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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终于回到了人民的阵营

王劲

对国民党统治的绝望 　　1948年，是邓宝珊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渐绝望，并经历了徘徊和痛苦、下定起义决心的一年。 　　是年4月3日，邓宝珊和马鸿逵、左世允同机到达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西北军事汇报会议。其时，“行宪国大”的闹剧正在南京演出，邓宝珊到南京，想乘各方人士云集的机会，了解一下国民党内部对时局的看法。他看到国民党显贵们此时正忙于权力的重新分配，根本未看到自己日薄西山的命运。在所谓“大选”中，尽是蝇营狗苟之事，闹得不亦乐乎。邓宝珊感到心灰意冷了。 　　在政治上一度影响过邓宝珊、同时与之私交甚笃的于右任，当时在一些官僚政客的怂恿下准备竞选副总统。当于右任征求邓对此举的意见时，邓进言说：“以现在情形，于先生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于右任对时局的估计与邓宝珊距离较大，不以此言为意，仍然积极参加竞选。由于竞选实力(财力和支持背景)不够，第一轮选举时在六名候选人中仅得四百余票，处李宗仁、孙科、程潜之后为第四位，在四人复选时就完全败北了。竞选失败之后的于右任，驱车去中山陵排遣心中的不快，在那里昏睡在汽车中。恰巧这天邓宝珊也去谒陵，看到这一景象后吩咐于的司机和警卫不要惊动于，然后悄然离去。 　　在南京期间，一些在宁的甘肃籍大学生受国民党“行宪选举”的蛊惑，正进行甘肃未来“民选”省长的鼓噪。他们特意走访邓宝珊，希望邓参加竞选。邓宝珊对此表示完全退让。事实上一年前就有此舆论，当时一些热心追逐名利的官僚政客，都有粉墨登场、一试身手的打算。邓宝珊却以“宪法有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为理由，辞谢了好事者的活动。 　　南京之行归来，邓宝珊再次滞留三原家中。这时他思想更加苦闷，对蒋介石集团，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打算联系一些力量起义，归向人民。但他最接近的傅作义当时尚无这种打算，其他人中一时又没有理想的合作者，3个月过去了，他还处于进退失据的思想状态中。 　　8月中旬，冯钦哉衔傅作义之命前来三原，转达傅作义意见，要求邓宝珊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邓宝珊感到向傅作义进言的机会来了，便于8月17日与冯钦哉同飞榆林。在对榆林防务作了一些安排后，邓、冯于25日飞往北平。 　　邓宝珊这次在北平住了一个月有余。其间，多次与傅作义交谈国内时局演变问题，并反复研究华北战局的发展前景。当时傅、邓两人的思想状况是：邓宝珊起义的思想已经明确，但他认为“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两次榆林战役已使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现在必须联合其他一些力量，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起义归向人民，方能取得共产党的谅解。傅作义虽然也曾萌动过起义的念头，但想到自己有几十万大军，认为只能在一战而胜的情况下与共产党讲和，既可保存实力，又可不担“有辱名节”的“降将”之称。由于认识上尚有差距，两人之间，关于起义问题未达到十分明确的交换意见的程度。 　　10月初，因晋绥人民解放军有进攻包头的动向，傅作义请邓宝珊和冯钦哉一起回包头，并要邓将新十一旅由榆林调往包头，改编为二二八师，以加强包头防卫，并调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团长杨仲璜为师长，改原新十一旅第一团为六八二团，第二团为六八三团。邓在包头组成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驻包办事处，调副参谋长尹志伊等十余人来此办公。 　　10月19日，邓获悉贺龙带两个纵队，绕过归绥，正由清水河托克托向萨拉齐县前进，有直趋包头的意向。21日下午4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占领萨拉齐火车站。晚11时许，尖兵到达磴口火车站。邓宝珊认为，以两团兵力迎拒解放军两个纵队无异以卵击石，遂命令杨仲璜师于22日凌晨3时沿包(头)宁(夏)公路向五原方向撤退。人民解放军占包头后，没有立即西进。邓宝珊率其总部人员撤退到西山嘴，下令焚毁了西山嘴河桥，退驻陕坝。解放军为集中兵力，遂将追击部队撤回包头(一周后又放弃包头)。邓宝珊认为自己这次处置得当，保存了部队，又未与解放军大规模交火。 　　在陕坝，邓宝珊天天晚上收听解放军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10月底，闻知东北战场上解放军已俘虏了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11月初，又闻知营口、沈阳已获解放。邓感到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进入关内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作战已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接受自己9月间所献三策中的最后两策的可能性增大了。原来，傅作义当时曾要邓宝珊为自己考虑出路。邓提出：第一策，为蒋介石献忠诚，把部队集中到唐山、秦皇岛地区，和入关的解放大军试决一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由海陆两路东移南撤，保存实力退往江南；第二策，为个人计，放弃张家口、平津，退守绥西，让开大路，听任入关解放军南下，再与共产党讲条件，将不失封侯之位；第三策，也是邓的本意，即适时宣布起义，以几十万大军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不过当时未便明说，只说了一个“和”字，傅作义领会了，也未再追问。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入关大军与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当时，宁夏马鸿逵已坐立不安，他急派飞机接邓宝珊去宁夏。邓此行在宁夏住了3天，明确劝马走和平起义道路。马鸿逵犹豫之后，认为自己曾参与过“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战争，共产党不会宽恕他；同时舍弃不了自己多年搜刮的黄金财宝。他一方面幻想国民党政权占据西北、西南、华南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准备将财产运往香港，已联系好由陈纳德的飞机承运。马最后对邓宝珊说：“我把儿子托给你了，紧急了我就走香港。”