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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试论陈嘉庚

陈碧笙

陈嘉庚先生(一八七四——一九六一)是当代爱国华侨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生热爱祖国，立志为社会服务，在团结广大侨胞，提倡教育事业，支援祖国抗战，反对封建专制，促进祖国统一和富强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刚直无私，忠贞不贰，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体现了海外中华儿女的高贵品质。他的嘉言懿行为广大侨胞树下了良好的楷模，也受到全国人民的共同景仰。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陈嘉庚先生生平事业和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以求给予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当与错误之处，敬希广大读者和熟悉陈氏生平的同志不吝批评指正。 　　一 关于陈嘉庚生平的几个时期 　　陈嘉庚的一生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 　　(一) 幼年时期册(一八七四——一八九〇)：十七岁以前，在家读私塾，“识字甚少”，间亦参加一些家庭副业劳动。 　　(二) 壮年经商时期(一八九一——一九一三)：十七岁至四十岁，在新加坡经营商业，略具规模。三十七岁(一九一〇)起参加同盟会，筹款接济福建光复政府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三) 中年企业大发展，积极兴学时期，四十一岁至五十四岁(一九一四——一九二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项营业顺利发展，一九二五年前后达到顶点，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用赢利收入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同时积极募款赈济祖国难民。 　　(四)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五十五岁至六十六岁(一九二八——一九三九)：一九二六年以后，企业连年亏损，终于一九三三年停业，对厦集两校经费仍竭力维持，主要精力用于倡导抵制日贷，组织南侨筹赈总会，支援祖国抗战。 　　(五) 积极参加祖国民主运动时期，六十七岁至七十六岁(一九四〇——一九四九)：一九四〇年回国慰劳、访问延安后，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开始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日军占领期间匿居爪哇三年余。大战结束后，出而领导东南亚华侨的民主救国运动，与国民党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六) 晚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七十七岁至八十八岁(一九四九——一九六一)：一九四九年以后，定居国内，代表海外广大侨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政治社会活动。一九五〇——一九五六年间，继续筹款扩建厦大集美两校校舍。 　　以上是就陈嘉庚生平活动时间的顺序说的，如果就他活动的地点说，陈嘉庚在国内生活的时间，幼年时期有十七年，晚年时期有十二年，壮年至老年时期曾回国六次，每次时间一年至三年不等，共约十一年，三者合计共四十年；在国外的时间约四十八年，除匿居爪哇三年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如就他的活动内容说，经营企业的时间，从一八九〇年在顺安号学商到一九三四年陈嘉庚公司收盘结束，共四十四年；兴办教育的时间，从一九一三年创办集美小学校到一九五六年扩建厦大、集美两校校舍完成，前后亦共四十四年；参加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从一九一〇年参加同盟会到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逝世，共五十一年，而在一九三四年企业停闭后主要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有二十七年。由此可见，陈嘉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兴办教育和参加政治社会活动上，中晚年以后尤其如此。 　　二 关于陈嘉庚的企业经营 　　首先应该指出，陈嘉庚是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这一点很重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陈嘉庚既非豪门巨姓出身，又从未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无权无势，唯一的凭借就是他在海外辛苦挣来的一笔钱。没有这一笔钱，陈嘉庚生平的许多活动，不论是兴学也好，办报也好，救灾也好，捐献也好，以至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也好，都将无从谈起。有钱万事可办，无钱寸步难行，这两句话对于陈嘉庚所兴办的事业是特别适用的。所以，陈嘉庚必须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兴学家、慈善家、社会改革家和爱国侨胞的领袖。有些同志不肯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业而试图加以回避，是不必要的。 　　作为一个企业家，陈嘉庚的营业活动几乎百分之百地放在国外，尤其是放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他初期也曾试图在家乡试办一些新式企业，如在集美设立制蚝罐头厂，在厦门经营房地产业，以及集资筹建同安集美公路等，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他所兴办的企业，在国内与封建官僚势力没有什么牵连，在国外又不断遭到殖民垄断资本的排挤和压迫，这就决定了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比国内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陈嘉庚在海外所兴办的企业多种多样。在商业方面，有米店和房地产业；在农产加工方面，有熟米厂，冰糖厂、菠萝罐头厂和生熟胶品制造厂；在种植业方面，有菠萝种植园和橡胶种植园；在交通运输业方面，有航运业；其中尤以橡胶、菠萝两项热带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获利也最巨。在一九二七年前后的极盛时代，他拥有种植园万余英亩，大小工厂三十余所，分支商店一百余处，常年雇佣职工数万人，资产总值在叻币一千二百万元左右，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在象新加坡、马来亚那样典型的殖民地社会中，陈嘉庚所以能够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排挤压迫，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剧烈竞争，而把个人企业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决不是由于一时的侥幸，而是由于他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具有如下两点他人所不能企及的特长：其一，他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他三十一岁那年(一九〇四)开始经营新利川罐头厂时，很快就发现当时各洋行订购的菠萝罐头，除了普通庄以外，还有多种需量不大但出价较高的“杂庄”，无人注意及之，因此就特别注意承揽这项“杂庄”而稳获厚利。他又发现当时各厂采购菠萝都是在季末停产时开始核算，始知盈亏得失，乃独出心裁，改为当日所购原料限当日制完，当晚即核算盈亏得失，以为次日选购和议价的依据。