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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第三节 在群众中整党建党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48年3月19日，西北野战军发布撤离延安一周年战绩公报。在短短一年中，陕甘宁边区军民共歼敌9.9万人，收复或解放城镇22座。形势表明，大西北获得完全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3月23日，在陕北艰苦转战一年零5天的中共中央前委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了运筹新中国的诞生，告别战斗、生活了13个年头的陕北，率领中央前委从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进入华北。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相继迁回延安城里办公。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破坏蹂躏，边区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敌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粮食、牲畜、农具、生活用品被抢走或破坏净尽。树木被砍，青苗被毁，660万亩田地荒芜。所有公营企业及经济、文教设施多数遭到破坏。可以说，边区人民多年辛劳而积攒起来的资产已大半化为乌有。 　　在“胡祸”横行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又遭到旱、涝、雹、霜、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整个边区“无处不灾”，灾民总数达40万人以上。战争和灾荒又在二十多个县引发了伤寒等恶性瘟疫，十几万人被传染患病。恢复生产、救荒赈灾，成了边区军民的燃眉之急。西北局接连发出紧急救灾决定，习仲勋、林伯渠、马文瑞等亲自到灾区视察灾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派遣医疗队到疫区宣传卫生知识、救治病人。各级机关干部自觉节约口粮、衣物，降低供给标准捐给灾民。在边区群众的生产自救和各兄弟解放区全力以赴的援助下，疫病得到控制，灾情趋于缓解，终于接上夏粮收获，渡过了又一次难关。救灾工作完成后，西北局把主要力量转向土改和整党建党。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要求当年9月至翌年3月共7个月时间，依次完成“乡村情况调查”、“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等项工作。关于党的现状，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就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整风运动，收到了成效。但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纯与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其后，他又在1948年10月10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9月会议的通知》中说：“我党党员由1945年5月的121万，增加到现在的300万(我党党员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5万人，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一万人左右，1934年因土地革命利发展升至30万人，1937年因南方革命失败降为大约4万人左右，1946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121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300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① 　　陕甘宁边区的整党工作，实际上已早走一步。1947年5月19日，西北局发出的《目前边区战争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中的6大任务，就有“整党整政”一条。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除了传达中央土地工作会议、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外，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结合土改进行整党。陕甘宁边区的整党，是在组织部部长马文瑞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中央《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下达时，陕甘宁边区的整党工作已进行了半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按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搞好整党工作，西北局于7月19日在延安召开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讨论通过了马文瑞起草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执行中央1948年土改整党指示初步意见》并上报中央。7月22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会议确定西北地区的整党方针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发动和依靠党内外的群众力量进行整党，即党内外民主相结合。并确定以思想教育改造为主，把整党和发展党员结合起来。在处理党员问题上必须贯彻严肃而谨慎的态度，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及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 　　陕甘宁边区的这次整党，是在西北局组织部和各地委、县委分别选择若干党支部进行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全盘，普遍开展起来的。因为有计划、有步骤、有试点，所以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细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陕甘宁边区地方党员的人数，在自卫战争开始前是4.59万人，不但数量少而且思想水平偏低。自卫战争开始后，西北局后委接受随西北野战兵团在前线转战的习仲勋、马文瑞的建议，于1947年6月17日作出了《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吸收了一大批土改、支前、与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到1949年2月，党员数量已达到10.58万人，增长了一倍多。