事后马对邓宝珊的参谋张润民说：“你跟对了人，宝珊与共产党交了朋友。我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了，共产党把我宣布成战犯，是四十三名战犯中的最后一名。战犯是要杀头的。” 　　劝告马鸿逵失败后，邓宝珊返回陕坝，他对亲信人员说：“马少云(马鸿逵字)闻风丧胆，不敢在宁夏呆了，把儿子托给我。他用飞机将宁夏贮存的羊毛运往香港销售，实际上夹着黄金财宝。我没有财产可向国外转移，也不想当‘白华’，还是走和平民主道路吧。” 　　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1948年12月22日，邯郸解放军电台说，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又宣告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十一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后逃返包头)。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①，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难怪有人把他比作排难解纷的鲁仲连。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二二八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绥远，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发电报后傅作义马上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二二八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傅顿时感到思想上轻松了一些。在乘车进城的路上，傅作义突然“啪啪”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邓问其故，傅板着脸一言不发。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傅的办公处，傅作义才说：今年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北平时，有一次正开着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蒋随即说了句“南京方面有要事“，表示要立即回去，会议只好草草结束。后来经了解，原来是蒋经国在上海查办金圆券投机倒把案时，把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给抓了起来。为此事其母宋霭龄闹到了宋美龄处，宋美龄于是电蒋介石回南京。傅感叹说，偌大一个华北竟然没有一个孔令侃重要，我们卖这个命还有什么意思!傅接着表示自己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但还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和思想顾虑。 　　是夜，傅、邓作了竟夕之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遥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像一条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战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廓清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嗣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在王捷三家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邓宝珊到北平前，傅作义派出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是崔载之。崔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该报是傅作义的舆论喉舌，崔本人也受到傅的信任。陪同他出城的是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行前，傅作义未给他交代谈判中的具体条件。谈判从12月8日进行至26日，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而结束。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又派周北峰(傅部少将政治处长)和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于1月6日出城进行谈判。周、张到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林彪、聂荣臻商谈后，草签了一个《会谈纪要》，涉及傅部改编、官兵安排、傅作义的政治地位，以及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中被俘的傅部官兵的处置等问题。解放军方面要求，各项条款务必于14日前答复。聂荣臻还提出：“下次来，请傅作义将军派他的全权代表来，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一些。”②周北峰于11日携此件回城复命。由于傅作义对解放军提出的一些条件仍有保留意见，他又一次陷入了极度的心理矛盾之中，这一点可从周北峰记述回城后情况的一段文字中看到。 　　在这几天内，我内心非常不安，因为看傅的神情，说不定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真的那样，北平这个数百年的故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过去的文物古迹岂不都将付诸战火了?……此时傅的大女儿冬菊也知道傅每天老是唉声叹气，异常痛苦，……傅这几天见了我总是闷闷不语。我一提到十四日午夜前要作答复的事，他便用别的话岔开。③ 　　一个人在面临他一生最重大的抉择时，出现思想上的反复和痛苦是不奇怪的。这时傅作义想到，元旦以后，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④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担此重任，傅和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13日上午，由周北峰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解放军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二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一次一见面就带着微笑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⑤ 　　1月13日中午，邓宝珊在周北峰陪同下，带傅部参谋刁可成和自己的副官王焕文出发。