时穿的衣服很少有不打补钉的，而且是大的穿了，小的接着穿。家里多年唯一的一辆自行车也是用旧零件组装起来的，我常和哥哥为争着骑这辆唯一的车子闹矛盾。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却坚决反对打骂教育。我们兄妹五个，无论是谁在外边犯了错误或闯了祸，母亲总要敲打敲打，父亲看见了，说这是“法西斯”。我们邻居家的大人打孩子，孩子们都要喊叫“胡伯伯”，好象父亲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一次。 　　在我们家里，父亲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家里来人找他，一律不准我们听他们谈事，更不能参与，要求我们给客人倒上水，就离开；不允许我们随便上他的单位去。他当厅长，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专车，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他说是办公事用的，从不让我们“方便”一下，这是他的原则。我们也从来没有超越过父亲的规定。那时的《参考消息》是不允许一般人看的，对我们这些逐渐长大且好奇心、求知欲很强的孩子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他从不往家里拿，也不让我们到他办公室去看。总之，凡是组织上为他配备的工作用品，都不允许家里人随便去动。 　　60年代中，交通厅盖了一幢楼房。分房时，父亲说：“厅里人多，要照顾老同志和有困难的。”给他分的房他就是不搬。我们一直在旧房里住了十几年，每次下雨都漏水，要用脸盆接。 　　父亲就是这样坚持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也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们。 　　父亲平时对我们兄妹几个的成长做了扎实的安排。每每到学校放假，都要安排我们参加一些义务劳动。两个哥哥到陕西省汽车配件公司库房参加过钢材除锈，帮蔬菜公司拉过菜，我去拣过煤核。当时，我也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家里不缺煤还拣煤?”我母亲说：“你爸爸让你拣煤，不是咱家缺烧的，是让你多锻炼，多劳动。”差不多每个假期，我和哥哥都要参加一些劳动锻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懂事了，而父亲对我的要求却更严了。他说：“不要自己夸自己，要谦虚!” 　　1970年，我16岁就参加了工作，在西安莲湖区商业部门站柜台，当了一名普通的营业员。干工作我从不挑肥拣瘦，只是兢兢业业，吃苦在先。我的衣着朴素，言行随和，从来没有向同志们流露过我父亲是干部、是厅长。相好的同事问我：“你爸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工人。”他们看我的穿着、我的言谈举止，也不象个高干子女，也就信以为真。直到有一次，我父亲到单位察看我的工作，同事们见他身材高大，胖胖的，说一定是个干部。他们还责怪我说：“你把我们都哄了两年了。” 　　父亲是个很乐观的人。一有空闲时间，就喜欢唱几句秦腔，有时还唱起京剧、豫剧什么的，自得其乐。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唱，唱得有板有眼，戏味很浓。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情形，沉浸在那热闹愉快的精神境界中。我的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也是一个胸怀宽广、坦诚无私的人。 　　“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是交通厅第一个被揪斗的干部，受到迫害，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到了1973年1月，陕西省斗批改专案组经过审查，对我父亲作了“没什么问题”的结论。后来，那些在冲击批斗中打骂过我父亲的人登门赔礼道歉。作为他的子女，我们对这些人很有意见，见他们来就非常生气，不愿给开门。父亲说：“你们不懂事。我受冲击，这不能怪同志，就是有的打了我，也是因为不明真相，受了蒙蔽，能来就是好同志。”父亲的宽宏大量，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兄妹5人无论在哪个单位、哪个岗位上工作，都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父亲戎马一生，很受我们敬慕。我的两位哥哥积极应征参军，终因政审(主要是我父亲弟兄辈的政治背景)未能如愿。1972年底，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当上了一名女兵。 　　入伍后，因我爱好打篮球，被分配到兰州军区军直篮球队。在球队，我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球队指导员从政治上关心我，经常找我谈心，帮助我进步，我被列为第一批组织培养发展对象。我高兴地写信向父亲报告了这一情况，请他把需要向组织说明的家庭社会关系作以介绍。当接到父亲写给我的信后，心里乱极了，我的家庭背景原来如此复杂异常，我为此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感到加入党组织对自己来讲，恐怕是很遥远的事了，一时悲观失望。 　　1975年3月26日，父亲又给我来信。他在信中这样勉励我：“只要能搞好自我改造，重实的，不是表面的，那么党组织会为人民收录一个好的勤务员、一个好战士的。”他多次告诫我：“加入组织，意味着多一层要求，多一份责任，而不是给个人增加了什么装璜。”年过花甲的老父亲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不忘关心女儿的成长，殷切的话语，使我热泪盈眶，分外感动。我想，父亲是一个老党员，我在他身边长大，深受影响。我和老家的其他成员没有来往过，只要我努力，一定能加入党组织。这样，我考虑家庭背景影响少了，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接受组织的考验。1975年，我向指导员提出，到部队农场去锻炼，组织批准我到兰州军区甘肃靖远农场锻炼了半年。1976年，我又下到兰州军区通信总站一连锻炼。这时，球队指导员也到一连任职，继续对我培养帮助。此后，我又要求下到炊事班锻炼。我像父亲说的那样：“多锻炼自己，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改造思想都要下功夫。”在炊事班，每次蒸馍都要发两袋面，我也不觉得累。以后，我又去喂猪，每天到山上打猪草，还要清理猪圈。有时起猪圈，粪溅在我身上脸上，也毫无怨言。凡是炊事班的活，我都干过。在连队我是文体委员，积极发挥自己特长，把连队的文体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各项政治活动我也积极参加，还多次代表连队参加演讲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77年3月，我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作风，令我们晚辈深为敬佩。他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裕的家庭，出于爱国思想，弃笔投戎，领兵打仗，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后义无返顾地踏上革命道路，加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之中。他在战争年代饱经磨练，完全成为一个崭新的革命军人、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反对奢侈浪费，体贴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父亲每次出差到兰州，都要去部队看一看我的工作、学习等情况。他来到连队，不吃连队安排的客饭，而和大家一起排队到大饭堂就餐，还总不忘去问候炊事班的同志们。 　　还是在当兵时，每月只发6块钱的津贴，作为一女兵，是不够用的，而父亲却要求我每月必须存了三块钱。有时很想给家里要钱，但又不敢要，因为父亲的“军令如山倒”啊! 　　父亲鄙夷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他从不把我与哥哥们另眼看待，他说：“时代不同了，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一样。因之，我对你的期望，比他们都多些，希望你能领会我的心意。”我深深体察到父亲对我的一片爱心，也以拳拳之心爱我的父亲。 　　1977年7月6日，父亲不幸与世长辞，我为失去亲爱的父亲悲痛万分。 　　每当回首往事，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仍在对我说：“要继续努力，永不停息。……” 　　今天，我可以欣然告慰父亲的英灵，您的女儿没有辜负您的希望。 　　安息吧，我可敬可爱的父亲! 　　1998年7月 　　① 胡岭梅，胡景铎长女，1954年生，1972年12月入伍，现在兰州军区空军某部服役。 　　 胡景铎将军/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