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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偷渡外逃事件

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

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1978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省境内突然出现了群体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席卷惠阳、汕头、佛山、广州及宝安等多个市县，来势迅猛。参与偷渡外逃的不光有农民，还有干部、职工，甚至还有十几岁的中小学生。据统计，仅8月份，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0多人，逃出1800多人。这一风潮在1979年春节过后，愈演愈烈，仅1—5月，全省外逃人数就高达12万人，逃出者近3万人。大量人员外逃，致使很多地方基层组织瘫痪，土地无人耕种，庄稼无人收割，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一派萧条景象。 　　从这股风潮一开始，习仲勋就极为关注，他在组织力量进行遏制的同时，又搞起了调查研究、寻找源头的工作。因为他心里明白，只有找到源头，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能一劳永逸，不然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前的风潮可能由于处置及时、措施得力，一时被打压下去了，但可能又会为以后的工作留下隐患。 　　1978年7月，就在外逃风潮初起之时，习仲勋轻车简从，来到问题最为严重的宝安县，进行实地考察。下车伊始，他没有先听各级负责人的汇报，而是让他们陪着自己到处看看，了解情况。站在中英街上，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格外繁华，而宝安这边却冷冷清清，异常萧条，心里非常难受。他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认识。 　　后来，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上，部队同志认为偷渡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上分歧很大。习仲勋在仔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果断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习仲勋之所以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因为他通过实地考察，充分了解了老百姓的需求和愿望。 　　习仲勋在准确地分析了偷渡外逃的原因后，要求部队及民兵分层负责堵截偷渡外逃，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同时命令各级党组织一把手都要亲自抓反偷渡工作，而他更是身先士卒，深入一线，亲自做被收容人员的思想工作。当他了解到有一些押运人员在押送过程中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对待外逃人员，有的外逃人员还受到殴打、搜身、罚款，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不能及时医治，有的在遣送回乡后，还受到各种处罚、批斗，习仲勋严肃地批评说：“对外逃者要以宣传教育为主，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终归还是自己人。” 　　在各地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外逃人员逐月减少，11月份，全省已下降到不足百人。 　　不过，在习仲勋看来，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还是要发展经济。只要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偷渡外逃现象自然就消失了，至少不会再出现类似赶集似的风潮。他认为当前发展经济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旧的条条框框太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因此，在宝安考察期间，当县委书记方苞提出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时，他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先不要去反他什么主义”。 　　偷渡外逃风潮平息了，但这件事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看到了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也促使他提出了影响广东发展的一系列大胆设想。 　　 习仲勋的故事/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