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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五章 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在“肃反”中

《马文瑞传》编写组

正当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蓬勃发展，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满怀信心，准备在宜川南区与韩城边界和宜川与洛川之间，开辟新区再建一个县，进而把各县和地方革命委员会转变为工农苏维埃政府，将东区扩大为拥有十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期，一场错误肃反的灾难降临。马文瑞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先后全部被捕，投入监狱，成为西北革命史上最令人悲怆的一页。 　　1935年7月，错误肃反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朱理治，在组建陕甘晋省委时，就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名义，完全掌握了西北党的领导权，同时让聂洪钧接任了刘志丹的军委主席职务。随后，他们便在西北根据地内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延川永坪镇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不切实际地否定了陕甘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功绩，错误地批评刘志丹和许多负责人右倾，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9月的陕甘晋省委和鄂豫陕省委永坪镇联席会议上，朱理治又提出了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 　　9月22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提出“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正式开始肃反。聂洪钧带部队到安塞前线、以戴季英为局长的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在永坪，分别在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政军干部中抓捕“右派”、“反革命”，大搞刑讯逼供。10月初，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劳山战役大捷，错误肃反也进入高潮。聂洪钧到洛河川一带逮捕了上自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下至红二十六军营、连级干部，和地方县科级以上干部，分别囚禁在瓦窑堡和甘泉下寺湾一带。 　　错误肃反的滥捕乱抓，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马文瑞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他与刘志丹和特委都联系不上，没有消息，有些焦虑不安。东地区革委会经济部长呼志禄，这位忠厚朴实的农民出身的干部按捺不住心头的迷障，小声问马文瑞：“老马，不对劲儿呀，老刘他们消息打问不上，该不是出事了吧?”马文瑞回答：“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些。不管出什么事，我们还是要好好干革命，为党工作。” 　　这个时刻除了好好工作，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马文瑞只能这样安慰周围的同志，也自我安慰。但他又不由自主地反问：如果自己被抓了怎么办?他相信搞“肃反”的人和自己都是党内同志，仅仅是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已，不会把他当成敌人；特别是这十多年来，个人为革命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可以自信的，就是暂时蒙些冤屈，也总会搞清楚的。想到这里，反觉坦荡了些。 　　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要他到洛河川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的通知，这时被通知“开会”已是被捕的信号。马文瑞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仍服从组织决定，带了一身新棉衣，骑马上路。许多老百姓听说马主席要出远门，也都纷纷前来送行。行至半路，就碰见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朱仰兴带着一队警卫人员来了，拦住马文瑞的去路说：“你先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谈了再走。”实际上他是利用交谈工作之机还要抓东地区其他人。 　　一到临镇，朱仰兴将马文瑞和东地区革委会各部部长及红泉县革委会主席刘大才等，集中到一间小会议室，宣布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关于“党内肃反”的指令，在场的人被捕受审。马文瑞和刘大才、许克昌等东地区领导人，都被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捆绑起来，连小通讯员也未能幸免。麻绳捆得很紧，马文瑞的两条胳膊开始还感到疼痛，很快就麻木了。身体单薄的财政部长许克昌忍不住哭喊起来，招致无情的抽打。马文瑞眼看部下遭受不白之冤，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抓我走得了，他们都是好同志，对革命只有贡献，没有罪行!”也招来劈头盖脸的毒打。这种突如其来的遭遇，完全是在对付敌人，他无法理解。每个人头上都给戴了一顶群众叫“狗头帽子”的黑布大帽，把头部罩得严严实实，只在眼睛处留两个小洞。临镇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马文瑞一行走过临镇时，还是被群众认出来了，大家以为突然来了白军把他们抓走了。 　　出了临镇，马文瑞这些“犯人”被押往甘泉方向。这时甘泉还被东北军占领，城外有红军和游击队正在攻城。一路上还不时地有飞机轰炸，每当敌机来时，那些押解“犯人”的人都躲起来，却把“犯人”们撂在大路上，不管他们的安全与死活。绕过甘泉县城，马文瑞遇见红二十六军一团政委张仲良，他也戴着黑布帽子被捆着双手。张仲良一直在旬邑、淳化和耀县等陕甘边南区活动，他的被捕说明陕甘边根据地从东区到南区，都被打入“肃反”范围，马文瑞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 　　当晚在甘泉县城北边一个村子过夜。十几个人被圈在一个黑窑洞里，身上还是五花大绑，到了半夜，“犯人”们悄悄互相松绑。马文瑞、张仲良在黑暗中硬是用牙齿互相把背后的捆绳咬开，让麻木的两臂、手腕和后颈有点松动。这样好不容易熬过一夜，待天亮时，再赶紧互相把绳子绑上，把黑布套子戴上，继续上路，一直走到瓦窑堡。 　　瓦窑堡长期是敌人镇压人民的反动堡垒，劳山大捷后敌人弃城西逃。10月5日陕甘晋省委由永坪镇迁入，成为根据地后方中心。然而历史的颠倒竟使这个被解放的红色城镇，变成为革命者的监狱。这里是安定的属地，对马文瑞来说并不陌生。可是瓦窑堡迎接这位当年的区委和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的却是锁链和脚镣。