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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第二节 领导黄家川土改试点

《马文瑞传》编写组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在吸收“晋绥土改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它无法避免“左”的倾向。194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西北局以传达执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义合会议，也因为领导晋绥土改的同志唱了主角并左右了会议的大方向，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而使会议决议带上了“左”的色彩。会后，正当马文瑞指导工作组在绥德黄家川村进行土改试点时，边区各地的土改运动便迫不及待地迅猛开展起来。 　　在“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和从小农经济基础上派生的、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驱使下，各级领导土改的同志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将过去已分配过的土地再次“彻底打乱平分”。在划定阶级成份时，不看剥削程度，而是按现有生活好坏、家庭财产多少划分，将许多没有剥削行为、劳动致富的中农划为地主、富农，将早年土地革命中已被没收过土地、财产，参加生产劳动已七八年以上，实际成份应是劳动人民的旧地主、旧富农，重新拉出来批斗，没收他们的则产，“扫地出门”，不给出路。另外，随意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当做“浮财”分配的现象大量发生，有些地方的群众把地方党政机关当做“右倾”、“富农路线”甩到一边，乱批乱斗，普遍动用肉刑，逼死人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群众中造成很大恐慌和混乱。 　　西北局的领导人习仲勋、马文瑞等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坚决纠正边区土改中这些错误做法。他们认为：边区有70％以上的人口属于经过土地革命斗争的老区，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封建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另有不到30％人口的老区或半老区虽然没有经过土地革命，但抗战以来长期实行减租减息、清算和征购地主多余土地分给农民，土地已大体平分，矛盾已不激烈、尖锐；其次，从阶级构成来看，通过历次土地斗争和多年的生产建设，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地位上升，中农已成为农村最大阶层，人数占全体农民的40％到60％，有的地方已达到70％。其中有一半是从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同时又是政府公粮、战勤义务的主要负担者。地主、富农数量很少，而且大部分土地被分后又经过7年以上的劳动改造，原成份实际上已经改变。真正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不到总农户的20％，其中确有因身体不好、缺乏劳力和技能的老实农民，但也有不少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懒汉、二流子，这一阶层的构成相当复杂，而且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如果把这些人当做“依靠对象”和“土改的主力”，极容易被其中的坏分子所利用，“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①。在分析陕甘宁边区不同于其他解放区，更不同于新解放区的农村现状之后，习仲勋、马文瑞等明确尖锐地指出，如果把陕甘宁老区和其他新区不加区别地完全按《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必然要犯原则错误。这些意见和建议，西北局均以习仲勋的名义以书面形式三次向党中央汇报和反映。 　　陕甘宁边区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究竟应该怎么进行呢?西北局已经有了一个样板，这就是绥德县黄家川村的土改试点经验。 　　这个村的土改工作试点，是1947年冬在马文瑞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黄家川村在土地革命期间是游击区。全村有75户、333口人。1947年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改，划定了成份，没收了地主多余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土地矛盾已基本解决。全村地主3户、24口人，人均占地一垧6亩(此地一垧合8亩)；31户贫雇农、113口人，人均占地一垧7亩；5户富裕中农、32口人，人均占地两垧4亩；36户中农、164口人，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从人均占地来看，差别不大，而且地主户人均占地最少，所以马文瑞领导的土改工作组进村时，贫雇农普遍认为“土地没分头”，感兴趣的是分配地主的粮食和浮财。 　　“土地真的没分头吗?”“已经经过一次土改的老区，这次土改应当如何进行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土改工作组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吸收2个村农会委员和5个熟悉本村情况、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农民参加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小会，让每户农民自报自家土地数量、质量、位置、产量，请群众公开审议、算账，并进行实地丈量和核实。经过核查，工作组发现，全村人均占地虽然差距很小，但由于土地质量高低肥瘦差别很大，所以人均粮食产量十分悬殊，地主所占好地多，按歉收年估计，人均产粮9斗8升，而贫雇农大部分都是坏地，人均产粮6斗4升，只有地主人均的三分之二，这是其一。其二，通过核查，发现了春季土改的不少遗漏。比如，有不少公有地、坟地、学校地和一家绝户的土地没有计算和分配，有两户隐瞒了已变成自己“死业”的典入地而多分了4倍多土地，应该退出。针对黄家川村发现的实际情况，马文瑞和工作组的同志没有拘泥于《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关于“平分土地”的规定和义合会议中“左”的决定，而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地决定在黄家川村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以巩固和完善春季土改的成果。 　　土改工作组经过认真研究，经全村农民民主讨论通过决定：一、将查出的公地、坟地、学地、绝户地、多分退出的地作为“以多补少”、“以肥补瘦”的补充地；二、抽出3户地主多余的27垧好地作为补充地；三、“欢迎”富裕中农和中农自愿捐献一部分多余好地做补充地。马文瑞认为，关键是要做好中农的思想工作，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前提下，采用谈心、启发的方式，使占有过多好地的中农自愿捐献出一些好地，“帮助贫雇农翻身”，“共同巩固边区，打倒胡宗南”。在动员、谈心后，有17户中农自愿要求捐献好地37垧，超出了需要量。土改工作组和群众商量后，退回了20垧，接收了7户中农捐献的17垧好地，作为调剂用地。