在三十二岁那年(一九〇五)兼营冰糖厂时，他厂都用大锌锅熬制，以柴薪为燃料，陈嘉庚独改用内铜外铁的大锅熬制，以锯屑为原料，使生产成本大为降低。在三十八岁那年(一九一一)参观暹罗北柳某家熟米厂时，看见该厂晒谷砖埕装有活动屋盖，陈嘉庚大为佩服，回去后立即拨款叫各厂仿制并加以改进，陈嘉庚虽然不是在马来亚种植橡胶的第一人，但却是当地看到橡胶有无限发展前途的第一人。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林文庆、陈齐贤所种橡胶园以高价售出之后，立即把他们剩下的十八万粒种子全数买来，在福山园试种，从而奠定了后来大规模经营的基础。凡此种种，一个眼光短浅、思想僵化的人是决计做不到的。其二，他治事勤劳，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对重点企业“日日必到，巡视考究，往往至五六点钟之久。”①虽然还没有一套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但对于生产、经营中出现的任何“逸怠”、浪费现象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他知人善任，不问亲朋故旧，凡不称职者立即撤换，不留情面。 　　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陈嘉庚不肯屈服于外国垄断资本的压力。在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他所经营的各种企业损失惨重，负债累累，终于被迫接受外国银行条件，将所有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方针时常受到外国人董事会的干涉。陈嘉庚不愿俯仰由人，没有几年，他就下了决心，忍痛将所有厂店关闭停业，不再做外国资本的附庸。这种不在外国垄断资本面前低头的精神表现了海外中华儿女的可贵品质，是他大大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地方。 　　陈嘉庚兴办企业还含有为祖国培育技术人才的深意。他认为二十世纪是橡胶时代，新加坡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华侨，在这里兴办橡胶工厂，“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②“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③他在经营企业中，也很注意识拔人才，奖掖后进，后来成为东南亚产业界的重要人物如李光前、陈六使等人都曾受益于他的培养与提携。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资本家，他虽然无时无地不在孳孳不倦地追求利润，但他所挣得的钱，既不用于个人享受，更不想把它留给儿孙，而几乎百分之百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他自奉极俭，一分钱也不肯浪费，而对于办学、救灾、支援祖国抗战等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事业却数十万、数百万地慷慨捐输，毫不吝惜。他生平最喜欢引用西方的两句谚语：“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他常常同友人谈话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他还以“针无两头利”为喻教导儿孙说：“我既立意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若兼为儿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④那时东南亚有许多富侨，财产比陈嘉庚不知要超过多少倍，而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却斤斤计较，一毛不拔，陈嘉庚慨叹以为他们“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儿孙计”，“真其愚不可及!”⑤黄炎培在一九四五年重庆各界庆祝陈嘉庚先生生还大会中发言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⑥，这是一句很恰当的评语。 　　三 关于陈嘉庚的倾资兴学 　　自黄炎培写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以来，“毁家兴学”之说不知道流行了多少年。我们在上面说过，陈嘉庚必须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兴学家或教育家。陈嘉庚本人也曾多次向友人指出，他的“兴学”并没有达到“毁家”的地步，甚至从未动过“毁家”的念头，如果“家”真正“毁”了，又用什么来“兴学”呢?所以，改用“倾资兴学”四字来说明他的办学热忱，应该更确切一些。 　　陈嘉庚为什么要兴学呢?他在一九一六年《致集美学校师生书》中说：“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直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以撄吾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返豫者，正为此耳!”在一九一九年为筹建厦门大学的演讲词中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很明显，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救国，他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以往对教育救国论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指责，我们不暇在此一一详辨，但想着重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尚未发生，读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还没有盛行到足以成为广大青年参加革命的阻力的时候，一个海外商人出身的陈嘉庚，能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重，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为发展教育、启迪民智而奔走呼号，不管怎么说，都是值得我们钦敬怀念的。即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以后，也不应该把教育与革命绝对对立起来。越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人，越容易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想而献身于革命，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陈嘉庚在祖国的兴学活动主要集中于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立上。集美是他的故乡，从一九一三年创设两等小学开始，经过抗战中被迫合并内迁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的轰炸破坏，到一九五六年全部修复，前后四十多年间，举凡经费的募集，校舍的修建，设备的充实，校长的聘请以及办学方针的制订，陈嘉庚无不悉心筹划，全力以赴，四十余年如一日，可以说是他的一生心血所聚。虽然几经挫折，学校的规模仍然不断扩大，从普通中小学发展到拥有师范(男子、女子、幼稚)、水产、航海、农林、商业、华侨补习、国学专门部等七八所中等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村，附设有科学馆，图书馆、医院、发电厂、大会堂、游泳池等现代化设备，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一万一千余人。象这样规模巨大、设备齐全的学村，在全国还没有第二处。厦门大学创建于一九二一年，是福建省的第一所大学，也是由华侨创立，注意培养华侨学生的第一所大学。在创建时，陈嘉庚独力承担开办费一百万元，经常费三百万元。他计划中的厦门大学，校舍面积应有两千多亩，学生人数三、四万人，除文、法、理、工、教育等学院外还准备增设医、农两学院。他自揣力量有限，计划开办两年略具规模后亲向东南亚各地富侨募捐，结果是到处碰壁。