马文瑞走进戒备森严的院子里，看到和听到的都是陕甘边的战友，他算是晚到的一个。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杨琪、朱子休、蔡子伟、秦武山、惠子俊、刘景范、张策、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高朗亭、王聚德、刘汉武、张文舟、李启明、任浪花、郭宝珊等五六十人都在这里。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人，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未被抓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被“一网打尽”。由上海中央局派来解决张汉民被俘一案的代表、被诬为反革命的汪锋和“被刘志丹‘右倾’同化”的中央特科派来陕甘边与长征红军联系的张庆孚，也被拘禁于此。刘志丹的警卫员王德、妻子同桂荣和女儿也被抓，打入“反革命家属劳改队”。为掩人耳目，所有被捕、被押的人，对外都称“白军俘虏军官”。 　　“‘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周恩来长征到陕北后曾这样斥责说。“左”倾肃反的监禁和审讯，完全袭用了封建法西斯的一套酷刑：吊打、压杠子、烙铁烫、灌辣椒水、指甲钉竹签等无所不用。刘志丹被认为是“首犯”，比一般“罪犯”又多加一副手铐。刚进来的马文瑞没有经验，一入狱，脚镣就把脚腕磨出鲜血。同室难友高朗亭扯下衣服的一块布，缠在他的脚镣上，才勉强可以行动。因被关押的人多，地方狭小，便把窑洞里的土炕挖成一条条小巷，一人一巷。白天只能坐在窄巷里，晚上睡觉伸伸腰。一次放风时，马文瑞看见后院挖下一个大坑，有二十多米见方，三至四米深，问哨兵挖这坑干什么用，回答是“防空掩体”。后来才知道这是准备活埋他们的土坑。 　　错误肃反者逮捕关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干部，杀害了一大批党政军骨干，使西北苏区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形势不稳，反动民团和地主豪绅，准备反攻倒算。党政军内部都引起很大的恐惧和不安，干部听说省委来人就上山“打游击”，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就往山上跑①。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纷纷向白区“跑反”，宜川南塬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七百多户。一些地区党组织瘫痪，游击队离散。保安、安塞、定边和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反水”，有些沿边苏区变成白区……马文瑞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心情更加沉重和疑虑。我们多年来苦心经营，用无数革命同志的鲜血换取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就这样葬送掉了吗?我们千辛万苦解救出来的人民群众就这样又陷入火坑?我们一大批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难道都是反革命?这些自以为是革命的人怎么能这样对待真正革命的同志?他感到痛心，悲愤，百思不得其解。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今吴旗县)。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时，同赤安(今志丹县)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定边苏维埃主席王玉海、陕甘边游击队第二路政委龚逢春等同志谈了话。从谈话中，他知道了陕北苏区正在“肃反”及造成的危机，刘志丹等苏区创始人已被作为“肃反”对象关进监狱。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一到陕北，就看到人民群众很懂得革命道理，乡村政权很巩固，游击队战斗力量很强，我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②即派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原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负责人贾拓夫、中央政治部部长李维汉等同志带电台去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贾拓夫等在甘泉县下寺湾证实刘志丹等被捕，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3日在下寺湾，中央常委会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问题汇报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立即释放刘志丹。指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临行前，毛泽东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一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是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他们去后，经调查审理，很快把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被押同志先后都释放了。 　　出狱后，马文瑞同中央派来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担任执行部负责人的李涛住在一起。李涛不仅告诉马文瑞中央解决错误肃反的过程，而且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一、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家的情形，以及中央苏区等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等，使马文瑞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开阔了眼界。 　　错误肃反的平反，使马文瑞在思想上也收益匪浅。一直生活和战斗在陕北、陕甘的马文瑞，对革命事业是满怀忠诚的，对“左”倾错误只觉得不切实际，是行不通的政治空谈。这次亲身经历，亲目所睹，对“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从反面的教训中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理论，什么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进一步铸造了马文瑞注重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厌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浮夸和空谈的沉稳持重，实事求是的品格。 　　① 赵启民：《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 　　② 龚逢春给吴旗县毛主席旧居纪念馆的信(1970年2月13日)。原件存中共吴旗县委党史研究室。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