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九章 在整风运动中 第三节 尽力保护同志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43年1月中旬，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马文瑞回到陇东，继续领导整风运动。 　　在马文瑞去中央党校学习及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八九个月时间里，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是在特委代书记段德彰、专员马锡五和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领导下进行的，运动的进展平稳而深入。通过反省自查，大家共同感到了开展这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端正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马文瑞回到陇东后，及时传达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精神，部署了新的工作任务。整风运动进一步开展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并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发财思想、贪污腐化等斗争。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陇东特委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既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又注意做好思想工作和耐心的帮助。对党员则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党员登记，对每个党员党性的考察和鉴定，都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议。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陇东地委(1943年1月特委改为地委)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守则和奖惩制度，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政策。到1943年上半年，各级党委普遍建立了集体学习、集体办公制度。 　　6月底，陇东地区的区、乡整风学习全面开始。各区、乡都成立了学习分委会，负责领导本区、乡整风学习。地委为乡级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大批学员，他们在分区和县里派出的干部帮助下，组织农村党员着重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12个文件。学习强调学与用的统一，启发每个党员对照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反省，重点解决农村党员脱离群众、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闹不团结等不良现象。每个党员都写了“自我思想认识提纲”(不识字或书写有困难的请人代笔)，畅谈学习收获①。 　　马文瑞不主张区、乡整风搞运动，区乡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了解精神，使基层的党员接受一次比较普遍、比较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陇东分区的整风随即转入审干阶段。 　　陇东分区处在统战区的前哨，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用各种方式对陇东解放区进行破坏，因而担负着反特锄奸的重大任务。审查干部、清理内部，马文瑞认为十分必要。但是鉴于错误“肃反”的严重教训，他要求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做好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因此，审干初期，在马文瑞的领导下，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普遍采取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式，启发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主动向党交代清楚问题，不要隐瞒错误和历史。对于需要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的，也准备留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样做，使不少同志坦白了错误、弄清了问题、基本上达到了纯洁内部、增强团结的目的。整风工作还同时推动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持续进行。 　　但在审干中期，错误的“抢救运动”席卷而来，陇东分区原本稳步进行的审干工作受到极大冲击和破坏。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开始的，是康生利用党的整风和审干工作，为掩饰其在苏联追随王明的真面目，别有用心制造的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抢救运动”开始时，正值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部队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在这种斗争尖锐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使康生的阴谋得以实现。他有意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就制造了轰动延安的两大错案，即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和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②。 　　康生一手制造错案，一手又利用张克勤案，大放厥词，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谓“新的认识”，就是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的“红旗党”。不仅张克勤入党的原工作地甘肃是这样，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不管革命资历多长、地位多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被审查对象。凡是从敌后和国统区来的，凡是知识分子都被怀疑。在康生的主持下，反特审干运动也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逼、供、信开始抬头，坦白运动不断升温，被关押的人不断增加，埋下了许多冤、假、错案的种子。 　　针对审干初期出现的“左”的倾向，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就及时写信给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并要康生将上述指示刊登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要求全党在反特防奸工作中把握好方向。 　　但是康生阳奉阴违。他不承认在搞“逼、供、信”，诡辩说自己是“逼供而不信”③。并且变本加厉，在7月15日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动员报告时，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把原本正常的审干工作转向了反特扩大化的“抢救运动”。 　　