汽车送至德胜门后，步行出城，以视察前沿阵地为名，离开国民党军队控制区域，进入解放军占领区。早有解放军派出人员等待，备有马匹。一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后换乘中吉普，经沙河由城北绕到城东，于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这里有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招待所。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处长苏静出面接待。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绥远傅作义部队的起义问题，按中共中央意见留待以后再谈。最后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15日谈判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一些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中央军委电示林、罗、聂：“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榆林方面，接邓八日电，要派人寻见毛主席的消息，毛主席已知道了，此点你们亦可告他。”⑥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在上面签字。⑦ 　　17日，邓宝珊在完成谈判任务后返回北平城内，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以及作战科科长王朝纲，和邓一起进入北平市区。周北峰暂留城外以便联络。 　　苏静进城的任务是进一步落实和平协议。19日，苏静代表解放军，王克俊、崔载之代表国民党华北总部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这一协议是通县《北平和平初步协议》主要内容的重申和更加具体化。它的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人选详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附件； 　　(四)移至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候以上工作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此；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候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项接替之，但傅作义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公物，听候前述联合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公物，听候前述联合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另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究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善处理； 　　(十五)邮政电信不停，维持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听候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连附件共五页二十二项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静(签字)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签宇)崔载之(签字)⑧ 　　(附件略) 　　经双方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作义同意。这一协议即付诸实施。1月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二十多万人开始移向城外，向指定地点出发。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率部队首先出城，其他部队陆续开出。1月31日，城内国民党军全部移动完毕。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北平城内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次日，几千名接管干部也随入城部队进入市区负责各方面的接管工作。 　　1月22日，当傅作义正式向报界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于上午10时实现了停战后，邓宝珊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王朝纲等分乘两辆吉普车东出朝阳门，沿公路去通县迎接解放军先遣入城工作的人员。一行很顺利地到达通县城外马各庄招待所。第二天返平，接来的负责同志有徐冰、戎子和等。接着组成了联合办事处，傅部参加的有郭宗汾(副主任)、焦实斋、周北峰，解放军方面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联合办事处设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原“华北剿总”的联谊处内。陶铸入城后，即由邓宝珊陪同会见了傅作义。 　　北平城头的战云被驱散了，祥和的气氛弥漫在这一古老都城的街头，散入了家家户户。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成果，也是北平人民和爱国人士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傅作义、邓宝珊等国民党将领的贡献。 　　傅作义公开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前几天，蒋介石派孙科内阁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来北平，拉拢傅作义、邓宝珊继续跟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走。徐永昌原为国民三军第一师师长，和邓宝珊是旧友，国民三军解体后，于1927年改投阎锡山的晋军，和傅作义也算是老交情。