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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九章 在整风运动中 第四节 为受害同志甄别平反

《马文瑞传》编写组

到处在“抢救”，到处有过火的斗争，在延安和边区各地县清出的“特务”高达一万五千多人①。这种严重错误的做法，在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党员干部中引起质疑、气愤和不满。 　　根据多方面的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毛泽东对康生说：“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刘少奇看到许多人都成了特务，表示怀疑，向毛泽东提出，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后，质疑道，重庆是国民党的巢穴，也只有两三千特务，在边区就有上万特务，这怎么能叫人相信②?徐特立当面质问康生：“你把许多人打成特务，拿出证据!”并亲自去看望那些受审查被关押的同志。任弼时发现这种错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向毛泽东提出立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的意见③。毛泽东同意他的看法。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详细阐明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强调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组织报告)的，被欺骗蒙蔽的及仅属党内错误的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告。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马文瑞在地委会议上提出立即解散地委整风训练班，停止过火斗争，并组织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进行甄别和善后工作。同时决定根据整风运动的阶段划分，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由审干阶段转入总结提高阶段。这一阶段，陇东地委在马文瑞的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学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等文件，按照中央指示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认真总结整风学习以来、特别是开展审干工作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真诚的批评和帮助，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放下包袱；对整错的干部、党员，按照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给予彻底平反，被致死的给予昭雪。马文瑞代表党组织向所有受害者赔礼道歉，做了细致的思想善后工作，取得了他们的谅解，使这些同志愉快地回到工作岗位，或者接受了组织重新分配的工作。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7月19日，西北局决定马文瑞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8月8日西北局决定成立边区级机关学校甄别委员会，由马文瑞、周兴、杨清(欧阳钦)、甘泗淇、王子宜、唐洪澄、刘秉温、钱益民、潘振武、杨一木等10人组成，以马文瑞、周兴负主要责任。 　　对于“抢救”错了的同志加以甄别，马文瑞觉得义不容辞。他认为“抢救运动”把外面来边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百分之八九十整成奸细、国民党、三青团或别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岂不是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倒受人拥护、力量很大吗?人家由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来到解放区，原本是找光明、来革命的，你却硬说人家是奸细、是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但是他面对的工作相当复杂，阻力很大。西北局机关也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西北局书记高岗紧跟康生大刮“抢救风”，他说这人、那人“如果不是特务，把我的头割了”，“把某某吊起来，往死里整!”还亲自动手打人，叫喊要枪毙某某，在边区煽起一股“左”的、宗派主义的逆流。把从陕西关中、甘肃来的地下党干部，或打成“叛徒”，或定为“特务”、“托派”，几乎全都被关押审查④。西北局机关领导层中除高岗自己外，其他领导成员几乎都有“问题”：组织部部长陈正人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因“国焘路线”关系而被审查；正、副秘书长兼正副统战部部长贾拓夫、杨清，由于都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均受陕西的“红旗党”问题牵连，这些领导干部都成了甄别对象。 　　任务紧迫，马文瑞来不及返回陇东交代地委工作，立即上任。 　　来到西北局，贾拓夫担心地叮咛说：“文瑞，可要谨慎呀!”马文瑞安慰他：“事情总会弄清楚的。”马文瑞很快调来一批可靠干部，要求他们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进行甄别工作。逐一对每个人的问题进行复查，坚持一个人只作一个肯定的结论，不留“尾巴”，并且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这项工作搞了半年多，在此期间，陈正人于1945年春调走，马文瑞任组织部长，继续主持甄别工作，到党的七大后才基本结束。根据1945年11月4日西北局组织部关于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甄别结果统计： 　　边区一级机关、学校应甄别的干部和学生共2017人，除144人因结论尚未同本人见面或需修改外，已甄别人数为1873人，占应甄别人数的92％强。在已甄别的人员中，有所谓特务、叛徒、托派等问题的617人，党派自首等嫌疑问题的98人，历史问题的311人，思想问题的212人，无问题的635人⑤。 　　马文瑞指示甄别委员会工作人员，将甄别结果通知本人单位，搞错了的，给人家公开平反，代表组织向其赔礼道歉。贾拓夫、杨清等人的问题在中央直接处理下，也及时得到平反。 　　在马文瑞、周兴等甄别委员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甄别工作进度较快，工作做得比较彻底。只有少数人的政治性问题，因受边区当时条件和地域的客观限制，无从查证，一时难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1987年，马文瑞在《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回顾》一文中谈及“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时写道：“‘抢救运动’对整个整风运动来说，仅是一个奸人搞的插曲。党中央纠正了这一错误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全党的整风运动一样，继续健康地发展，做到了善始善终。通过延安整风，提高了边区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深刻地改变了边区党的面貌，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大批新党员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整风运动，改善了全党的状况，对中国革命起了转折作用。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了延安整风的胜利成果，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页。 　　④ 吕剑人、孙作宾：《实事求是 忠诚革命》，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⑤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第341～363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