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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八章 巩固边区“西大门”(下) 第一节 创办陇东中学

《马文瑞传》编写组

经济贫困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同样十分落后，陇东尤为突出。土地革命前陇东多数县一所学校也没有，华池县四五百人中找不到一个识字的，环县全县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一两个人①。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兴起，在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共陕甘边根据地除实施军政干部教育外，还注意开展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红军西征又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到1940年，陇东老区6县已开办小学278所，入学儿童6195人。较之过去，陇东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然而无论规模或速度，都还不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 　　马文瑞十分关注发展教育。他到陇东后，发现区、乡、村三级干部基本都是文盲，乡长、支书看不懂上级来文，得找识文断字的人给念；开会不会作记录，前听后忘。碰上征公粮，不会写不会算，凭的是粗估冒摊，耳闻目睹使他吃惊。县级干部虽然文盲不多，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化程度高的是数量很少的外来干部。群众中文盲太多，封建迷信、陈规陋习、会道门活动等落后愚昧现象到处可见。显然，在这样一个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的地区，不发展文化教育，是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的要求的。 　　在马文瑞的重视下，虽然反磨擦、巩固政权和发展生产等任务紧张繁忙，但教育工作仍被提上议事日程。除特委和各县委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分别施以政治、业务和文化教育，对农村成人实行冬学教育外，马文瑞认为，从长远看还要注重发展儿童、青少年文化教育。他要求全区都要在县城、区、乡三级办起完全小学、普通小学或私立小学。在实施办学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教师奇缺。各级党政部门想方设法把这个困难部分解决后，又面临小学生升中学难的问题。陇东6县没有一所中学，完小毕业升学就得去延安、关中，却又受到路程遥远的限制。较近的西峰镇和平凉虽有中学和师范，但那里是国统区，国民党当局正以免除一切学杂费、供给口粮和衣服等条件引诱老区学生去那里上学，与中共争夺青少年一代。因此在陇东创办一所中学，势在必行，也是马文瑞日夜谋虑的一件大事。 　　经陇东特委和专署研究，报经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教育厅批准，陇东中学开始创办了。创建陇东中学，也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党委、政府的特别关心和支持。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陇东中学”校名，刘少奇题写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奋斗”，朱德题写了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学校郑重地把毛泽东的题名放大后刻在石坊校门上，又缩成小字制成学生佩戴的校徽。刘少奇、朱德的题词也分别刻于学校石拱门前后。不久，边区政府决定陇东中学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陇东特委的双重领导，特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 　　陇东中学的创建和办学，得到陇东党政军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专员马锡五、驻军首长王维舟、耿飙等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但倾注心血最多的是马文瑞②。建校开始，正是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极端困难之时，拨给学校的筹建费只有2000元，远不够所需。马文瑞要求负责筹建的陆为公，要按正规中学的标准，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少花钱，多办事，力争半年时间建成开学。陆为公是庆阳人，曾任庆阳西街小学校长，红军进驻庆阳后，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经蔡畅、任质斌介绍入党，任庆阳各界抗日救国会主任。1940年3月，他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边区教育厅派回负责陇东中学建校工作。陆为公不仅对当地情况熟悉，而且办教育的热情高。他选定位于庆阳南街的文庙作为陇中校址，亲自领工督修，除技术活请工人施工外，搬砖运料等粗活便组织提前来校的教师和学生去干。马文瑞不时到工地察看，疑难问题随时给予解决。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一座有礼堂、有教室、有宿舍、有伙房、有操场等初具规模的陇东中学落成了。 　　在建校的同时，“上门求弟子”的动员工作也在进行。上学要动员，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不得已的做法。客观上落后的经济基础制约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养家餬口乃是群众的第一需求。在群众心理上，孩子是劳动力，加上国民党造谣说陇东中学是给八路军招兵，一上陇中就回不来了，造成群众顾虑观望，甚至出现用残疾和弱智孩子顶替上学的现象。负责动员学生上学的教师孙萍深入到每一个高小毕业的学生家庭，逐个动员说服，但收效不大。当他把问题向马文瑞汇报后，马文瑞让专署给各县发通知，由区、乡政府协助动员，并让用自己特委书记兼校长的名义向社会招生。经过各方面努力，首批录取新生122名，按程度分设师范、中学和预备3个班，对学生实行全供给制待遇。 　　1940年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马文瑞和专员马锡五、副专员兼庆阳县长朱开铨、驻军首长王维舟、耿飙、甘渭汉以及各界代表应邀出席开学典礼。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马文瑞热情致辞。