一时间，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个单位，开始了“全线进攻”、“日夜抢救”，到处都在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强制每个人都要填写“小广播”、社会历史调查表，写思想历史自传，坦白自己的问题。于是“坦白”成风，“国特”、“日特”、“汉奸”、“托派”、“叛徒”、“红旗党”等等充斥各个机关、单位。仿佛特务真是“多如牛毛，到处皆有”。这一年延安清出“特务”两千多人，张克勤所在的陕北公学390人中，坦白自己有问题的就有208人，“特务”高达一半以上④。有的单位竟把80％的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以至连中学生也不能幸免，发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马文瑞有个远房侄子叫马逢承，当时是绥德师范学生，才十五六岁，什么也不懂，但搞运动的人硬说他是特务，逼他坦白交代。他无奈就满口胡说，叫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在绥德师范召开的坦白大会上瞎编一通，说自己是所谓“石头党”的成员，专门在边区从事破坏活动。搞运动的说他坦白得好，让他到处作所谓“坦白报告”，还到延安讲过一回。每次作“示范”，他都提着一包石头，说这是他用来暗杀的“凶器”。马文瑞调到西北局后，有一次马逢承来看他，他问马逢承：“你到底是不是特务?”马逢承说：“逼得我没办法嘛，不承认不行!” 　　康生一手炮制了张克勤“红旗特务案”，蛮横地说：“我就看透了，你们甘肃党是红旗党。”⑤因此甘肃的地下党员“在劫难逃”。康生批示将原甘肃工委工作过的党员干部，包括在延安学习的人员，全部押解到延安边区保安处审讯。 　　原甘肃工委成立于1937年8月，1940年6月遭敌严重破坏。1942年10月在庆阳恢复成立了甘宁工委，书记孙作宾。甘宁工委对内则是陇东特委统战部，属马文瑞任书记的陇东特委领导。西北局发来电报第一个指名押往延安的是原甘肃地下党员、甘宁工委成员万良才。马文瑞看到电报后，立即向孙作宾了解万良才的情况。孙说，万良才在兰州时是个记者，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经常来往，在甘肃工委领导下他把学生运动搞得很活跃，宣传鼓动很有才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马文瑞对“红旗党”一说也很诧异，他了解原甘肃工委在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过显著成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红旗党”?出于对党负责，对同志爱护，马文瑞将孙作宾所谈复电西北局，要求将万良才留地委审查。可是西北局不同意，坚持必须将万良才立即押送延安。 　　在延安保安处逼供下，万良才被迫供认甘宁工委一批党员干部是“红旗特务”，于是捕人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连孙作宾和妻子刘杰也都“榜上有名”。此去延安“凶多吉少”，马文瑞忧心如焚。几经踌躇，他电请西北局批准将孙等留在地委审查。不料复电未来，边区保安处来押解的人员已到庆阳，留孙已不可能，马文瑞只好亲自给押解的负责人叮咛，路途上多多给予关照，勿使吃苦。刘杰因怀孕，即将临盆，马文瑞又特意致电西北局说明情况，终于获准分娩后再送延安。在康生的淫威下，甘肃地下党成员在“抢救运动”中遭受很大的摧残。几十年后，每当马文瑞忆起这段历史，都为自己当时无力保护这批同志而心情沉重。 　　在审干运动初期，马文瑞兼任校长的陇东中学也备受劫难。1943年春天，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赵长远、教导主任余佑野、教员高原和王文藻夫妇，先后被密捕到延安保安处关押审查。他们的被捕不仅使全校师生感到茫然，连地委书记马文瑞也蒙在鼓里。这一变故不仅使正常教学秩序受到极大的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赵长远在延安被审期间，旧病复发，含冤病逝了。 　　对于康生一伙搞的“抢救运动”，马文瑞是很反感的。他认为对干部的审查应有正确的政策和做法，要有事实根据，绝对不能无端怀疑、主观臆断。他认为陇东中学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不会有什么特务和“失足者”。因此除被边区保安处直接捕去的赵长远等4人外，陇东地委坚持不在学校搞什么“抢救运动”，因此，学校工作比较平静，教员学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后来，上级认为马文瑞“太稳”，对没有整出特务不满，就派工作组来到陇东帮助搞“抢救运动”。工作组一来，马上把陇中继任的副校长苏力、教导主任曲子贞、总务主任高戈伍、教员文乃山、苏任、韩峰、程云平、叶立贞等调到地委整风训练班，全被打成“特务”。接着又把其余留校教员全部打成“特务”，并且把大部分学生整成有问题的人，运动完全走入歧途。后来，在马文瑞任边区级机关学校甄别委员会负责人时，对这些人逐一进行甄别，发现除一些人有历史问题外，没有一个所谓的“失足者”，全部予以平反。 　　延安审干的一些过火做法，特别是康生、高岗在陇东大抓“红旗党”的歪风，使陇东分区人心惶惶。马文瑞当时虽然对“红旗党”一说真伪难辨，但对打击一大片、尤其是残酷打击知识分子，极为反感。在陇东地委，他虽身居书记，但运动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西北局派来的那个专抓“抢救运动”的工作组手中。工作组成员在群众大会上说，国民党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及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都有问题⑥!在传达康生讲话时他们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待的任务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陇东分区的“抢救运动”迅速升温。 　　工作组在陇东分区除召开党政军坦白大会、反破坏坦白大会进行“抢救”外，还“帮助”地委重点开办整风训练班。从1943年9月16日到11月10日的五十多天时间中，把分区机关和各县有“问题”的干部由30人猛增到129人，加以“整训”。工作组动员坦白的方式是小组压、大会压，车轮战。压的方式是吼、拉、推、掀、打、扭耳朵、扯头发、按倒地下；车轮战有的连续熬到十天十夜。结果被“整训”的129人中105人都坦白成“特务”，占被审查总人数的86％以上。陇东有一个县在短短13天中“挖出”120多人的“特务系统”，原华池县县长第五汉杰在“抢救”中被逼迫上吊自杀⑧。镇原县把“抢救”搞到社会上，把民主人士县副参议长杜云程和参议虽段某都关起来，段某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人称段老爷，却说他是三青团⑨。 　　“抢救运动”不仅在机关单位进行，而且逐渐推向农村，各区乡也多次召开“现场坦白大会”，迫使一些农民交代自己是“三青团”、“复兴社成员”或“CC分子”。个别的县连8岁的小孩也拉上桌子让他交代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⑩。 　　“抢救运动”把阶级阵线和人们的思想整个搞乱了。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等编：《陇东党的建设》，1990年5月内部出版，第24～26页。 　　②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③ 《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12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第239页。 　　⑥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⑦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党的建设》，1990年内部出版，第28页。 　　⑧ 闫庆生、黄正林著：《庆阳简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⑨ 陈至中：《关于镇原整风和肃反运动》。 　　⑩ 《陇东党的建设》，第29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