但从调查摸底的情况看，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本身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马文瑞1948年7月24日在地委书记联席会上关于整党的发言中说：边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不纯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而严重存在的问题是作风不纯。基层党支部工作方式上普遍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最突出的是强迫命令。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不是党支部和党员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起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去完成，而是党员和非党员一块开一揽子会，或者党员秘密开会，然后交行政宣布，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这样做的结果，使群众觉得党员很特殊、很神秘，有的地方把党员叫做“暗部”(暗干部)。还有些地方区乡干部随意捆绑打骂群众，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另外，在基层党组织中，闹宗派、搞独立性比较严重，有的党员不服从分配，不为党工作，不懂党的基本知识，不知道党的性质和宗旨，甚至弄不清自己为什么入党。因此工作疲塌消极，不起党员作用，认为当党员要缴党费，“吃亏”，想退党。还有的党员贪污、自私自利、赌博、抽大烟、搞封建迷信等，没有威信，落后于群众，被大家看不起。不仅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反而成了群众的尾巴。从农村党员总的质量看，好的约占15％至30％，中等的约占40％至60％，差的或坏的约占16％至35％②。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向敌人自首的党员即有三千多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马文瑞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不纯，党组织审查不严。边区党员有半数是1940年以前入党的，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上，文化程度低或没文化。其中不少人怀着“入党能占便宜”、“能打赢官司”、“逃避参军或少出负担”、“报仇心理”或“当官发财”的私心杂念要求入党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缺乏教育、审查，只要出身苦、表示愿意革命就动员其入党或拉入党内。第二是对党员长期缺乏经常、系统的党的知识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使一些党员思想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坡、落后。第三是边区农村党的组织长期没有发展(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才大量发展了一批)，严重“老化”，成了“死水一潭”，不仅缺乏活力，而且易生“生物和细菌”。 　　面对边区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严重情况，1947年冬天，马文瑞选择吴旗县三区四乡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程序是：首先对整党干部进行培训，由培训合格的整党工作员组成工作队，下乡开展工作。其次，对整党试点支部的党员和群众进行动员教育的同时，调查了解、摸清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表现、优缺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到心中有数。第三，采取公开整党的方式，邀请超过党员人数两至三倍的非党群众、积极分子和党员一起开会，按党章和党员标准的要求，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综合党员和群众的评议，对每个党员及党支部做出“好”、“中等”或“比较坏”的评论。第五，对好党员进行表扬奖励；对中等党员勉励和帮助，促使其进步；对比较差的党员，视其犯错误的性质、程度以及对错误的认识进行组织处理。对错误不严重并有悔改表现的，继续留在党内进行帮助和改造，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群众意见大、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分别采取开除党籍或劝其退党的方式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采用公开整党的办法，不仅对党员，而且对广大群众、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是一场很好的党的知识、革命理想的教育。因此，在整党基础上吸收新党员也是很好的时机。马文瑞在指导吴旗县三区四乡党支部整党试点工作时，也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接收新党员同样采用发动群众公开评议的办法。先由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自愿报名，在有群众参加的党员大会上当众讲述自己的历史、对党的认识以及现实表现，然后由党员和群众按照党员标准(包括成份好，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劳动好，为人正派，对敌斗争坚决，服从党的决定，群众拥护等)对他进行公开评议。党支部根据党员和群众的评议，认为已具备条件的，按照个别吸收的原则，由一名正式党员做介绍人，提交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区委以上党的机关批准，候补期一般为3个月。对于特别优秀、经过考验的新党员，可不要候补期。 　　马文瑞领导的整党试点，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赞扬。他在转发马文瑞关于吴旗三区四乡整党试点报告上批示：“文瑞同志的报告，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关于农村整党的经验。希各地参考执行。”③ 　　在陕甘宁边区整党建党过程中，曾吸收一位“身份特殊”的新党员，为此还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波澜。这就是接收美国友人阳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贫苦农家。靠打工上了大学，学习农业。1946年春以“奶牛专家”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来到上海。