最初每年须负担集美厦大两校设备费和经常费八九十万元，一九三〇年营业失败以后，逐渐缩减为三四十万元，很多人劝他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担心两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责大”⑦；仍毅然忍痛承担，竭力支撑，直到一九三七年初，始将厦门大学让给国民党政府接办，以便集中力量办好集美。 　　陈嘉庚在东南亚的兴学活动，开始于一九一〇年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之时，接事未久，他就向侨胞募款五万余元扩建校舍。一九一八年，又多方奔走，募捐五六十万元，创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这是东南亚华侨自办的第一所高级中学，也是聘请国内教师，使用国语教授的第一所华文中学。初建时仅有教师十人，学生七十三人，以后发展为拥有一百多名教师和千余名学生的设备齐全的学校。在陈嘉庚模范行为的带动下，东南亚各地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华文中小学的设立“几如雨后春笋”，抗战前夕达到三千余校，男女学生四十余万人，教育和国语普及的程度超过国内。这对于华侨文化水平、民族意识的提高及其与祖国联系的加强，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引下，陈嘉庚十分注意普及教育。早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创办厦大、集美两校期中，他曾发起组织同安教育会，自捐开办费一万元，常年费五千元，按学生名额对各乡立小学进行补助。接着又提出“十年普及教育计划”，每年由同安旅外华侨捐款(或通过补助)设立小学二十所，十年二百所，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两年间先后设立了四十所，后因捐款不继而中止。这样新设的学校，质量虽不一定有保证，但他认为“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仍然竭力坚持下去，从同样思想出发，在兴学过程中，他始终把师范教育放在首位而极力加以提倡。一九一八年集美学校开学时，分师范、中学两部招生，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则各费全免，并由闽南各县招选贫寒子弟三四人至五六人入学。一九二〇年，又增设女子师范和幼稚师范两校，一九二一年厦门大学成立时，也分为师范和商业两部，师范部下又分设文、理两科。在南洋华侨中学办有成绩之后，陈嘉庚又坚决排除当地国民党人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于一九四一年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我国封建主义有数千年的历史，要清除封建影响，转弱为强，迅速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实为根本之图。陈嘉庚在兴学活动中重视普及教育，应该承认这是很有见地的。 　　陈嘉庚只管兴学，不管办学。他所创办的几十所学校，所有教学行政完全由校长全权处理，“绝不干涉”。尽管这样，在长期的兴学实践中，他对教育方针、制度，设施和华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形成了自己一套的看法。关于教育方针，他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如机械一样”的读死书。他说：学校教育，“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而行。”⑧关于提高教育质量，他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有科学馆、图书馆的设备，第二要严选教师，第三要优待学生，特别是贫寒子弟，不仅免收学费，连衣食住书籍等费也应由国家全部负担⑨。关于专科学校的设置，他认为福建海岸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应该首先办好航海、水产等专利学校。关于东南亚华侨教育，他主张除各大帮各保留一所会馆外，所有府以下的会馆和同宗会应全部解散，其产业移交华侨教育会管理，然后按地区分别设立师范、高中、初中、高小、国民各级学校，招收华侨学生，并且完全采用祖国学制，以便毕业后回国升学⑩。在今天看来，这些看法还有不少值得参考之处。 　　四 关于陈嘉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 　　陈嘉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反对日本侵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反对美国干涉为主。不管它是怎样强大、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妄图干涉、侵略祖国，陈嘉庚就毫不犹豫地坚决、彻底地加以反对。 　　陈嘉庚第一次站出来反对日本侵略，开始于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占领青岛、济南之役。在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期间，他到处奔走，募得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汇往南京施赈，并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虽所办橡胶厂被奸商放火焚毁亦绝不后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四省迅速沦陷，陈嘉庚悲愤异常，立即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同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发生，陈嘉庚剑及履及，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号召全体侨胞踊跃输将，先后募得国币两亿多元，汇回国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一九三八年，南京失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私人交谊，去电痛斥汪精卫是“秦桧卖国求荣”，并向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退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一个“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11)，给当时喧嚣一时的主和论以沉重的打击。陈嘉庚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后来在一九四〇年回国慰劳期间所以日益不满意国民党而寄同情于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看清楚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只有共产党在真诚奋勇抗战的缘故。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牺牲，付出了极大伤亡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正当战争疮痍未复，和平统一在望的时刻，蒋介石集团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一场“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12)当时有些人光知道反对蒋介石独裁，而不知道反对美国的干涉，对美国存在有这样那样的幻想。陈嘉庚只限独具，很快就看出了美国的干涉是中国内战发生和扩大的根源。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他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众两院议长，劝告美国顾全国际信誉，撤退在华驻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否则“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一义正词严的电报，经过路透社和合众社电讯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震动。