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冯、阎失利后，徐永昌渐与蒋介石接近，担任蒋、阎之间的联络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军令部部长。他在占据要津地位时，对邓宝珊、傅作义一帮老人缘，能照拂时就照拂，面子上颇过得去。此番派徐来北平，蒋介石认为是很恰当的人选，徐永昌自己也有几分自信，想力挽逆局。对于傅、邓来说，徐的到来对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个意外的障碍，如不立即排除，难免会生出其他枝枝节节来。他们商量后决定立即“送客”。此事落到了邓宝珊肩上。第一次从城外返回后，邓宝珊到徐永昌处，对徐说：“次辰兄，天津已经丢失，北平成了一座被围的孤城，要打要和，就在眼前，你来和我们共患难，真是难得。宜生要你参与决策呢!”徐永昌听后思忖：北平一帮政界名流和大学教授运动促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自己此番来平，目的是要拉住傅、邓不要走“和”的路。现在邓要他留下来参与决策，又表示“和”、“战”尚未一定，自己若不走，一旦“和局”实现，就要变成被羁之人；反之，“和局”不成，真打起来，那时自己搅入事中，岂能撒手南飞?不如在这是非之时，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去找个理由复命，蒋介石也不会怪罪自己。于是他说：“有失厚望，有失厚望!我这次来北平，只是替人传命而已，情迫事急，下午飞机返航，我就要一同回宁。”徐永昌走后，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发布了。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古都两百万人民的生命免遭流血，以及众多宝贵文物古迹免受破坏；还在于为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从平津战役经验中提出了三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争取国民党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留待以后进行改编的绥远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为尔后绥远、新疆、湖南、云南、西康的和平解放树立了一个榜样。⑨这一事件，还为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0月，北平复称原名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所在地。 　　和平协议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当邓宝珊17日回城时，林彪曾交给他一封信，请他交给傅作义，这封信后来公开发表时，题目为《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信的内容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集体讨论后决定的。信未封口，邓宝珊看后认为，该信措辞严厉，傅作义在当时是接受不了的，为防止出现波折，回来后没有交给傅。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交信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林首先从整个形势均对我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仍甚望和平解决，惟不可再拖时间”。“因此次与邓谈话态度和空气与通谍中之口气不大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谍踌躇，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谍。”直到协议执行，31日解放军入城后，邓于2月1日才把信交给了傅作义。可见，邓在处理这封信上的灵活性，是和中共方面积极配合的。(11)第二天，该信在《人民日报》北平版第一号上公开发表。傅作义为此心情不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指定监狱他去投监，把他按战犯对待。(12)后来经陶铸解释，邓宝珊等婉劝，思想才又通了。 　　邓宝珊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受到了北平人民的赞扬，《新民报》当时曾刊登一则详细报道，叙述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的经过，内云：“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个锁，只有他可以打开。”(13) 　　为绥远和平解放奔走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在后来的会见中，毛泽东等帮助傅作义和邓宝珊放弃“解甲归田”的思想。在融洽的谈话气氛中，邓宝珊曾问毛泽东：“为什么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毛泽东解释说：“那是去请你嘛!”(意思是促使邓起义)邓宝珊说：“哪有这么个请法?突然打起来，我总不能当降将嘛。”毛泽东说：“邓先生你慢慢会想通的。”继而笑顾左右而言他。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这段时间，李宗仁的和谈代表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也在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傅、邓均与他们接触交谈，邓宝珊与邵力子老友重逢，交谈尤多。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与王克俊同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8月28日，傅、邓乘一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其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邓宝珊还西进到绥、包铁路线上的美岱召，继续召见绥、包军政人员，反复说明形势，并给驻绥远的所有部队发放了慰问金。接着到萨拉齐县，看望了胡景通率领驻在这里的邓宝珊部队。然后傅、邓来到包头。在包头，邓宝珊对其所属的二二八师部众做了起义的动员工作。他先未正面提出起义，而是多方面分析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不可挽回，列举历代封建帝王昏庸亡国之例，说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告诉大家，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是人心所向的必然结果。