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土改工作组按全村土地的肥瘦、远近分成7个等级，用抽调出来的50垧2亩好地和多余地对没有好地或土地较少的农户进行补偿，使27户贫雇农和8户中农共137口人受益。经过群众3次审议，最后认定了地权。 　　黄家川村这次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共用了21天(其中调查登记土地9天，酝酿分配7天，公布、修正、补齐5天)。经过抽补后，地主人均占地两垧，人均产粮6斗7升4合；富裕中农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人均产粮6斗7升6合；中农人均占地两垧一亩，人均产粮7斗；贫雇农和老弱病残、孤寡老人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产粮7斗6升。自此，全村每户都有了好地，并且把原来的小块零星地合成了大块。贫雇农和大部分中农表示满意，说：“这次土改真正彻底了，公平了，满意了!”生产情绪高涨。有7户农民合买了2头耕牛，表示要好好生产，支援前线。 　　黄家川土改试点结束后，马文瑞让参加土改工作的何载起草了一份书面报告，经他修改后，上报西北局。 　　西北局高度评价黄家川的土改工作试点，认为它是“具有创造性的成功经验”。特别赞赏土改试点干部把党的方针政策与该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土地的抽补、调剂工作在群众路线中具体化、合理化，完全符合老区的实际情况，对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有着示范和引路作用。 　　根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1948年1月24日，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头版几乎用一个整版登出何载写的题为《黄家川反复调查后分配土地，按抽补原则满足贫雇农要求》的长篇报道。同时，西北局将黄家川土改工作试点报告及有关材料上报党中央。 　　与马文瑞在黄家川搞土改试点的同时，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对全国各解放区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的错误提出批评。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看到黄家川土改试点报告和《群众日报》报道后，非常高兴。他指出黄家川的土改试点经验很有典型性，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同时对全国所有老解放区土改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新华通讯社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于1948年2月28日全文播发这条电讯，各解放区的报纸也纷纷转载。黄家川土改工作试点经验影响所及，使《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政策也相应做了修改。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注释中所述：“《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有了一些改变。194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在一切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而只在必要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给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数量……”② 　　3月20日，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刘少奇撰写的《平山老解放区土改经验》和谭政的《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3个材料汇集在一起，亲笔批示道：“这3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针，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毛泽东在批示中还指出：“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③ 　　在此之前，为了尽快制止和纠正陕甘宁边区范围内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中央杨家沟会议结束后，1948年1月9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就1月4日习仲勋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老区进行土改的信作出三项指示。在第3项中“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遵照这个指示，习仲勋到绥德，马明方到延属分区，马文瑞到三边、陇东、关中等地宣传党的土改政策，接受处理群众意见和申诉，并帮助基层解决土改中的实际问题。马文瑞是1948年春节过后不久出发去陇东的。当时，陇东大部分县仍在敌军占领之下，战斗时有发生。马文瑞不避艰险，在当地党组织的掩护下，他找到地委领导朱敏、吴志渊及在当地领导土改运动的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马锡五等同志，了解土改情况，听取意见和反映。按照西北局“即使搞错一家也要切实纠正过来，以达到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的目的”的精神，在三边、陇东切实兑现党的政策，妥善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对于土改中被错斗者公开平反，赔礼道歉，并退还没收的土地财产，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在此期间，1948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习仲勋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老解放区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剂土地，填平补齐”。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批评了某些干部“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马文瑞在三边、陇东风餐露宿，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延安光复后，他的巡视才告一段落，返回西北局机关。 　　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加上西北局纠“左”态度坚决、措施及时得力，陕甘宁边区土改中的极左风潮泛滥了不到一个月即被刹住，并且很快走上了正轨。到1948年4月，已在492个乡、近60万人口的地区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了90多万亩土地，彻底消灭了这些地区残存的封建剥削制度，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翻了身的广大农民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春耕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之中。 　　① 《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2页注释(8)。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