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美借款与我国纸币》(一九四七年四月)、《论美国救蒋必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一九四八年三月)等等，针对一部分民主人士中间存在的恐美、崇美心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用大量事实说明：原子弹并不可怕，美国既不会出兵中国，也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也只能加速它自己的灭亡。在当时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商人出身的陈嘉庚，单凭从报章上得来的知识，就能作出如此深刻、准确的判断，不能不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应该指出，陈嘉庚当时所反对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而不是美国人民。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对美联社驻新加坡记者马斯特逊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欧美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在谈到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时，他说：“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13) 　　五 关于陈嘉庚反对封建专制的活动 　　陈嘉庚的反封建活动也可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日战争以前，以反对封建王朝、军阀统治和旧时代的风俗习惯为主，基本上停留在发表言论和主张上，实际行动并不很多；抗日战争后期，在逐渐看清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独裁本质以后，就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与国民党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陈嘉庚于三十七岁那年(一九一〇)剪去辫发，与清王朝决裂，自是即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从路透社电讯得悉福建光复政府成立，立即召集福建华侨开会，汇款接济，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也筹款相助。在民国初年南北对立的国内政争中，他始终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他遵循孙中山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提出了除了政治革命以外，“工业需要革命，文化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革命和人格革命”(14)的主张。在经济问题上，他反对华侨“挟资回里，……放钱债，高利息，购良田”，因为“田地有限，原为农村生命线，一归大地主，则农民不能自存，”(15)表现出不赞成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兼并的倾向。在服制问题上，他反对穿着清代遗留下来的长衣马褂，认为“违背革命真理，保存亡国风气，其弊自可胜言!”除了撰写《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详陈利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正式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改革建议，未获通过。在丧仪问题上，他在一九二八年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期间，曾召集侨胞公议，革除治丧中宴饮浪费旧俗，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认真执行，“颇生效力”。此外，对于当时流行的许多“陋俗”，如“嫁娶丧葬，浪费铺张；演戏酬神，昼夜聚赌；无谓应酬，酒食征逐；迷信风水，停柩不葬；少年早婚，蓄童养媳”等等，他认为这些都足以“费金钱，损精神，败风俗，妨治安”，而极力加以反对并亲自撰写《民俗非论集》一书，印刷数十万册，广泛散发，以资宣传。这些方面的活动，在他生平所兴办的事业中，虽然只占不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他全力投入支援祖国抗战以前，却始终与他的兴学活动相辅而行，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意义。 　　在对待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认识和态度上，陈嘉庚经历了一个由拥护到怀疑，由怀疑到反对，由反对到坚决打倒的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陈嘉庚把蒋介石奉作国家民族的唯一的“最高领袖”，把蒋介石支配下的国民政府看作祖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加以真诚的拥护。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甫告成立，他即把“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定为《南洋商报》的必守规则，在办事处公开悬挂。一九三六年初，李宗仁、陈济棠联合反蒋，另组西南政府，陈嘉庚以侨民大会主席名义去电谴责。同年秋季，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国民党人发起捐资献机祝寿运动，原分配马来亚华侨捐献飞机一架，陈嘉庚积极劝募，超额完成了十三架。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他愤怒至极，把张学良所赠相片摔掷地上，去电责张“自坏长城，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抗战初期，他又把南侨筹赈总会募来的捐款两三亿元扫数汇与南京行政院。直到一九四〇年亲率慰劳团回国，由于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殿勤备至，他更不能不感到，“蒋委员长待余极厚，深情厚意，终身不忘。”可是，当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宠任的“军政要人”不是昏庸老朽，贪污无能，就是朋比为奸，残民以逞，蒋介石为人也是诈伪成性，贪权国位，一意孤行，很难有改变的希望时，他对这些人的看法，就从希望一变而为失望，再变而为绝望。等他到了延安，经过多方面的深入调查考察，亲睹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种种动人事迹，相形之下，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16)自是，他就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对于一心一意必欲消灭共产党而后快、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的蒋介石，就自然而然地站在相对立的地位了。 　　由于对蒋介石集团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反对蒋氏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陈嘉庚的态度始终是鲜明、坚定的，没有半点的含糊与动摇。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喜讯传到新加坡，许多人都以为祖国统一在望，但是，陈嘉庚却采取保留态度，担心和平很可能因为“蒋介石没有诚意而破裂”。