他首先肯定创办陇东中学对于巩固新政权，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培养地方干部，搞好边区建设，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望着面前一排排就坐的面容憨厚的陇东子弟，他深情勉励说：“陇东中学是陇东老区的最高学府，大家是第一批学生，更应该好好学习，为以后的同学作出榜样。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今后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全体师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努力把学校办好。”③马校长这席讲话，至今还深深留在老校友的脑海之中④。 　　学校的办学方针，正如副校长赵长远(又名赵梅生)撰写的《我们陇中和边区外面学校的比较》一文中所说，陇中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学校，学生中既有工农贫民子弟，也有地富家庭子女，大家都为抗战学习和工作，不分阶级出身，不排除异己；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上下，师生之间，人人平等，废除体罚，自由选读进步书刊，没有阶级压迫；根据抗战和建设需要设置课程，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智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原则，学了就能用，不为国家造无用之才；入学不收任何费用，免费供给吃饭、穿衣和讲义；在校学生本人免服兵役，也不算入在家应征壮丁人数；学生毕业后，人人有事做，有学升，绝无毕业即失业之虞；学生的生活做到愉快、团结、紧张、活泼。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破坏，马文瑞预感到教育上的磨擦和反磨擦会继续发生，他叮咛副校长赵长远要提高警惕。果然，开学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利用个别落后学生散布谣言，煽动陇中学生逃学、退学、去国统区上学；另一方面则用法西斯手段，秘密逮捕、拷打和陷害陇中学生。1941年春，陇中一名学生在西峰镇走失，下落不明；7月25日国民党保安队在合水县胡家嘴子捕去陇中学生胡生福，威逼拷打，勒索其家长出钱购买长枪1支，子弹5发，多次保释拒不放人。马文瑞即和陇东特委领导陇东中学开展反特斗争教育。揭发谣言，开除了两名有破坏行为的学生，教育听谣、信谣和传谣的学生作了自我检查。 　　马文瑞在反特斗争中充分注意掌握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经过反特斗争教育，地理教员吴南生主动找教导主任陆为公坦白自己是从国民党汉中特务训练班受训后派回庆阳建点搞特情的，说自己看到解放区一切都很好，悔恨误入歧途，要求弃暗投明。马文瑞找吴南生谈话后，考虑到吴1940年7月就参加了学校筹建工作，多才多艺，开学典礼悬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就是他在白布上直接画成的，特别是交代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态度很诚恳，的确有弃暗投明的实际行动，经反复考查，批准他留下继续工作。 　　吴南生留校工作后，一次国民党派了五六个特务到庆阳来找他，要他协助搞特务活动。吴南生立即向特委报告，马文瑞即派保安人员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押送延安边区保安处处理。经过斗争和教育，陇东中学不仅得到巩固，而且获得发展。1941年秋季学生人数已由122人增加到247人，由3个班新增中学二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和新文字训练班，达到6个班次。 　　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马文瑞对此一直亲自过问，常抓不懈。 　　陇东中学创办初期，学校6个班级只有6个教师。马文瑞派人考察，在分区内部选调补充。先后将地委干部林晓调来教地理，庆阳完小校长张冰泉调来教教育课，陇东卫生所所长令狐野调来教生理卫生，救亡工厂厂长蔡学楷调来教新文字，来庆阳的鲁艺实习团团员徐徐也被请来代音乐课……教师力量的充实加强，保证了陇中教学的秩序和质量。 　　陇东中学的教师大部分是由边区教育厅派来的。对于新办的陇东中学教师的选派，边区教育厅很重视，选调标准是政治热情高、教学能力强的优秀教师。他们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如副校长赵长远，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是山西平顺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求学期间即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毕业后曾从事兵运、青运和抗日同盟军的工作。1935年任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过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任命为陇东中学副校长后，负责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他经常向校长马文瑞汇报工作，商量解决有关问题，是马文瑞的得力助手。 　　马文瑞对赵长远非常信赖，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放手让他负责管理学校的一切事务。赵长远也不负众望，他团结全校师生，放手提拔了一批学生干部，把学校各项工作办得有声有色。 　　和赵长远一起来到陇中当教师的还有他的妻子袁静，她是江苏武进人，上过艺术专科学校，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二战区八路军办事处搞抗日救亡工作，和赵长远都在董必武领导下工作过。她是一位热情很高的妇女干部，背弃了自己富有的家庭，资助并追随赵长远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她原是党员，后来在颠沛流离中把党的关系丢失了，到陇中后她找到马文瑞要求解决党的关系。马文瑞说服她首先做好工作，组织关系以后再考虑。当时教员奇缺，马文瑞让她教一个班的语文，两个班的数学，三个班的生理卫生，又兼学校医务室工作，她都做得很好。袁静以后调入边区文联，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曾经和他人合写著名的抗日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 　　在办学方针上，马文瑞提出以抗大为榜样，面向陇东培养为长期抗战服务的人才。