由于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十分向往，想方设法于1946年10月辗转来到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下属的光华农场畜牧组负责饲养奶牛。他工作勤恳，业务精湛，深受中国同志称赞。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阳早怀着对敌人的愤恨，和农场职工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赶着六十多头奶牛，在陕北转战了五个多月，受尽了艰难困苦。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他曾几次跳下冰冷的水中赶牛过河。后来根据上级指示，安全转移到黄河东岸的晋绥。延安光复后才赶着奶牛回到延安。可以说，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当建设厅决定农场从延安迁到安边，成立光华牧场时，阳早愉快地服从分配，前往安边，担任了牧场副场长。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和体验，这位表现突出的美国友人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边区建设厅(1949年2月改为农业厅)副厅长惠中权和康迪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建设厅党组织和党员一致通过阳早入党。新党员的材料报到西北局组织部后，马文瑞表示同意。消息传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具体管理此事的同志就“一个美国国籍的人，中国共产党接受他入党是否妥当”向西北局组织部发函提出质疑。马文瑞指示西北局组织部有关同志向中组部陈述理由并作了说明，阳早才得以批准入党。事实证明，阳早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妻子寒春(核物理学家，1948年春来到延安)也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入党五十多年来，阳早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一直在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努力奋斗，晚年还在北京郊区一个畜牧场贡献余热，直到2003年去世。 　　陕甘宁边区农村的整党建党工作，在整党试点经验的带动下，在已收复的地区广泛铺开。到1949年5月，已有923个党支部、2.48万名党员经过了整党教育。因为这次中央部署的是“初步整党”，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马文瑞1949年6月写的《关于老区整党的初步总结》中说：“经过整顿的党支部有三类：20％到30％的党支部整党成绩很大，解决了党内外存在的问题，使党支部真正成为农村积极分子追求的组织和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60％到70％的党支部整党中某些方面有成绩，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缺点，另有10％的党支部差不多未解决问题。”他的总结既不夸大成绩，也不隐瞒缺点，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体现了马文瑞的一贯作风。 　　对于尚未进行整党的22％的党支部和32％的党员，西北局安排在本年度秋冬农闲季节进行。并决定对10％整党走了过场的党支部进行补课。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作为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放在重要位置。他认为党的建设首先要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把思想建设和政治领导放在首位。针对当时党内的现状，他说：“西北党内存在的主要毛病是党内缺乏民主和民主生活不足，而不是极端民主化。表现在有些地方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处理问题时，存在个人或少数人包办的情况。党的委员会不是首长制，不同于军队和政府机关，必须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而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决定。事实证明，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事情，很容易出问题。如关中分区土改中出现‘左’的乱子，旬邑县土改和游击队活动出现的问题，都因为未经党委集体讨论，因此出问题后，人人都说自己不知道，不负责任。另外还有葭县对于‘财产家务交大公’的问题，只有一部分人把地委文件传看了一下，就私自决定交一部分留一部分，还让各区把生产基金拿去做生意。如果县委开会集体研究地委下发的文件，肯定大多数委员、至少有些委员会坚持按地委文件精神办事，乱子就不会搞得那么严重。这就是党内缺乏民主生活所造成的后果。” 　　马文瑞认为，党内民主生活不够还表现在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缺乏党内群众监督，缺点和错误不能及时发现、提出和纠正，结果小错变大错，最后“算总账”，给党的事业和犯错误的同志个人都造成损失。他认为缺乏党内民主生活还是强迫命令的根源。一些缺少群众观念的干部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统一性对立起来，只知道对上级负责，不知道对群众负责，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不择手段，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败坏了党的作风。 　　如何改善党内民主作风，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呢?马文瑞说，关键在于健全党委制。也就是中共中央在《关于健全党委制》指示中强调的：“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真正做到并且做好这一点，发扬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督促各级党组织健全党委制，马文瑞要求县、区、乡各级党委每三个月到六个月要召开一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并且规定，不论是西北局、分局还是地委、县委、区委，凡是干部下乡，都要检查了解农村基层党支部工作，并帮助农村支部做好工作，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3、1344页。 　　② 中央档案馆档案，第304卷，第6号《马文瑞在西北局地委书记联席会上关于整党的发言》(1948年7月24日)。 　　③ 中央档案馆档案，第318卷，第17号(1948年)。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