他清醒地估计到，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民主力量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独裁力量犹如“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不可能糅合在一起，也不应该糅合在一起，因为这样“不经过流血斗争”而“获得的和平”，不过“等于民国初年的让位给袁世凯，更加促成他的专制罢了。”(17)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嘉庚所料，大家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料事如神而感到惊奇和佩服。在解放战争进行期中，陈嘉庚先后发表了《祖国光明在望》、《蒋介石的最大错误》、《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决无和平可言》、《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败》等多篇文章，坚决主张“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养奸，养痈贻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18)这种革命到底的精神，比起当时民主阵营中某些“中间路线论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应该指出，陈嘉庚所以那样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绝不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在延安所实行的就是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可能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观，但却忠实地继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传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谁能救国救民就拥护谁。就这一点说，陈嘉庚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比起那些满口“三民主义”，一心只想依靠外力，保持党派私利，甚至不惜阻挠祖国统一的假三民主义者之流又不知高明多少倍! 　　六 对于陈嘉庚的评价 　　陈嘉庚是当代华侨最杰出的领袖，是华侨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第一、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活动集合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他以经营企业起家，在凭借财力倡导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卓著成效之后，进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最后成为广大侨胞共同钦仰的威信很高的领袖。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兴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经常自称“不懂政治”。 　　第二、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团体之内的领袖人物，在他所倡导的“南侨筹赈总会”存在的十多年间(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东南亚华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统一的组织，第一次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共同行动的纲领，因而也就第一次能够在许多有关切身利益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从而对当时东南亚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华侨利益的领袖人物。他曾经顶住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力，向国联调查团揭露鸦片公卖政策对华侨的毒害，在新加坡参事局中反对限制华人种植水稻，致函新加坡总督抗议驱逐侯西反出境，发表声明驳斥英国殖民军司令白思华中将对华人的诬蔑，谴责荷兰殖民军屠杀巨港华侨，积极调查华侨在二次大战中的损失，筹建华侨死难纪念碑，致电苏加诺要求共同维护印尼人民与华侨的友谊等等。他的公正言论和斗争精神赢得广大侨胞的钦敬和信任，使他成为华侨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第四、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领袖人物。他一方面通过倡办华文中学和华文报刊，使广大侨胞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迅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在祖国兴学和支援祖国抗战等模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侨胞更加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祖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东南亚侨胞与祖国关系的密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 　　陈嘉庚是属于华侨出身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一生所做出的贡献，他可以说是孙中山以后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一九八一年四月 　　① 《致厦大校长林文庆书》，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②③ 《南侨回忆录》，“个人企业追记”。 　　④ 陈厥祥《集美志》第70页。 　　⑤ 《南侨回忆录》，一九七九年香港时代书局版，第17页。 　　⑥ 《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 　　⑦ 《南侨回忆录》“个人企业迫记”。 　　⑧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⑨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⑩ 《我之华侨团结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11) 邹韬奋《抗战以来》。 　　(12)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页。 　　(13) 《与美联社记者马斯特逊谈我国新局势》，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14) 《在怡和轩欢迎国术南游团会上的演词》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南洋商报》。 　　(15)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一九三四年四月。 　　(16)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17) 《独裁绝没前途，民主必经大流血》，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18) 《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载《陈嘉庚言论集》，一九四九年新加坡南侨报社，第17页。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