因此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明确为革命而学习的目的，弄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提高政治觉悟，树立革命人生观。整个教学内容实现政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的一体化，以使学生获得抗战、生产、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方法。在教学管理上，发扬民主作风，废除封建式打骂体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和自我教育。由于实行了新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学校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师生们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团结、紧张、生动、活泼的景象，蔚然成风。 　　为了加强对师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马文瑞经常到学校作时事政治讲话；他还邀请专员马锡五、驻军首长王维舟、耿飙等来学校作政府工作、军事斗争方面的报告。分区党政召开的一些干部大会和群众大会，有关抗日募捐、民主选举、教冬学、征公粮、减租减息、帮助农民收秋等重大活动，马文瑞也都有意识地组织师生们参加，以巩固课堂学习的内容，增长学生从事群众工作的才干。 　　1942年7月，陇东中学师范一班和中学一班毕业，陇东分区第一次有了自己培养的师范和中学毕业生，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这时，马文瑞正在延安学习，无法参加，便委托特委副书记、代校长段德彰主持。在典礼讲话中大家一致认为陇中首届毕业生是自力更生培养人才的胜利，充分表明陇东中学的反磨擦斗争“初战告捷”。学校随即宣布，经特委、专署同意，并经边区教育厅批准，陇东中学将组织首届毕业生和各县完小优秀学生代表赴延安参观。 　　经过8天长途跋涉，陇东学生参观团一行53人到达延安。经教育厅安排，先后参观了枣园、凤凰山、王家坪、抗大、延大、鲁艺、日本工农学校、延中、延师、保小以及其他文化、新闻、科研、卫生等单位，受到朱德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延大校长吴玉章、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聆听了他们的重要讲话。 　　8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了参观团。同学们把一面绣着“人民舵手”的锦旗献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在给参观团所作的国内外形势讲话中说，苏德战场肯定苏联要胜利，在亚洲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他饶有风趣地问大家是想当官还是想干革命?他说办陇东中学是给陇东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做人民教师很光荣，到共产主义实现时，国家消灭了，军队不要了，朱总司令也得失业，但不能没有教师。边区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你们回去要办好教育，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⑤。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学生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文瑞闻讯十分高兴，对办好陇东中学更充满信心和力量。 　　参观团回到陇东后，两个班的52名毕业生无条件接受了组织分配：计小学教师31人，留校工作2人，民教馆3人，县三科(教育)2人，政府文书3人，庆阳市政府1人，回乡生产3人。绝大部分毕业生从事了教育工作，充实了小学师资力量，受到各级政府的欢迎。马文瑞亲手创办的陇东中学结出了可喜的果实。 　　1944年4月，马文瑞奉调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离开了陇东地委，离开了陇东中学。他走后，薪火传燃，弦歌不辍，一任一任后继者努力不懈，学校越办越好，在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的反复攻占争夺中，大部分师生经受了严峻的战火考验。在多次随部队转移，坚壁清野，支前战斗，巩固政权，办随营学校等活动中，陇中师生表现了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到1948年3月陇东中学被改为陇东地委党校止，办学七年半，培养了近千名优秀人才，他们之中，有的成长为陕甘宁边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竭尽力量和智慧，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94年10月，在阔别陇东50年后，耄耋之年的马文瑞偕夫人孙铭——当年的陇中教员之一，故地重访。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寻访了陇中旧址，在当年陇中师生开垦的西河湾荒地上观看了新陇中层层校舍拔地而起，坐在新一代热情的师生们中间，老校长马文瑞备感欣慰。他殷切期望新陇中继续发扬老陇中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把陇东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①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92年印刷，综合部分第1页，资料部分第484页；董清治著：《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② 李培贤：《忆我在陇东中学学习》，载《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③ 董清治：《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④ 陆为公：《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创办记》，见《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第313页。 　　⑤ 麻韬：《把锦旗献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侯宗儒、孙兆甲：《延安——我们心中的圣地》，见《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第317～333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