这样，官兵很自然地表示赞同起义。 　　傅、邓到包头后，绥远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主和派的地方人士张钦，也都集中到包头来赞助起义。这时，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徐永昌再次来绥(7月曾同国民党军空军司令王叔铭同来一次)，作阻止起义的最后努力。徐到后，包头反共顽固分子又活跃了一阵，街上出现了反对傅、邓的标语，同时流传着“1950年美国即可完成在太平洋的战略部署，帮助蒋介石反攻”的谣言。徐永昌还企图游说傅、邓放弃初衷。更可笑的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发来“贺电”，向傅祝贺“脱险”；蒋介石也给傅作义写信进行拉拢，说傅到绥远如同自己在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蒋、李、阎均许诺傅去广州将委以重任。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徐永昌看到游说无望，决定凭借与傅、邓往昔的友好关系，赖下不走，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按期实现。由于决定建国大计的新政协会议已定于9月21日召开，中共中央希望绥远起义赶在9月20日以前举行。傅作义决定9月19日发出起义通电，他一方面加紧做对起义还持有保留意见的孙兰峰的工作，另一方面让邓宝珊出面，前往去做徐永昌的工作。邓对口称有病的徐永昌说：“次辰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已让董其武安排医院给你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水昌听后觉得大势已去，绝无挽回可能，回答说：“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病不要紧，明天我就走。”第二天便离开包头飞往广州了。后来有人问邓，你和傅作义当时为何不把徐扣起来?邓说：“人各有志，他无起义觉悟，无法勉强。当时绥远将领虽大都赞同起义了，但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差别还很大。放徐永昌一个人走，无碍起义大局；若强行扣留，反会引起人心波动。” 　　徐永昌走后，孙兰峰的思想也通了。于是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发出起义通电，这一天是9月19日。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22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当天下午，傅、邓、孙一起，出席了已于前一天开幕的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14) 　　邓宝珊所辖部队，留在榆林的二十二军于当年6月1日在军长左世允的率领下起义。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宝珊就给榆林来电，要他们准备起义。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正在做争取榆林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起义酝酿过程中，因意见分歧，晋陕绥司令部的人员和特务营，在参谋长俞方皋带领下开赴包头；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时由西安去包头，收集了在伊克昭盟的一些八十六师部队，驻扎在萨拉齐县。他们后来都和二二八师一起参加了绥远起义。 　　这里还要补叙一下邓宝珊在绥远期间争取马鸿宾起义的工作。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其父马福禄为董福祥的甘军将领，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中，于正阳门之役阵亡。马鸿宾在西北回族将领中是一个比较开明并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且多年受蒋介石歧视，和邓宝珊有互相同情之处。两次榆林战役后，邓宝珊曾派参谋张润民去宁夏中宁代表自己探望正患眼疾的马鸿宾。实际上主要是去了解马鸿宾的思想动态，准备将来一同起义。马鸿宾委婉含蓄地表示，愿和邓共进退。此刻，当人民解放军兵临宁夏时，他便搭乘徐永昌的飞机来到包头晤邓。到包头后，往“复聚恒”银号。在与傅作义、邓宝珊深谈了一个夜晚后，马鸿宾提出要和绥远一同起义，他对邓宝珊说：“我把宁夏当作一份归向人民阵营的礼物，请你和傅先生给我转送好了。”在马鸿宾返回宁夏的途中，其子马惇靖已于9月19日与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在中宁县签订了和平解决的协定。 　　① 马占山于1946年10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任东北保安副司令，住沈阳。时因肺病在北平治疗。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03页。 　　③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生平》，第317页。 　　④ 何东、陈明显《北平和平解放始末》，第82页。 　　⑤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第12—13页 　　⑥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04页。 　　⑧ 何东、陈明显《北平和平解放始末》，第120—122页。 　　⑨ 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95—296页， 　　⑩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04页。 　　(11)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和平解放前后》，第67页。 　　(12) 焦实斋《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经历的几件事》，《傅作义生平》，第273—274页。 　　(13) 《傅将军的一把钥匙——和平将军邓宝珊》，《新民报》，1949年1月24日。 　　(14) 王克俊《傅作义将军和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2页；俞兴茂《出席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的代表究竟有多少》，《团结报》，2004年9月28日。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